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亦生‖祖父

文摘 2024-12-16 06:25 浙江

祖父

虞亦生（原载2024《浣纱》第6期）

写祖父就像写一个梦，因为太遥远太依稀了，因为祖父的故事本身就有点像梦。

一

我反复听到前辈们所讲的关于我祖父的大同小异的一些故事。

说是祖父就读于之江大学时和同村一个叫虞才祯的痴迷上了京剧，梅兰芳到杭州来演出，他们都买了很贵的甲排票。这事不知怎地传到了他俩乡下的家中，恰逢两家的家道都在日益衰落，于是我太公和虞才祯的寡母商量后作出了同一决定，骗他们回家，然后被正告辍学。这时，两人已没回家的旅费了，只得以变卖铺盖的方法解决。

说是祖父和那虞才祯回村后，在村里拉扯了个“坐唱团”。“坐唱团”这种形式我是知道的，即几个人分角色，吹拉弹唱都得在行。闲时，譬如夏夜乘凉，就练习着寻开心，如遇婚丧嫁娶就受邀去凑热闹。其实，婚丧嫁娶时的吹拉弹唱（这和现在婚丧时着装一律的一群人在大门口演奏洋鼓洋号的形式是大不相同的），在宋或元后本是沦落为“堕民”的人的糊口行当，但划分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的地位档次，热衷的总是统治者，这是便于驾驭的极厉害极有效的招数，老百姓却是颇随意不过的，我祖父这样的性情中人更不会以“堕民之事为耻，自己快乐人家高兴就好。因此，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一直活跃于农村。因为追求的是热闹，所以我们这一带的“坐唱团”几乎都唱穿云裂帛的绍兴高腔。我祖父他们的那个很久以前的“坐唱团”，唱的则是传统京剧。祖父是唱老生的，有一次阮市镇上的大庙里新建了一个戏台，请来个水平很不错的京剧团演连台本戏，这叫“破新台”。祖父找上门去，说是想过点化妆演出的瘾，便付出两块大洋，讨教了些手眼身腿步的招式。他演的是杨令公，后台一句导板赢得掌声爆响，踩着锣鼓点出场后，看着台下一大片黑压压的西瓜般的人脑袋却一下发了蒙，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终于省悟到还是逃回幕后去为好，却又忘了穿着高底靴，一个趔趄向前冲了几步而仆倒在台上；这一下赢得的掌声和叫声更是山呼海啸。

以上那些都是祖父去世后我才听到的，讲的人越是绘声绘色，我越是怀疑其真实性。譬如，我还没听说过《杨家将》有连台本戏；譬如，梅兰芳可曾在那个时候来杭州演过戏。我曾向父亲核实，才知道这些件件是真。父亲还补充了许多细节，说到那出钱演戏的事，还十分惋惜，说已记不清演什么戏了，但大洋不是两块，而是五块，几担谷钱啊！我小时候，祖父家的墙上挂着一支洞箫，应该是他在“坐唱团”时用过的吧，但从没见他去吹过；似乎还有一把京胡，但这只是“似乎”了，更不必说有他曾经拉过的印象了。

二

以下的事是我成人后，祖母或父母亲亲口对我说的。

是关于祖父谋生的事。

说是祖父教私塾，教了好多个地方。父亲稍大后，祖父每到一个地方去教书，行李都是由父亲挑着去的。那时，教书先生的伙食都是每个学生的家长按日轮流管着的，一日三餐用专门的竹编“幢篮”挑着送。“幢篮”这实物我是从小就看到了的，但确切的名称和用途是以后在奉化溪口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厨房中才得知的，写着“拜年、端午、周岁、满月用”，这可见当时的学生家长都把给私塾先生送饭当作是非常神圣的事。“幢篮”一般分为两层或三层，每层可放三四碗菜。按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较好的菜肴早餐和中餐只能是摆着撑门面，到晚餐才能吃掉。可我祖父是不遵守这“规矩”的，每餐都逢好的吃，所以东家只得加倍准备。找祖父谈天说地的人多，譬如那位虞才祯就老是去找祖父，祖父还荐他一起共过事（他俩好像很有点缘分，还先后做过本村的保长），谈着谈着，就一起喝酒了。因此学生的“自学课”特别多。祖父先到教室对学生发出命令：“把某篇文章读得能背出来为止！过一会我喝过老酒进来，背不出的要打手心！”然后真的去陪客喝酒了。教室门口放着只便桶，祖父进教室前总要“放便”，“咚咚咚”地分贝颇高，乱哄哄的学生中只要有一人听到这声音，便立刻互相告知，大家便正襟危坐，高声读起书来，祖父见大家那么认真，便也不再处罚背不出书的学生。

说是祖父辍学后便娶了我祖母，被我太公分居出来后，被举荐到绍兴邮局去当差，凭祖父的学历和水平，当然用不着去做邮差搞投递，而是坐坐办公室打理点什么。可是才不几天，祖父对那位好心的举荐人埋怨：“你怎么替我介绍了这种坐冷板凳的活？”于是便告辞回了家。不知祖父后来是否为此事后悔过，我懂事后以为祖父这一着损失实在太大了：本来我父辈和我这一辈在解放后是可以顶替着跻身于“工人阶级”的行列中的，吃皇粮拿工资早涝保收，免遭许许多多的苦头；而在祖父自己也绝不会有后来的结局了。

说是祖父后来在村前的一条大路旁筑了几间草房，开了个卖食品为主的杂货店。那条路是东边许多村子赶向西边阮市集镇的必由之路，而这里刚好处于两端的中间，刚可歇歇脚，加之祖父免费供应茶水，有时间的话还免费给人把脉开药方，所以生意很是不错。可是某天半夜，门被突然撬开，闯进几个脸上搽满锅灰的强盗，他们利索地解下腰间的绳子，凶神恶煞般地把我祖父捆在房柱子上，又往他嘴巴中寒进了毛巾和抹布，又把我祖母及已懂事的父亲和二爹逼在墙角，举刀威逼不许出声，然后将店中的钱物掳掠一空离去。几天后，国民党的县衙里来了一个腰佩手枪的人，向祖父盘问一备，回去后就没下文了。其实，祖父和祖母是觉察到了这事是邻村几个熟识的人所干的，但始终没有把这些人说出来，大概是考虑到诸多原因吧。那次遭劫后，祖父不得不放弃那块黄金宝地了，在村中另建一座草房开店，但生意清淡了许多。

那遭劫后被弃的房基离村口有上百米，一直要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被移去改造成水田，这“移”的劳动我也参与在内，那时我似乎已是个青年了。

三

我原本以为，那座远近闻名的“花果山”——人们笼统称之为“桃山”的，是祖父辞去邮局差使、开杂货店失败后才经营而成的，成人后经向上辈人核实后，才知道祖父的几项事业：开店、教书、初创桃山之业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我曾问过父亲：“祖父为什么同时能做这么多事？”父亲对我说：“你爷爷是想‘一铁钯三畚斗——发财’。”

桃山，是坐北朝南的十来亩大小的一个朝南向阳的山坳，依山势呈“∩”形，上部较陡处逐渐向下扩展，到充分展开处趋于平缓，延伸到山脚便是整块平地了。山坡高约两百来米，两侧山脊的直线距离大概也有两百来米。我们村里的山不少，大多属贫瘠的砂石质地，树木长得很慢，但桃山的土质是一律的黄泥，最适宜于树木成长。这山坳是我太公给祖父的家产，杂树茂密。靠祖父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它开垦过来的，请人开垦又付不出这么多工钱。他所采取的方法简单而有效，就是划片包给个人，除事先做上标记的大而直的树砍下后要归还外，其余的树木柴未连同树根柴根全归开垦人充当工钱。然后又请人打理第二步工作，即清理平整和挖坑种植果树苗，把那第一步开垦时留下的树木卖掉，用来作为买果树苗和种植的人工开支。因此开垦和种植果树苗的过程并不很长。种果树苗的时间祖父抓得很紧，“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种植时要我做的活是按刚挖的窝分树苗，我才十一岁，冷得直哭。”父亲曾对我这么说。

四

以下该说说我亲见的祖父和桃山生活了。桃山上的果树大致是按种类分片种植的。山脚凹下的那块平地，中间种的是枣树，东侧和西侧的山脊起始处是梨树；中部枣树和东边梨树间是一条小路，这是从村里上坡的必经之路，它通向处于山腰平缓处的住宅——三间高大的泥墙草房。草房正厅的大门上方，写着四个很大的黑色楷书：勤耕农场。（在祖父的书柜里，我见过好几枚形状不一的“勤耕农场”的印章，可是从来没见他使用过。）小路右旁是一长溜儿四季葱郁的金橘树，左边则是平地和平缓处之间的明显分界线——即枣树园地的上方，东西向的一溜高坎，不必担心走路不留神会摔下高坎去，因为高坎边缘种着梅子树等遮拦着。山坡中部种着桃树、杏树、梨树、枇杷、柿子、苹果、橘子等等；再往上一直到山顶地势较陡，因此开垦成台阶状，这里种的则全是杨梅树了。山坳的周边由一株栗树一株杉树间隔围着，带刺的树木或果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防小偷的作用。山坡下部结束处是最平整的，和邻地的分界是一道高坎，这里竹子和荆棘繁密得人也钻不过去，这又能起一定的防范作用。以上的分布只不过是大致如此，其实果树又是套种着的。如山脚那片枣树，就套种着桃树、橘树、柿子树，边上还有几株高大的香团树。一到深秋，碗口大小的朱红色的香团密密麻麻镶嵌在绿荫之中，诱人极了！其实，这香团是颇酸的，生吃要倒牙，但中间开个洞，塞进几粒冰糖蒸熟了，便成了治咳的良药。香团一般都是送人的。有人来，就递给一把剪子，一副可以就地直立的比现在电工常用的要高得多的“双面梯”，让他（她）自己挑着剪着，大多连着那翠叶剪上两个，称之为“成双搭对”。

每类水果中又分为许多小类。譬如柿子就有方柿、朱红柿、牛心柿、油柿、陆柿等，还有相当多的“洋柿子”：形如方柿，不必到红熟，摘下后不必除涩，就可直接吃；譬如梨树有白沙梨、黄皮水梨、青皮水梨、白皮亚梨、青皮亚梨等；桃树的品种似乎不是很多，主要的有玉露桃、水蜜桃、蟠桃三种。

众多水果中，祖父最花力气的是梨头和桃子。这两种水果刚结实成形后，祖父就得很细心地一个枝丫一个枝丫地删掉一大半果实，这是为了使剩下的果实能有充足的养分供应，接着是每个果实都用纸袋一个个地包扎起来。这些纸袋是祖父趁稍闲的冬季和初春糊成的，纸袋上用锥子扎些虫子钻不进而果实能透气的小孔，原料是收购来的旧书旧报纸。包扎水果时，祖父把纸袋和箬壳丝装在布袋里，布袋挂在腰间。包扎桃子比较方便，因为桃树都比较低矮，而祖父的个子不会下于一米八。包扎梨头就特别花力气了，因为梨树都很高大。祖父有这样的本领：把一根又长又粗的木杆靠着一棵梨树爬上去，待这棵树上的梨包扎完了，就提起木杆横向另一棵梨树的枝丫上，像杂技演员走钢丝那样顺木杆走过去又开始包扎。因此一旦上树后，就在树上待半天，要等祖母喊着他该吃饭了才下树。梨头和桃子是同时开花同时结实的，所以包扎的时日是很长的，往往从果实刚成形起到鸡蛋大才能完工。如果连续雨天，就要耽误好些果实的包扎。这些纸袋直到果实撑饱以至成熟后采摘，历经风吹雨打也不会破损脱落。

祖父是没有闲日的。那时没有农药，他怎么除虫，我大多忘了。记得的只是把那些卷起来的果叶剪下来或烧掉或埋掉；提钻心虫的时间花得特多，工具是粗细不等的几根磨得尖尖的铁丝，一把削树皮的刀，好像还有尖头钳，再好像还有烟熏的原料。我记得他常常耳朵贴着树干仔细听着什么，是不是连虫子啃树干他也能听得出来呢？

祖父又常常搞嫁接，有一株杨梅特别繁茂特别高大，果实长得特别多，有乒乓球那么大，而且没有大小年，但也比一般的酸些。俗话说：“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可这株杨梅恰恰是小暑后成熟，那时其他杨梅都“出虫”了，它却真红得当时，红熟了就也不酸了，因此反而很抢手。祖母告诉我，这是祖父在一株松树上嫁接而成的，因此果实也带点松香味。由于采摘的人手不够，杨梅之类常常是让买主自己采摘的，有些人只买上一二斤，却想要成倍成倍地又吃又糟蹋。

除虫、嫁接、松土等所有护理果树的事几乎都是下午干的。因为每天上午，祖父都得挑着水果到六里路外的阮市镇上去卖掉。水果放在有几层笼屉组成的挑担里，排列有序。我曾跟着去过几次，祖父到了那固定的摊位，打开笼子的盖，又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水果的位子调整一番，让每个桃子或梨头都从饱胀的纸袋中露出白扑扑的一小部分（现在想起来很有点穿旗袍的女子的意思），然后表情丰富地盯着，不无夸张地说一句：“啊，王母娘娘又开蟠桃大会了！”或者说：“啊，这梨头是天上长的吧！”每层笼屉只摆十几个桃子或梨头，每一个起码有大半斤重。买者只能一眼看准，严禁东摸西捏，而且不卖完上一层蒸笼的最后一个，决不打开下一层——事实上也说不出大小优劣，也不用秤，按个儿“一口价”，没讨价还价的。

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保鲜设备，但金桔、橘子可藏到深冬，办法是贮藏在两只大缸的秕糠中，上面再盖着麻袋蓑衣等。这两只大缸还有的作用是秋天一批一批的捂青柿子：缸里和上石灰水，柿子就浸在其中，上面还要盖一层“辣椒草”，四五天后柿子就除去涩味了，口感很好。但捂红软的柿子就得用干石灰了，红柿子时间长了要变质，相对捂得少些，另外备下一两只较小的缸就够用了。开春水果断档，祖父只是拎着只布袋去卖茶叶。山上茶树种得也不少，谷雨前后打旺时得雇人采摘，雇人烘焙。卖茶叶时只是隔三岔五地去几趟阮市镇上，余下的时间便是松土，手工制作来年开春用来包桃梨的纸袋。这些纸袋的原料，几乎都是收购来的邻近村子的学生们用过的旧书旧簿子。

现在想起来，对祖父那时能凭一己之力侍候偌大一座水果山，真是感到不可思议！祖母要打理繁重的家务，况且一双粽子般的小脚也限制了她野外的某些劳作；叔父们要出生产队的工，也帮不上祖父的忙。如果那时有像现在这样的专用水果包扎袋、有可用来嫁接的双面胶、有除钻心虫的农药，这绝对能省去我祖父好几倍的人工和力气。

要说祖父的闲，就是每天看报的那点时间。

整个村里只有与邻村合办的小学校里有份报纸，祖父每天向三爹准时下命令：“阿三该去借报纸了！”三爹不敢说半个“不”字，便带上头天的报纸去还，把今天的报纸借来。因为要先跑到山下的村子里，然后又拐个大圈跑到独处村外的学校里，所以来回有好几里路。祖父看报纸常常是在午饭后，他藏上眼镜，仰躺在一把可折叠的竹制躺椅上，一只手握着两尺多长的旱烟管吸着，一只手半擎着报纸。我还记得他看了某天的报纸后，连续几天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原子弹！啊，苏联也有原子弹了！如果美国和苏联拿原子弹你丢我、我丢你可怎么办呢？这天下乱丢原子弹可怎么办呢？”

五

可惜那时压根儿不会想到“农家乐”“特色旅游”这些名堂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否则，祖父正该赚得缸满钵满了！桃山，岂是现在那种人为地挖几个塘、搭几间茅屋、种几棵树、备几根钓竿的地方所比得了的，就这个角度而言，我祖父又不经意地成了个高明的景观开发设计师！

除了冬天，这里一直是一个花枝烂漫的锦绣世界！以至一直以来，我在向学生讲授朱自清的《春》，读“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讲授汤显祖的《牡丹亭》，读“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赏心乐事谁家院……”；眼前立刻会展现出这样的实景来。一年四季水果一茬接一茬，虽然祖父管得很紧，偌大的面积，连每株树上有几个桃子、几个梨头也十分清楚。但我偶然地也要“出手”。而对金桔、杨梅、枇杷、杏子、梅子、栗子等一类那时属“第三世界”的水果，祖父就算管得过来也常因采摘人手不足而误过季节变质，所以对我、我姐姐及我叔父们，他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我把桃山当作乐园的还有一个天大的原因，是祖父、祖母及叔父都宠爱着我。我记得祖父老是笼养着一只八哥，劳作时让我提着这笼子跟在他后面，松土松到什么虫子就喂八哥。祖父对我说：“等你二十来岁，爷爷我七十来岁了，那时果木得让你来料理了。”我勇气百倍豪情万丈地说：“好吧！爷爷，那时就由你来提八哥笼子。”祖父开心地大笑。我现在常在花鸟市场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鸟，但总没有我记忆中的那八哥可爱可逗通人心。

我最喜爱的是草房周围的一带。三间朝南草房和向东的下房（“猪头间”）形成个角尺形，前面是一块上百平米的场地，场地东端则是一株高大的柿子树和几株樱桃树，连接着那上山小路旁的一长溜金橘树；场地前几十米长的高坎边，是梅子树和香团树。草房正门东侧是一株树冠极大的桂花树，两手合抱般粗的主干上，用长长的链子拴着一条狗。草房的东边，又岔出一条小路通向后坡，草房后有一个直径三两米的池塘和水井，一年四季水都很清澈。草房两旁除了其他果树，还有对称的各一株高大的笔直的银杏树和核桃树。桃山上的果树品种尽管在那时是第一流的，但除祖父特别看重护理的桃和梨外，大多是比不上已经一再改良的目前的品种的，可我总觉得现在的核桃质量反而不如桃山上的那两株：外壳光光的，极薄，用牙一叩就开，生吃味道也很好；不过果实结得不是很多。核桃要老得自己脱去外皮掉下来时最好吃。对银杏、核桃，祖父是对我们是持全开放态度的，绝不会约束我们的口福。按祖母的教导，核桃要先敲开一条缝，才能到火中去煨，有一次我捡了一粒，没有经敲开这一道手续便煨在灶火中，好一会它还没动静，我等不及了，拿出来用嘴吹了两下，滚烫地放进嘴巴里，不想那核桃不早不迟偏在这时“嘭”的一声弹裂开来。我害怕父亲知道了还要挨打，所以不敢声张，右边口腔及半张脸肿胀以至于溃烂，难受了好多好多天。

不知为什么，至今在我梦中甚至白天的眼前出现得最多的，则是梨树开花和梨头刚结得像汤圆那么大时的情景，往往是全镜和特写镜头迭现着：梨树一大片，参差高大；褐色浑圆的粗大树干托起疏密有致的绿白相间的树枝，这些树枝又组成圆形的树冠；椭圆形的树叶每一片都油绿硕大，树叶上大小不一的圆形的品亮的水珠时而颤动一下；雪白的花瓣好几朵攒聚成一簇，每一簇又辐射成一个个白色的圆球。花蕊是淡黄色的，蜜蜂们时而弓着身子竖着翅膀伸着尖嘴屁股一耸一耸地采蜜，时而低低地盘旋着寻觅着什么。蜻蜓和蝴蝶也时停时飞地穿插于其中。或者，是好几个汤圆般的果实攒聚着辐射成一个个青翠的圆球，和椭圆形的油绿硕大的树叶融成一色，在明媚阳光的作用下又富有立体感。

其实，这样的景象确带着虚幻，因为梨树开花正当时的时候，那树叶还没充分长大。

山间之景无穷，但身缘此山中，不能同时识其全部面目。而桃山以南的原野，则是尽收眼底的变幻着的壮阔画卷。

场地南边的高坎上种了三株梅树，它们之间相隔好远，虬曲的枝干都向高坎外横伸出去，几乎和高坎下那块平地上的枣树枝条交叉在一起。中间那株梅树的主干呈扁圆，靠根部长成个马鞍形，我于是常坐在这“马鞍”上，或俯首静看手中一本书，或南眺诵读四时之景：桃山向下延伸，是大块逐渐平缓的旱地，旱地上麦子、番薯、蚕豆、萝卜、白菜等更替间杂，茶树桑树错落其中，几株高大的枫树鹤立鸡群。天尽头是远山的剪影，呈不规则的弧形连在一起。旱地和远山之间，则是广袤无际的田野和疏朗的村落。田野上，一年四季变幻着色彩：春天，草子（紫云英）泛绿了；接着开花了，遍地紫红色中夹杂着一方一方的金黄的油菜花和青绿的麦子。这时春耕来临，田野经耕耙后，紫红色就转换成了漾着水的银白色，银白的水田上一个一个的黑点在活动着，那是人们在插早稻秧；于是才几天田野变成了青翠色。镶嵌于这整片青翠色中的是一方一方成熟了的黄澄澄的麦子。麦子收割后，也立即播上稻秧，整个田野就全是苍绿，那时夏天降临了；逐渐地，成熟的早稻在强烈的夏日照射下泛着耀眼的金黄；不久，这金黄又被新栽的晚稻的青绿所更替。深秋，晚稻成熟，满目桔黄色，晚稻收割后，田野则只剩一片灰茫光了，零星的泛着银光的池塘反倒是更醒目，而那间或成块的新播的泛着青光的油菜、麦子，向人们宣告着即便严冬也无法扼杀尽的田野的生机。这时，梅树早已落叶，我也不愿再坐在那“马鞍”上挨西北风的抽打了。

六

常有人来让祖父看病，这时祖父只得停下所有的活来对付病人，他双目微阖，专注地搭着来人的脉搏，然后身子前倾，简单地问几句，再观察对方的舌苔，有时还拨开对方的眼皮察看，接着开药方。我最喜欢看祖父写字了：他用一种绿色的颜料粉放在石砚中，再命祖母放点水，化开毛笔后，在一张三十二开的黄纸上，从右到左一竖行一竖行地从容写来，我虽然启蒙很早（启蒙人也是祖父），但药方上的字大多不认得，只是觉得很好看。我问祖母爷爷为什么不写黑色的字，祖母说墨贵，磨起来又花时间。祖父给人看病是从来不收一分钱的，有些人病愈后，也送来点鸡蛋之类。但这样来“报恩”的人是不多的，这大概因为那时大家都很穷，况且来一趟桃山也不大方便。

方圆好几里的人家几乎都称我祖父为“绍灿先生”，也有少数背后称他为“桃山老板”或“桃山老爷”的。

祖父每年大年初一下山来到我家来吃餐中饭。这一天本来就比往常有吃有穿有玩，是我和姐姐最高兴的，而能得到祖父给我们的压岁钱，则又添了一层高兴。虽然那时就觉得祖父在这方面并不大方，最多只给五分钱，可这是我们唯一的压岁钱、一年中唯一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钱啊！我们总要向其他同伴炫耀，即使常常被比下去也还是非常高兴！

七

1960年，那年我十一虚岁，在六里路外的阮市镇上的东白乡小学读五年级。暮春的一天，我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上午全体同学停课在学校附近的田地里糟蹋了好些麦子和豆秧，终于拔了好几篮猪草。回到教室，鲜甜无比地吃了带去的那碗冷粥，接着就要到某地猪场去慰问。正准备好了“少年先锋队”队旗和锣鼓整装待发，忽然和我同校同级就读的那天刚好“赖学”的小堂叔跑进教室来，不顾老师油然而生的愠色，径直向我说：“说出来你不要哭，你爷爷死去了。”我一下懵了，立即和他一起抄近道到桃山，见祖父笔直地挺在草房正厅的一块木板上，光着脑勺，脸色黄黑黄黑的，颧骨高耸，两颊和眼眶深陷；可是他的肚子高耸着，白衬衫被撑得鼓鼓的。在祖母、母亲等女人们传统式的哭诉中，才明白了祖父的死因：其实他已病了好几天了，自己开药方抓了些药吃，昨天有点起色了，偷偷去桃山脚下那块枣树的间隙里种春分豆。回家后太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些祖母刚蒸熟的“草子糕”。“草子糕”，是当时群众的一大发明：用比例极低的米粉勉强把主要用作肥田和喂猪喂牛的草子（紫云英）粘合起来，做成“糕”状。在农村，常可看到牛因多吃草子而闹肚胀，据说是因为草子叶粘住了胃的贲门或幽门（这两个术语是我为写此文从学医的女儿处问知的）每当这时，大人们焦急万分，用向牛们灌什么药等手段抢救，也有终于抢救不了而死去的，我们这些小孩子倒是十分高兴，因为有牛肉可尝了。祖父大概——一定也是草子叶粘住了胃的贲门或幽门而胀死的。

祖父就这样去了！被放进临时草草做成的薄板棺材中去了！虚年才六十三岁。他去得很突然，突然得没个亲人在身旁：祖母刚离开家干什么去了，二爹和四爹在外地建水库，三爹正被抽到“黄铁矿”干活，因为是“大协作”时期！

祖父去世后几天的某个晚上，祖母和母亲请来了公社“敬老院”的两位老人来念“超生经”，一位矮个方脸塌鼻梁，一位高个长脸尖鼻子。那时没有钟，大概不到晚上九点吧，他们就吃祖母端出来的半夜点心了：啊，两碗饭！两碗中号蓝花碗盛着的普通中国人久违了的大、米、饭！蓝质地的碗身和雪白的米饭尖儿，在如豆的煤油灯光下互为映衬熠熠闪光，上面浮动着缥缈的热气——香气——五彩祥云，这是一件多么和谐悦目的艺术品啊！随着两位老人各自端起一碗，旁若无人迫不及待地向筷子所向，这悦目的和谐立刻被另一种悦耳的和谐所替代了：和着腌菜煮竹笋的嚼动声他俩一鼓一鼓的腮帮子中分明发出兼具“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艺术感染力的“叭唧叭唧”的美妙乐曲！我原本以为我自己像受过基督洗礼、佛门剃度的仪式那样，对欲望是颇能自制的了。有据可证：在那时期以前，每家过年都要捣些年糕，我父亲是“拨糕花”的高手，其时他每天都得被请去帮忙，我只要跟着去或凑上门去亮一下相，主人准会赏我一个年糕团子，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可我从没去领取过这“规矩”的实惠。而此时此刻，面对这“悦目的和谐”和“悦耳的和谐”，我的五脏六腑头顶脚底乃至每一个毛孔都感到一股热辣辣的冲动，而且立刻领会了“知识的价值”暗暗地捏着拳头发誓：我也一定要学会念“超生经”！两位老人带领我们去山脚的一棵老栗子树下烧了纸钱后，又一次提出要吃点心，祖母和母亲彼此嘁嘁喳喳商量了一会，从菜柜中拿出点锅巴，又放进腌菜和笋给他们各烧了一碗菜泡饭，不过我仔细地观察到这菜泡饭已是汤多菜多饭粒少了，而且是很浅的一碗。对这事母亲好长时间内感到气愤：哪有吃两餐夜点心的？而且都是自己讨着吃的；这点锅巴本来是要到半夜时给亦生亦琴这两个也在坐夜的小孩吃的。

平时和祖父很少交谈的父亲说，几天前，他偶然去桃山，看到祖父在嫁接橘子，便提醒着说：“爹，你不要太累。你这把年纪了，万一不在了，这果树还有什么用呢！”祖父说：“我正是这样想的。我去了后，桃子、梨头这些水果，你们是管不好的：那就多为你们留下些不必花多少力气就可管好的橘子、枣子这些果树吧。”想不到祖父“我去了后”那一句话，马上成了应验的谶语……

八

有一次除夕说起祖父，父亲和母亲还好像有点不满：他们被分居时，连茅屋也没一间。祖父自己却想通了：做骆驼绒里子的大衣穿，虽然以抽旱烟为主，但也常去买一毛多钱一包的“指南针”“大乾坤”等的香烟，中饭晚饭前都要喝上半碗酒（其实祖父去世前的几年是肯定买不到酒的了）。但我以为祖父已经很对得起儿孙们了，到死前一直在自食其力。不仅如此，除粮食极紧张的“大跃进”时期外，我从懂事起，还雷打不动地每天上桃山去玩，吃上中午和晚上两餐饭；可以说，在我上学以前，主要是祖父和祖母养育着我。而且，祖父还为儿孙们留下了桃山这一份厚重的家业——如果后来不被收归村里的话。

还有一件歪打正着的天大好事：按我太公辈的家业，大概解放初土改时要被划上“富农”甚至“地主”之类的成分的，幸亏祖父辈败落了，并且又和我二祖父分了家产，因此竟划了个“贫农”成分，这又大大荫庇了我们儿孙，否则会被“四类分子”这块大石头压个半死。解放时，祖父估计可能要被“土改”出点田地，就去找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你们要我匀出点田去，我没意见，可桃山是要给我保留的，这可是我的性命。我坚信：假设祖父能活到现在这个时代，即使动弹不了，也不必要我们儿孙赡养的，而会被水果种植大户抢着抬去，就算在果园中摆把躺椅躺着也能做个极好的顾问；还有可能写出很有水平的《水果经》什么的变钱。

九

我老家还有祖父留下的墨宝：当年父亲新置了一只米箩，就请祖父来写上姓名和年份、时节；上面还有幼小的我当时趁祖父不备，突然夺过笔来所写的一个“旦”字，还以为和祖父写得差不到哪里去而挺得意，可后来我确实写得一手不错的字了，才知道我的字一直没具备祖父字体中的柳体风骨。

写到这里，脑子里跳出一个重要的主意：要把祖父写在那只米箩上的那几个字，以及我写的那个“孩童体”，拍成照片保存下去，这可能也是所剩的唯一连结从祖辈到父辈到我的三代人情感的实物了吧！不过，祖父还给了我永不会丢失的礼物，这就是我的名字，祖父原来给取的是“逸生”，即“安逸一生”之谓，后来我随心所欲地“奕胜”“亦胜”“翼升”地变换着，反正那时也还没有身份证；况且，自己的境遇也成了“安逸一生”的反讽。到后来，终于消除了这迁气，定型为书写最便捷的“亦生”。

十

桃山被毁，是在“农业学大寨”时，那时桃山已收归村里多年了。

此前，自然的力量也恶狠狠地毁过一次桃山：我八虚岁时的某一天午后，母亲剖了几个老南瓜，把连同前一天积下来的南瓜瓢放在一只大竹篮里，我和姐姐自告奋勇把南瓜飘抬到祖父家去喂猪。刚走出家门，老天就开始刮风下雨了，走到桃山脚的那株大栗子树下，迅速加急加大的风和雨已把我俩作弄得跌跌撞撞。迈上几级台阶后，踏上了较为平直的小路，又遇到了更大的麻烦：路的右旁是杏林，左旁则是梨树，已到采摘期的梨头噼噼啪啪往下砸，虽然我俩戴有笠帽，但头上还是被砸得生疼生疼的。艰难地行进到祖父家，见祖母站在门口焦虑地望着这天气，祖父则躺在竹躺椅上，一脸沮丧。接着，祖母和三位叔父及我们姐弟带着空谷箩，顶风冒雨去捡梨头，一趟一趟把梨头抬到家里去；祖父则仍然蒙在鼓里。其实，对于抬进去的梨头，祖父是宁可让它烂掉也不会出卖从而坏了桃山名声的。

夜晚，风和雨更把其恐怖的魔力肆虐到极端。第二天清晨，风雨全停了。村里遍地都是房顶上刮下的稻草和瓦砾，还倒塌了几间房子，压死了几个人。桃山上更是惨不忍睹，不要说几乎所有品种的果实都掉下损坏，更痛心的是许多果树还被连根拔起。这就是至今还刻在上了年纪的人的记忆里的1956年的“八一”台风。我这里有一本《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其中就记述了这次台风的灾难。台风过后，祖父立刻雇了许多人扶正支撑受损的果树，他自己站在旁边指挥着，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严峻难看的神色。一两年后，桃山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可这一次，桃山是不可能再有复原的希望了！村里要把桃山变成茶山。我和我父亲、叔父们也都裹挟于其中。其时，我确实已是个好端端的青年了。遵照着不可抗拒的命令，挥舞斧锯和锄头，扫荡着祖父一辈子的心血，扫荡着和我们全家有着血肉感情的果树，个中滋味如何，列位是不难想象的了。不过，“桃山”这个地名倒是一直沿用着，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沿用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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