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釉女王邓希平的多彩人生！

1965年的盛夏，时年23岁的邓希平一路颠簸，换乘汽车、轮渡、矿区救护车，辗转三天两夜抵达位于景德镇东郊的轻工部陶瓷研究所，成了武大历史上第一个去景德镇报到的大学生。

在人才稀缺、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年代，邓希平像是一粒沙子落在冲积平原的三角洲上。在还讲究代代相传，女性不能进窑的陶瓷行业里，这个外来的女大学生从学徒做到师傅，从技术工人到非遗传人，用了6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成为景德镇传统颜色釉领域的传奇。

如今的邓希平被称为景德镇“颜色釉女王”，她一边研究找回那些失传的、断代的、不可考的传统颜色釉瓷器，一边攻克着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创新的技术难题。迄今在她手上接连重现的传统颜色釉和创新的颜色釉数量高达40多种，这在颜色釉上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一个璀璨的数字。

2024年的盛夏，Green BAZAAR特别拜访了这位82岁的颜色釉女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近三个小时的对谈中，她思路清晰、精力充沛、笑声爽朗，即便已超过80岁高龄，她研发和推广颜色釉的工作也未曾停歇过。

景德镇颜色釉领域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2012年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942年生，江西兴国人。196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在轻工部陶瓷研究所拜师学习颜色釉。1984年担任景德镇市建国瓷厂副厂长，并创建了景德镇市建国瓷厂颜色釉科研所和新产品开发部。1989年晋升陶瓷工艺高级工程师。1990年担任景德镇市建国瓷厂总工程师。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成立“景德镇市建国瓷厂邓希平工作室”。2019年获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章和“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名坊园1号的“景德镇邓希平颜色釉陶瓷艺术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件件仅存于古典诗词和文献中的颜色釉瓷器，从传统的钧红、郎红、祭红、美人醉、影青、乌金、釉里红，到凤凰衣釉、火焰釉、雪花釉、紫罗兰釉、荷莲绿釉、变色釉、结晶釉等创新颜色釉作品，仿佛大自然的颜料盘，让人目不暇接。

采访当天上午，她接待了一批20多人的访客。连续一个多小时，她在几千平米的展厅里穿梭讲解，步履不停，嗓音洪亮，这是她80岁生活的常态。与此同时，她还在陶瓷研究所带学生，研究和推广颜色釉，在她的词典里，没有退休一说。

研究了这么多年颜色釉，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喜欢颜色釉的千变万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颜色釉的色彩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它是最接近大自然状态的艺术瓷，大自然的所有色彩都可以在颜色釉里找到。

来自相同地点的矿石在化学结构上也可能存在微小的差异，即使工匠按照祖传的配方进行配比，烧制出来的颜色釉瓷成品率也很低。人类从最初使用单一矿石原料，发展到混合10种以上的原生态矿石配置釉料，这些矿石原料中的微量金属元素，哪怕只有千分之几乃至万分之几的含量，都会影响到颜色釉的色彩变化。它的天然性会带来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颜色釉制作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上：凤凰衣釉醉仙瓶（高26厘米，宽37.5厘米）

下：郎红釉汗血宝马（长30厘米，高37厘米）

相对于青花、玲珑、粉彩这些景德镇传统名瓷，颜色釉的特点是什么？

原生态。

颜色釉瓷是四大传统名瓷中唯一不使用颜料，只用原生态矿石原料来配制釉料的。这些原生态矿石，一部分是大自然直接生成的宝石，还有一些是如高岭土、石英、白云石、寒水石等原生态的矿石原料。这些原料完全不经雕琢和拣选，即便有瑕疵，也完全可以接受，这些矿石切割打磨下来的边角料也可以变废为宝地使用。

上：窑变龙形陶艺碗（直径37厘米，高11厘米）

下：雄风万里  虎（长46厘米，高24厘米）

历史悠久。

在颜料发明以前，人类已经开始制作原始青瓷——用原生态的矿石，烧出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由于景德镇几乎所有的陶瓷原料都含有微量的铁，自然烧成后会呈现一种青色，这是青瓷，也是最早的颜色釉。青瓷在景德镇的陶瓷里历史最悠久。北宋景德年间，影青瓷最有名，是朝廷的赚外汇大户，宋真宗遂以年号赐名。

地域性强。

以郎红为例，目前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做出郎红，它是景德镇当地的工艺和矿产原料制作出来的，85%以上的原材料都取自当地。

作为颜色釉的非遗传承人，你要传承什么？

留住老祖宗工艺里的精华。我研究的颜色釉工艺，前面要加上“传统”两个字，这涉及到它的工艺特征。对传统颜色釉而言，老祖宗传下来的工艺方法就是它的生命。景德镇的传统颜色釉核心技术是用原矿。原料配比不同，烧制工艺不同，出来的成品也不同。

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颜色釉，但它不一定是景德镇传统的颜色釉。很多是用人工合成的化学颜料，把颜料放到没有颜色的釉里去，在保证釉料烧成的温度低于颜料温度的前提下，颜料就不会发生变化，釉的颜色就是颜料的颜色。但是如果用颜料，跟国外的有什么区别？如果把精华拿掉了，非遗也传承不下去了。

对陶瓷知识并不了解的人来说，怎么区分传统颜色釉和人工的颜色釉？

每一种专有名字的釉，都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不是真假难辨。

你到一个店里，比较同个系列的瓷器，它们可能有造型的不同、大小的差异，但颜色和花纹不可能完全相同。比如一个红瓶子、红杯子、红茶壶，拿到一起来比较，它们的颜色纹样有没有变化？如果都是一样的，那就不是传统颜色釉。

有人问我，这个颜色最漂亮，就一直做这个最漂亮的不行吗？不可以。我们的展厅里有1000多件瓷器，但是找不到两件完全一样的，因为用传统工艺做出来的每一件颜色釉都是独一无二的。颜色釉的形成过程与天然宝石类似，二者不同的是：天然宝石不附着在陶瓷坯体上。传统颜色釉瓷的釉料有宝石结构并且附着在陶瓷坯体上。即便挖空一座矿山，也找不到两块完全相同的天然宝石。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景德镇接到一个任务，用传统颜色釉制作工艺，换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精密仪器制造技术。

当时景德镇陶研所集中了十几个最顶级的颜色釉老师傅，他们代表十几个祖祖辈辈做颜色釉的家族，每家掌握一两种釉料配比。用工艺换技术，需要把颜色釉的配方写成科学文件，但是他们既不会写，也不愿外传。后来，陶研所通过给这些老师傅提供优厚待遇，将这些颜色釉配方和工艺方法总结成一套“中德技术合作资料”。

这是景德镇陶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从科研的角度总结出来的技术文件，成为颜色釉研究的引路石。从此陶研所也立下一个规矩，每年都要选派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颜色釉组，制度化地扩大研发人才来源。

邓希平和英国陶艺家罗杰进行交流

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之后，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接触到颜色釉的？

一年的劳动锻炼完成后，跟我同期分配的大学生都回到科室当助理工程师去了，只有我被留下去颜色釉组当学徒。我觉得很奇怪，凭什么？当时学徒在我印象里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上过什么学，学门手艺，混口饭吃，我一个大学生，凭什么要去做学徒？况且颜色釉是一个很小的范畴，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后来负责人事的政治部主任给我讲了这个工艺换技术的故事。

我是从小到大一路当干部过来的，也是同一批报到的那五个大学生里的组长，既然选中我了，我当然就服从。虽然之前不知道颜色釉是什么，但进组以后确实喜欢。

进了颜色釉组之后，具体要学什么？

颜色釉组每年会进来十几个新人，入组前半年，每个新人要跟着一位颜色釉师傅学习。景德镇制瓷有72道工序，我们跟着师傅从跑山头找矿、辨认原材料开始，直到自己上手制作出一件颜色釉成品，师傅完成任务，徒弟出师。

出师以后，可以继续留在颜色釉组，但是你不能做学会的这个颜色釉，因为这是师傅祖传的，不能抢师傅的饭碗。既然你学了颜色釉技术，历史上又有那么多断代的颜色釉，就去研发那些失传的釉，你是大学毕业生，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把它们重新找回来、做出来。这个方法很厉害，逼着我们用传统的知识做出新的釉。

我1966年进组，距离1954年整整过去12年，按理说组里应该有100多人，实际上主力只有20来人。在这种淘汰机制下，不断有老师傅退休，但新人也很难学出来。师傅用老方法来教，小年轻不一定接受。有的待不到半年，跟师傅闹矛盾离开了；有的虽然出师，但是一两年下来做不出新釉，只能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当年一起进组的十几个人中后来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做颜色釉。失传的颜色釉，没有前车可鉴，重新做出来，真的很难。

在颜色釉组，你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别人半年只跟一个师傅，我一进去就给我派了两位师傅：一个做青釉，一个擅长窑变。别人半年学一个釉，我半年要学两个釉。颜色釉本身就分为这两大类，我一下接触到两种不同类别的工艺方法。

我运气好，我跟着组里年龄最大的两位师傅，也是公认脾气最好的。其他师傅脾气都不怎么好，本来就不愿带徒弟，又不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要打要骂，有些大学生受不了，就跟师傅闹。你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师傅觉得你来学习就是徒弟，这里存在思想磨合的问题。我是唯一的女孩子，比较自觉，既然做学徒，就很尊重师傅，他们对我也客气一点，不像骂男孩子那么随便。我灵性很好，一教就会，又勤快，什么事情多做一点，两个师傅其实蛮喜欢我。

流霞盏是邓希平研发时间最长的一件作品，前前后后花了23年。这件作品釉面清透澄明，色如晚霞横渡，光影流转，好似盛满清水。

在近60年的颜色釉研究生涯中，她有23年时间都在琢磨这个。有时候到一个阶段实在做不下去了，她也会放下来，但是仍然会时不时翻阅巨细靡遗的实验笔记。有时新的想法闪现，她就会接着再去实验。“有时候偶然看见什么东西，都会引起一个想法，因为脑子永远搭着这根弦，它会调动你的一些思维。”

秘釉流霞盏（直径44厘米，高13厘米）

你在大学时代选择学习化学专业，是在当时就有什么明确的职业目标吗？

我高考填报的四个志愿依次是：北大物理系、成都电信工程学院、武大物理系和华中工学院，全是理工科。选物理是因为我喜欢物理，中学一直是物理课代表；填工科是因为我父亲和几个哥哥姐姐都是学电信的。

我妈从小就给我灌输学医好，家里七个孩子，她把学医的期望寄托在我身上。填志愿的时候，我打听到理工科属于第一类专业，医和农是第二类专业，文科是第三类专业，我怀着一种功课好的骄傲，四个志愿都填的第一类专业。

通知书下来，我被武大录取调剂到化学系。当时觉得莫名其妙，但我妈很高兴，她说不学医也行，她是学化学的，她把她的化学手册送给我，好厚一本，家里终于有个孩子继承了她的衣钵。

我中学就读的是女子高中，一直是学生干部，一进大学就当学习委员。我就明白我被分配到化学系不是分数不够，而是希望我来当学生干部。分专业时，我还是想学物理，我想去学化学系中的物理化学专业，结果还是被动员去了分析化学专业。现在回过头来想，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我学物理，是绝对不会被分配到景德镇的，即便来了大概率也不是搞陶瓷。

你创新了40多种颜色釉，为什么能做出那么多种新釉？

我做陶瓷60年，师傅从小就接触陶瓷，不止60年，为什么他们做不出那么多？这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时代机遇和国家的培养。有时候，一件事情是机遇还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就看自己怎么想、怎么面对。

我学化学，而且是分析化学。虽然是被调剂的，但也因为学了分析化学，才能做出今天这些颜色釉。分析化学是化学里的万金油，我大学期间，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全部都学，基础知识学习三年半，最后才是专业课，基础打得牢。

搞陶瓷需要化学分析和动手实验能力，要从一块矿石开始，用化学的方法把里面的成分一点一点分析出来，不光是用传统的手工方法，也要用到很多仪器，无论是实践还是做论文都离不开这些化学分析能力，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学习的专业。

作为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大学教给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在武大学到的各种实验和思维方法，是我一辈子的拐棍，永远指导着我做科研。从A点到B点，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有多少条路可走，实际上意味着你有多少套方法，想法越多，路径就越多。哪条路是你能实现的，先把那条路找出来。当心里有个想法的时候，我会想着怎么去实现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数不清的试验，每出来一个试验品，我就去改进它，哪怕下一次还是失败，但只要比上一次有一点点进步，我心里也很高兴。当然总是失败的时候更多，但只要能不断地试验下去，心里就还抱有一个希望。当你的想法实现了，就说明它跟自然规律吻合了，你也就往前进了一步。

另一个让我终生受益的是从大学时代养成记笔记的习惯。我把这个习惯带到工作中，而且现在依然保持着。无论上课，还是开大会小会，我手里永远会拿一支笔，一开始记不了那么快，但是起码不会遗漏掉重要信息。一天的学习工作结束后，无论多晚多累，我的笔记一定会补上。这也是我做科研的习惯，有时候半夜想起个东西一定会爬起来看笔记。做这么多实验，出这些成绩，绝不是偶然的，是辛勤劳动的成果。

邓希平似乎一生都在创业，永远都在攻克难题。

18岁考上大学，学工科；23岁接触颜色釉，当学徒；30岁搞颜色釉研发，筚路蓝缕；42岁当副厂长，抓技术研发；53岁搞承包，接受市场洗礼；71岁动基建，一手建起景德镇邓希平颜色釉陶瓷艺术博物馆；80岁还在带徒弟、拍杂志、办展览，不遗余力推广颜色釉……

“我知道你们时尚杂志，年轻人很喜欢，我跟罗意威合作过。”

40后的邓希平，历经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互联网浪潮，穿越一个又一个变幻的时代激流，耄耋之年仍以鲜活之姿与时代同频。

1972年你被调到建国瓷厂，也是从事颜色釉吗？当时是什么情形？

我被分到技术科，科长让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傅成立一个颜色釉试验组。一间堆泥巴的小屋，一扇门，没有窗，去领了三张桌子、三把椅子，就是我们的工作间。当时还在文革中，厂里设施基本破坏得差不多了，化验室和实验室都没有。

需要什么都要打报告，买得到的可以让供应科去买，买不到的只能自己想办法。什么设备和仪器都没有，有些设备，我能依靠记忆把图纸画出来，找金工组师傅做。于是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金工组和电工组去找组长要人，后来他们见了我都怕。一些精密的仪器设备没法自己做，南昌附近有一家化学仪器设备厂，虽然交通很不方便，但我就是一趟一趟跑过去，不断跟对方说明我的需求。用半年时间，终于把最紧要的实验设备搞定了。

解决完设备问题，接下来终于可以开始研发了吗？

到了试验阶段，我们去成型组拿陶瓷坯，他们每次给两个老师傅的坯是好的，给我的坯烧出来就有毛病。开始不懂，试了两三次，我的每次都是坏的，就找两个老师傅和成型组长问，他们告诉我，给我拿的坯本身就是坏的。

我去质问为什么把有毛病的坯给我。对方说，你就是在这里玩的，这么多人都在陪你玩，你能烧出什么好东西来？压根就不承认我是颜色釉师傅。同组的两个老师傅技艺是祖传的，但我不是。他们也不叫我名字，只喊大学生。大学生当时不是一个好词，大学生就是臭老九。

我换了种沟通方式，我说你们这样浪费了我的时间不要紧，浪费国家的资源就不好了，进窑烧制，占的窑位也是资源和成本啊。后来他们挑来挑去，找出两件最小的给我。

小的也比破的好，我想。首先我一定不能烧坏，其次我要烧建国瓷厂没有的釉。我非常小心，从釉料怎么去磨开始，全部自己动手，不敢让任何旁人插手。后来这两个坯进窑，窑位也是我自己选的。开窑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结果两件瓷器都没有毛病，颜色很漂亮，我记得其中一个像黄色的芒果。

成型组长跑去报告，生产科长很高兴，表扬了他。他回来后就跟我说：“邓希平，你以后要拿什么坯，就直接跟我说。”

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外来的、年轻的、女性技术人员，你要克服更多技术之外的难关。

这里面有个师傅后来跟我关系熟了，他说，邓希平，你搞颜色釉有三个不利条件：第一，颜色釉根本没有女师傅，窑里也不欢迎你。第二，你不是景德镇人，你一个人在这儿，碰到什么事有谁帮你？第三，你不是祖传的，师傅也不在了。如果有师傅罩着你，人家看在师傅面子上也不能欺负你这个徒弟。

之后我逐渐跟各个生产环节的师傅关系相处得都还不错。比如说，把桩师傅是窑里负责烧炼的工程师，窑里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们不欢迎女的进窑，直接就跟我嚷嚷说你不要进来。但是后来他在窑里的那把椅子除了他只有我可以坐，别人都不敢坐。这说明还是要靠事实、靠实力说话。

53岁搞承包，71岁动基建，那份精力和动力从哪儿来？

这是一份责任。

1984年我被提拔成副厂长，建国瓷厂的科研所和开发部是在我手上建立起来的，我知道有多辛苦。到1995年改制的时候，已经成立11年了，为建国瓷厂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大家舍不得解散，有的快退休了，出去了也没有地方去，自己独立搞作坊也困难。

承包更难。没有现成的产品，没有生产的厂房，没有马上变现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人员的工资比普通工人高。承包的基本条件是，第一不许降工资，第二不许裁员。厂里做了好多工作，没有一个人敢承包。当时我们家两个孩子上大学，也没有积蓄。

如果没有人承包就得解散，之后就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研究基地，一旦碰到了原材料、烧成上的问题，想把颜色釉传承下去，根本没戏。

承包接下来以后，要走向市场，以前我只用搞科研，其他都可以不管，现在不行，做出的产品必须要换钱，不换钱都不算。没有设备，我出去借；买泥巴没有钱，先赊账；没有窑口，请设备车间先帮着做起来，之后再几百块几百块地分期还款，三年终于还清所有承包实体的债，没欠一分钱工资。

快70岁的时候，我既做设计又盯施工，把颜色釉陶瓷艺术博物馆建起来了。累吗？当然累。操心吗？太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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