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过的城市
（1）
文/王学友
深 圳
“行千里，致广大”是重庆两字的注释。退休前，我去过许多地方，深圳都过三次。一次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前，两次是南巡讲话后。三次去深圳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的事让我记忆至今。
1987年4月，我和单位一同事前往广州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顺便去深圳购买进口配件。
深圳市是20世纪80 年代初成立的，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于深圳是特区，不能随便进出，走之前我们还专门去重庆市公安局办了边境通行证。为了交流方便，单位还专门给我俩印了两盒名片，那时印名片，还要当地派出所证明，否则别人还不敢给你印。名片上赫然印着某国企，某职务。
当我第一次把名片递给别人时还有点自豪感。其实，那时沿海名片已经满天飞了，一律是某公司老总。
自我介绍方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前是介绍信，改革开放后流行名片。名片先是纸质的，白底、黑字；后来为了增加名片“含金量”纸质的变成塑料的了，有的还烫有金，如今的名片还有二维码。名片多了，早已失去其原有意义了。名片、名片有明着骗的意思。
如今，名片已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去年避暑房装修，我让装修公司老板给我个名片，方便今后联系。装修公司老板说：“老师，加个微信吧。”
去参加广交会，实际上是去开眼界，因我厂没有产品出口；想做出口产品，但没有门路。去广州说是“陈奂生进城”一点不夸张，觉得到处都新鲜；进广交会会场是走马观花，雾里看花，一点回忆没有。
出来后，我俩搭乘火车到了深圳，去购买工厂急需的织针。到了深圳我们奢侈了一回，找了一间每晚80元的标间。那时内地许多旅馆标间才20元左右。因此，工厂规定每晚住宿费不得超过20 元，但深圳就没有每晚80 以下的标间。
我们去了事先联系过的一家有西德Greez织针的公司（那时东、西德国还没有合并）。这家公司就在一幢写字楼里，一间办公室，公司除了经理外，还有一半大小子。对话中我俩觉得那半大小子有点智障：说话木讷，口齿不清，对话答非所问。
待我们谈好价格，（一枚一个美金）购买数量，亮出承兑汇票后，公司经理就叫那半大小子去香港那边带货去了。大约三个小时，那智障少年就把一小包织针带回来了，然后付款，公司负责给我们发货。
现在想来，那时内地人有点傻，两个企业技术骨干，大学毕业生，还在为那每月100多元工资奋斗，而一个智障少年就知道带货挣钱了。
那时，工厂没有产品出口，没有外汇，即使有外汇，进口器材也得通过有进出口权的公司采购，手续比较麻烦，何时能够到货也是一个未知数。
那时海关权力很大，记得有次我去邮局取一件进口配件，去时请了海关工作人员一道，因没海关工作人员盖章，即使你其他手续齐全，邮局也不敢把货给你。那个海关工作人员很牛，拎着一枚海关印章，不说好就不给你盖章。
给我们进口织针的这家深圳公司，我们买的织针估计是走私来的，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办好通关手续。深圳居民大多有进出港澳通行证，因此带货比较方便。海关的人对这些每天进出港的人可能早就认熟了，明知他们夹带私货也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织针数量不多，也不是违禁品。
我也考虑过用国产织针代替进口织针。有年我在天津出差，顺便到天津织针厂去调研，见到他们有仿制的Greez织针，钢材是日本进口的，外形一模一样，价格不到Greez织针的八分之一，于是订购了3000枚。
到货后，上机一试，根本不能使用，主要是热处理不过关。因此不得不花美金去进口。
早年，内地人不会算经济账，针织用纱大多采用普梳纱，很少，甚至就没考虑过用精梳纱（精梳纱比普梳纱价格一吨贵几百元钱）。普梳纱，条干不均匀，遇到粗纱织针损耗很大，一次损耗几枚，甚至十几枚是常事。现在想起使用普梳纱得不偿失，一枚织针一个美金呀！一吨布织出来损耗几十枚织针是常事。
深圳事情办好后，我们去买回广州的火车票，但没有当天的票了，于是选择坐大巴回广州。在搭乘大巴回广州的路上还差点发生一件现在想来还有点后怕的事。
广州、深圳热得比重庆早，四月份许多当地人就穿T恤、短裤了。我也穿的短袖衬衫和短裤。内地人和当地人唯一不同的是，当地人大多穿的是拖鞋，内地大多穿的是凉鞋。由于穿得少，又没有拎包，出差时借的1000块钱无处可放，于是索性就把钱放在短袖衬衫口袋里，心想深圳再乱总不可能动手抢吧！
在回广州的大巴上，我和同事坐在最后一排，沿途陆续上来四个年轻人，先上了两个，一公里后又上了两个。这四个年轻人和大巴上的司乘人员很熟悉，上车也没见他们买票。
上车后这四个年轻人就开始玩扑克游戏。那种扑克游戏很简单，就和最近电视连续剧《南来北往》火车上玩扑克牌游戏一样，三张扑克牌让你猜点数。猜对了就赢十元钱，猜错了就赔十元钱，输赢金额不大。
乍一看赢的概率很大，庄家有意让你看他手中不时变换的牌，在你觉得已经记住了情况下，让你猜。最初庄家会有意让你赢几手，把你兴趣提起来。同车许多乘客参与竞猜，有的一会儿就赢了一百多元，其实赢的人大多是媒子。
那几个年轻人，包括个别乘客，看着我兜里百元大钞（那时深圳已经在使用百元大钞了）一直鼓动我猜。我知道这是骗局，所以始终笑而不应。车开出一小时后那几个年轻人和赢了钱的人见没人响应便陆续下车走了。
现在想起真有点后怕，万一他们见我不上钩动手抢怎么办？这不是不可能，广州本世纪初，火车站飞车抢夺的事，打击了很久才销声匿迹。
那个年代身上钱多了真的无处可放，尤其没有发行50、100面额的人民币前，于是防盗裤应运而生。所谓防盗裤就是在内裤前端缝个口袋，加上拉链，这样扒手就无从下手了，因那是个敏感部位。但我就听一朋友说过，他的一个朋友放在防盗裤里的钱也被人盗了的事。
这个“朋友”有点花心，爱和女人搭讪。有次这个“朋友”搭讪上一个女人，饭后两人相约去看电影。在看电影途中，那女人有意无意把手伸进他裤裆，在那个“朋友”享受搓揉时，钱被顺走了。
回到广州，我们住宿的那个酒店前台给我说，你有一封信，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到广州时给在广州白云机场工作的四舅舅写信的回信。那时邮局效率真高，平信往返只花了两天时间。（我们在深圳只耽搁了一天）
第一次去深圳，深圳还在建设之中，沿途建筑工地多，交通也不方便。广州去深圳火车要坐2～3个小时。大巴要花四个多小时。
第二次去深圳是2000年后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宁波一家出口企业工作，广州出差顺便去看了一下我在深圳的朋友。深圳朋友带我们去（我老伴也一路的）看了世界之窗，不出门就领略到异国风情。
第三次是2013年了，那次是应深圳一家企业邀请，前去给他们员工搞培训。
三次去深圳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次去深圳，兜里有张某国企名片，感觉良好，但囊中羞涩。20世纪80 年代出差，即使像我们这样效益很好的企业，（1987年我厂纯利润有500多万元，几乎人均一万元）出差费用也卡得很紧，一般城市出差每天生活补助3元，住宿费20元。深圳特区住宿费也只能每晚报40元，生活补助好像是每天10元，这种出差补助只能喝矿泉水。
说句实话，那时国企出差的人囊中羞涩，有点卑微，偶尔有人请吃个便餐就受宠若惊，哪像如今有朋自远方来必胡吃海喝一顿爽快。
那时出差，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去找20元以内的旅馆，哪怕用点车费都要得。至于交通工具，基本是坐公交车，而且每次得把车票保留好，丢了就得自己贴钱。那时工厂出纳党性特强，办事特认真、审查特严格，每张车票都要认真审查，哪怕是两元一张的车票，重复了的或者连号的都要你说个子丑寅卯。
我在国企上班时，工作需要几乎每年都要出去一次。每次出差都要拉账，要节约几个月才能填平亏空。这种因公出差在内地一些企业却把它当成一种奖励。
第二次去深圳，就没有顾虑了，不会去找每晚20元的客栈了，也不觊觎接待方“请客”了。因我供职的宁波那家企业比较洒脱，比较看重知识分子，对我这种高工出差放得特别宽，住酒店没有星级限制，交通工具也没有限制。在县城，打电话公司会派车来接；出差打的见票报账，即使搭乘飞机也不用请示。
第三次去深圳更放松了，除了吃、住、行包了外，出门还有专车等候！讲了四小时课给了我8000元授课费。
不过那次也有点遗憾，公司派车正准备送我去东莞看我侄女时，突然接到我兄弟去世的消息，于是掉头前往深圳机场，改签前往重庆的航班。
2024-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