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动态】第十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顺利举行（上）

第十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嘉宾暨

第十届量化历史讲习班老师及学员合照留影

2024年7月13-14日，第十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暨量化历史十周年纪念晚宴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成功举办。本届年会由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承办，国际量化历史学会、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合办，且得到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龙湖集团、南都公益基金会、用友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7.13日上午8时30分，年会正式拉开帷幕，陈志武教授、蒋勤教授分别致开幕辞。陈教授和蒋教授首先对国内外与会学者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以及衷心的感谢，随后简短回顾了量化历史讲习班和量化历史研究年会的十年历程，最后展望了量化历史研究广阔的发展前景。

陈志武教授和蒋勤教授致开幕辞

随后，年会进入了主题演讲环节。整个环节分为上下半场，分别由复旦大学李丹教授、河南大学宋丙涛教授主持。

上半场，牛津大学的Stephen Broadberry教授发表了科技创新与大分流关系的演讲。他认为，16世纪时长江三角洲和意大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始落后于荷兰以及英国。他指出，从14世纪开始西北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积极的趋势，相反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他强调，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大分流的一个重要诱因，中国的北宋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荷兰以及17世纪中期的英国都有较为明显的TFP增长。他表示，包含长江三角洲在内的整个中国在明清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出现了TFP负增长的状况。

随后，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KU.Leuven）的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发表了题为“重写二十世纪以前基础设施的社会史”的演讲。魏教授表示，她及她的团队通过标记中国古代地方史志中的城墙维护、路桥建造、水利工程修缮等基础设施文献来构建数据模型，并通过模型识别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构建中国基础设施数据库。

Stephen Broadberry教授和魏希德教授主题演讲及现场问答

下半场，香港科技大学的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教授发表了关于晚清精英数据库建设过程和未来展望的演讲。康教授首先指出数据库不仅激发新的研究思路和话题，还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之后，康教授分别介绍了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正在开展的项目以及利用情况。康教授还表示团队目前正在尝试通过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方法连接多个数据库从而寻求新的突破。此外，康教授还分享了公开版缙绅录数据库下载的网址和链接，供学界同仁存留研究。

随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孙传炜（Tuan Hwee Sng）教授发表了关于探究宋代中国县级单位数量的演讲。孙教授首先重新回顾了施坚雅“为什么古代中国县级单位的数量没有增长”这一问题。孙教授指出，宋代镇、寨、堡、城等基层治理机构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镇虽然不同于县，但两者都发挥了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随后，孙教授以澉水镇、石井镇为个案分析了镇的作用、兴起和衰落。孙教授认为，不同于日本和欧洲，早期近代中国并没有从行政上明确区分农村和城市定居点，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康文林教授和孙传炜教授主题演讲及现场问答

主题演讲结束后，与会学者和量化历史讲习班学员、老师在思源湖畔合影留念。

分会场一为英文会场，包含两个主题。上半场以“Merchant and Commerce”为主题，由香港大学的Ghassan Moazzin（孟嘉升）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刁文天考察了政治关系如何塑造山西票号的兴衰。研究发现，山西票号在那些由山西籍官员担任行政长官的省份中开设了更多的分支机构，这些政治关系为山西票号提供了稳定的政府业务和高度的信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余康利用新发现的有关安溪茶叶商人白三春的史料，阐明了塑造新加坡转口贸易的茶叶商人的商业实践。研究发现，白三春以新加坡为基地，采用预付款和寄售等财务策略，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茶叶业务网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蔡河齐利用253个中国州府的截面数据，考察了商业发展与太平天国时期科举县试配额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个州府内每多一个商会便会导致县试配额增加1.319。复旦大学李丹、香港大学孟嘉升、北京大学郝煜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一（上）报告与评议现场

下半场以“Political Alliance and Persuasion”为主题，由上海交通大学的Manuel Garcia（马龙）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的胡思捷构建了618年到755年的1,272对婚姻数据集。研究发现，武则天于674年掌权后，对社会向上流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在674年后结婚的普通和贫穷家族的男性更有可能与精英家族结婚，并因此成为世袭精英。澳门大学的洪泽利用完全数字化的中国古代典籍，系统分析了过去两千年中国人如何使用不同的修辞策略来说服上级，并将修辞策略识别分为4种不同类型。清华大学的徐志浩构建了一个包括280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官在抗日战争中的职业生涯轨迹的数据集，并研究数据集中向日本傀儡政权叛逃的案例。研究发现，晋升速度较慢的高级军官和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的高级军官，更有可能叛逃；而黄埔军校毕业生不太可能叛逃。香港中文大学白营、上海交通大学季程远、牛津大学马德斌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一（下）报告与评议现场

分会场二为英文会场，包含两个主题。上半场以“Culture, Gender and Inequality”为主题，由复旦大学的武玲蔚教授主持。华威大学的林雨晨考察了1920年北京大学的男女合校改革。研究强调了接触性别多样性对改变性别态度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个人网络放大和扩散性别态度转变的机制。图卢兹经济学院的张乙凡探讨了重男轻女的持续性和传播，研究将重男轻女文化传播分为三类：从移民传播到当地人；通过家庭传播；以及在移民社区内部传播。此外，研究还发现移民的祭祖行为永久地改变了个体对祖先、家庭和儿子的看法。北京大学的赵一泠根据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和宗教史志的数据，编制了1919年中国的县级天主教活动数据集。数据集详细说明了按国籍划分的牧师人数、信徒人数和教堂数量。研究表明，来自天主教信徒较为活跃地区的学生更有可能就读天主教大学。复旦大学武玲蔚、香港科技大学康文林、香港大学马驰骋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二（上）报告与评议现场

下半场以“Wages, Taxation and State Capacity”为主题，由昆山杜克大学的李佩源教授主持。香港大学的刘紫昂利用苏州、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下游北部水利建设项目的工资数据，探讨了该地区经济内衰理论。研究指出，无技能和半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以及临时和稳定就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表明了长江三角洲下游农村和城市以及行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日益融合。香港大学的胡森豪考察了1395年至1581年古代中国实施的育马政策，并以此来探讨华北内陆地区衰落和滞后发展的制度起源。研究表明，从事育马工作的地区获得了短期利益，例如1580年人口密度的提高。康奈尔大学的赵紫慧以“摊丁入亩”这一国家税收改革为中心，并比较了税收改革后积极推行税收改革的县与土地人口比例较低的县之间的农民暴动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累进税收改革增加了农民暴动。厦门大学李嘉楠、复旦大学邓涵之、昆山杜克大学李佩源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二（下）报告与评议现场

分会场三为中文会场，包含两个主题。上半场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为主题，由复旦大学的陈志俊教授主持。云南大学的王鑫利用战时高校内迁的相关数据，考察了迁入高校对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没有高校迁入的县，战时有高校迁入的县在1982年和1990年有更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更低的文盲率。山东大学的焦银亿以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项目为切入点，考察了传统能源向清洁电力转型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农村电气化不仅为改善地区和家庭内部的教育环境提供了可能，还改善了个体健康状况。北京大学的徐万蓉使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与三线高校搬迁数据，探讨了三线高校对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三线高校搬迁显著提高了当地儿童的受教育水平。复旦大学陈志俊、河南大学宋丙涛、广西师范大学徐毅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三（上）报告与评议现场

下半场以“技术进步、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为主题，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连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的王志强聚焦于蒸汽轮船的引进，并以此来分析清末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研究发现，轮船航运提高了位于同一条长江支流上的府对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相对于对照组，这些府对间的粮价差异降低了4.65%。广州大学的郭永钦展示了17-18世纪中国各港口参与东南亚贸易的联系。研究认为，在洋船增多导致市场整合的同时，东南亚的私人贸易逐渐兴盛，并且以华人作为主力，在1720年左右达到顶峰。厦门大学的林友宏考察了中国集体化时期政府层级结构对矮杆水稻推广的影响。研究认为，一个县的适宜度和所在省的平均适宜度都对矮杆水稻引进有着促进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刁文天、复旦大学王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连辉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三（下）报告与评议现场

分会场四为中文会场，包含两个主题。上半场以“职业、迁徙与社会动员”为主题，由深圳大学的徐斌教授主持。剑桥大学的代莹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新修家谱中的职业数据研究20世纪长江流域的兼业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世纪长江流域兼业者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呈现出降低的长期趋势，并受到了经济专门化、经济结构变迁和土地制度的共同影响。河南大学的许志成利用县级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在清末民初的新式学堂数量与学生人数较多的地区，1927年时的共产党员与党组织数量也更多。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元利用县级碘缺乏病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探讨地方疾病对农村-城市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盐业管理体制的政策使农村-城市迁移增加了0.57%，相当于增加了约200万额外的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深圳大学徐斌、华东政法大学杨端程、南京大学王明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四（上）报告与评议现场

下半场以“儒学发展与社会结构”为主题，由广西师范大学的徐毅辉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的雷霄通过对宋代重要的社会结构变迁和精英地方化的分析，发现宋代士人转向对地方事务的关注，源于朱熹理学的广泛传播。西北大学的刘钰昕通过K-means算法与Louvain算法对《清儒学案》中所记载的学人关系进行聚类。研究结果表明，江南学术共同体确实存在，但并非像传统史学认为的仅仅以考据学为主体，其学术交流活动跨越了单一学派的界限，形成了一个交织理学与考据学的复杂网络。南开大学的王伊彤利用清代女性诗人及作品等历史数据，发现王阳明文学网络对女性人力资本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市场贸易崛起下宗族间竞争加剧使得女性教育得到重视，家族女性在婚姻市场的地位得以提升。复旦大学李楠、浙江大学杜正贞、南京大学梁晨等学者先后进行了评议。

7.13分会场四（下）报告与评议现场

量化历史研究十周年纪念晚宴于7月13日晚19点整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术活动中心馨园举行。纪念晚宴由彭凯翔教授担任主持人，共分为五个环节。首先，现场嘉宾们一起观看了量化历史讲习班暨年会十周年回顾视频，感受一如既往地学术投入与专注。接着，陈志武教授、龙登高教授、马德斌教授作为讲习班和年会的创始人和共同创始人致辞。三位教授讲述了创办讲习班的初衷，分享了第一届讲习班创办之初的心路历程，回顾了量化历史学者队伍从发展到壮大的十年之旅，展望了量化历史下一个十年的广阔前景。此外，三位教授还对项目资助方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彭凯翔教授主持，陈志武教授、龙登高教授和马德斌教授致辞

然后，年会颁布了第七届南都量化历史研究最佳论文奖。组委会评选出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两篇。一等奖获奖论文为罗茜子的《Parental Dictates: Marriage Sorting and Social Mobility in Imperial China, 1614-1854》。二等奖获奖论文分别为刘畅、徐志浩的《Attention to Inflation》；代莹的《Jiapu as a new source for researching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radition (partially) modernized》。南都公益基金会彭艳妮秘书长、陈志武教授为获奖嘉宾代表颁奖，获奖嘉宾代表徐志浩、代莹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此外，组委会还准备了紧张刺激的抽奖环节，10余位讲习班和年会的幸运观众获得了精美的礼品。

颁奖嘉宾为获奖嘉宾代表颁奖

获奖嘉宾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随后，讲习班授课教师代表曹树基教授、李楠教授、马驰骋教授致辞。三位教授回顾了量化历史研究的“浪漫”十年，并展望了讲习班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徐毅、宋丽智、何石军、林友宏、胡思捷、李佩源作为往届讲习班学员代表发表讲话，他们真情流露地讲述了自己作为讲习班学员时的心路历程，并对陈志武教授以及量化历史团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讲习班授课教师代表致辞

讲习班学员代表发表讲话

最后，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民乐团演奏了《喜洋洋》、《浮光》，十周年纪念晚宴在第十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学员代表合唱的《量化历史十周年之歌》中缓缓落下帷幕。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民乐团演奏

第十届讲习班学员代表集体节目现场

撰稿：陈俊

              摄影：沈延岚/王安楚

   编排：黎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