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必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场？
马知遥
正如上文所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嵌入于社会生活。我们无法离开其所处的空间与情境对其进行认识。以口头文化为例，口头文化广泛存在于我国各个区域。如马街说书、格萨尔王传说等口头文学都嵌入于所处地域的情境之中。“口头文化的传承一般离不开特定文化语境。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文化传承人的艺术实践常常受到环境的制约，如口头传承神话有散文体、韵文体两种，一般都在民俗环境里传讲或传唱，特别是韵体神话一般与若干特定的传唱场合相结合，口头文化的传承就是演述人与受众之间的交互活动，包括了思想、情感、态度和观点等方面的复杂交流与反馈，在口头作品的演述活动中，所用的载体除口头语言之外，还可以有形体语言，如表情、姿势和动作等，以辅助传达人的思想、情感、体验和情绪等。” 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必须感知它所处的文化空间与文化情境。这也是传承人口述史一定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的理论依据。
所谓“现场感”，指的是调查者身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的区域社会生活与具体情境，将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统一的关系体，去理解它与所在区域民众的生计方式、民间信仰、岁时节庆、文化审美的内在关系。只有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场，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之处，在体验和感受中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能帮助我们鉴别真假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它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 既然是活态，我们需要看到真正的传承人的传承过程，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存在样态。这些都对口述史完整的表达有帮助，同时也能让口述史发挥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
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传承人口述史应该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并重。有时，我们在传承人口述史调查中使用的方法太过单一，仅仅通过与传承人的面对面访谈来完成调查。这样极易为口头表述的信息而蒙蔽，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有些时候，我们对传承人生活的参与，往往可以使很多内容不言自明。调查者可以在自己的行动感知中，很多话题和疑惑都迎刃而解。笔者曾调查渝东南山区的农耕文化遗产，当地民众很多都有风湿病。这很令笔者好奇。某日，笔者便跟随他们翻山越岭，来到田间一起种植黄连。一天结束，笔者深感膝盖疼痛，后经反思才明白。当地黄连棚只有1.2米高，民众只有弓着腰，弯着腿作业方可完成除草等工作。而黄连棚大多位于山腰阴湿处，长期作业便难免引发风湿病。这些都是笔者参与他们农耕生活时感知而来，而这些都是访谈所无法感知和想象的。因此，传承人口述史调查需要进入现场，最好能够参与相关实践活动。这将与传承人的访谈相辅相成，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章来源：马知遥：《传承人口述史工作指导手册》，学苑出版社2023年。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北斗丛书》主编：
苑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兼中方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五届第六届副理事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学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顾军：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主任，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代表作有《文化遗产报告》、《长生久视的胜境——古代仙山道观》、《北京的四合院与名人故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