本文基于一篇我介绍过几次的老论文，发表于整整20年前的2004年。论文虽然讨论的是两个假想中的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情况，但是萨缪尔森在论文里直接把这两个假想国家命名为“中国”和“美国”。
结论：
1、中国的外贸，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占中国经济的比例原本就存在持续下降的长期趋势，贸易冲突只是加速这过程，对于中国来说没有长期影响；
2、但是贸易冲突对2025年可能影响非常巨大，特别是如果没有国内政策对冲，2025年资本市场反应可能会极端负面；
3、为了应对冲突，预计2025年总体基建地产投资可能会有一些反弹。
简单回顾一下论文的内容。萨缪尔森把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为状态0：全球化刚刚开始，所有国家都会从全球化中受益。
0. 启动国际贸易，中国生产低级产品并出口给美国，美国生产高级产品并出口给中国，两国最后得到比完全自己生产更多的产品。中国和美国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历史上，中美在这个阶段都出现巨大的繁荣。但是这个阶段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根据中国发展的道路不同，有两种可能：
1. 中国生产低级产品的效率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大，中国商品价格下跌、货币的汇率下降，居民实际收入越来越低；美国进口中国商品越来越便宜，实际收入上升；
2. 中国转向生产高级产品，美国生产的商品价格下跌、汇率下降，美国实际收入下降；中国实际收入越来越高。
注：这里我稍微增加了一些内容。萨缪尔森的原始论文里并没有出现“价格”和“汇率”，而是通过计算两国最终获得产品的数量直接计算所谓“实际收入”。不过现实中中美实际收入的变化是通过价格和汇率变化实现的。原文还有一种情况，发生概率极低我这里就忽略了。
不管哪种路线，都必然有一个国家受损，因此这必然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优势在于，结果仅取决于中国最后走的道路，美国能做的事情相对不多。但这只是一个优势，不表示一定能到达2。
当前中美经济已经进入1和2的分叉点。国内其实已经强烈感受到了1的影响。现在的通货紧缩很大一部分就是1的产物。
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在2015年达到一个高点，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才打破。这是中国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之后的10年，除了2016-2017年“棚改”那段时间外，中国货币开始出现一个比较反常识的现象：人民币在出现通胀时升值、出现通缩时贬值。
作为一个出口国，过去10年，中国汇率和价格指数的高同步性，说明两者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同一个：中国商品的价格。中国汇率和价格指数大部分时候反映的是中国生产和美国需求之间的消长，而不是中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最近几年中国商品面对极端的外部需求压力，因此汇率以及PPI都拉不起来。GDP实际增长率，即量的增长很高，但是商品的价格却一直下跌，最终演变成收入的压力。这就是上面状态1的：初级产品生产越多、价格越低、实际收入越少。
美国自然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两年美国商品的价格被牢牢按在地板上，为控制通胀立下汗马功劳。
虽然各种媒体一直都在强调“内需”不足，但是中国的供给面向全球，内需只是总需求的一小部分。不可能完全靠中国的内需消化中国的供给。
解决通缩问题的方法，是减少初级产品的生产，自己生产价格相对更高的高级产品。即所谓产业升级。
这会产生一个结果。因为以前生产高级产品较少，需要用初级产品交换，外贸繁荣。现在都可以自己生产了，外贸理论上应该会逐步消退。
但中国经济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产业升级开始得很早。次贷危机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中国GDP的比例就越来越低，但是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却越来越高，中国出口的影响反而在扩大。
中国产业升级存在，使得经济中除了仍然保留状态1的影响之外，状态2的影响也同样存在。这一点看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反应就知道。
产业升级过程中，对欧美日出口虽然重要，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低级产品和高级产品的分工其实不仅在中美之间存在。这个分工存在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二世界国家之间。
当中国生产以初级品为主的时候，主要交易对象只能是第二世界国家。初级品门槛低、差异不大，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在生产，互相之间竞争激烈。出口初级品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引起较大矛盾。
高级产品不太一样。一方面，第二世界国家大量用生产的高级产品与第三世界国家交换廉价的初级产品；另一方面，高级产品比较复杂，差异度较高，即使第二世界国家之间也有大量“同类产品”的交易，如汽车。
所以对于生产出来的复杂高级产品，一方面中国将同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
高级产品受到欧美限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问题。但是与中国以往的产品相比，高级产品可以更为顺利的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在交易的过程中，可以输出生产能力，反而可能会搞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在1911年一个美国人经济学兼社会学教授E. A. 罗斯写的书《变化中的中国人》中提到，100多年前西方人就在担心这一幕发生。
现在总结一下几种状况：
1、中国初级产品生产越来越多，总价值反而越来低，这会导致收入下降；
2、高级产品受到欧美国家的限制，但是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3、中国初级产品生产会越来越少，高级产品生产会越来越多；
3、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长期趋势上看会越来越小。
总结发现，即使发生贸易冲突，冲突实际影响和中国的贸易自身发展趋势是一样的，所以贸易冲突并没有长期影响。
影响在于短期冲击。
我多次提到，中国的地产基建和出口不能同时出问题。从数据上看，过去10年出口加基建地产占GDP的比例总体而言在下降。下降的快慢决定了大家的感受和资本市场的表现。
次贷危机之后，出口+基建地产投资出现过3次大幅下降（占GDP比例一年内下跌幅度超过2%），分别是2011年、2018年、2023年。这三年都是基建地产投资和出口同时在显著下降。
如果对应到股票市场，2011年上证指数跌22%、2018年上证指数跌25%，这两年也是上证指数次贷危机后出现的幅度最大的两次年度下跌。至于2023年刚刚过去就不用我说明了。稍微补充一下2022年，这年下降较多的是消费，因此这张图上没有体现。
回到关于2025年的讨论。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以来，除2020年因特殊情况基建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没有明显下降外，基建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都在自由落体。我以前提到过2018年开始着手解决地方债务问题，这是根源。基建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确实太高了。
如果明年出口再次出现明显大幅下降，同时基建地产投资仍维持2018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冲击会非常大。如果有投资或消费的对冲措施，出口的影响则可能相当有限。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意愿。
我倾向于明年会有比较强力的政策。因为如果不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从生产角度看现在基建地产“泡沫”的规模已经不大了。
根据截至10月的数据预测，2024年中国地产基建投资占GDP的比例大约为22.3%，对比2008年的19.8%、2009年的24.4%，大致介于2008和2009年之间。如果认为2008年是快速城市化的正常水平、2009年时应对次贷危机开始吹泡泡，跟过去10年相比今年已经比较接近相对正常的水平。
基建地产在经济中的占比要说偏高，确实还有一点偏高，但是基建地产投资和出口不应该同时大幅下降。维持一段时间（基建地产投资增速等于GDP增速）还是可行的。
当然还有一条政策路径：财政“刺激”消费。我倾向于认为这方面的政策可能有，规模不会太大。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消费转移支付方面的经验和能力，但是有两千年基建的经验，最后还是会选择路径依赖。这就和美国政府不会搞基建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大基建是私人投资主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