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是从延安鲁艺走过来的艺术家，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可谓美术通才，王鲁湘称其为大美术家。
吴冠中是杭州国立艺专去法国留学之后，回国发展最好的画家，是林风眠体系的代表之一。
吴冠中《彩面朝天》
吴冠中：
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
我国传统绘画大都用笔、墨绘在纸或绢上，笔与墨是表现手法中的主体，因之评画必然涉及笔墨。逐渐，舍本求末，人们往往孤立地评论笔墨。喧宾夺主，笔墨倒反成了作品优劣的标准。
张仃1950年设计的国徽
张仃：
过去有人提出“革毛笔的命”，现在有人提出“笔墨等于零”。老实说，我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也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画家都有自由怎么画画。不想再用中国毛笔，甚至完全不用笔，都是画家的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不用毛笔弄出来的画当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也会产生一些奇异的效果，但它肯定不是中国画，因为无从识别。事实上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的画家不用毛笔画画，也根本不知何谓中国人的“笔性”，但并无人去异议他们。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画法强加给中国画，井水不犯河水，所以相安无事。但如果要把这种个人自由强加给中国画，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画的工具文化，就必然引起反抗。
吴冠中《荷魂》
吴冠中：
构成画面，其道多矣。点、线、块、面都是造形手段，黑、白、五彩，渲染无穷气氛。为求表达视觉美感及独特情思，作者寻找任何手段，不择手段，择一切手段。果真贴切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感受，成为杰作，其画面所使用的任何手段，或曰线、面，或曰笔、墨，或曰××，便都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与价值。价值源于手法运用中之整体效益。威尼斯画家味洛内则(Veronese)指着泥泞的人行道说：我可以用这泥土色调表现一个金发少女。他道出了画面色彩运用之相对性，色彩效果诞生于色与色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之，就绘画中的色彩而言，孤立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无所谓优劣，往往一块孤立的色看来是脏的，但在特定的画面中它却起了无以替代的效果。孤立的色无所谓优劣，则品评孤立的笔墨同样是没有意义的。
张仃1949年设计的政协会徽
张仃：
中国画同西洋画相比，同是观物取象，但是从原始人的洞穴绘画和岩画开始，它们的区别就很明显了。我们至今不太明白或者不能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在文化的源头就造就了这样的分野。但我们看到，等到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后，等到书写工具、绘画工具各自定型之后，这种分野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无可挽回地扩大了。在中国，书写文字的工具同绘画的工具一直一体不分，而在西方是分离的。一体不分的状况造成了“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现象，而这一共生现象在西方不存在。
吴冠中《黄土高原》
吴冠中：
屋漏痕因缓慢前进中不断遇到阻力，其线之轨迹显得苍劲坚挺，用这种线表现老梅干枝、悬崖石壁、孤松矮屋之类别有风格，但它替代不了米家云山湿漉漉的点或倪云林的细瘦俏巧的轻盈之线。若优若劣?对这些早有定评的手法大概大家都承认是好笔墨。但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无从考虑将呈现何种体态面貌。也许将被咒骂失去了笔墨，其实失去的只是笔墨的旧时形式，真正该反思的应是作品的整体形态及其内涵是否反映了新的时代风貌。
张仃《燕山长城图》 西直门地铁
张仃：
文化共生现象造成了审美认识上、审美评价上、审美实践上的“解释前理解”—一切中国绘画的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审美实践都要从这个“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现象出发，而这一共生的基础是一种工具文化。中国古人直接用“笔”这一工具名词来定义这一工具文化，它实际上包括笔性、笔力、笔姿、笔韵、笔格这样一个分析和评价体系。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这样一个笔的工具文化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在世界美学文库中独立自足。它是认识中国画的最根本的立脚点，是中国画最终的识别系统。
吴冠中《日照华山》
吴冠中：
岂止笔墨，各种绘画材料媒体都在演变，但也未必变了就一定新，新就一定好。旧的媒体也往往具备不可被替代的优点，如粗陶、宣纸及笔墨仍永葆青春，但其青春只长驻于为之服役的作品的演进中。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正如未塑造形象的泥巴，其价值等于零。
张仃年华《保卫果实学些文化》
张仃：
屋漏痕因缓慢前进中不断遇到阻力，其线之轨迹显得苍劲坚挺，用这种线表现老梅干枝、悬崖石壁、孤松矮屋之类别有风格，但它替代不了米家云山湿漉漉的点或倪云林的细瘦俏巧的轻盈之线。若优若劣?对这些早有定评的手法大概大家都承认是好笔墨。但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无从考虑将呈现何种体态面貌。也许将被咒骂失去了笔墨，其实失去的只是笔墨的旧时形式，真正该反思的应是作品的整体形态及其内涵是否反映了新的时代风貌。
吴冠中《狮子林》
吴冠中：
实事求是，讲究实际，“内容决定形式”应是一般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内容是实质，形式是依附的，是由此派生的。造房子，要求实用、经济、美观。美观是形式问题，排行老三，在我们今天贫穷的条件下。我赞同这样的提法。形式之所以只能被内容决定，因为它被认为是次要的，是装点装点而已，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确是如此。首先要办完年货，有余钱再买年画；如果布料有限。便不能随意剪裁多褶的衣裙。已经习惯了，“形式主义”是贬辞，是批评讲究次要的形式而影响或忽视了主要的内容，我也极讨厌那些虚张声势或装腔作势的形式主义作风。
张仃《富阳村头》
张仃：
笔精墨妙，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中国画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守住这条底线，一切都好说。事实上这条底线之上的天地宽得足以让孙悟空翻好几个跟斗。但在这条底线上作业，需要悟性，更需要耐性，急不得，躁不得，更恼不得；最后就是看境界、看格、看品，没办法。
吴冠中《双燕》
吴冠中：
然而造型艺术，是形式的科学，是运用形式这一唯一的手段来为人民服务的，要专门讲形式，要大讲特讲。美术家呕心沥血探索形式，仿佛向蜂房寻觅蜂蜜，还须时刻警惕着被蜂螫，这“形式主义”之一螫，也颇不轻呵！形式主义应到处被赶得像丧家之犬，唯在造型艺术之家是合法的，是咱家专利！空山鸟语人人爱听，也许鸟们是在谈爱情吧，人们听不懂，但人们还是能欣赏，音乐是通过听觉为人民服务的，也可以说就是为听觉服务的。咱们美术是为视觉服务的，大楼盖起来了，有了墙面，画家们于是忙起来。音乐和美术是世界语，即使不懂内容，人们亦能欣赏。
张仃《巴黎组画—流浪汉》
张仃：
在中西绘画一百年的交融中，我们看得出中国画对西洋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不足挂齿的，而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影响可以说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什么主题也好、题材也好、意境也好、视点也好、构成也好、色彩也好，中国画敞开怀抱采取了开放吸收的态度，使中国画面貌翻新。但是，一幅新的中国画和一幅好的中国画，在我们心底里是有一杆秤的。一幅好的中国画要素很多，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
吴冠中《苏醒》
吴冠中：
我们这些美术手艺人，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是形式，我们的苦难也在形式之中。不是说不要思想，不要内容，不要意境；我们的思想、内容、意境······是结合在自己形式的骨髓之中的，是随着形式的诞生而诞生的，也随着形式的被破坏而消失，那不同于为之作注脚的文字的内容。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文艺姊妹间有着很大的共同性，互相渗透是十分有益的。
张仃《昆仑颂》
张仃：
由于笔墨这最后一道底线的存在，使我们在西学东渐的狂潮中仍然对中国画没有失去识别能力和评价标准，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堆用宣纸画出的作品里挑选出好的中国画，仍然能够在一百年的风云人物中认准谁是大师，而谁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积极评价这一百年中西绘画的交融和冲突，因为它把中国画的底线逼出来了，它使我们非常清楚不该在哪些方面无谓地争执，应该在哪些方面固守阵地。
吴冠中《香山雪海》
吴冠中：
在广阔无垠的视觉世界中，物象是错综复杂的，美好的形象、形式比矿藏更丰富，等待美术工作者去采选、利用。“随方就圆”是指做人处世之道吧，我对此不加褒贬，但对造型艺术讲，这却是极有价值的金玉之言。要尊重方与圆的形式独立价值，要“随”着点，要“就”着点，不要乱砍乱伐。长江上的神女峰，黄山里的猴子望太平，幸而没有被审查掉，形式先存在，神女和猴子是形式的追随者。
张仃《苏州庭园》
张仃：
一个画家要证明“笔墨等于零”的办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不碰笔墨，这样，笔墨于他就等于零。只要一碰，哪怕是轻轻地一碰，笔墨于他就或者是正数，或者是负数，反正不会等于零。
吴冠中《鹦鹉天堂》
吴冠中：
我没有理论水平，不能阐明“内容”一词的含义和范畴，如果作者的情绪和感受、甚至形式本身也都就是造型艺术的内容，那么形式是不是内容决定的问题我是无意去探究的。但愿我们不再认为唯“故事”、“情节”之类才算内容，并以此来决定形式，命令形式为之图解，这对美术工作者是致命的灾难，它毁灭美！
张仃《黔西行》
张仃：
一百年的交融，虽然中国画处于守势，但最终使人们认识到一个道理：所有艺术门类都有局限性。局限性不是坏事，局限性就是个性。笔墨就是中国画的局限性，就是中国画的个性。现在，是到了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评价笔墨局限性的时候了。毕竟，那种出于西画压力而想把中国画变成万能绘画的愿望，已被历史证明是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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