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１９５３年９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小组讨论发言中，政协委员梁漱溟就城乡差别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
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批判他是“孔孟之徒施仁政”。梁漱溟认为毛泽东对自己有误解，在后来的发言与辩解中，与其发生激烈争吵，最终在与会代表“梁漱溟滚下台来”的呼声中被赶下台。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相识亦久。1918年，两人初识于在北大教授杨昌济（毛泽东岳父）先生家中。那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还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新中国成立前，梁漱溟曾两次只身访问延安，就国事问题与毛泽东作通宵长谈，或争议、或求同存异，相交甚欢。
这次争吵，也断送了两人的友谊。后来，梁漱溟有所反省，认识到自己太冲动，未顾及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面子以及众人对共产党的热爱心情，只知一味为自己被误解而辩白，感到惭愧、歉仄，甚至悔恨。
争吵之后，梁漱溟依旧做政协委员，但已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反面典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
此后，梁漱溟深居简出，很少再参加政治活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许多人都被戴上“右/派”帽子，梁漱溟反而因此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革”爆发，梁漱溟虽然没什么新罪行，还是被莫名其妙地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66年8月，一群红卫兵小将闯进北京西城小铜井一号，占领了梁漱溟家的小院，造了梁家二十多天反。小将们对着梁漱溟呼口号、咒骂，甚至打人、罚跪，并监督他进行清理厕所等劳动。除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外，他们查烧了梁家三代人的藏书、手稿和字画，就连梁漱溟跟别人借阅的《辞海》、《辞源》都不能幸免。老先生很心疼这两本辞书，就跟小将们说那是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希望他们手下留情。小将们嗤之以鼻，非常自信地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随后。将它们撕破，丢进了火堆。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为达到打倒周恩来的个人目的，借机提出开展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
梁漱溟照例要参加政协的学习组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梁漱溟并不想讲话。有人不指名地警告他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无奈，梁漱溟只得发言表态。结果，他旧病故发，用了两个半天八个小时的时间，作了一个题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说毛泽东“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这个发言，自然而然地引来人们猛烈的批判：“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因为“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批判会上，人们又让他在“批林”上表态。梁漱溟居然还是实话实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我的批林，与众说不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自发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长篇发言后，从1974年3月到9月，梁漱溟所在学习组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已变成“批林批孔”兼“批梁”的运动。
在政协“批林批孔”大会的最后一次小组座谈会上，当主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依旧固执地说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参考书目：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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