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生先生推荐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任三渡公社和漕河区的党委书记时，黄柏福同志是田围村党支书。他任村主职干部三十五年。我俩君子之交，感情深厚，常有往来。此文内容丰富，真实感人。充分体现了基层干部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风貌。总结出了他当村支书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世的宝贵经验。对于今天的广大乡村干部工作，有借鉴意义。值得一读，唯此推荐。
老家田围村组织编写村志，编委会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我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很有意义。趁我身体尚健，记忆还行，应该义不容辞，把我过往亲身经历，撰写出来，录入村志。
这样做，不是给自己歌功颂德，而是给田围村后人，留下珍贵历史资料；供后人研究村史，提供可靠史料依据；给后人留下一段、美好的、真实的、田围村创业发展简史。
一
我出生在一九三七年腊月廿六日。从我记事起，就知道黄姓家族，在黄家塆屋墩，住了几代人。在这个屋墩上，黄姓家族总共只有6户人家，跟张、王、陈、龚等大姓家族比，我们黄姓人家，算是小姓了。
我爹娘生育三男一女，我老幺。1946年10月，我不满9岁，娘因病去世。那时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内战了。娘刚葬下不久，爹便领着两个哥哥和我，躲避国民党抓壮丁（俗称“跑反”），跑到邻近的“范围”（“范围”原属河西的一个乡，解放后因修建赤东大堤，拆迁了“范围”，移民到现在的赤东镇杨潭村）。我舅爷在“范围”吕姓家族很有地位，家境比较好，他供养我进入私塾读了三年书，一直到蕲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参加了几个月的“扫盲班”，识得更多的字，能够读书看报、学习文件。
我二哥原来经常在蕲河和长江上驾船跑运输为生，1954年，他以新买的一条船入股蕲州船业二社（后来并入蕲州航运公司）。1955年初，我17岁刚过，就跟着二哥学驾船，成为他的好帮手，经常往返于西河驿和蕲州港、黄石港码头等地。同年8月，家里分田到户的田地缺少劳力，爹一个人忙不过来，便要二哥一个人留在船上，让我弃船回家务农。
由于我那时身强体壮，思想单纯，勤劳务实，耕田种地各种活路全部学会并应对自如。大队看中我是一棵好苗子，没多久，就要我当生产队小队长。1959年7月，又培养我光荣加入党组织。
1955年至1959年五年间，我家接二连三发生重大变故：先是大哥去世，大嫂改嫁，并带走了大侄女。接着爹和二哥相继病逝，二嫂改嫁留下了5岁侄儿。与我相依为命的姐姐，出嫁到了郑围。姐姐一家家大口阔，生活艰难，无暇关照我。原本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陡然人走屋空，家徒四壁，无依无靠，丢下未成家的我，和年幼的侄儿，那种凄凉可想而知。
二哥1959年9月去世时，我正在带本小队青壮劳力挑黄厂水库大坝。全国上下刚解散吃集体大食堂，转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处都在闹饥荒，我们民工都是一日三餐喝糊子粥，却还要在寒风刺骨中起早贪黑挑大坝。二哥出殡前，家里无米下锅，连抬丧的杠夫都难找。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去向大队书记王显章反映困难，他二话没说，批了30斤稻谷，借给我料理二哥后事。我拿回来舂成米，煮了一锅饭，请二哥在船业社的几个朋友来帮忙，把二哥抬上山，入土为安。
大队在我家特别困难时，给予的关怀和帮助，让我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集体的力量。我想将来如果有可能，我也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二
1960年整“五风”期间，我被推荐担任大队长兼管财经工作（属于大队主职干部）。1967年，开始担任田围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1996年卸任，前后担任田围党支部书记30年。
1960年至1966年，我一面履行大队长职责管理财经工作，一面参与生产队蹲点，与大队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年都完成驻点工作300天以上，很少顾家。冬春农闲季节（头年从“三秋”上岸开始，一直到腊月底回家过年，来年从正月初四开始，一直到早稻下秧前），我总是带领大队民工去挑赤东大堤，给堤坝加高加宽（农村俗话叫“加丘”）；每逢夏秋季干旱少雨时，我就带领民工到蕲河拦水造堰，引水抗旱，这一干就是六年。
1966年，白池公社对原有九个大队进行合并，当时的田围和顾围合并成田围大队（俗称五大队）。两个大队合并后，两边的工作摩擦多起来，队与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原顾围张塆几个小队的群众，对合并后的大队怨声载道，工作阻力很大，各项任务难以完成，矛盾一时难以调和。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1967年2月任命我为田围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刚过而立之年，受命于危难之际，工作错综复杂，思想压力重重。
如何打开工作局面，我觉得要虚心到群众中去听意见、找答案。
我主动到全大队工作最被动、群众意见最强烈的顾围张塆3队和4队蹲点，白天与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就挨家挨户走访座谈，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寻找工作对策。随后，我及时主持召开大队“一班人”会议，提交调查报告，统一大家思想，下力气解决当地群众比较关心的干部力量调配和生产设施改善等问题，很快就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一举扭转了2个小队意见多的被动局面。
我任田围村党支部书记30年间，全大队（村）10个生产队，我蹲点了8个。我的蹲点原则是，哪个小队群众意见多，任务掉队厉害，我就住哪里，直到该队工作局面改观。我这么做，是给其他人做出表率，也是在表明一个道理：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做不好的工作。
1977年，黄柏福赴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三
1970年，为了解决大队无固定办公和开会场所的问题，我们大队“一班人”勒紧裤带，挤出有限经费在5小队建起一幢10列800个平米的“前楼后堂”，前面门楼用于大队办公，后面礼堂能容纳一千人开会。
1973年至1976年，按照白池公社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大队大搞园田化和新农村建设。当时，搞园田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便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搞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平整土地，既扩大耕种面积，又节约了非农业占地，极大地改善人居环境。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我和田围广大群众一起，奋战了三个秋冬，终于将美好蓝图变成了现实。
记得在大搞园田化和新农村建设期间，白池公社党委书记王长庚，召开平整塆墩大会战动员会，要求各大队上足全部劳力，投入大会战。我考虑到，大会战与农业季节性生产存在互争劳力的矛盾，就当面给王长庚书记提建议。我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集中全部劳力，去搞土地平整建设，恐怕要耽误农业生产，减少收入，年底搞不好兑现，社员会有意见。公社驻点干部梅乐华，觉得我说的有理，也在一旁附和。王书记立马显得不高兴，责怪梅乐华不仅不落实他的要求，而且还为我帮腔，并表示来年要把梅乐华调到其他大队去蹲点。王书记说归说，终究采纳了我的建议，最终取得了皆大欢喜的效果。
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当好农村干部，不能光顾着考虑怎样做给上级看，而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解决眼前最现实最紧要的问题。
我们大力推广高产优质种植模式，发展“油稻稻”、“棉稻稻”、“麦稻稻”等高产高效种植模式。同时，大力推广优质杂交稻、甘蓝型油菜。适时调整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苎麻生产。建立了被誉为“蕲春样板”的田围杂交稻制种基地。连续近10年，制种成功，产量逐年增加。由县种子公司收购，供应全县，为蕲春发展杂交稻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开发所有荒塘荒滩，全部开挖成标准鱼池，扩大水面养殖面积600多亩。全大队成立了以王楚其为队长的水产队，安排8名养鱼能手，对所有水面实行集体经营。（2）组建了以张寿福为场长的大队畜牧场，每年销售存栏肉猪一百头以上。（3）成立了以张焱青为队长的搬运队，安排12名劳力，长年为白池供销社搬运货物。（4）成立了以张元新为队长的蕲河捞沙队，安排16名劳力，在不影响堤坝安全的前提下，捞砂营销，增加大队集体收入。（5）成立了以范连生为组长的缝纫组，安排8名妇女就业，服务当地群众，增加收入门路。（6）发展了大队果园场、榨油坊。（7）轧米龚新后，米粉加工张国珍，油面加工何仕全。发展“五小”企业，服务本地社员。
由于经营管理得当，村集体每年纯收入，超过了十万元，能够满足大队“几大员”工资、五保户供养和军烈属慰问等开支，还能腾出资金来搞生产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并且每年帐上都有盈余，从来没有增加群众额外负担。
四
1979年，结合当时新农村建设布局，大队在10小队新农村示范点上重新规划，兴建了一幢十列三层办公大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一切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号召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田围大队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我们结合前几年开展园田化和新农村建设试点的经验，大力推广高产高效种植模式。村里每年油稻稻复种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油菜籽单产最高达到360斤，在蕲春县志上都有记载。
遇上秋季雨水多的年份，油菜苗移栽在翻耕过的田地上，出现大面积严重渍死的现象。我们试验在收割后的稻板田上，直接起厢沟和中沟排渍，再大面积移栽油菜苗，不但省工省力，还确保了油菜苗成活率高，也便于后期田间管理。
在以大队为结算单位的计划经济时期，每年年终决算时，我们大队每个劳动日都摊到了一元钱以上，比其他大队要高出好几角钱，集体经济和社员个人收入都排在全公社前列。
1984年，漕河区委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新思想新要求，号召各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我村为了克服小麦赤霉病流行的问题，决定兴办大型面粉加工厂，从河南购回一条龙生产线，日加工小麦8吨，全漕河区独此一家，时任漕河区委书记徐国生同志，专门撰写《小麦加工增值 面粉供不应求》的新闻报道，在黄冈日报上发表，给予我们加工厂很高的评价。
1990年，田围村建成一幢十列两层共8个教室的教学楼，没有举借任何内债和外债，成为漕河区第一家建成砖混结构教学楼的村，得到群众积极拥护和支持，群众自发踊跃捐资助学。2队张惠良，家庭并不宽裕，却把家里一头两百多斤的肉猪捐献给村表示庆贺。漕河区政府和教育组特别奖励我村1万元现金，以表彰我们在“普九”教育中带了一个好头。
1990年，黄柏福在村小学植树照
五
我当主职村干部35年，能够无愧于田围村民，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
我至今还记得，在张湾1队住点时，到家家户户吃派饭的情景。他们了解到我喜欢吃粘米圆子的爱好，后来轮流到哪家吃派饭，这家人就向小队长请假，提前回家做好粘米圆子等我收工去吃。我吃了两三家粘米圆子后，发现有点不对劲，觉得这样下去，既增加群众经济负担，又影响小队生产。群众可能是出自内心尊重我，但这样单独为我吃喝的风气不能助长。我要小队长通知后面派饭的农户，今后群众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再不要为我搞特殊招待。群众见我态度坚决，就遂了我的愿望。
有一次，我带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检查生产要经过1队一片瓜地，我故意带大家绕道走开。有个队长开玩笑说，黄书记带人检查路过瓜田，去摘几个瓜，给大家解解渴也不算多大个事，我就亲眼见到别个大队书记门口，西瓜籽就摊晒了一大簸箕，人家也不怕群众议论。
1975年6月，小麦赤霉病流行严重。有一天晚上，我吃了一碗手擀面，就闹肚子痛，到大河口卫生院问诊，医生也怀疑是吃小麦面引起中毒。我疼痛不止，就试着去白池卫生所找胡晓进医生看看，他怀疑是急性阑尾炎发作，并催促我不要耽搁，赶快到县医院去确诊做手术。经县医院检查诊断，果然是急性阑尾炎发作！医生说如果我晚来几个小时，就会危及生命。
很快，我接受了阑尾切除手术，尽管手术很成功，但是天气炎热，为了尽快愈合手术伤口，医生劝我多卧床休息。
住院期间，有个别大队干部抽空来看我。我叫他带口信回去，不要其他人再来看我。因为当时正是农村“双抢”，那些看我的人都是趁早赶凉过来，中午还要头顶烈日干活，这样势必会影响生产进度，不能因为看我，而拖了生产队的后腿。
我躺在县医院病房里，听说家中连下大暴雨。我有些放心不下村里的生产，手术拆线才三天，我叫姨妹夫用板车把我拉回家。第二天想到张湾1队去察看水情。从家里走到大队畜牧场时，因身体未康复，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我就在畜牧场躺下休息。直到天擦黑，才挪步返回家。
1991年初，我到黄冈地区找有关领导讨回5吨柴油指标，当时每吨柴油市场价与计划价要相差一百多元。有个别人找我要出点钱，将这5吨指标，拿到市场去卖。我把这5吨柴油指标全部分配给各小队拖拉机手，用于修整村组公路对机手们拖石头砂的补贴。
3队张东元多次在人前称赞我：“老黄当村书记，从来不好吃，不自私，廉洁公正，办了很多实事，我们信得过！”
1996年，我主动要求，从村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还种着自己两亩多责任田，农闲时还到周边打些短工，挣一点收入贴补家用。直到现在，我快90岁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碰到村里熟人，他们总要请我吃饭，递烟我抽，称我是田围发展的“功臣”。群众发自内心地给我这些中肯评价，我深感欣慰，并借此文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
我这一辈子，一直在田围工作至退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与这里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把对他们的热爱，化作了支持他们的实际行动。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受极“左”的政策影响，当时上级反复强调不能“弃农学艺”，我认为它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如果大队组织得当，合理分配劳力，不仅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反而更有利于提高群众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也更有利于田围村的长远发展。因此，我在鼓励人学手艺这方面，从来不保守，使学艺成才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2队张霞芬学了理发手艺，先在蕲州开理发店，后来在漕河成立了霞芬美容美发公司。6队何国友学了砌匠手艺，进入了赤东建安公司，后来成为房地产大老板，业务开拓到了武汉市。8队王来旺，家里无依无靠，学了纺织手艺，到黄冈床单厂上班。
在我担任田围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从田围村走出去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经商开店、文化教育、能工巧匠等各类人才，层出不穷，这些在外人士成功不忘故土，积极反哺支援家乡建设。
还有一种情况，凡是能出去参军、进厂、转干、转公、转非的，能走出田围村的任何人，我们只要他家庭没有什么大的历史问题，本人表现，也没有什么违法乱来的问题，都是敞开大门放行欢送，大队从来不设置门槛障碍。凡是来外调情况，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宁栽花，不栽刺，都给予较好的答复和证明。
9队熊喜良1968年应征入伍时，体检条件合格，政审时因其祖父熊世如曾经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副保长，部队带兵领导有些犹豫，不敢冒风险带他到部队。我走访过很多老一辈人，都说熊喜良的祖父虽然为国民党做过事，但是他利用副保长的身份，为本乡百姓挑了很多担子，做了不少好事，从来没有作过恶。我以大队名义担保，请带兵干部打消顾虑，让熊喜良顺利当了兵。
熊喜良后来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复员转业回县税务系统工作，一直表现很好。他回来一见到我就说，要不是您老书记当年为我担保，就没有我的今天。
7队龚凤生在白池机械站工作时，是一个机械方面的行家里手。机械站里的物品，按规定要报送废品收购站处理。他认为修理一下就可以变废为宝，还为企业节约不少资金，于是收藏了很多废旧机械零部件。有人检举揭发他搞了个“地下工厂”，企业组织了公开批斗，并把他精简回家。
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技术人才，就安排他领办大队农业机械化工作，他每年都出色完成集体机耕作业任务。1983年，公社分管企业领导周友良，三番五次地提出要调龚凤生到社办企业。我舍不得放他走，最后还是忍痛割爱，让龚凤生去了公社企业新风旅社上班。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三个儿子也学有所成，后来都安排进企业工作。龚凤生后来多次感激地说，您是我一生的“贵人”。
七
我当田围村党支书30年里，各个时期不断涌现出一些“左”的思想倾向，时不时地冲击着基层的工作。我作为田围村的掌舵人，既要维护上级组织的领导权威，又要尽我所能地保护一些人和事免受冲击。
在“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上面政策规定每户种甘蔗不能超过20棵，多一棵都不行。公社检查组发现4队王金莲家，栽的甘蔗苗超过了规定，把多余的甘蔗苗全部扯起来，丢到了附近的水塘里。王金莲嚎啕大哭，拼死拼活地要去水中捞甘蔗苗。我眼见矛盾激化，一面责怪她不执行政策，一面暗示她这个时候鲁莽行事，会闹出人命的。王金莲听出我话中有话，就溜到一边去，等检查组干部一走，再去捞起水塘里的甘蔗苗重新栽上。她后来对人说，那天要不是黄书记开导我，我这不会水的人，淹死了还不是白送了性命。
当年实行“移风易俗，新事新办”政策时，要求农村红白喜事一律不准办酒，不准收礼。3队张成香与陈宝生结婚时，晚上有亲戚朋友来送礼喝酒。我们接到举报信息，就在时任大队妇联主任刘卫华家，守候到深夜，把她家准备来年播种的一罐黄豆种子炒熟吃完，等张成香家客人喝酒散去后，才赶过去处理事情。
在全县推行火葬抓得最紧的时期，1队原队长张亮发在世时，因为工作得罪了个别人，死后土葬被人举报到了乡政府。上面派来了督办组，要把张亮发的棺材挖出来，将尸体进行火化，再土葬。张亮发的直系亲属很不满，非常抵制这种“二重葬”既费钱又费力的作法。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我赶紧出面，一面做督办组的工作，一面稳住家属的情绪，最终都没有出现过激言行，化解了这场矛盾。
对于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我也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做到小事不出队，大事不交乡。
1986年，田围村连续发生了三起影响较大的盗窃案件：第一起是村保管仓库存放的大量瓦板被盗案，第二起是村里收贮的一千多斤苎麻被盗案，第三起是集体供电线路铝线被盗割案。群众议论纷纷，观望如何结案收场。
有人建议，村里直接向乡派出所报案，请公安干警来侦办，破案抓人，借此可以震慑农村盗窃多发的势头。
我说，通过公安部门破案抓人，严惩了一人，震慑了一方，看起来是一个合法的解决途径。但是那样做，合法不合情理，不仅会毁了一个人，也会败了一个家；不仅他家祖孙几代都会受此影响，而且也会带来少数群众和基层干部长期对立的后果。
我设想这三起盗窃案子，肯定都有蛛丝马迹可循。只要充分依靠群众提供线索，就能找到盗窃人。于是，我在支委会上，提议先寻求内部破案，对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警示教育为主，避免事态扩大。如果此路走不通，再报案也不迟。
我的预判最后得到了验证，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就找到了三起盗窃案件的当事人。我和村治保主任一起，找他们个别谈话，要求他们积极主动地把赃物退回来，并承诺不公开地在小范围处理此事，也不把他们上交派出所，免除他们怕收监的后顾之忧。这三个初犯盗窃的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都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积极配合，认错退赃。随后，我和村治保主任又专门赶到乡派出所，向所长和指导员说明从宽处理这些事的前因后果，请他们给予理解和支持，最后让各方都很满意。
从此，我村再也没有发生过偷盗等恶性治安案件。乡党委对我们也给予充分肯定，连续几年评定我村为“农村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八
“文革”后期，白池公社主要负责人找到我，要我组织批斗“革派”造反分子张杰生。
张杰生是我大队6队人，当过兵，从部队复员回来担任大队粮食保管。他在“文革”期间虽然当过“革派”造反小头目，参加过派系斗争，但是从来没有造过大队党支部的反，也没有给本大队干部为难过。我认为要客观公正地对待他，不能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就没有组织群众批斗他。我们公社邻近一个大队的党支书，听从公社党委的号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狠狠整了他大队两个“革派”造反小头目。这位党支书由于组织批斗有功，参加了黄冈地区表彰大会，后来转为国干，提拔到小公社当领导，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有些了解内情的同行党支部书记，开玩笑地说我，没有政治敏感性，竟然不跟公社党委保持一致，送上门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丢掉一个“跳农门”的机会。我到现在都不为当年的行为后悔，我觉得为人处世，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宁可自己不进步，也不能昧着良心，踩着别人的头顶往上爬。
1959年，我的人生际遇，既有难言的苦难，也有难得的良机，主要有两次机会：
第一次机会，是在我二哥去世后，他以船入股的社员资格还在册。我可以去接班顶岗，成为蕲州航运公司正式员工。那时，我刚刚入党不久，工作上崭露头角。想到大队领导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辜负了组织上的关心和培养，就把去蕲州航运公司顶岗的念头摁了下来。
第二次机会，当年国家为了支援新疆建设，号召内地青年采取自愿报名，组织审核方式，挑选赴疆人员。我和本队发小熊顺生都报了名，带队领导对我们都很满意。时任白池公社党委书记郑坤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专门找我谈话，要我放弃赴疆决定，继续留在田围工作。我想公社领导，这么看重和栽培我，我留在家，也不会干得比外边差。
十年后，熊顺生回家探亲时告诉我，当带队领导点名集合上车时，看着花名册连喊我三次名字，见无人应答就算了。他还谈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基地干农活，在那边结婚安家，待遇比家里强多了。他还说我当年没有去新疆真是亏大了，凭我各方面优势，可以留在连部机关当个干部，前途大好。我听后淡然一笑，没有为那时的选择后悔过。
有不少的领导问过我，你老黄当田围村党支部书记这么多年，为什么能把工作干得这样好，既能完成好组织交付的任务，又能得到群众拥护支持。我说得益于中央政策英明和各级领导支持，我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也讲不了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支部“一班人”要始终跟上时代发展形势，用好用足用活上级政策，充分发挥群策群力作用，做大盘强集体经济收入，严格财经管理收支，大河有水小河满，才能应对各种困难和考验。
这么多年来，组织上给过我很多荣誉，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累计有70多张。2021年，赤东镇党委还代表中央组织部颁发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和荣誉证书，这些都是对我在田围工作的最好肯定及认证。
最使我难忘的是1977年，蕲春县组织第一批赴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代表团，县委把我列为全县农村基层4个优秀党支部书记代表，另外3个是横车公社九棵松大队党支部书记游安才、八里湖农场余赛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新华和蕲北山区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记不起姓名了)。那是我代表全县578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第一次去北京，而且是去瞻仰毛主席遗容，全程受到了高规格、高水平的接待，给我这个很少出县大门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留下了终生难忘、永不磨灭的记忆。
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忆。由于我个人的文化水平和能力很有限，很多想做而没有及时去做的事，留下些许遗憾，愧对田围村的父老乡亲。在我的脑海里，时刻怀念与田围村干部群众，同舟共济的日日夜夜，眷恋这方生我养我的热土，感恩支持我工作，帮助我成长的田围村全体干部和群众。
祝愿田围村明天更美好！
祝愿田围村人民福寿康宁，幸福永远，世代恒昌！
2024年12月，定稿于走马岭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