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凌晨，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家中自缢。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人，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作家、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实际发起人之一。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主要翻译作品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等世界文学名著。
傅聪（1934－2020）
1954年，傅雷长子傅聪留学波兰，《傅雷家书》由此诞生。1957年3月，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尔后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1957年8月，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刊载文章，批判傅雷。因为不愿违心检讨自己的“错误”，傅雷的“检讨”一次次地通不过。在波兰留学的傅聪，也被召回国内接受批判。因为没有结论，傅聪总算被允许回波兰完成学业。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划“右派”的命运。在波兰完成学业的傅聪，得知父亲被划“右派”，不愿回国面对“父亲批判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现状，跨上了去英国的飞机……
1961年9月，有关部门决定摘除傅雷“右派”帽子。傅雷得知消息后，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傅雷预感到灾难又将降临，他对来家中看望自己的好友周煦良说：“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1966年8月30日，一群红卫兵闯进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院落，对傅雷夫妇进行了连续四天三夜的抄家、批斗与折磨。为寻找傅雷夫妇的反党叛国罪证，他们挖花坛、查手稿，甚至撬地板，都一无收获。最终，他们还是在三楼（实为阁楼）的一只亲戚寄存的箱子里，找到傅雷夫妇的“反党罪证”：一面背后嵌有蒋介石照片的小镜子、一本刊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红卫兵拉到贴满大字报的院门前，头戴尖顶高帽，站在长凳上接受批斗。不堪忍受屈辱的傅雷夫妇，于当夜写下一封给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遗书后，双双上吊自杀。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傅家保姆），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傅雷次子傅敏）与ＸＸＸ，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从亲友委托的事项到自己的房租、保姆的生活费，甚至死后的火葬费，都一一作了交待或安排。读此遗书，谁能不动情？又怎能不泪下啊！
9月3日上午，当接到保姆周菊娣报案的民警来到傅家时，发现傅雷夫妇上吊的窗户下的地面铺着一床棉被，被上是两张倒下的方凳。他们在临终之时，还想着不要惊扰邻人。
鲜花，即使被揉碎，芳香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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