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农门”
金方云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从镇上被下放到农村，想那时，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别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时代造物弄人，时代也锻炼人，人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只要心存一点幻想，总还可以努力一下。只要努力过了，就不遗憾了。
城镇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
我家原籍绍兴市城南廿亩头，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15岁时到诸暨县阮家埠“祥泰丰”南货店做学徒。
阮家埠位于诸暨市东北部，东近绍兴，南连枫桥，因镇旁有一条通往临浦、杭州等地的浦阳江支流并设有船埠，非常方便物流的集散与商品的交易，此地店铺不断增加，形成一个集市，成为诸暨北部的重镇。
三年学徒满后，我父亲又在店里做了几年店员，后来店主何士春要把“祥泰丰”南货店转让，以便集中精力把杭州的商号经营好，我父亲向别人借了10袋稻谷的钱，与其它亲戚一起把店给接了下来从事南北货的买卖，这样一直经营到1955年。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人民政府对城镇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镇上的小商小贩用“合作商店”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是个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组织，我父亲成为了“合作商店”的职工。
我家一直生活在镇上，无人从事农业，解放后属于城镇户口吃商品粮。
1957年，作者（前排右1）4岁时在合肥大姐家
1960年代初我国因为“天灾人祸”，国家的经济遭遇到严重的挫折，全国粮食短缺出现了饥荒，国家不堪重负，就采取把大批城镇人员下放到农村的办法予以解决。这样我家除了我父亲外，我母亲带着17岁的二姐、13岁的哥哥及8岁我共4个人，于1960年10月26日下放到诸暨县东白乡（后来叫阮市人民公社）柁山坞大队当农民。从此我们的城镇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我们的生活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1960年10月26日，作者随母亲下放到农村的户口迁移证
下放到农村后我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家里没有人挣足够的“工分”养活一家人。那时候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主的核算体制，一个男成年人劳动一天记10个工分，而一个妇女劳动一天只记6个工分。那时候我们在农村一家四口，三兄妹都在上学，只有母亲一个人参加劳动，参加劳动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在生产队里是“倒欠户”，每年分配方案出来，我们都是倒欠生产队的钱，要想分到粮食，必须拿出钱到生产队买，生活非常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房子住。以前我家在镇上是租房子住的，下放到农村后没有房子住，我们只好在村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先安顿下来，房子要靠自己造，吃饭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好，那里还有钱造房子，父亲只能从每个月38元的工资中给家里15元，用于支付生产队的“倒欠款”，及租一间小房子的租金。几年后是在合肥工作的大姐夫一家的全力支援，家里才盖了三间草房。
第三个问题是吃不饱饭。下放到农村后，原来的商品粮没有了，“三年自然灾害”及“一大二公”的农村政策造成农村连年歉收。生产队必须先按照国家的规定完成上缴国家的粮食任务后，剩下来的稻谷才能在生产队分配，每年分到手的稻谷往往不够吃，有1-2个月的粮食没有着落要饿肚子。母亲只好在不多的“自留地”里种点瓜菜代替。瓜菜也没有的时候就只好到山上去挖点野菜充饥。饿肚子的时候我连玩的力气也没有，只能无力地坐着。
全家下放不久，父亲得了“浮肿病”全身浮肿（一种因为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引起的疾病）回家养病。这个病本来不算严重，增加一点营养，吃点带维生素的东西就可以了，可在当时的情况下饭都吃不饱，那里还有营养的东西可吃。因为父亲患“浮肿病”，政府配给他5斤稻糠，因为稻糠含有一定的维生素，当时就把稻糠拿来当治疗“浮肿病”的药了，而且还只有吃商品粮的人才能够享受，农民根本没有这个待遇。
这稻糠在农村以前可是喂猪的饲料啊！
父亲在稻糠里加了一点“糖精”，把稻糠炒熟当药吃，我肚子饿得受不了，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偷偷抓一把往嘴里塞，虽然稻糠“粗拉拉”的很难下咽，但因为放了“糖精”有点甜，我还是拼命地咽下去，结果“偷”吃多了，第二天大便拉不出来了，肚子痛得我“嗷嗷叫”。母亲只好弄点菜油抹在我的肛门上，把筷子插进肛门把大便一点点挖出来。这样一来我后来“偷”稻糠吃的时候再也不敢一下子吃多了，但因为饿还是经常“偷吃”。
那个时候，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人基本上可以吃饱肚子，农村户口的人要饿肚子，同样的人因为户口的不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们是从城镇户口下放到农村的，反差太强烈了，因此，在我幼小的心里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跳出“农门”重新吃商品粮？争取能够吃饱饭。这个问题也成为了我的前半生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
进了初中的大门又被退了回来
那时候我还小，为了实现我当时还懵懵懂懂的人生目标，第一步我想怎么样把书读好，因此我读书比较用功。1966年我小学毕业后被诸暨县朱家站初级中学录取，是我们村5个同学中唯一被录取的。
1966年4月，作者小学毕业时的照片
正当我沉浸在迈入人生目标第一步的喜悦之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暑假期间我被裹挟着参加了运动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和“红卫兵”造反运动，敲这阮市完全小学里的小军鼓跟着造反派去游行。下半年朱家站中学按时开学了，但学校已经不正常了，老师与老生都出去搞“串联”了，只有一个姓周的校长给我们新生上课，没有课本，只发给一本《毛主席语录》，权当课本天天学习它。
过了几个月学校上课的情况不见好转，学校叫我们回家待命等候复课的通知，我只好回生产队边参加劳动边等候复课。第二年上半年学校来人通知说，学校无法复课，我们这一届招生取消。这样我进了初中的大门又被退回来，只好正式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实现人生目标的一条路被断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当时农村所有的学校都处于停课状态，农村的老师都被赶回家了，孩子没有地方读书家长十分着急。
1967年下半年阮市公社请了2个农民出身的“民办”老师办了一个“民办初中”，我母亲又把我送去读书。无奈当时的环境根本不是读书的时候，不巧我又出“麻疹”休息一个月，等病好了再去读书也已经跟不上了。
母亲是一个文盲，原来很重视子女的读书，不管家里多少困难，千方百计把姐姐哥哥都送进了初中。而文化大革命一来，知识分子遭到批斗，“读书无用论”盛行，对母亲的影响很大，也因为家里急需劳动力参加劳动以增加收入，母亲就叫我不要读书了。我怀着“万般留恋又万般无奈”的心情离开了学校，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通过读书实现跳出“农门”吃商品粮的人生目标了。
1967年我14岁。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路走不通了，人走到了这一步怎么办？当时小小的年纪的我也考虑不了那么多，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那就把人做好，什么事情都去努力，或许今后会碰到其它的机会。
14岁刚参加劳动时生产队只给4.5个“工分”，比妇女还少1.5个“工分”。那时候生产队干活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但我不偷懒。
那时候没有电，更没有水泵，稻田缺水需要2个人同时用脚蹬的“水车”（这种“水车”现在只能在博物馆或者农家乐里看到了）把水从低处往高处抽，抽水的速度取决于2个人蹬水车的力度，力度越大抽水的速度越快。我虽然当时只有14岁，但我很卖力拼命蹬，出的力不亚于挣10个“工分”的全劳力，很多人都愿意与我配对。
农民的感情是很朴素的，每个人的表现怎么样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明明白白，加上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卖力认真，他们对我印象非常好，第二年就给我评了6个“工分”，第三年给我评了8个“工分”，第四年我18岁就给我最高的10个“工分”，比一般人要提前一年拿最高的“工分”。
1970年，作者在农村时的照片
我虽然没有机会读书了，但不管农村生活多么艰苦，农活多么劳累，我还是一直利用各种机会看书学习。
1966年下半年我还在等待初中复课的通知时，父亲叫我到他工作的农村小店里帮忙。我发现小店里有很多当做废品收回来的书，其中有的书非常好。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叫《新体育》的杂志，里面有很多体育运动的报道，使我大开眼界爱不释手。我看了一本介绍西方国家的书，里面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及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乌托邦”这个词。在父亲店里大约一个月时间，我通过看回收的废书打开了认识外界的一扇窗户，知道了外面有更精彩的世界。
那时候生产队的劳动效率不高，人称“磨洋工”，造成不管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要出工，过年了才能歇几天。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
农村的书本来就少，文化大革命大部分书都被打成毒草，几乎无书可看，有书也不能明着看。几个爱看书的人就在私底下悄悄地交换着偷偷地看。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镜花缘》、《晋阳秋》等我都是那个时候看的。因为这些书看得多了，我对繁体字是“无师自通”的。
那个时候看书有一种“饥不择食、如饥似渴”的感觉。学校读书的机会没有了，就找社会读书的机会。
我参加劳动后利用晚上的时间跟上初中的邻居学了一段时间的《数学》与《机电》，但每天的劳动太累了，后来只有放弃。
在农村“练就十八般武艺”
1968年开始我担任了2年生产队的“工分”记分员，每天晚上去生产队办公室给每一个“社员”记下每天出工的“工分”。白天劳动了一天，晚上还要再工作一个小时，天天不能间断，确实是很辛苦的，但是我得到了练字的机会，小学里学的文化没有还给老师，还有一定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中诸暨县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每个村配有“赤脚医生”。
为了发展生猪产业，1969年下半年，诸暨县参照“合作医疗”的模式，在农村实行“生猪保健”制度，每个村要配一名“赤脚兽医”。生产大队感到我有小学的文化，又当过记分员，人不错，就叫我担任这个工作，我只经过公社兽医站短短一周的培训就开始工作了。
与记分员一样，“赤脚兽医”的工作也是业余的，不管白天劳动多么劳累多么辛苦，只要有人来叫你，就得背起药箱马上去。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为了看好猪病，我上山挖过草药，自己动手种过草药，在缺少“灌肠球”（一种给猪灌肠的器械）的情况下，用手给拉不出大便的母猪挖过猪粪，还搞过青饲料发酵，为我们村的生猪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得到村民的认可，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1972年底参军为止。
我曾经把当“赤脚兽医”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杭州日报》西湖副刊的“倾听”栏目上。
1972年生产队又叫我担任会计。我一个小学毕业生怎么能够当会计呢？这与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有关，我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也与我父亲在我3年级的时候教我打算盘，我打算盘比较熟练有关。
我当“记工分”员后也需要经常打算盘统计工分，我打算盘的技能离开学校后得到了提高，所以我具备当会计的基本条件。但我不懂会计知识，在大队会计何培煜的帮助下，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干上了，但我毕竟是个小学毕业生，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碰到困难。经常出现分户账的合计数与分类账的总数不一致，没有办法只有晚上加班加点从头再核对一遍，直到准确为止。
1972年底我要应征入伍，在账目移交时发现有250元的账目平衡不起来，把我急出一身冷汗，没有办法只有加班自查，结果发现是有250元的稻谷用做种子的账目，在分类账的“农业收入”栏记了稻谷收入250元，在“农业支出”栏没有记种子支出250元，账目自然是平衡不起来的。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我不仔细的缘故。
那时候的生产队会计都是业余的，白天要正常参加劳动，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记账，加上我还担任着“赤脚兽医”、“赤脚灭白蚁员”，都需要业余时间去处理，确实很辛苦，但我心里一直想着，只有自己努力从一点一滴做起，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的表现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我是文化大革命中村子里第一个入团的青年，第一个去公社的广播放大站做典型发言的人。1971年我18岁时被选为生产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种临时性的政权机构，生产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委员）。
1971年9月初我作为民兵先进分子，出席了“诸暨县基干民兵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有一个事情印象特别深刻。9月3日下午全体代表正在诸暨县大礼堂开大会，县武装部领导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广播突然通知要县武装部的部长与政委立即去诸暨火车站有重要的任务。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悄悄地告诉我们，可能有中央重要领导的专列经过诸暨火车站，所以要县武装部的部长、政委去火车站站岗警卫。林彪叛逃事件公开后我查了一些资料，1971年9月3日正是毛主席的专列从南昌开往杭州，不经意间我间接了解了这个事件。
1970年国家开始实行“工农兵”大学生推荐上学制度，这燃起了我跳出“农门”希望。第一次名额下来后推荐工作非常规范，当时整个红湖公社44个生产大队只有1个名额，我邻村一个担任村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年轻人被推荐到杭州大学读书。后来虞家湾村我们一起的一个“赤脚兽医”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读书，但越到后面推荐工作逐渐流于形式，有相当一部分名额被农村基层干部的子女“开后门”走了，像我这样在农村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被推荐。我非常沮丧。
这时候我的面前只剩一条路或许还有可能改变我的命运，那就是去参军。
参军身体要好，因此我在参加劳动，干好各种兼职工作的同时，注意了锻炼身体，经常做广播体操，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针对自己扁桃腺经常发炎的情况，我还专门到绍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扁桃腺摘除手术。我在1970年底第一次体检没有通过。1971年底因林彪事件国家停止征兵。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年底我终于体检合格，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空军航空兵驻郑州机场某部服役。接到通知的那一天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跳出“农门”的门栓打开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机遇，在部队好好干。
在部队实现人生飞跃
到部队结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我们新兵被分配到各个连队。航空兵是个多技术种类的兵种，除了开战斗机的飞行员，维护飞机的地勤人员，就是地面保障部队也大部分是搞技术的，可是我恰恰被分到没有技术的警卫连站岗放哨，这对我热切盼望学一门技术的愿望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心里感到冷飕飕的，但我很快冷静下来，又满腔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1973年3月，作者参军后分到连队时的照片
新兵的工作积极性都非常高，大家你追我赶，比学赶帮，人人不甘落后。除了完成每天2班4个小时的站岗放哨，及军事训练与政治学习，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把扫把藏好，早上起床号一响就一跃而起拿出扫把打扫军营的环境卫生。
大家还想方设法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营区里能够做的好人好事都被大家抢得差不多了，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做更多的好人好事呢？我注意寻找新的目标。我发现连队食堂的窗户玻璃比较脏没有人擦，就利用星期天一整天的休息时间（当时每周只休息一天的）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并且坚持2个月擦一次。后来我又发现连队的旱厕所没有人打扫又脏又臭，利用又一个星期天忍着恶臭把厕所进行彻底打扫，以后每天早上抓紧时间把饭吃完，利用上班前的十分钟时间把厕所打扫一次。
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连队的各项工作中去。
我入伍前已经是团员，又自学过二胡有点文艺基础，连队团支部改选时把我选为团支部委员分管宣传、文艺工作，兼管图书室。我虽然只是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但小学毕业后坚持看书学习及其他社会实践，学过的文化知识没有丢，而且有一定提高。我担任“赤脚兽医”“赤脚灭白蚁员”、生产队“计工分”员、生产队会计等工作经受了锻炼，实际的文化知识与处事能力有一定提高，由于有在农村锻炼的基础，我到部队后开会发言、工作小结等能够比较完整顺畅，写个文字材料也能够应付完成，水平不比一般的初中生差，连队领导比较看好。
1973年6月份场站（团级单位）军需股（负责部队吃、穿的业务部门）、财务股（负责部队经费的业务部门）联合到各个连队检查伙食保障与伙食费管理的情况。我们警卫连的代理司务长是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兵，连队的伙食账根本不会记，连队领导知道我当过会计，为了应对检查叫我帮助代理司务长把账目整理一下。我一看记的账目乱七八糟根本无法应对检查，就加班加点把凭证重新整理，账目重新记载，以崭新的面貌应对检查。军需股李国梁股长与财务股一个女的助理员来连队检查时我协助代理司务长迎接检查，他们在检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账目上的都由我来回答，他们看到我对账目非常内行，算盘又打得非常溜，非常高兴，又问了我一些入伍前的经历情况就回去了。
1973年国庆节一过，我随场站文艺宣传队参加师里组织的文艺汇演后回到连队没有几天，连队领导突然通知我说，场站要把我调到军需股工作，事后才知道，上次他们来检查连队的伙食账目后，回去2个部门都想调我去他们部门工作，最终我被军需股要去了。我在警卫连干得顺风顺水的，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真舍不得离开。
军需股安排我到飞行员的食堂（空勤灶）当给养员，专门负责采购飞行员的食品。我在飞行员食堂工作了一年多，除了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有空我就帮助其他战友、老师傅干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1975年初在我当兵第三年，军需股领导把我调到士兵食堂（大灶）担任代理管理员（一种类似于司务长的专门管理食堂的职务）进行锻炼。士兵食堂的伙食费是每人每天0.45元，与飞行员食堂差了5倍多，真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我们坚持“粗菜细做、细菜精做”，自己磨豆腐、腌咸菜，保证战友们按标准吃好。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锻炼，我在1976年5月在这个岗位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76年7月份提了干。
我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第一个人生目标，跳出了“农门”！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提干以后，我没有沉浸在跳出“农门”的喜悦之中，而是认识到人生的路还很长，我还应该有新的人生目标，所以我仍然坚持“老老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的理念，继续努力，从头开始。
1986年，作者（前排右侧第3人）被授予少校军衔后的照片
通过我自己的继续努力，我在部队的业务岗位、政工岗位担任过不同的职务，成长为一个营职干部。我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带领下属出色完成各项任务，1983年9月我曾经被原武汉军区空军领导在“岗位练兵”比赛中点名表扬。1983年11月，我以武汉军区空军代表队教练员的身份随队长李买富（李买富当时担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军需处副处长，后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职务）参加空军组织的“炊事员岗位练兵”比赛，我们队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受到了空军张廷发司令员等首长的接见，1983年11月16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个新闻。
1983年11月，作者（右侧第1人）以原武汉军区空军代表队教练员的身份参加空军“炊事员岗位练兵比赛”，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的照片。中间拿锦旗者为时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军需处副处长，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李买富
我深感自己文化基础的薄弱，坚持不断学习，多方汲取知识的养料，以跟上时代的步伐。1987年我通过考试被河南省商丘教育学院录取，参加“政治”专业的大专班函授学习并毕业。1990年我转业到地方外贸公司工作，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我从1990年开始学习英语，现在可以看懂一般的英文资料，进行一般的英语口语交流，从一个对外贸工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长为一个省属外贸公司的负责人，并参加了浙江省委党校的函授学习，考出了函授本科的文凭。
1995年，作者转业到外贸公司后参加“广交会”时的照片
我于2014年退休，虽然事业已经归零，但退休生活给我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正是我重新开始学习的好机会，我遵循“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去追求新的人生目标。
回顾我的人生经历，想当初我为吃饱肚子而担忧，把跳出“农门”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去努力。现在国家已经取消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城乡差别在逐步缩小，好多地方的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还要“吃香”。前段时间回农村老家，想把侄子的户口从一个省会城市迁回农村老家去，没有想到现在从城市迁户口到农村，比从农村迁户口到城市难多了。现在除了北京与上海对户口还有控制外，其它城市对大学生入户已经没有限制了，有的城市还出台优惠政策抢人才，在户口问题上真是此一时而非彼一时也，国家的变化真是大呀！
2018年，作者（前排左侧第1人）参加老年文艺活动时的照片
金方云
2021年7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