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印度的影响是深远和多维的，其殖民统治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且在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上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成为全球工业和贸易的中心。这一时期，英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以支持其工业化进程。印度，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殖民地，自然成为了英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
黄麻，作为一种重要的天然纤维，在英国的工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绳索、麻袋和纸张的生产上。19世纪，印度的黄麻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孟加拉地区。英国的纺织工业对黄麻的需求推动了印度黄麻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
含油种籽，如花生、芝麻等，不仅是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也是油脂和润滑油的来源。19世纪，随着全球对油脂需求的增长，印度的含油种籽生产和出口也得到了发展。英国的工业和食品加工行业对这些种籽的需求，促进了印度农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了对含油种籽的种植。
小麦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在19世纪的全球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其小麦生产对满足英国及其殖民地的需求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遇到欧洲粮食短缺的年份，1800年英国小麦的进口量高达300多万夸脱，印度小麦的出口对于稳定英国的粮食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棉花是19世纪全球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印度长期以来就是优质棉花的生产国，特别是在孟买地区。随着英国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棉花的需求激增，印度的棉花出口量大幅上升。1781年，美国棉花开始进入英国市场，但很快被印度棉花所取代，因为印度棉花质量更优，价格更具竞争力。
1850年，英国加工了全世界46%的棉花，印度棉花在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1811年，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仅为160包，而到了1818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27124包。英国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它逐渐不再依赖从印度进口成品棉布，反而将印度转变为其制成品的倾销市场。1814至1835年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增加了62倍，而同期印度输往英国的棉布减少了四分之三。这标志着英国在全球棉花产业中的地位由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而印度则从一个棉布出口国逐渐转变为进口国。
1853年4月16日，孟买至塔那的铁路线开通，全长34公里，是亚洲地区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的建设是由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负责，它也是印度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线。铁路线的开通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通方式，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加强英国与印度的联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报道，当时的列车由三台蒸汽机车牵引，能够搭载400多名乘客。
1855年2月，豪拉-拉尼根杰铁路的通车是印度铁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条铁路线全长195公里，它始于胡格利河西岸的豪拉，途经加尔各答，直抵伯德万矿区的小城拉尼根杰。这条线路的建设初衷是为了更有效地运输煤炭，因为在那之前，拉尼根杰地区的煤矿物资需要耗时两个季度才能运抵港口。
原计划于1851年开工的豪拉-拉尼根杰铁路，由于一系列的航运事故而耽搁。一开始，一条运送火车车厢的船只在孟加拉国海岸的珊赫兹沉没；紧接着，由于地址写错，机车被错送到了澳大利亚而非加尔各答，这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笔误之一。尽管遭遇了这些挫折，所有设备最终在一年后安全到达了正确的目的地，确保了铁路的顺利通车。
这条铁路的建设不仅对当时的煤炭运输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策略的一部分。1846年美国出现的“棉花危机”导致曼彻斯特的成衣制造商们转向印度寻求新的原料来源，而为了确保供应的稳定，必须先改善通往孟买港的交通状况。因此，棉花巨头们向英国政府施压，希望在印度修建铁路。
豪拉-拉尼根杰铁路的成功通车，为印度铁路网络的快速发展打开了大门。1853年，时任印度总督的达尔豪西勋爵制订了关于印度铁路干线的发展计划，他声称自己给予了印度“社会进步的引擎……铁路、统一邮资和电报”。达尔豪西勋爵的计划强调了铁路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行政管理和政治控制方面的重要性。
到了1870年，印度铁路网的显著扩展，总里程达到了约6400公里。这一时期的铁路网络发展，得益于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梅特兰·布里尔顿的负责扩建工作，他将阿拉哈巴德-贾巴尔普尔支线与东印度铁路（EIR）相连，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铁路网络。这不仅使得从孟买直接前往加尔各答成为可能，而且这条路线于1870年3月7日正式开通，成为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世界》一书的灵感来源之一。
到了1880年，印度铁路网的总长度进一步增加到了约14500公里。这一扩展主要从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三个主要港口城市向内辐射，形成了一个密集的铁路网络。这些铁路线不仅加强了印度内部的贸易和交通，而且对于加强了印度与英国及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一时期的铁路发展，也标志着印度开始建造自己的火车头，并在1896年派遣工程师和火车头帮助建造乌干达铁路。1900年，大印度半岛铁路（GIPR）成为英国政府所有的公司，进一步推动了铁路网络的扩展到现代的阿萨姆邦、拉贾斯坦邦、特伦甘纳邦和安得拉邦。
此外，印度铁路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英国的大量投资。到1875年，英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额达到了约9500万英镑。这些投资不仅推动了铁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和区域间的联系。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极大地缩短了从印度到欧洲的海上运输时间。在运河开通之前，船只从印度前往欧洲必须绕过非洲好望角，这是一条漫长且风险较高的航线。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得航程缩短了约40%，具体来说，从英国的伦敦港或法国的马赛港到印度的孟买港，经苏伊士运河比绕好望角可分别缩短全航程的43%和56%。这一变化不仅加速了印度原材料的出口，也加强了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
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在原材料出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经济结构未能实现现代化，这与其殖民地时期所受的经济政策和工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英国对印度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的出口和英国制成品的市场开拓上。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机构对印度进行经济掠夺，将印度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而没有积极推动印度本地的工业化进程。这导致了印度经济的单一化，过分依赖于农业和原材料出口，缺乏工业基础。
英国在关键时刻阻挠了印度制造业的发展。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有效地将印度纺织品排除在英国市场之外，同时英国纺织品在印度市场享有关税优惠，这导致印度本土纺织业受到严重冲击。英国还通过限制技术和资本流动来阻碍印度工业化。印度在1870年代末开始设计和建造自己的机车，但英国出于保护自家产业的考虑，于1912年明令禁止印度自产铁路机车，这导致印度逐渐丧失了自主生产铁路机车的能力。
在19世纪，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印度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 。这种关税政策的不平等性使得印度本土制造业难以与英国的机制纺织品竞争。印度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关税保护机制来抵抗来自英国的机器制造产品。在英国的压力下，印度的关税政策往往偏向于英国的利益，无法有效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这使得印度市场上充斥着英国的廉价制成品，而本国制造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难以成长。
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印度经济的单一化和对农业及原材料出口的过分依赖。印度的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在殖民统治期间，印度的工业产出在世界总产出中的比例大幅下降。据威廉姆斯的研究，从1750年到1938年，印度在世界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从24.5%下降到2.4%，而发达的欧洲中心国家则从27%提高到了92.8%。
在19世纪，西方的医疗科学和卫生措施对印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人口增长方面。随着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和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印度的疾病死亡率开始下降，特别是儿童和孕产妇的存活率得到显著提升。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一些医学院和医院，如加尔各答医学院（成立于1835年）。187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印度人口约为2.39亿，而到了1901年，人口增长到了约2.59亿。这一显著的人口增长，部分得益于医疗条件的改善。
然而，这一时期的印度并没有实现与人口增长相匹配的工业化进程。19世纪末，尽管印度开始出现一些工业活动，但整体工业化水平仍然较低，工业产出增长缓慢。这导致大量新增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工业部门找到就业机会，只能回归到农业部门。
由于工业化的滞后，新增人口回归农业，给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19世纪英国殖民政策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如“永久定权法”，政策最初在1793年由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地区引入，并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根据这一政策，土地被正式承认为私人财产，地主阶级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则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
“永久定权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集中度的增加。地主阶级积累了大量土地，而普通农民则沦为佃农或失地农民。这种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导致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地主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往往更注重商品作物的种植而非粮食作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农业对内部需求的满足能力。
同时，19世纪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土地资源施加了巨大压力。人口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粮食来维持，但由于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农业生产并没有相应地增长以满足这种需求。印度的农业生产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缺乏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设施。这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土地资源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教育体系包括了高等教育机构和基础教育机构。这一体系的引入，旨在培养能够适应英国行政体系的印度精英，同时也为印度社会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文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士，以及能够服务于英国殖民政府的行政官员。英国在印度的教育制度不仅传授知识，还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均成立于1857年，它们是印度最古老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大学不仅为印度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还包括了附属学院制度。这种制度允许综合大学接纳本地区或临近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为自己的附属学院，从而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英国学者和印度学家对梵文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使得这些古代文献得以公共化。自18世纪末开始，学者如威廉·琼斯开始对梵文和印度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研究。这些学者的工作不仅限于翻译，还包括对梵文文献的深入分析和解释。
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梵文著作得以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使得原本只有少数学者能够理解的文本变得更加普及。这种公共化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梵文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不仅丰富了印度的文化生活，也使得西方世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印度的宗教、哲学和科学成就。例如，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的工作促进了对印度数学和天文学的认识。19世纪，随着对梵文研究兴趣的增长，一些欧洲大学开始设立梵文学科，培养专门研究印度古代文明的学者。这为梵文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和翻译提供了人才支持。
梵文研究不仅限于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如波兰也开始对梵文产生学术兴趣。波兰学者瓦伦蒂·斯科罗霍德·马耶夫斯基出版了第一部用波兰语写成的梵语和土耳其语语法研究著作。梵文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对西方思想产生了影响。例如，梵文经典《奥义书》的翻译对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的思想产生了启发。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对印度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不仅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养，也为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培养了人才。然而，这一制度也存在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它忽视了印度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价值。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最初主要面向印度教的上层阶级，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和权力分布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得大部分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到现代教育的益处。尽管教育制度存在阶级局限性，但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精英开始接触并接受自由、民主和理性的西方意识形态。这些思想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激发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批判性思考。
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印度知识分子开始组织民族主义运动，利用自由和理性的思想来攻击英国的统治。这些运动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了印度社会的变革和政治觉醒。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如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教育背景为他们提供了批判英国统治和组织独立运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推进，教育改革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者呼吁建立更加普及和平等的教育制度，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意识。1947年印度独立后，新的国家领导人继续推动教育改革，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教育体系。他们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致力于提高教育普及率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