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102年，蔡京56岁，出任帝国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这一年，他和宋徽宗君臣二人，创办了安济坊、居养院，两年后，又创办了漏泽园。
这三大社会福利机构，专门服务那些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
安济坊，就是鳏寡孤独者的免费医院；居养院，就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漏泽园，就是由政府出钱，帮助穷人埋葬逝者，解决穷人“死不起”的问题。
三大福利机构，不仅遍布全国，还纳入了官员的政绩考核。
“为刺激地方政府办福利的积极性，宋徽宗还将居养院、安济坊办的好不好作为官员能否升迁的基本要求。”（谌旭彬《大宋繁华》）
这让人有点感动，原来宋徽宗和蔡京，高高在上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擅长最优美的艺术创作与鉴赏，还关注着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
如果单看这一件事，大宋宰相蔡京，对得起他童年时就倒背如流的《岳阳楼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历史学者吴钩称赞说，这套富有人道主义的国家福利制度，比英国的《伊丽莎白救济法》领先五个世纪。
美国汉学家贾志扬也称赞说，这套系统化的福利制度，“代表着对穷人应享有的最低福利水平彻底的负起责任”。
02
然而，理解一切经济现象，都不能忘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答案并不难猜，羊毛出在羊身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宋徽宗和蔡京代表的大宋朝廷，本身并不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福利”的成本，只能由黎民百姓来承担。
但问题是，黎民百姓的家里，也不富裕。
按照历史学者谌旭彬的研究，大宋其实是一个贫穷社会。九千万贫穷的老百姓，供养着一千万统治阶级。
我们在《东京梦华录》和各种影视剧里看到的那个繁华富庶的大宋，其实主要是京城、是统治阶层的幸福生活，和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沉默的大多数”无关。
宋人怎么看待这些福利的呢？有人激烈地批评说：“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却管死尸。”
虽然是古文，但很好理解。
翻开经济学课本的第一页，用经济学中的第一个概念“稀缺”来解释。那就是：
老百姓的钱（资源）是稀缺的，朝廷通过税收，去救助流浪者。导致的结果是：你拿走了张三的粮食去救助李四，张三就要饿肚子！
同一份资源用在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在朝廷主导的财富转移中，有人获利，就必定有人蒙受损失！有人享受到免费的快乐，就有人感受到被剥夺的痛苦！
我们这些千年之后的读者看到蔡京的福利政策，会觉得很感动，宋朝的老百姓却有这种强烈的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才是代价的承受者。
而我们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只需要围观历史。。
03
经济思维和道德判断的区别在哪里？
就在于，经济思维要计算成本和收益。
假如我在公号上发表一篇文章，呼吁给每个中学生提供一次免费的环球旅行，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有机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翁。从道德角度看，当然很善良、很浪漫、很有远见。
但是，经济学会问：要花多少钱？谁来付钱？人们愿意为此付钱吗？不愿意的话可以强制征收吗？这笔钱有没有更重要的用途？哪个用途更重要应该由谁说了算？
……
用经济学思维看，一切强制由别人来承担代价的善良，都是耍流氓。夺走张三的粮食去救济饥饿的李四，并不是一种正义。
在当今世界，“福利”问题为什么会引发左右之间的巨大冲突？关键就在于：钱从哪里来？谁来承担代价、谁来享受结果？
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如果资源可以从天上源源不断的掉下来，再多的福利，都不会引发滔天争议。
在一些西方国家，激烈的批评者们，甚至把那些主张大量收容难民的人骂为“圣母婊”。因为他们表演自己的善良，却让其他纳税人承担代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思维和道德伦理就是互相冲突的，更不意味着善良与美德的光辉应该被否定，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自私冷酷的丛林世界，“各人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类似的问题，其实有着清晰的解决方案。
比如宋徽宗和蔡京，完全可以拿出自己的钱（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钱的人），或者拍卖自己的书画作品，来兴办福利机构（宋朝的私人慈善事业很常见）。而不是强制那些生活艰难的老百姓，为自己的“善良”买单。
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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