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前，我曾上过两年的幼儿班。之所以称幼儿班，是因为这个幼儿园就一个班，只有一位老师。
幼儿班的老师姓杨，五十多岁，人不仅高大，还很胖。
幼儿班就在杨老师家里。杨老师住的地方是个大杂院，东面临街，西面接巷。杨老师住在最西面，有一大一小两间正屋。大屋其实是客厅，被改作了教室，教室南面是一方天井。小屋是杨老师的卧室，卧室南面是灶间和通往后院的门道。后院不大，有一小门，门外便是小巷。
去杨老师家上课，从街头大门走最近。杨老师家东边一户人家，男主人是个老木匠，偏偏与杨老师关系不好，不允许我们从他那儿进进出出。我们只得绕道去小巷，从后院的小门去杨老师家上课。
杨老师听觉不好，因而私下便有人叫她“杨聋子”。或许以为别人的听觉和自己一样，杨老师说话，声音洪亮，尤其讲课时，更是铿锵有力。
杨老师教孩子很认真。她教我们汉字、算术，也教我们儿歌。可她的儿歌总唱不好，所以常常让一些来幼儿班玩的小学生教我们。
杨老师很严厉。杨老师从不打骂学生，就喜欢拧学生耳朵，上课不老实的孩子，常常会被她拧着耳朵从座位上拖到讲台前罚站。有些男孩不怕她，甚至敢同她动武，结果都被她赶回了家。第二天，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就会领着孩子来认错。
杨老师有一只摇铃，还有一只哨子。上课时，她摇铃。下课时，她不摇铃，而是看时间到了，喊一声“下课”。哨子，只有带我们去看电影时才派上用场。幼儿班附近有一所小学校，小学校包场电影时，都会捎上我们。我们排着队去电影院，杨老师便在队前或队后，不停地吹着哨子，一是防止我们走散，二是提醒行人车辆给我们让道。那时的街头，机动车还很少，主要是一些来势汹汹的人力板车。人力板车，是小城当时最常见的运输工具。
我上学那会，幼儿班大约有四十多个孩子。一个五十多岁的大胖子，带这么多孩子，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印象中，杨老师的午饭吃得非常迟，因为只有等我们放学回家，她才有时间做饭。午后，如果我们上课去早了，都能看到杨老师坐在矮矮的课桌前吃饭。
杨老师孤身一人，没有子女，往来的亲戚也很少。听人说，杨老师丈夫解放前去了台湾。我在她那儿上学时，还是文革后期。
离开幼儿班后，我就在附近的小学校读书，所以常常能在早晨的街头看到提着菜篮子匆匆往家赶的杨老师。直到读中学时，才很少再见到杨老师。
参加工作后的某年，一次回乡探望父母，没想到在街头遇见了杨老师，她正笑呵呵地领着二十来个娃娃过马路，俨然一位邻家慈祥的老奶奶。人没以前胖了，头发也白了，精神却很好。那会，她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杨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