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教授说：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了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了人民群众之愚昧。
其实，20世纪的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强调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关心公共事务，继续传播启蒙思想，这类人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另一类则奉行妾妇之道，漠视公共事务，对权势和利益集团亦步亦趋，这类人被称为公公知识分子。
当然，公公知识分子偶尔也会批评，鲁迅曾经生动地描绘了公公式的批评：老爷，您的衣裳破了。
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堪称20世纪知识分子翻车史，比如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唱赞歌。
萨特考察德国后为希特勒唱赞歌，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唱赞歌。
索维尔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不是科学类、医学类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而是观念的知识分子。
1932年的欧洲局势风云变幻，而苏联却从原本的农业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了工业国家。
众所周知，发展工业需要天量的金钱，但苏联不吸引西方的外资，那苏联的钱从哪里来？
彼时的知识分子像是集体失了明，他们看到莫斯科工厂的光鲜设备之后，就开始颂赞苏联。
1933年，一个名字叫雷斯·琼斯的剑桥大学高材生摆脱了苏联克格勃的限制，深入到苏联的农村发现了奥秘：
苏联以极低的价格垄断了农产品，出口赚取巨额利润，然后又垄断了工业品，以超高价格向农民出售工业品，就这样两头通吃。
积累了天量的财富，但这样的操作让苏联的农村地区爆发了大饥荒，仅乌克兰就饿死了数百万人，尽管苏联宣称那是天灾，但琼斯的结论却是一场实打实的人祸。
琼斯调查了12个集体农庄，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琼斯证据确凿。
但无数知识分子却为苏联辩解，他们要么是不相信，污蔑琼斯是在泼脏水；要么称这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有发展就必须有牺牲。
为此，索维尔总结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疯魔病状，形象的称他们患了上帝病，具体有四大病状。
病状一，对人性的忽略
知识分子经常忽略人性的复杂性，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或从本本出发，妄图构建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
索维尔指出，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身份错认就是常常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
在索维尔看来，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社会，那些把人类引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铺就的。
为此，索维尔警告知识分子，不要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的选择最坏的那个，就像丘吉尔所说：与其它制度相比，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
病状二，对权力的跪拜
知识分子常常对权力和地位有着一种无尽的崇拜和追求，他们希望通过向权力献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或者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为此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
正如索维尔所说，在20世纪几乎每一个所谓的大人物都不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
那些为苏联掩盖饥荒的知识分子要不是得到了权力、地位，就是获得了名誉、利益。而琼斯却因为坚持真相而遭遇迫害，不到两年就惨遭杀害，凶手是谁一目了然。
病状三，对现实的扭曲
知识分子喜欢美化自己的理想，却对现实情况视而不见，只凭自己的理论和假设论断事实。
知识分子常常以自己的学识和理论为根据，对他人的批评和质疑充耳不闻，他们会给批评者扣上无知、愚蠢，甚至敌人的帽子，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对观点的一种补充和提升。
诡辩又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而对错误他们非常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材料或者词汇来替自己狡辩。
索维尔警告知识分子要学会换位思考，要知道自己知识结构的缺失，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问题的性质就大相径庭。
病状四，对良知的漠视
索维尔指出那些希望掏空我们的腰包，并想驾驭我们的人发现了一条神奇的公式，怂恿我们仇恨的他人，这样我们就会不断地上交我们的金钱和自由。
这样的社会就会有一个可怕的迹象，他们会发泄仇恨的情绪，质疑别人的动机，做大胆的断言，重复宣传的口号，他们什么都会，除了运用理性，他们无法提出调理清晰的论点。
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了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如果出现严重错误，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但是当那些知识分子出现严重错误，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时，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
比如萨特、萧伯纳、乔姆斯基等，这些知识分子有谁承担过程责任？又有谁表达过忏悔？
为此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和道德绑架；
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严责，还要善尽严责，而且在这个观点撕裂的年代，如何区分知识分子显得尤为重要。
病状五，对他人的显摆
不同的知识分子掌握着不同的知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文学、经济等，在各个领域都有着自己熟悉的地方。
但是有知识并不一定都是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如果屁股歪掉了，知识多了，不是直接倒立了吗？
就像在中世纪，本来“地心说”搞得好好的，哥白尼非得跳出来说自己观察到了真理，发现了“日心说”，好像掌握了知识性命都可以不要。
病状六，对现实太理想化
知识分子总是太过于理想化，眼里容不得沙子，用书中那些什么所谓的自由等看起来美好的字眼来衡量这个世界。
如果社会中有什么不合理的，或者不符合科学的，知识分子便会跳出来讲，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科学的，仿佛他自己在承担着什么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样。
就像古希腊的柏拉图甚至还搞了一个《理想国》，用知识与理性搭建了一个国家的雏形，可是没有人给他实践的机会，亚历山大根本就不搭理他。
社会是社会，国家有国家的利益，知识分子总拿一些美好的价值理念来衡量社会，衡量自己的国家，就是太理想了。
社会中有人吃不饱饭，有人吃不起肉，要相信国家，总会慢慢改善的，天天批判，抨击有什么用呢？还偏偏有些人就爱拿自己理想的价值观去写书，写研究，去批判。
病状七，自以为是
可以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在拥有自我表达权的时候，都会如此。
当然，这并不是坏事，知识分子的不满意，可以揭示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种种的肮脏和缺陷，把它们揭示在世人面前社会面前，自然可以激发人们清洁社会的愿望和行动，因此，知识分子的不满意，确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力量。
病状八，弱懦和苟且
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懦弱和苟且，寻找出种种高大上的理由。
一旦发现自身的安全遭受到危险，他们就会发挥懦弱和苟且的特长，可以为自己的安身立命寻找另一条出路，即通过歌功颂德来谋取自身的安全，进而进一步谋取各种功名利禄。
他们的主子一旦获胜，他们也就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之中了。
中国知识分子最喜欢鼓吹独立，鼓吹自由，而根据常识来看，往往鼓吹什么，就最缺乏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精英最大的问题，就是依附性，和寄生性，依附财富，依附权力，寄生于劳动人民。
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过就是通过努力读书，把自己卖个好价钱而已。
可能有人不明白更加独立的依附寄生，更加自由的依附寄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实质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把依附寄生挂上独立和自由的名头，就如把卖国叛国挂上忠孝仁义或者人类和平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