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手头有一起案件的两审判决书，作出判决的分别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这是一起走私共同犯罪案件。懂法律的都知道，一个共同犯罪案件，可以没有从犯，但不可能没有主犯。然而，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所有被告人都是从犯，没有主犯；二审，对于部分被告人，“原判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的依据不足”，但判决书并未出现“主犯”字样，二审法院回避了主犯还是从犯的认定。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对这几名被告人的一审量刑予以维持。
“没有主犯”的结果，是作为从犯的陈碧林在这起共同犯罪中受到最重的处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主犯去哪里了”，是同案犯和公众心中的困惑，也是司法机关必须面对的追问。
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先介绍一下案情。2017年7月至9月，香港新兆通贸易有限公司委托陈碧林在东莞、深圳等地收购废铁，安排王峻峰负责寻找货运公司，通过比较确定了3家货物代理公司，与其签订到达目的地港口的包干代理协议，约定“全程各环节费用责任包干后均由乙方（货代公司）承担，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而货代公司包揽业务之后，在陈碧林、王峻峰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出口报关事项层层转包给报关代理公司，组织、实施低价报关行为。2017年9月，报关代理公司实施的低报出口行为被海关查处。
该起共同犯罪，共有三个环节：发包人陈碧林、王俊峰；货代公司；报关代理公司。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是第一个和第三个环节，中间环节货代公司及其责任人员均未被追究。
具体实施低价报关偷逃税款行为的，是报关代理公司，这应是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的依据不足”的原因；陈碧林、王俊峰为“下游”行为担责，这也是两审法院认定其为从犯的依据。
据悉，陈碧林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申诉，其无罪、罪轻的证据，在这里不过多展示，只提一点：按其自述，作为发包人，他选择的3家货代公司，都是当地资质高、规模大、信誉好、专业性可靠且有行业代表性的企业，可见其长期合作守法经营的初衷，从未有过走私逃税想法。至于包干价格，也是根据货代公司报价而确定，从没有人以任何形式告知他包干费用不够。
三个环节，发包人和报关代理公司均受到刑事处罚，而作为“中间环节”的货代公司及其责任人员去哪儿了？
事实上，在本案侦查机关衡阳海关辑私分局的“衡关缉刑诉字[2019]0001号”《起诉意见书》中，3家货代公司及其责任人员均为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于某货代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起诉意见书》表述是：“犯罪嫌疑人作为货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新兆通公司给出的‘包干’费，除去成本和利润以后，自己计算出废钢铁的报关价格为0.044美元／千克（约合294元人民币／吨），并委托他人联系报关公司报关…… ”其他货代公司及责任人员，也起了基本相同的作用。
根据侦查机关的侦查，共同犯罪涉及的三方中，货代公司处于中间环节，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在发包人给出的包干价格的基础上大幅压低报关价格，从犯意产生到具体实施犯罪，起着主导作用。而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衡阳海关辑私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最终对货代公司及其责任人员均作出不起诉决定。
就发包人和货代公司的刑事责任而言，一个基本逻辑是：既然发包人是为“下游”行为负责，那么，如果货代公司的犯罪事实不清，那么，作为其“上游”的发包人，也就不应被追究；如果对发包人定罪，货代公司也就必须被追究。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侦查机关是将这起共同犯罪案件一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共同犯罪案件，也只有一并起诉、一并审理，才能分清责任，实现罪刑相适应。然而，在犯罪嫌疑人均到案、侦查机关全案移送审查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却对货代公司及其责任人员“另案处理”，令人费解。“另案处理” 背后有怎样的玄机，除了检察机关的自查，纪检监察机关也有必要盯一盯。
到底谁是这起共同犯罪的主犯、又是谁放纵了犯罪，我不下结论，但司法机关不能任其“不明不白”下去。在案件材料中，我看到一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多名法律学者对本案的论证意见，对于“只有从犯，没有主犯”的结果，他们表达了强烈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