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霖 | 如何看待文化的“生意”

文摘   教育   2024-11-13 15:19   河北  

文化与生意

道安随笔  2024年11月12日 星期二

文字及整理 | 中霖

很多事情,经不起仔细琢磨。似乎理所当然的事,如“教育市场”、“文化产业”等词儿,其实,都是近四十年来,不知不觉被灌输的结果。而如“教育战线”、“宣传阵地”等词儿耳熟能详,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受“革命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这些正在流行或曾经流行的词汇,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背后都有不同时代的价值观。

如果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借鉴和消化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即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立场,重新认识我们熟悉的社会生活,大概会有别开生面的效果。譬如,今天人们一说起“文化”建设,就觉得是赔钱的买卖,需要国家投入,或者需要有钱人的投资。而投资一家文化企业,投资者理所当然希望有投资回报,无论是长线,还是短线,总之,大家对“把钱从自家口袋里拿出来”这件事,都有投资回报的期待。——请注意,这都是受“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影响后,形成的思维定势。

天意满满--冀州遗址公园

回到传统社会,“文化”就是春风化育(雨)、社会风俗,是关系到所有人的事儿,而不是仅仅指“文化人”、“学者”关起门来开会或写学术论文。文化,关切到人心所向,类似“风”——社会风气。故首先,文化与政教有关。《尚书·毕命》:“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礼记·乐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因此,文化的第一要义,是导人心以正。而在孔子那里,治国理政的核心也是这个——“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以说,我们身处的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最大的政治就是文化建设,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即如何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优秀文明传统,与中华文明传统相结合,返本出新,为人类开出一条新路来。

那么,经济呢?“文化”既然与“政治”紧密相关,那么就不用考虑“经济”么?

受现代教育分科之学的影响,我们习惯于将文化、政治、经济割裂了来看待,这本身就是狭隘和偏颇的。人心是全体大用,万法唯识。而在传统语境里,“经世济民”当然离不开生产与流通,需要有工商界的参与。士农工商,各安其位。而以正心为文化导向的经济行为,要有士的担当。

“经济”这个现代汉语词汇,是“和式汉语”【注:从日语中借用的汉语词汇,即引进日本人翻译的结果。英文“economy”一词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α(家政术)。οικο为家庭的意思,νομο是方法或者习惯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经济”一词的标准定义为:“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若用经济或商业的眼光去看待文化建设,显然是很局限的。

百年以来,我们受“全盘西化”的影响,不知不觉接受了西方思维的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从精神上,它是“神人二分”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从世间法而言,它是崇尚“重商主义”【注:Mercantilism,也称作“工商业本位”,它的主要内容是“重商”、“重工”与“国家干预” ,发展目标是“国家富强”,产生并流行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西欧,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至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或“资本主义”的。尽管新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是“重商主义”的(在这里,只是借用这个名词,与15世纪-17世纪西欧的情况肯定不尽相同)。那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如何看待文化建设当中的生产和流通问题的呢?

本人从事图书出版工作已有三十一年,对出版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思考和研究也有二十二年。十分幸运的是,我不是中文系和文科类专业毕业的,故我没有所谓的“文化情怀”和“文化理想”(许多人以为我有,这是很大的误会);我也不是商学院和经济类专业毕业的,故我没有掉到现代工商管理和西方经济学的固化思维里(我独自创业二十一年了,是好几家小公司的法人,但我从来不怎么关心财务报表的数据,我只关心现金流)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越来越愿意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把接触到的人、事、物都来“格”一番【注:“格物”的“格”。格来正应,超越一切人为的理论,只是用良知来紧贴事事物物觉得生意盎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处处见生机——包括三年疫情期间,以及面临所谓“经济下行”的当下中国。

处处见生机--初冬的玉泽园

很多时候,人们都是自己吓自己(无论是工作、婚姻、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自己退休养老);或者一看到机会,就兴奋不已,马上就有出手(投资,或求爱,或抱团取暖)的冲动。但因为是深受集体意识束缚而不自知,故就如过山车,情绪跌宕起伏,小小的心脏承受过多压力。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当今时代,讲得再大些,处于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惟有基于“天经地义”,对越在天,才能利涉大川。文化的事,就是无中生有,生生不已,可长可久。在今天,要配合“文化大发展”的极好形势,一定要绕开固有的观念误区,对以下几个问题有清醒认识:

第一、不需要大的投资;不做长远规划,不要“画大饼”,千万不要有上市融资的想法。

第二、不要有经营品牌的意识;不需要砸钱做广告,更不需要作秀。

第三、不要通过猎头公司和人才市场挖掘和物色人才,不要以利益来引诱他人。

反者道之动。习惯于市场思维的朋友,乍一看上面这三条,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当你破除对西方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那些理论的迷信,你就会觉得豁然开朗,轻松极了!

其实,何谓“市场”?借用西方最权威的营销学专家的定义:“市场就是有潜在需求的那个人群。”那么,在当今世界,人类最大的潜在需求是什么? 

马斯洛搞了一套很精致的“人类需求层次学说”,列举了一堆人们的基本需求。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所谓需求的底端,有一个最根本的需求,那就是——“心安”。

要解决“心不安”的问题,靠高科技不行,靠《读者文摘》类的心灵鸡汤不行,靠卡耐基的成功学不行,靠哈佛大学的《幸福心理学》不行,靠身心灵以及各种宗教的慰藉也并不能真正走通。惟有建立根本自信,破除一切迷信,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天命。

具体怎么落实呢?不妨也丢出三条“锦囊”,或抛出三块“砖头”:

第一、要完成自我改造。自我改造得越彻底,前面的路走得越稳当,你才能做文化的事。

第二、要懂得感恩。感恩,是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为前提的。故阳刚三事:一、感恩天地;二、感恩先祖尤其是圣贤;三、感恩父母。在这三件事上,不能藏一点阴,应毫无保留,纯粹精也,故曰“阳刚三事”。可借助有效简易的形式:在家里设明堂,立五尊(天-地-圣-亲-师)

第三、要善于助人。助人的形式分两种:一种是无条件地给与,比如捐赠,如前段时间对张腾万校长号召为西昆村铺路搭桥项目的乐捐。对教育事业的支持,是没有回报的,故可选择这种方式;另一种是有条件的支持,比如短期拆借资金。文化企业的发展,肯定经常需要流动资金,不要以参股、分红的方式寻求支持,或给与支持,而只是短期拆借,使得企业发展出良性的自我造血功能,这样才能健康地可持续发展,而不能期盼“大善人”出现。

个人心得,仅供参考。

立五尊,设明堂--感恩天地圣亲师




| 道安易俗社可请五尊牌,联系人:君群老师 13608671790(微信号同)| 


附文一:旧作《立品图书:我们的出版主张》


【注:2003年我创办“立品图书”,写了一段话,关于“我们的出版主张”。如今在网上仍然可以找到这篇短文,看到创业之初给自己的定位和期许,我们依然会被鼓舞;同时,也能看到自己明显的长进,很是欣慰。】

一、什么是出版

(1)出版意味着影响力。相对于“注意力”经济而言,出版一定是“影响力”经济。

(2)出版影响的是什么?出版的根本是影响人心。所谓的出版市场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心。开启民智、滋养人心的出版就是有价值的出版。

(3)出版怎样产生影响?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出版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必须借助于有效的商业模式。因此,出版既是事业,也是生意。

(4)出版的形态。狭义上的出版定义是专指图书出版,是一种以纸张为媒介,印刷为工艺的精神商品的生产活动。而广义上的出版不局限于图书的制造,这种出版由于跳脱了出版的外在形式,则更突显了出版的本质——“弘法与开示”,从而达到“自觉·觉他”之目的。

二、这个时代对出版的要求

(1)在中国内部,社会发展的要求:以“经济问题”为中心将转化为以各种“社会问题”为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就是针对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外部世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这个社会的混乱、粗鄙正是我们内心混乱、粗鄙的真实反映。因此,我们要改变外在,必须先改变内在;要改变世界,必须先改变自身。

(2)在世界范畴,中国崛起的要求:以“生产力”增长为特征将转化为以“文化力”增长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的基础。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自然回归,和谐共生”是这个时代整个人类的必然选择。

三、以出版为志业

以我们的专长为这个时代作贡献。知天命而顺天命!

先生带后生--作者在今日主课上的掠影


附文二:媒体报道《黄明雨:看世界,角度有很多》


【原刊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7月,记者:王隽】

黄明雨这三个字在网络上能搜到的内容很少,图片也只有两三张。作为立品图书的老板,太低调了对生意帮助不大;作为一个“寻找生命之灵性”的人,低调估计是本能的选择。

他的办公室左手边是一整墙的书,沉得压弯了书架的隔板,从梁漱溟到宗萨仁波切,大多是和心灵修行有关的书。正面是佛祖的相,和他学佛的师傅的相,案子上点了香,用他的话说,“可以清场”。

想到去采访他,是因为台湾的胡因梦女士上半年又来到北京,做了两次灵修的工作坊,价格昂贵,却早早地就“预售”出去,满场了,没办法见到。

而他们是朋友。黄明雨出版了胡因梦在内地的第一本书《生命的不可思议》;他的太太目前也与胡一起共事,做慈善、修行方面的工作;2008年,他“稀里糊涂就跟着胡因梦皈依了佛门”。当带着对胡因梦的好奇来到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他个人的气场已经让我把胡因梦暂时放到了脑后。

理科生的“叛变”

黄明雨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毕业后,他去了江西教育出版社,做学术书籍的编辑。当时,经他的手编辑出版过王元院士的《华罗庚》,而刚刚把唐骏拉下马的科学达人方舟子也是他的作者。从字面上看,这该是一个逻辑性强、有些沉闷的编辑,笃信科学,就像教堂里做弥撒的人笃信上帝一样。

事情从2003年开始变化。那时他已经调到海南出版社做人文类图书,“爱喝酒,整天四处晃荡,过得很放荡”。非典时,就关起门来读书,把书架子上那些哲学书都看完了,一天七八本,跳着读,却极认真做七八千字的读书笔记。读至癫狂,就对过去的腐朽生活深深忏悔,抬头看看窗外阳光下打羽毛球的老人和小姑娘,又觉得生命无限美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完全颠倒,饿了就下面条吃,在这种很HIGH的状态下,好像有了小开悟。”

这种小开悟带来的改变,首先就是对科学的怀疑。一个90年代初的数学系学生质疑学了多年的“真理”,是很难想到的事,尤其是在崇尚“科学主义”的中国。黄明雨笑了,“这种质疑从来就存在”。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德先生、赛先生最红火的时候,就有人顶风而上,提出了“科学只能解释一部分事情,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全部”的观点,他是当时的政治家张君劢。黄明雨在跟科学作者的长期交往中,也发现了他们精神独裁的一面。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他说,“淡水不够没关系,我们去喜马拉雅山搞一次爆破,就都解决了。”他立即想到了卡尔·萨根所说的“科学像手电筒的光斑,照不到的地方,是茫茫的黑暗,那是魔鬼出没的地方”,而大量的哲学书籍提供给他多种的可能性,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大疑惑的时代

就在他打算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时,在台湾看到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回到内地,便着手出版克氏的三部著作。

2004年,克氏的书在大陆卖到脱销,比台湾还要火。他想起第一次在书店里翻到克氏作品时,旁边还有胡因梦的书。“当时觉得太玄了,后来我开始明白她,发现她为推广灵性学说做了很大的贡献。就写了一封信,寄去了克氏内地版的书,希望出版她的自传。”很快如愿以偿,书有删节,但的确让一部分有“大疑惑”的人开悟。

黄明雨在出版这些书的过程里,找到了他想要相信的东西。他辞职,开始专心做灵性学说的书籍,称之为“身心灵成长系列”,最近又改为“服务于真正的生命教育”。

他让我把现在的中国和60年代的美国连起来看,“这么多人选择心灵修行是有原因的”。那时候的美国社会,人人都像福特公司三班倒的汽车工人一样,是一个小零件,被物化,也被挤压,物质越来越丰富,幸福感却越来越少。不仅仅是思想家、哲学家,普通人也开始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宗教的力量不像从前那么有效,西方人开始向东方借智慧,就出现了一大批讲生命灵性的书,“20年后,这股风也刮到了台湾,胡因梦就是那时候成了弄潮儿。差不多也过了20年,我们开始产生大疑惑,科学解答不了,先前的真理也解释不了,2004年,这些书被看到,很多人找到解惑的方式。”

而静下心来,从商业读物到专业灵修读物,黄明雨也完成了向圆融无碍的自我走近的第一步。

被误读及拒绝商业化

书的读者群,女性,受到过良好的现代教育,30到45岁,但并不是知识分子,平时没有买书的习惯,看到灵修读本,常常是成套的买回去。

伴随着书籍热销,一些工作坊和读书会也开始盛行。大拨的受众也开始在心灵导师的带领下,表达内心,或者冥想。一个经常上课的中年人曾经跟我抱怨,这些课已经变成了怨妇倾诉的垃圾场。黄明雨笑了,但马上说:“这个男人也有问题,他太傲慢了。”

被误读这件事,他是承认的。所以,读书会频次降低了很多。他最近着手出一本《告别自欺欺人》,就是想给那些成天忙着上工作坊,却丝毫未关照自己内心的人们看。“上课成癖,不是修行,生活和工作坊是两张皮。梁漱溟先生说,心不随外物所转。别天天去找胡因梦,忙活啥呢,要把心老老实实放在腔子里。”

抛开最后的成效,这些课都非常火,价格也高。在美国和台湾,心灵修行已经是产业了,而在风险投资人眼里,这是21世纪最朝阳的产业。所以,来访黄明雨的人,不少。

但他抵触商业化的行为。

“这件事情不能变成产业,就像教育不能变成生意一样。它是很隐秘的物化的过程,学校就是道场,精神价值取向是第一,其次才是物质。

的确,在美国和台湾地区,心灵产业挣得盆满钵满。但物极必反,灵性导师满天飞,书也是,一年出几百本,又变成太太们一起Shopping。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打着解惑的幌子互相欺骗。

“它永远不能成为一个赚钱的东西,那样就乱套了,一不小心,对抗物化的东西,很快就被物质化了,那还怎么解答大疑惑呢?”

生意盎然,生机无限


本文照片来自中霖、慧安、雨麦等大美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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