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为什么这么红！

采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除了对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本身的关注之外，还包含了对这位跨界学霸的好奇。

成为院长之前，翁彦俊取得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双料硕士，曾在跨国公司工作，在互联网+陶瓷行业投资创业，又花费数年考取北大考古学博士，担任过重要考古项目的领队。

如今他重担在肩，不仅是博物院院长，更是陶瓷文化的研究者、策展人、推广者。是斜杠青年，是职业精英，更是体制内领导骨干。翁彦俊代表了一批国家级文博机构的年轻领导人才——丰富多元的专业背景、国际化的眼界见识，对前沿技术熟悉，对经济环境更敏感，对锐意创新更包容。

当年轻力量可以更融洽地对接传统，当代技术运用更好地融入古典审美，文博机构真正用全球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典文化的传扬才称得上未来可期。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江西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江西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落马桥窑址等考古领队或执行领队，御窑文化策展人，曾从事菲律宾和美洲地区中国古代瓷器贸易遗存考古调查。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和译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5项，创立“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并于2023年入选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首批高质量发展案例。

元代始，即在景德镇设“浮梁磁局”掌烧御用贡瓷。明代时更是在城中心建御器厂，设督陶官，不仅为皇家专供用瓷，还担负起礼制和外交之用。清代改御器厂名为御窑厂，延续明代御窑制度，原料越发考究，工艺越发精湛。

熊熊窑火燃烧了542年，让景德镇成为享誉世界的瓷都。

御瓷的入选流程十分严格，无缘面圣的瑕疵品不得流入民间，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随着御窑厂的衰落，千万瓷片层层掩藏在其遗址之下，湮没在历史烟云中。

2006年，御窑厂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经近20年科考发掘、研究整理，占地近万平米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2021年正式开馆。

看你的经历很有意思，学过经济管理，又学考古，去美国留学，最终还是回到景德镇做陶瓷。

回景德镇是被“招安”，一开始也没想到会跟陶瓷和考古产生关联。在美国工作几年后，我当时接待家乡的政府招商代表团，遇到一个回景德镇创业的投资项目。当时这里有一个中国陶艺中心，其实就是个陶艺培训基地。我有点理想主义，想把它办成一个国际化交流培训的地方，也是借着这个项目，跟陶瓷产生了缘分。

回来时是2006年，景德镇虽然还有点儿破破烂烂，但我仍能感觉到千年瓷都的底蕴，表象下隐藏了庞大的群体和产业。所以我一边运营陶艺中心，一边想学点儿让自己充实的东西。我从小对历史就非常感兴趣，2010年就下决心去报考了北大的考古学博士，后来2017年又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回景德镇后就做考古，直到入职御窑博物院，之后就一直做陶瓷研究的事儿了。

御窑博物院是建立在明清御窑厂遗址之上，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御窑厂的前世今生？

御窑厂是明清时期专为皇宫内苑制作御瓷的官办瓷厂。其实唐宋时期中国就有官窑，但要么是生存时间很短暂，要么就是官搭民烧，皇家有订单了才生产。1278年，元王朝把统辖全国贡瓷的唯一官方管理机构“浮梁磁局”设在了景德镇，这是景德镇历史的转折点。

《元史》记载，磁局管理全国的瓷窑业务，还掌管“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浮梁磁局是分散式的生产，中心窑场何时建立还是个谜，但通过考古知道，景德镇若干地方都曾生产元代官窑瓷器，比如落马桥、湖田窑、观音阁等地区。从明代永乐起，御窑厂正式建立，成为最高等级的官窑。

明清时期的御窑厂有专门的围墙，有专设的督陶官，也有专项资金和官方样式，比如督陶官唐英就是九江榷关使，用关税收入去生产瓷器。御窑也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拣选制度，被淘汰的瓷器要打碎分类，按红、白、黄、蓝等釉色分坑掩埋。当然这是制度严格执行的时候，制度废弛松散时碎瓷也会乱堆乱放，甚至有的时代允许把官窑落选的东西折价变卖。

中国各地有不少重要的瓷窑，为什么皇家御窑厂会选在景德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景德镇窑业的历史，开始于公元800年前后的晚唐，那时候景德镇还是生产物美价廉的瓷器，就像现在的义乌小商品生产基地。景德镇真正的崛起是从五代到北宋早期，那时创烧出青白瓷让它掘到社会地位和经济规模上的第一桶金。

北宋末到南宋初，战争使北方窑场工匠大举南迁，给陶瓷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景德镇也给他们提供了吃饱饭的条件。清代《浮梁县志》和民国时期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就不约而同有提及，这是一个不愁找工作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是景德镇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民间常说“一里窑，百里焦”，烧造陶瓷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没有雄厚的家底，窑烧不了多久。越窑的衰落就跟周边水土流失资源匮乏有关。而景德镇的地质是富含瓷石的花岗岩和高岭土，各种植被丰富，既可以做燃料，又可以做釉料。比如烧造青白瓷用的釉灰，就是凤尾草或称狼萁草搭配釉果烧制而成，使得青白瓷具有玉质的特点。

另一个原因，景德镇不是交通最便利的地方，不是那种五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百姓生活相对太平。但它有进入长江的水路要道，城内散布着东河、建溪、南河这些昌江支流，再经鄱阳湖入长江，是运载瓷器和原材料的重要通路。

除了地理优势，景德镇在制瓷软实力上也是超越时代的吧？

很多北方的窑口，如定窑、邢窑，以及南方的长沙窑等在一段时期很灿烂，但固步自封，没有创新性传承，慢慢衰落下去。景德镇没有那份傲娇，一切以实用为目的，它一直在不断吸收、拓展和创新。

我们御窑厂宣德地层曾出土一件著名的试料盘，上以不同的青花料书写编号，如“一号”用的是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乐一号”用的是国产的陂塘青料，可见当时对制瓷工艺的精益求精。

2022年10月我第一时间去看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资料，船上有10万件以上的瓷器，说明景德镇全球化贸易的规模庞大。外销瓷运输成本高、风险大，所以更要精，这推动景德镇又不断去做精品。可以说，景德镇的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的产物。

在长达542年的辉煌时代中，不仅御窑厂执天下陶瓷生产的牛耳，甚至带动了民窑独步天下，在海内外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很流行的景德镇民窑“渣胎碗”，其构图实际上是有宣德蝶耳杯的皇室血统。这说明御窑厂对民窑的促进很大，就好比这里建了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再加上周边庞大健全的生产链条，让景德镇整体竞争力快速提高。

御窑博物院里，那些未能复原成器的碎瓷片也是宝贝。已出土1000多万片碎瓷片的年代清晰，蕴含信息丰富，相比传世品更利于开展科学技术检测，对了解古代制瓷工艺、原料和配方有关键性的作用，其中还深藏了不少传世品中不曾得见的孤品和绝品，堪称探究古陶瓷基因的密码。

该如何解析它？

2022年，翁彦俊带领博物院联合多家国内顶尖院校、机构，创立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用数字技术仪器解析每片古瓷的秘密，推演出制瓷巅峰时代的真实面貌。

迄今为止御窑厂挖出的瓷片有多少？从瓷片修复拼接出的完整器有多少？

现在粗略估计的概数有1000多万片，不包括那些被盗挖的。修复了将近4000件完整器。

其中有传世品中不曾见的式样，或者考据出正史里没有的故事吗？

有。比如我们的吉祥物“岁岁鸭”的原型——大明成化素三彩鸭型香薰，还有永乐甜白釉三壶连通器，都是传世品中找不到的，在造型、纹样、釉彩这三者的结合上是孤品、绝品。

这里还出土了瓷器烧造的工具。除了前面所说的宣德试料盘，还有作为装烧工具的匣钵、套钵，瓷质垫饼，在瓷器传世品里都不会有，可以刷新和改写学界对明清陶瓷史的认识。

我们在出土的一小块瓷板上发现过很重要的文字。是督陶官潘相在万历27年（1599年）命人在御窑厂后山立的记事碑，前段讲朱棣的发家史，后段提到“命中官马公建厂”，这个中官马公很可能就是太监郑和，他原姓马，说明御窑厂的建造与郑和有关，与下西洋的国礼瓷定制有关，是个很重要的发现。

另外在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文献里很少记载御瓷生产，传世品中也不见有这三朝年款，所以一直称为“御窑空白期”，但我们在三朝地层发掘出了丰富的器物和标本，证明这段并不完全空白，也是个很重要的学术发现。

这542年中御窑厂最辉煌的时段是什么？

我们曾经费了蛮大劲把瓷片数量摸清楚，做过一个小统计。明代瓷片数量最多的是成化，宪宗皇帝喜欢瓷器，烧造尝试的新品种多。其次是宣德，然后是永乐、弘治、嘉靖，其他时代相对少一点。清代的瓷片要缺失一点，这跟清代落选品的处理制度有关，可以变卖、赠送。统计下来清代烧造量最大的还是乾隆时候，但最精美的是雍正，雍正审美是在线的。

古陶瓷基因库需要积累多少样本，才能相对完整拼凑出一个景德镇陶瓷发展的线索？

我们的既定目标是5万件，5年内完成。现在已经做了将近2万件标本，按照目前的进度，要达到这个数目还需要2-3年时间。实际上5万件也不够，需要更多标本达到统计的显著性，说50万件都不过分，未来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古陶瓷基因库最核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首先要说到御窑博物院的职能，简而言之是对陶瓷历史文化的深挖掘和做接口。那么古陶瓷基因库的数据库，就是一个对外的内容接口。在古陶瓷基因库的数据库中，我们用了知识图谱的方式来链接信息，叫8+X，8是核心信息，X是延展信息。

它的信息不限于古代陶瓷的专业技术和学术研究，同时链接一些相关信息，比如世界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其他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还有当代文旅应用、文创设计，可以让社会力量利用它来创作或生产陶瓷产品，最后也成为基因库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打造。目前已经向外界展示的是一小部分内容和原型。

另外考虑到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使用习惯，我们正与国内一流的人工智能团队对基因库内容进行深挖掘，开发人工智能导览对话和检索输出，前端还有手机版，使用会更方便。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文博界的下一个风向标。如今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拥抱数字化转型。而在御窑博物院，数字技术的运用让这些深埋于地底的文物碎片“活”起来，让制瓷这项传统技艺更好融入时代和生活。

翁彦俊提出的理念是以今汲古、以古烁今。

2022年御窑博物院曾获得“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这个创新力体现在哪些动作上？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为《青花秘境》展配套做的微信游戏小程序，类似小型2D的元宇宙。打开它是一个陶阳里历史街区的地图，玩家可以扮演督陶官、商人、窑老板等不同的职业。在地图里可以游览，也可以社交，比如收集或埋下宝物；可以许愿，成功了就可以线下领祈愿牌；可以基于陶瓷元素共创，玩家选定青花图样动动手指，就能生成一个万花筒图案，图案转成纹饰定稿后，可以转化成数字藏品，也可以制作T恤、丝巾，展览现场还能把自己设计的纹饰投影到现场的金字塔装置上，跟它来张合影，非常炫酷。

我们开发了一个社会教育课程“御窑摩斯”，就是让小观众们扮演小侦探去解开御窑密码。我们设计了考古探秘，模拟在遗址的小洞里发现了碎瓷片和动物毛发，以此为引子让小观众愿意去了解考古遗址，之后进行破案和拼对，通过基因识别和瓷片修复，最后去揭秘是哪个小动物挖的洞，洞中是什么品类的瓷器。

我们打造了研学课程的“无边界博物馆”，充分利用出土文物都是碎片的特征，让观众更好地参与到修复体验中。比如修复大明永乐青花压手杯，不光动手修复，还有古代制瓷工艺复原的实践，从压手杯的配胎、配釉、配青花料开始，了解它的成型、彩绘，并且去参观考古现场，还学习器物的分型和修复的翻模、打磨细节，以更好地对文物有一个全面的认知。这个项目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生，刚完成的一届有60多个人参加。

你如何定义现在御窑博物院的理念和使命？

我们提出“四个御窑”的发展方向。第一个是考古御窑。我们的基础是考古遗址，不仅对挖出来的瓷片进行研究、修复，还有对御窑厂小社会和景德镇城市文化的研究，景德镇的整个地域，从原料运进来到把成品运出去，还有配套的船柴、槎柴的贸易产业链，与瓷器生产有关的宗教和信仰，关帝庙、火神庙、师祖庙、泗王庙等。这些都构成了景德镇整体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体系。这是御窑博物院里跟瓷器有关，但又不限于瓷器而要做的事。

第二个是数字御窑。用数字技术进行考古、文保、展示，做好陶瓷基因数据库。通过数据库就能系统地采集信息，提供给社会所用。通过数据库也能带来新的发现，比如我们现在做的项目“考古一张图”，就是把景德镇历年的考古成果都在一张三维投影图上标注出来，包括出土的遗迹和器物、出土的位置、器物构成的比例。当这个图够翔实后，就能看出很多规律，看出历史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

第三个是国际御窑。陶瓷在历史上曾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在当下西方世界对中国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有这个通道与很多国家交流。用国际化的语言讲好御窑故事，也从国际标准方面去争取话语权，这是一种担当。去年10月我们发起成立了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的近200名学者一起，光研讨会就持续了两天两夜，很多老外自己买票来参加，可见以陶瓷为载体的国际御窑大有可为。

第四个是文旅御窑。关键是怎么界定好自己的价值输出。我们御窑博物院是事业单位、学术机构，做好内容、提供接口给广泛的社会第三方去使用去转化就挺好。

御窑博物院的使命，可以说是以今汲古、以古烁今。汲古是汲取营养，怎么用当今的手段和科技去提炼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对文化进行深挖掘，各种检测设备、基因库、数据库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

以古烁今，就是古为今用，一方面用挖掘出来的古代素材对古代社会进行复原，对古代工艺获得深入的认知；另一方面看怎么对当今的社会教育、日常生活、文化交流起作用。如果能够把汲古烁今这个基础做好，就能以更加开放的、世界性的眼光，和大家共同去唤醒共有的历史和记忆。

如果再说大点儿，就是我们的理念也跟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特别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文化方面的思想是符合的，公报提倡用信息技术去对文化进一步挖掘和传播，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对我们是很舒服很自然的事情。

年轻团队正在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骨干力量，他们对学术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在让文物凭实力出圈、传播经典文化上贡献了不少妙招。

博物院拍摄的《听御窑讲景德镇故事》《如果国宝会说话》《御窑考古》等，开发的以考古修复盲盒体验的博物院IP岁岁鸭，还有针对展览开发的角色扮演线上游戏，各种新鲜创意让博物院的流量变成价值，把大批Z世代粉丝转化为经典文化爱好者。

翁彦俊说，景德镇是一个实验城市，有机会做更多的文博考古和传统更新的实验。只有经典以更亲近的方式传播出去，“以瓷为媒”就不只是一句口号。

你怎么定位今天的景德镇在中国的位置？

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城市，现在它已经成为全国文旅的范本，有机会做更多的文博、考古的实验。它有文化底蕴也有产业支撑，有独特的底气，不是一个空心的旅游城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说到文化底蕴，总有人会感叹传统陶瓷审美难以再现。你怎么看待经典陶瓷和当代的创作？

这两点不矛盾。其实我很喜欢当代的艺术，但随着考古工作越做越深入，发现传统的东西放到现在也很时尚。不过年轻人看经典还是有一种距离，所以我们的任务也包括怎么让传统审美融合进对路的创造中，让年轻人愿意把传统带进生活里。

这不能仅靠简单的文创。我们多去逛几次周末的集市，会发现货品乍一看很丰富，但创意重复率挺高，主要问题就是不够经典、不够有底蕴。所以我觉得陶瓷基因库能大有作为，这么多好的纹样、好的造型、好的色彩，加上当代创新，可以做得更好。

经典要用一种比较容易亲近的方式去传播。比如说我们的压手杯，3D打印的模型让观众上手拿一下。有了直观感受，再去比较市场上高仿的压手杯，就会感受到差距。市仿的压手杯口沿厚，但永乐的压手杯口沿是尖圆的，手感和唇感特别好。所以说经典在于细节的精妙。如果不是亲身体会，就只会仅仅把它视为老古董。

传统瓷器本身大多是容器，要讲实用，当代陶瓷艺术追求的是“作品感”。两者虽并不矛盾，但需要打通。所以我们的基因库，就是要更好地采集、分类、索引，让大家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历代审美经典的细节，了解传统的精妙。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

现在博物院里的团队有多少年轻人？他们怎么看待传统？

我们博物院的年轻人正在成长。一批95后的团队熟练使用前沿科技设备，比如RTK测量、三维建模，在田野发掘这一重要技术岗位占据主力。

他们还善于苦中作乐，比如田野发掘时，只有下雨才能休息一下，所以他们会在草帽上写“求雨”两字；修复部和考古部有两位年轻人是健身爱好者，他们俩参与了一个节目，讲90后一边撸铁一边考古，展示属于年轻一代的生活和工作。在岁岁鸭IP打造、《青花秘境》展览方式等方面，年轻团队靠创意和专业性碰撞出火花，让更多年轻观众愿意为我们打卡和传播。

年轻团队专业性也是一流，我们文保修复团队成员年龄最小的是2002年生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不少队员获得过全国修复大赛大奖，甚至全省大赛一、二等奖。他们和国内一流的科研机构合作，在补配材料的黏合度、抗黄化、抗老化上进行改良，还改良透明树脂材料来补配残缺件，让破碎也很美，同时让观众观赏到器物断面和装烧痕迹，一举两得。

年轻人的审美角度也不一样。传统考古研究往往更关注器物的历史、文献和断代，而年轻人也关心它的审美，想去挖掘每件器物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比如这两年发现的南海西北陆坡沉船就让他们很来劲，想通过我们明代正德的器物去对比、去讨论，甚至发挥想象力试着去攒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描绘背后的故事。这些都很有意思，可以让学术研究产生不同的视角。

看博物院自制和合作的长短视频在网络上也很受欢迎，这也是年轻团队的贡献吧？

我们放手让年轻人做了一些短视频传播的尝试。比如修复青花绣墩，是年轻团队自己修、自己拍、自己剪，效果不错，甚至成为研究文章的附件，读者读完文章扫个码看视频。《听御窑讲景德镇故事》已经是一个系列。

除了自己拍摄，我们也主动邀请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参与制作内容，最近正在酝酿一个专项赛事，跟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组委会合作，邀约全国1500多所相关院校，以御窑IP和陶阳里历史街区作为对象进行创意设计，也许未来很快就有《岁岁鸭和它的朋友们》系列出品。

修复中的岁岁鸭

御窑博物院的建筑很有特色，在这里能看到不少人来拍照打卡，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御窑博物院建筑的造型和质感很为我们拉人气、拉流量。但坦率地说，博物院的整体设计对文物类展品的展示也提出了挑战。既然是既成事实，我们就要想怎么去接受它，并把它变为优势。现在的观众喜欢打卡，我们就要让打卡打得更有意义，更有文化传播的价值。让他们来了不仅跟建筑合张影，更要勾起他们的兴趣去了解文物的故事。

像《青花秘境》展，我们不仅在室内展区设计了打卡空间，在户外也设置金、木、水、火、土五行点位，特别出圈的是“召唤神龙”的“御窑厂图瓷板”三重门装置，能够感受从古代到当代的穿越，2D和3D的组合，每天从早到晚，排队打卡的观众络绎不绝。

你认为你的理想、理念和跨界的背景，给御窑博物院带来了什么？

能被分配到这个岗位上是我的荣幸。当然早年跨界的经历背景，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接受这个岗位时，我首先想的不是什么跨界，而是做一份自己感觉到比较充实的事情。

最初是奔着学术来这里工作，考古发掘让我感觉很美好，那种古瓷片握在手上，擦掉泥土时的穿越感，还有跟不同历史时期考古同行的交流碰撞，都让人心生喜悦。所以这几年，我们提出的考古、数字、文旅和国际御窑，是把考古御窑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的初心。

御窑博物院首先是一个学术单位，学术根基在考古，是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要去发掘新资料。而数字御窑是指必要的数字技术和数据库，是支撑手段；文旅御窑是价值输出，国际御窑是文化担当。四个御窑是我们的基石，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跨学科和跨领域，我和团队也需要具备这样的素养。

这个世界的变化纷繁复杂，起伏不断的社会风潮会对人们产生认知上的冲击。有这四个基石，我们就不至于迷失方向，想清楚我们的愿景，想清楚我们的实现路径和方式，就不会随风摇摆。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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