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城绍兴，人杰地灵。
如果因为越剧、黄酒和乌篷船，曾让我对绍兴痴迷与神往的话，当我走近绍兴时，则为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折服与倾倒。数千年来，这方水土不仅孕育了王充、王羲之、谢安、贺知章、陆游、徐渭等历史名人，更培养了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马寅初、竺可桢等近现代杰出人物。
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先生的故居，坐落于绍兴城北笔飞弄。
在一个飘着毛毛细雨的午后，我独自一人按图索骥寻到笔飞弄时，发现它只是一个寻常的小巷落，与盛名而喧嚣的鲁迅路相比，显得更加僻静与安祥。
故居坐北朝南，由门厅、大厅和座楼组成，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蔡元培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
蔡元培少年丧父，家境维艰，全赖母亲周氏勤俭操持。先在叔父蔡铭恩指导下读《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后又师从同县老秀才王懋修学八股文章及宋明诸儒著述，其勤奋刻苦的精神，常为同学所钦佩、老师所赞赏。１８８３年，十六岁的蔡元培考中秀才。六年后，再中举人。1890年，进京会试，因未参加殿试，于两年后补殿试，被录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１８９４年，二十七岁的蔡元培参加散馆考试，由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已是“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士。
科场的平步青云，却丝毫不能慰藉蔡元培面对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现状的忧患与愤懑心情。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清政府与日本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蔡元培在日记中痛切写道：“……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如果说此时蔡元培对清廷尚抱有幻想，１８９８年９月发生的“戊戌政变”，则让他对清廷彻底失望。这年十月，蔡元培“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毅然投身于教育救国与反清革命事业。
我无意深析蔡元培从封建士大夫嬗变为民主革命家的人生轨迹。纵观近代中国，既是一个令民族充满屈辱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仁人志士热血沸腾的时代，必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到一场以拯救民族与国家为己任的伟大事业中，无论这个事业将受到多大的阻力与挫折，无论实现这个事业须付出多大的代价与牺牲。
１９１７年新年伊始，年已五十的蔡元培抱定“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的信念，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如一缕春风吹进这座校政腐败、学术陈腐的学府，采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不仅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一些新派学者任教，同时又延揽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陈汉章等思想保守的学术专家，让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自由发展，开创了学术民主的新风，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先有蔡元培，后有北大。此说，不为过。
１９３４年，蔡元培一次去南京，汪精卫设宴邀请。席间，蔡元培语重心长地对汪清卫说：“关于中日的事，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时，老泪纵流，举座无不为之感动。
“人之生存为义务而不为权利。”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毛泽东同志闻讯后，即以个人名义由延安发出唁电，高度评介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在故居大厅，我遇到两位不同寻常的游客，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在后来的交谈中，得知她们是一对从郑州来的母女，老太太已八十高龄，上午刚到绍兴，下午便来故居。女儿告诉我，蔡元培先生是母亲一生中最敬佩的人。女儿说这话的时候，老太太甚至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大厅与座楼之间是一方天井，天井两侧的厢房，已辟为蔡元培生平陈列室。陈列室里的图片，那对郑州母女看得非常仔细。老太太眼神不好，只能看图片，图片下的文字，都是女儿念给她听。在蔡夫人黄仲玉女士图片前，老太太对女儿说：这位蔡夫人，有一双大脚。没想到，老太太对蔡元培先生事迹如此熟稔。蔡元培３３岁那年，原配夫人王昭因病故去，欲续弦，媒人闻讯纷纷登门推荐，把女方说的天花乱坠。蔡元培不耐其烦，便书写征婚启事一则贴于书房壁上，列出女子须不缠足、须识字、夫妇不合可离婚等五项条件。启事传出，一时成为美谈，当然也受到不少封建卫道士的反对。后来，蔡元培经人介绍认识了黄仲玉女士。黄女士一双天足，不光识字，且通书画，深合蔡元培心意，两人于１９０１年年底在杭州结为伉俪。蔡夫人大脚典故，也由此传出。
离开故居时，我发现那对郑州母女依旧在蔡元培先生居住的座楼前流连。
朱自清与鲁迅：隐藏心底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