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之我见|法定公证
孙京晶 北京市正阳公证处公证员
一、将《公证法》第二条修改为：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者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适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理由】合法性是裁判性权利，公证的效力是赋予公证客体证明力、赋予强制执行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以及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上述效力与合法性不是等同的概念。
公证过程是对客体客观、真实性的审查，以及对法律法规禁止性规范的审查排除。但是，对禁止性规范的审查排除，不等于客体合法。合法涉及到法律的适用和判断，属于司法裁判权范畴。公证的社会分工是依国家授权的证明职能，为司法裁判提供客观证据，不应有也不能对公证客体合法与否进行先入为主的判断。
尊重法律完善、制定规律。任何一项法律的出台，都是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总结与提炼，适度放宽法定公证事项的法源到法规层面，便于地方性立法及时依据各地实践，积累立法经验，将好的实践经验及时总结、提炼，便于逐步扩大实践范围，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时，上升为行政法规、法律。这也是对立法过程客观规律的尊重，节约立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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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公证法》第十一条修改为：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申请公证如下行为：（一）重大民商事合同及从属行为；（二）涉及人身关系的财产类协议（婚姻财产协议、收养协议、遗赠扶养协议、意定监护协议）；（三）重大财产处分授权书；（四）继承、遗产管理人身份协议、公证遗嘱或经公证的继承人协议推选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证明、非诉讼程序分割遗产的行为；（五）遗产权接受、让与、拒绝、放弃的意思表示。上述行为非经公证不发生效力，法律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申请可以公证如下行为：（一）一般民商事合同及从属行为；；（二）一般性授权、声明；（三）遗嘱制作遗产清单；（四）公示权利；（五）对民商事行为的保全等。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申请可以公证如下事件：（一）出生、亲属、住所地、婚姻状况、无犯罪、生存等；（二）学历学位、驾驶证、文本相符、纳税证明、经历、职务职称等。
法律、行政法规作出明确规定前，地方性法规可以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结合实践，对需公证的其他事项作出规定。”
【理由】现行《公证法》第十一条未对法定、约定公证事项进行区分，列举方式分类亦未呼应第二条公证证明客体公证。
依据现行条款，公证事项是需要依当事人申请启动，是自愿意定原则，对法定公证事项未做明确的一般性的规定。作为特别法和公证制度的基本法，《公证法》需要对法定公证做一般性规定，方能满足制度架构上的要求，并为今后在其他实体法中具体规定法定公证事项提供参照指引。
对公证事项范围采列举的立法模式，在种类、数量、标准方面均受局限，难以适应实务中公证需求的变化。建议以三类证明对象为参照进行梳理，为法定公证事项提供一般性规定，为实体法今后明确法定公证制度提供经验。此外，尊重私法自治，明确依申请的公证事项的种类、效力与责任。将法规、习惯扩大进法定公证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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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公证法》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法律、法规规定公证为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生效要件的，依照其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约定公证为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生效要件的，从其约定。”
【理由】现行条文法律位阶较高，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未直接规定法定公证事项，扩大法源，允许地方性法规按照客观需要进行补充性规范。
公证也是民事纠纷的调处中的一种方式，哪些行为需要公证方式处理，除了依据法律外，还应依据历史习惯。按照习惯公证的同时，需要注意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行为主体与《民法典》关于行为主体的称谓保持一致。有约定从约定，尊重意识自治，明确意定公证效力可以约定，引导行为人选择最有利于行为生效的形式。
编辑|垚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