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首发】陈慧 | “逃亡者”滇西细菌战亲历始末（下）

“逃亡者”滇西细菌战亲历始末（下）

文 | 陈慧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4年第5期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无论物资多么缺乏，社会多么不公，生活多么简朴而艰难，对下关的居民而言，这两年多还算相对平静安稳。何况小镇内虽然落后而杂乱，但镇外四周的自然环境依然美不胜收。

好景不长，到一九四二年，作为“后方的后方”的滇西突然变成了前线，下关镇内镇外呈现出可怕的景象，老百姓又陷入一片恐慌混乱之中。躲避轰炸也成为居民的日常。只是敌机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面飞来，一路轰炸滇缅公路沿线的关隘和城镇。敌机一来，我们就逃出镇子躲进山沟里，我的课业被迫中断。此时，除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难民继续由东向西涌进外，下关又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由西向东更加汹涌的难民潮。日军攻入缅甸和云南西部，缅甸人和滇西边境居民纷纷向东逃命。此年春夏之交，难民群中突发大瘟疫。先是霍乱暴发，好端端的人，一两天内就突然倒毙；从一个个相继死去，到一家家先后死绝；从难民开始，逐渐殃及当地居民。开头还有人出来收尸，后来收尸人也死光了。几天内，全镇内外遍地都是东倒西歪、发黑变形的尸体，引来了一群红着眼、啃着人骨的野狗，到处是刺鼻的尸臭，其恐怖犹如地狱。

下关很快就十户九空，死亡者当无以计数。银行到底是比较有钱又有卫生常识的地方，立即采取严格的隔离和消毒措施，严禁职员家属中的未成年人出门。伍师傅为了安全，关停了他的车铺，临时住到我家，他消息灵通，见多识广，不时给我讲讲外面的恐怖情况。我也不甘被禁足，厨房里有个窗口面对进出镇的马路，有时我偷偷向外看，只见一辆接一辆的骡车满装横七竖八的尸体往外拉，吓得我赶紧关上窗。他告诉我，其实霍乱并不难治，传染后会下拉上吐并因脱水而亡，但只要输进生理盐水，就可以救命。然而在兵荒马乱又偏僻落后的地方，缺医缺药缺设备，此病又来势迅猛，短期内就大面积传染开来。

几天后敌机又来轰炸，我们不得不逃到镇外的山区躲避。银行地处镇内西南部，离郊外西洱河的天生桥较近。在河的左岸有几条山沟，沟长且深两面山脊高耸，向上只能见到一条狭窄天空，阳光只有到中午才能照到地面。里面多灌木和杂草，小溪汩汩，野花遍地，各色凤蝶飞舞。之前，空袭警报一响，我们通常就进沟里躲避，不仅立即有了安全感，而且环境宜人，比在重庆钻地洞舒服多了。这一次我们也拼命向那山沟里逃去，路过滇缅公路的一段路，正如长辈们所言，我亲眼见到郊外的景象大变。公路两旁的田野里，处处可见刚冒出来的新坟头，有的埋得非常浅，野狗把尸体拉出来乱啃；更叫人难受的是一阵比一阵浓烈的腐尸奇臭味，刺鼻、刺眼、刺嗓，直刺脑髓，现在回忆起来都恶心不已。好不容易逃进那条熟悉的深沟，可是也变得无法辨认，那里竟有许多完全曝露的散乱的尸体，被野兽和野鸟撕碎的腐肉和内脏或挂于灌木上，或抛弃于草丛下，因山风从我们背后吹来，所以未闻到尸臭，直到走近发现已无法立足。原来远道而来的难民，因一家一家的死灭，无人认领，无人收尸，被什么人拉到这些隐蔽处一扔了之。我们全家只好再往西南方向走，路过天生桥。天生桥本是一处奇景，这里有两座山崖对耸，上面有一巨石如桥一般卧于两崖之间，下面有约一丈来宽的缝隙，原来较平静的西洱河水从其间硬挤出去，形成湍急的瀑布，落下去冲击出一潭碧水，中间水珠飞迸，连带一串串上面说过的小“飞鱼”跳跃而出。但这一次这里的景象也变得不堪入目，那潭水里竟漂浮着几具从上面冲下来的婴幼儿尸体，可能是临终前的父母把已病逝的孩子抛入了河中，让他们有个较干净的安葬处所，避免像他们自己死后那样身躯曝露于荒野。

第一波霍乱刚过去，第二波更隐蔽也更难防的伤寒病又突然袭来。银行的员工和家属，相继有染上此病而亡故者。就在这一年，母亲产下了一个女婴，这是父母千呼万唤才到来的女儿，我们小兄弟俩总算有了一位小妹妹，取名为“玲”。不幸，母亲因产后虚弱，最终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当时就有传闻，说这次瘟疫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由日本人投下的细菌所引发。我后来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证实这次瘟疫完全是人为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五十四架日本飞机轰炸了下关西面不到一百公里的保山城。保山和下关一样，都是滇缅公路的要冲，当时该城正逢集市，挤满了难民和当地的乡民。敌机一阵狂轰滥炸，当场炸死一万余人。更可怕的是日机扔下了部分细菌弹，散布的就是霍乱、伤寒、鼠疫菌等。不知为何，鼠疫未曾流行开来，但霍乱菌和伤寒菌造成了大范围的平民死亡。同年五月十三日，日机又在保山附近投下一批细菌弹，弹体破裂后或流出黑黄色液体，或飞出成群的苍蝇，或有一批老鼠溜出。此后，保山及其周围地区感染霍乱的死难者人数日增；至于伤寒，因起病稍缓，且症状复杂，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更难以说清具体的死难人数了。

保山一带不断有难民沿着滇缅公路拥向相邻的下关，下关随之暴发同样的瘟疫，细菌战的可怕也正在这里，它会不断地自动扩散，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穷困落后的地方。母亲产下妹妹后，随即感染上了伤寒，躺在银行二层的那个里间内。我记得，她生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挣扎着抱起身边正在哭叫的妹妹，让妹妹含着已没有乳汁的乳头；母亲长叹一口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可怜的女儿，你为什么出生在这个时候？”

父亲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母亲被送进医院，把我们兄弟分别疏散到相对安全的苍山一带。我被安排到一位住在苍山半山腰的远房舅舅家里；敏弟被送到哪里去了，我就不记得了；刚出生的妹妹陈玲，被送到乡下一位农妇家帮着喂养。

我在那舅舅家住了大约一周，一天父亲来叫我说：“你母亲不行了，快跟我走！”我们从半山腰下来，穿过一片石榴林，那天艳阳高照，一朵朵鲜红的石榴花正在盛开。我实在想不通，如此美好的大自然，为什么我们家却遭此厄运？

母亲所在的野战医院在洱海东岸的一处密林中，原本是一座庙宇。按当时的标准，医院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但这并不能挽救母亲。我们到达时，母亲已经闭上了眼睛。那年，母亲三十岁，我十岁，敏弟刚两岁。

母亲亡故后不久，小妹的临时奶妈全家也染上同样的疾病离世，陈玲自然夭折在襁褓中。可怜我连对玲妹细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她便没有了，以至于对她的模样我毫无印象。更可悲的是陈敏，当时他才两周岁，连母亲是什么样子都没能记住，更别说妹妹了。一九八七年我首次去美国时，敏弟曾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看，说是小时候母亲抱着他照的；我一看，不对呀，照片上抱着陈敏的那位年轻女性，分明是我家当时的邻居、父亲一位同事的眷属。当时母亲已亡故一年有余，敏弟竟然在后来的四十余年间，一直把一位好心抱了抱他的邻居当成了母亲！

我离休后，去大理下关旅游时，曾问过当地一些居民，是否知道半个世纪前当地发生过这样一件历史大惨剧，可惜没有人知道。这也不奇怪，现代下关人口暴增，市民大多是外地迁来的。我查了一些当时的历史资料，如上所说，只查到保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遭到大轰炸和细菌战的事，关于下关的有关材料则在当地没有查到。我深知，我对童年时代的记忆是零碎的、表面的。我后来作为旅游者去当地找资料，范围有限，能力有限，也无法获得全面的历史真相。但作为亲历者，总想了解事件的全貌，例如下关是直接遭受细菌战攻击，还是从保山扩散过来而间接引起传染病大暴发的？我一直在关心这些问题。近来，我才找到较多的资料，对日军实施滇西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罪行有了大致完整的了解。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哈尔滨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及其有关方面研究专家，根据日寇遗留下的有关罪证，以及从美国解密档案和苏联《伯力审判材料》中所获取的资料，开始全面研究日军对华细菌战问题。于二〇一三年将研究结果公布，发现一九四二年侵华日军曾在我国云南省西部施行大规模的细菌战，给当地人民和大量外来难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导致霍乱、伤寒、鼠疫等疫病大流行，其危害已超过日军在常德、衢州、宁波等地发动的细菌战。因此正式定名为“滇西细菌战”，范围广达滇西五十八个县及昆明市。同一年，“哈尔滨市滇西抗战史调查研究”课题组专赴云南实地调查，又发现大量的证据和证物。在此时前后，腾冲的滇西抗战纪念馆也陈列出关于本地遭遇细菌战的许多书证和物证，都是由当地有关专家根据史料整理和实地考察所提供的。

原来，当时日寇从西边的英国殖民地缅甸打过来，想从背后经过滇西直插昆明和重庆，与东面正面战场的进攻相配合，妄想完成早已制订的对我国“亡国灭种”的长期的罪恶计划。我方十万余远征军首次出境迎战，因英军配合不力等原因，失利后大部退回国内，日军侵入滇西边境腾冲、龙陵等地，到怒江西岸才被挡住，敌我双方隔江对峙。日寇当时为了滞缓我方的反攻，就丧心病狂地实施长达两年多的有预谋、无差别地对我方平民的细菌战，计划在滇西全境直到昆明之间制造无人区。

说得具体一点，滇西细菌战是由日军731部队的魔头石井四郎少将亲自筹划，由日本南方军“冈9420部队”所属各部防疫给水单位为主具体实施。“冈9420部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在日占新加坡设立，其首任队长为北川正隆军医大佐，第二任队长为羽山良雄军医少将。五月该部就开始对滇西实施细菌战，菌苗由731部队提供。731部队同时还直接派专用飞机空投细菌。因细菌苗供应不足，“冈9420部队”在缅北和中国怒江以西的沦陷区，乱拉许多无辜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当作活的细菌培养工具，被活活解剖、掏出内脏，或被抽干血液而死，其残忍程度，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本部的恶行一般无二。投送细菌的目标是从缅北到昆明的滇缅公路沿线，办法一是向沿线的城市、集镇或要隘空投细菌炸弹；二是派汉奸、特务深入公路沿线的水沟、水井、水池等水源地投放细菌；三是由731部队的飞机直接喷洒毒雾或毒水。怪不得当年我家在山沟里躲避空袭时，看到成群的敌机从头顶飞过，那是去炸飞虎队的基地和下关附近两个在建的机场的；但有时孤零零的一架敌机飞来，在下关周围盘桓良久而去却没有投弹。原来下关有“海”有河，有数不清的水井和池塘，水源极为丰富，敌军岂能轻易放过？

一九四二年五月里，日军共向保山投放细菌炸弹两次，五月四日首次有五十四架敌机来轰炸，后果就极为严重，史称“五四轰炸”。十二日，保山的霍乱病大暴发。之后，包括下关在内的五十八个县也先后暴发。据现在调查统计，滇西当年因日军细菌战而死亡的平民有十四余万人，加上后来一九四四年以鼠疫暴发为主的细菌战，共死亡二十余万人，全国南北各地被日寇细菌战屠杀的平民合计至少一百万人。这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那些在山沟里散乱的难民尸体，无姓名、无户口、无登记，不知其来历，也不知其数量，如何统计？如霍乱之类疾病，因为来势凶猛、集中暴发，恶果明显，人们难以忘却，而患伤寒、副伤寒这类病进程缓慢，为零星散发型，但恶果是持续性长，又如何统计？

因针对平民大屠杀见效，那些无人性的刽子手大为高兴。日军“华中防疫给水部”代部长增田知贞，曾窜往滇缅前线指导细菌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根据滇西等方面的实战经验，他撰写了《细菌战》一书，详述如何进行细菌感染的种种具体办法，建议采用如给水感染、食物污染、河流放毒、利用家畜和野生动物做媒介、在公路铁路和公共场所散播细菌等手段。这些手段要多种并用，细菌种类同样要多种并用，以达到对平民更彻底的灭绝。他还说：“进攻性的战术可采用降雨法撒布细菌，投下飞机炸弹，引爆充填细菌的炮弹，以及派遣间谍撒布细菌等形式。”

从日方获得的证据还有很多，如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井本熊南中佐的业务日志（简称《井本日志》）第十八卷，记载（1942年4月12日）的《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计划》，明确指出一九四二年细菌战的攻击目标为滇西的丽江等地和昆明市。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曾在731部队林口支队服役的日军老兵山野笔供，他本人曾在731部队接受过两次细菌战训练，又说“在昆明方面使用细菌炸弹时，731的飞机被击落，驾驶员柳赖大尉战死”。日方还为柳赖这个屠夫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伯力审判材料》记载，日军人员供称，731部队擅长“用伤寒和副伤寒病菌污染水池、水井，并将此类细菌混入饼干或烧饼，引诱战俘食用后故意释放”。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前日军56师团113联队补充兵品野实回忆，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战时间最长的是一九四二年，在向水源投放细菌的同时，还释放了三千名战俘，将混入了细菌的馒头发给他们吃。又说在缅北“当众命令久恒兵长去炸水源地，实际上是让他去施放细菌”。由此确证，日军播撒细菌的手段是多样的，播撒细菌的种类也是多样的，在滇西，除霍乱、鼠疫外，肯定还投放过伤寒、副伤寒等细菌。

我方的书面史料和收集到的物证也不少，如一九三九年六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通报，有情报显示，日寇要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赤痢、伤寒等传染病菌，潜入我滇、贵、桂等地，计划散发于我方水源中。“五四轰炸”后，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民国元老、当时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便立即发通电说，在保山地区发现日军投下的三四百枚炸弹中，除爆炸弹、燃烧弹，还发现了“病菌弹”。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保山地区的昌宁县县长发电文中说：“敌人的便衣队及间谍无孔不入，已发现三十多个乞丐模样的人，身带镜子和药盒，准备投放毒物。”保山“五四轰炸”发生后，云南省政府在昆明组建“临时救护防疫队”，紧急派往滇西救灾。该队队长缪安成于一九四二年八月提交了正式的《工作报告》，其中记载，该队于五月九日经过下关，“随即发现该地有霍乱流行”。十四日到达保山，见“城内外已一片焦土”“城内及附近已寂无人烟，城内尸臭更甚”。五月十八日回程又过下关，“此时下关疫情正炽”。其他滇西多县，也发现疫情普遍暴发。英国人拉贝尔是“公谊救护队”分队长，也参与此行。这一记载明确可靠，特别是关于下关疫情的记载，与我的童年记忆可以互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滇西农民从水田深处挖出一枚完整的日军陶瓷细菌弹，内部装满黄色粉末，后来上交成为重要物证，现已在滇西抗战纪念馆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数十件在当地找到的直接关于日寇细菌战的物证。

真是铁证如山，岂容现今日本右翼翻案！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一家六口人突然丧失了一半，父亲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情绪不甚正常，不久他便失业，流浪于下关和昆明之间打些零工谋生。他将我和敏弟分别托付给亲戚照顾，有时无人可托，便只有我们兄弟俩相依为命。当细菌战袭来时，敏弟才两岁，他当时大受惊吓，但后来什么也不记得了，连亲生母亲的模样也不记得。我与敏弟分别于一九四九年，当时十六岁的我，脱离家庭去参加人民解放军；敏弟则随父亲和继母去了台湾（后转到美国），当时他才九岁。在我们兄弟相依为命的数年里，我竟没有找出一张生母的照片让他认一认，这实在让人遗憾；但奇怪的是，当他成年以后，父亲为什么就拿不出一张母亲的照片给他看看，送给他留个纪念？难道母亲的所有照片全都散失了？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探亲时，我不得不同陈敏一起，在刚去世的父亲的遗物里翻箱倒柜，看看能否找到母亲的照片。令人失望，真的是一张也没有找到。幸运的是，最后我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包旧胶片，是被剪断后又按一定的顺序重新卷起来的，显然是经过精心的整理。洗印出来，我发现其中竟大多是母亲生前的相片，有镇江时期的，有下关时期的，最多且较完整的是重庆时期的；其中有母亲的单人照，有母亲带着我和已夭折的颖弟的合影。更可贵的，竟然还有一张母亲抱着陈敏的照片，当时的敏弟，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婴儿而已。我们兄弟俩如获奇珍，狂喜不已。见过这几张照片，敏弟总算把母亲的影像认准了。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另一张关于敏弟的照片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田里，那也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刚学会走路的敏弟，站在碧绿的山坡上面，朝镜头微笑着，身着母亲手织的女孩样式的绒线衣裳，一双小手捂着男孩裆部，似乎也在无意识地抗议母亲对女孩子的偏爱；其憨态可掬令人捧腹，其童心无邪叫人心疼。母亲亡故后，每当我再次看到这张照片，便百感交集，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有对亡母的思念，有对敏弟的爱怜。敏弟尚如此稚嫩，不久后却被夺走了生母，这是何等的残忍！情绪里还夹杂着不安和内疚，深为母亲亡故后自己还不太懂事，未能很好地照顾敏弟而后悔、惭愧。可惜这张照片战乱中丢失了。

一九八七年，我在美国波士顿见到了久别的敏弟，他已贵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一九七八年，陈敏以美籍华裔高能物理学家的身份，同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一起访华，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从那时起他就很关心如何促进国内的科学发展。他多次访华讲学，或与中国学者通力合作在欧美搞研究，对培养我国高能物理学专家方面帮助甚多。

陈敏和我都明白，保佑我们兄弟得以生存的并非母亲为我们制备的女孩童装，而是千百万以血肉之躯勇敢抗击恶魔般日寇的民族英雄和牺牲的烈士，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捍卫了我们的祖国，保全了中华民族，保护了我们平民大众。我们的民族英雄和舍生取义的先烈，其贡献、其精神，犹如长空中亿万恒星，以灿烂的光辉久久地照亮整个宇宙。

我们对保家卫国的英烈，要满怀景仰之心、感激之情，并继承他们的遗志，要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他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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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铮锴

审核：揭莉琳

实习生：杨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