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影展2024 | 现场文字版⑧ | 嘉宾谈：诡遁：游离、抵抗、成长-秘鲁女性电影地图

母亲影展2024 | 现场文字版⑧ | 嘉宾谈：诡遁：游离、抵抗、成长——秘鲁女性电影地图

时间：2024年4月7日

正文：一万四千余字

编辑：郭旭宏

1. 项目背景与介绍：探索秘鲁女性电影的力量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各位见面。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和梦奇及民间记忆计划的渊源。我们是在疫情期间认识的，虽然秘鲁和中国相隔万里，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虚拟方式相识。我感到即使在地理距离上相隔很远，我和梦奇及民间记忆计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到「记忆」时，秘鲁在记忆的再现和重述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在城市逐渐中心化的环境中，有关记忆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特殊。

虽然秘鲁有很多中国离散的历史，但我对现代中国了解甚少。不过，最近我在德国学习，有机会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也借此机会重新审视梦奇的作品及民间记忆计划。我发现，他们的作品突破了常见的以个人视角和私人视角来进行记录的方式。这种方法不同于拉丁美洲常见的那种人类学或非政府组织(NGO)的纪录片制作方式。拉丁美洲有许多NGO组织，这些组织的叙事方式对独立电影制作者有很大的影响。

在秘鲁，电影制作的资源和机会高度集中在城市和中高阶层社区中，他们的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有很大差距。此外，由于西班牙殖民历史，秘鲁社会存在强烈的种族主义结构，这也影响了纪录片制作者的视角。尽管如此，这些制作者们还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出对殖民历史的抵抗意识，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

接下来，我分享的这张截图是阿根廷艺术家Lola在"My Documents"项目中的一次讲座表演。在这个项目中，她邀请了不同的艺术家分享一个创意。梦奇在蓝房子前面进行了一次线上表演。我当时在秘鲁和孩子们一起做实验摄影和声音实验的工作。我有一个朋友看到了梦奇的演示，他说，你可能会喜欢这个。我记得那时我还在电脑前工作，因为是疫情期间。梦奇的演示大约有三个小时，我本来只打算看十分钟，但看了之后就停不下来，看了整整三个小时。这个演示让我非常感动，我完全忘记了时间。

我立刻将这个演示分享给了我在秘鲁的意大利朋友Viola Vadotto，她也与电影、艺术和文化有关。我们是好朋友，我立即也分享给了她。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刚开始看十分钟，结果看完了整个演示。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和感动。我在Facebook上找到梦奇，向她索要她的作品链接。结果，我们进行了这次访谈，屏幕上展示的就是这次访谈的内容。

接下来我就和各位介绍一下关于我和梦奇访谈的一些背景。我和我的朋友非常喜欢梦奇的那部剧场表演，所以我们把梦奇的11部电影一口气看完了。我们两个之间也会相互探讨：「你有没有看第三部或者第五部？」我们也争取不剧透给对方关于电影的一些细节。总体而言，我觉得在疫情期间能够看到这样的展现是非常打动人的。尤其是在蓝房子里有一群人通过窗户在往里看的那一幕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一方面让我感受到了疫情期间的恐惧、抑郁和忧伤的情景，同时也营造出了一种集体悼念的氛围。

通过观看梦奇的一系列作品，我深切感受到什么叫作「活着的记忆」。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共同发出了一系列的追问：怎么成为电影创作者？如何制作电影？尤其是如何使得自己的创作和作品不落入市场、行业，还有一些学术圈的陷阱当中？其实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挣扎，因为在三者之间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梦奇和民间记忆计划的一系列创作，也给我们非常多的灵感和启发，就是如何使得自己的作品不落入整个市场的系统和一些限制之中。

我想先这样开始，因为我想确保分享我对你们集体作品的联系和欣赏。这不仅仅基于知识、兴趣或概念，而是非常个人化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以及一个相信艺术和文化对社会和社区有重要作用的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在一次学校的研讨会上，我谈到了你们的作品。我认为民间记忆计划是打破传统帝国主义艺术观念的一个好例子。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阅读了一位现在很有名的学者的作品，她写了很多关于摄影如何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文章。在研讨会上，我们讨论了艺术家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历史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如何发展和获得资助。有时候，我厌倦了只讨论问题的根源，我更喜欢看到那些逆流而行、做出尝试的人，以及我们如何从中获得灵感或支持这些实践。因此，我让研讨会的每个人都带来一个例子，而我带来了民间记忆计划——作为艺术家们如何批判或打破帝国主义艺术观念的例子。我认为，尽管我们之间有地理和文化差异，但作为从有复杂历史背景的国家来的艺术工作者，我们能够找到共同点。

接下来，我想谈些不同的事情。在谈论特蕾莎·哈库娜之前，我想推荐一下Ayeshale的作品。但我要提醒大家，她的作品非常难读，因为她的思维非常深刻，而且她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背景，所以她对这一斗争有着深刻的理解。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

我想谈一位我非常钦佩的艺术家，她叫特蕾莎·哈库娜。尽管她在多年前去世了，但她现在变得越来越有名。她是一位韩裔美国人，有着因日本殖民韩国而导致的跨代流离失所的个人故事。她的家庭曾被迫移居满洲，并因此不能再说韩语。她用自己的经历来探讨语言、母语和无法说话的痛苦，并将这些体验与她作为韩裔美国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她创作了一本非常美丽的实验书籍，名为《Dicta》。这本书的叙事非常非线性，有些部分会重复，尤其是关于她祖母的流离失所的故事。我在阅读时甚至以为是书的印刷错误，但这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

最近，我在加利福尼亚买到了这本书，并与我的韩国室友分享。她翻译了书中的韩语内容，其中一句是「我饿了，我想你，我想回家」。这对我来说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是「母亲影展」，我希望介绍那些在作品中探索自己代际背景的艺术家。

通过个人故事，我们可以讨论所谓的历史问题。这对我和Laura来说非常有趣。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我和Lorena一起做的策展工作。Lorena先来谈谈秘鲁女性电影节以及我们这次决定一起合作的缘由。

2. 秘鲁女性电影的历史与现状：从传统到当代的演变

Lorena Garcia（嘉宾）：谢谢你如此美好的介绍。听你讲这些总是很有启发性，这些参考资料真是丰富多彩。我认为这与我们在这次策展工作中的目标非常相关。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节，即秘鲁女性电影节和学生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已经举办了六届。

这个电影节的初衷是记录和展示秘鲁女性的创作成果，因为虽然这些作品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空间来展示和分享这些作品。因此，我们决定把这些作品汇集在一起，展示出来，并讨论这些作品对我们的意义。当我们把这些作品集中在一起时，就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个电影节不仅涉及女性电影制作者，还包括其他在电影节工作、写作的女性。我们开始在不同的年份开展各种行动，不仅是邀请秘鲁的女性电影制作者，也包括拉丁美洲的女性，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我们不仅可以分享我们的电影，还可以探讨电影产业在各个国家的变化。

举个例子，2018年时，我们还没有制定关于电影团队中女性工作者比例的规定。自电影节创办以来，我们开始制定各种协议，特别是来自政府方面的协议，批判性地探讨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如何积极地与女性相关，不仅在主题上，也在制作和发行方面。

这些年来，我们努力创造这样一个小空间，让朋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不同的经历。随着电影节的成长，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兴趣和问题可以更集中和聚焦。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网络，并且有了更多不同的政府法律，这些法律在资金和学费方面帮助了我们。

我们开始思考重新定义「女性」这个词，思考如何与女性的多样性和不同意见相关联。这也是我们这次想要探讨的一个具体想法，不仅仅是以对话的方式，我们还希望在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中重新思考这些不同意见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策展提案的起点。

我只是想比较一下之前和现在政府法律对电影制作团队中女性比例的规定。2018年之前，我们并没有规定团队中需要有多少女性。而现在，他们要求团队中至少要有30%的女性，同时也要有地域多样性。这些变化部分是因为我们在电影节中提出的问题。电影节的一部分工作现在也包括在政府咨询委员会中，为制定这些不同的电影资助法律提供建议。

高昂（翻译）: 所以基本上从2018年开始，政府在电影制作中对女性的支持有所改善。

Lorena Garcia（嘉宾）: 是的，但我认为这更多是电影节需求的回应。我们开始创建不同的声明，甚至在三天前我们又做了一个声明。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虽然我可以稍后再详细说明，但确实有所帮助。

所以今年我们回应了这一年的主题，或者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个可以在不同语言中适用的词——分散性。我们也想改变电影节的工作方式、流程或策展方式。我们希望去中心化，因为我在电影节的节目编排方面已经工作了两年。我们也希望分享不同的观点和经验，来自秘鲁的不同策展人和节目编排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Ivonne参与。因为在秘鲁，成为策展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不知道在中国是怎样的，但在秘鲁，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即使在大学里，你也不会想着要成为一个策展人。通常，这是一个非常小众和难以进入的领域，当我们听到策展人时，更多与当代艺术相关。而在秘鲁，当代艺术通常是由有钱人占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思考为不同背景的女性策划节目和策展提案是很有趣的。我邀请Ivonne不仅仅是因为我读过她作为评论家的作品，也因为我们都处于迁移状态，在阿姆斯特丹遇到了对方，这真的是一次奇妙的相遇。我们开始成为伙伴。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因为这个项目是从友谊开始的，看到友谊如何成为一种创造性提案和电影制作的支撑方式。

我们试图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这也是我们通过友谊与Ivonne开始这个策展实验的原因。但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希望邀请那些不是我们朋友的策展人，或者那些想要提出不同项目的人。我们希望通过征集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因为只邀请朋友也会使这种实践变得中心化。Ivonne，你也想谈谈我们通过不同的对话创建的这个过程吗？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 是的。我们经常见面，并且制作了一个思维导图。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仅有很多想法，还包括许多问题。我们希望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封闭的想法，而是通过公众的反馈或者在项目进行中可以继续思考或扩展的东西。在这个思维导图中，我们考虑了我们感兴趣的不同方面，比如集体性工作方式，让个体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消失，还有关于酷儿实践。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酷儿」这个词，这个词的西班牙语写法是这样，我会在聊天框里写出英文。

尤其是友谊，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这也与酷儿实践有关。我们受了一本书的启发，我稍后会展示这本书的内容。另一个想法是记忆。

Lorena Garcia（嘉宾）: 抱歉，我想补充一些内容，以解释我们从一开始就讨论的不同主题。我们在开始讨论如何与这些不同主题相关时，也想对这些词语保持尊重，因为我们不能随意宣称不同的性实践和跨性别群体已经适应了这个词。这也是今年电影节的主要主题之一，所以我们想在谈论这些酷儿实践，特别是跨性别群体时，非常尊重。同时，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将这种实践作为一种方法，这是作为性别认同为女性的人来说的。

3. 策展理念与方法：以记忆和抵抗为核心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 刚才展示给大家的这本书（《在恶劣环境下建立一种生机勃勃的反抗》），是我们项目标题的一个灵感来源，标题是「游离，抵抗，成长」。我们希望创造一种图像，这最后一句「抵抗和繁荣」，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启发。虽然它有一些学术背景，但它包含了许多对活动家、原住民活动家以及一般活动家的采访，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保持批判的同时，避免失去做事的乐趣和梦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共同享受。

在这本书中，有很多关于如何处理压力和反思的问题。在更多的激进环境或政治环境中，我们常常会感到压力。这种压力在我们生活中的不同层面上表现得不同，取决于我们的特权。你想要改变某些事情，但压力使你疲惫、倦怠，或者感觉被困住，看不到出路。我们也讨论过，尽管这只是一本书，但实际生活总是更困难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Lorena Garcia（嘉宾）: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地区如何实践这种政治实践。我们的抵抗方式是通过保持舞蹈和音乐等文化实践。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抗议活动中，我们通常希望保持这种带有理论或音乐的重要元素。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充满乐趣的激进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祖先传承的表达方式，像音乐和舞蹈一样，是一种具象化的激进主义。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是的，我们现在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真的想要汇集女性和居民的经验和声音，一起创造出一种起源、一种视角和魔力。同时，他们也会质疑历史事实、日常事实和情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所有这些文字、图像和声音中创造出空隙。通过这些空隙，我们可以逃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移动。

在这些运动中有些痛苦，这些痛苦有时是我们的感觉、想象力和未来的限制。我们在思考，如何去解构这种霸权的感觉、思维、创作和历史的方式，这些痛苦以某种方式限制了我们，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也许我可以先谈这一部分，然后Lorena谈第二部分。因为我们的策展工作，就像你们看到的，我们有一个思维导图，所以我们开始列出一长串的电影和内容，然后从中选择我们感兴趣的部分。第一个电影是梦奇的电影，也是节目中唯一的长片，其他的都是短片。梦奇的电影标题是《自画像：生于47公里》，类似「农业燃烧」的意思，表达了给予生命、创造记忆和治愈。我们喜欢电影中如何描绘农业燃烧土地以重新生长的画面。这种燃烧带来的生命、记忆和治愈的图像让我们非常感兴趣。

秘鲁是一个拥有大量原住民人口的地区，这些原住民生活在村庄里，而城市和村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总是存在这种距离感和更本地化的叙事。当我观看梦奇的电影时，我真的感觉这些故事也可以发生在秘鲁，就像这些电影也在讲述秘鲁女性的故事。

我们这一部分是专门致力于记忆的。我觉得真的可以与秘鲁女性的记忆产生共鸣。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画面，这个场景非常美丽，虽然没有任何言语，但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内容，比如代际之间的差距或者不同的工作方式。通过手部的动作，你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喜欢这种聚集在一起的感觉，非常诗意且强烈。我和Lorena对此非常有共鸣。

4. 电影节的实施与活动：推动社区和文化交流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 我们也很好奇秘鲁的观众如何看待这部电影，因为秘鲁的社会状况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秘鲁有很多村庄，但距离基本设施如学校或医院很远。因此，许多新一代人都迁移到主要城市，因为那里有工作、学校和医院等基本设施。多年来，许多人不得不改变他们与土地的关系或日常生活方式，以求生存。

我还发现秘鲁社会和中国社会在父权制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电影中的角色面临强烈的暴力和被抛弃，不仅仅是缺乏医院等设施，还包括她独自生育的情景。这种故事在秘鲁也很常见，说明我们有相似的现实。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节目的第二部分。

郭一骄（翻译）: 我们会收集所有观众在聊天框中的问题，Ivonne请继续。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 好的，我们现在也得看下时间，因为我还得去工作。我们还想分享一些更多的逻辑和后勤部分，但也许这些并不是很必要的。你觉得呢？也许我们可以只谈谈内容，特别是电影的内容。

Lorena Garcia（嘉宾）:当然，我们可以谈谈电影，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我认为梦奇的作品是这个部分的一个重要开端，因为它特别强调了如何通过实践重新连接记忆。这部分包括了两个短片，它们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也在媒介上很好地连接了我们。这些短片展示了如何通过电影重新连接记忆，特别是对于80年代不同地方的女性的画像。将这些片子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跨国交流。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 对，这部分我们关注的是如何重新连接记忆。我认为这些短片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叫作「人类定居点」的概念。在秘鲁，由于不同的政治危机，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他们开始自己建设房屋，形成了自组织的社区。

Lorena Garcia（嘉宾）:是的，这些女性通常会组织不同的集会，向政府请求建立学校等基础设施。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因为它展示了80年代的情况。我们还与导演玛丽亚·瓦雷亚进行了直播采访。她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放映电影的同一天，这部电影也在距离利马两小时的一个人类定居点放映。过去这些女性都讲克丘亚语，而现在她们能说西班牙语，这让她们能够更好地争取自己的权利。这部电影与一部关于巴勒斯坦女性的电影形成了很好的对话。这部电影展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如何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中奋斗，她们需要在战争和追求职业之间找到平衡。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在秘鲁，我们现在面临一种具有独裁特征的政府。这些在80年代制作的政治批评影片通常会被审查，比如我们策展时用到的「颠覆性」一词，就被禁用了。这个词在官方看来与恐怖主义有关，但实际上这些电影与恐怖主义无关，它们只是批评社会的不平等。

这种审查在全球各地都存在。比如我现在住在德国，当我们为巴勒斯坦的种族屠杀进行抗议时，政府不允许我们使用某些词语，例如「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会自由」。这些词语会被认为是煽动性的，警察可以因此逮捕你。我们在策展时有意使用这些词语，来质疑这种审查制度。

5. 重点影片解析：通过影像讲述女性故事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第三个项目的内容，这个项目的标题是「重新绘制档案关系：打破审查与沉默」。在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通过对档案的利用、干预或虚构来对抗审查和沉默，这些被沉默的记忆得以重现。

第一部影片是一部伊朗电影，由导演Mariam Tafori拍摄，名为《凝视的游戏》。这部电影背景是伊朗禁止在电影中展示男女之间的身体接触。导演通过创意性的方式，让电影中的男女主角通过拥抱一个物品来表现他们的接触，这样物品本身就成为了一种中介物。这部电影不仅非常诗意，而且展示了电影如何超越其本身的限制来表达更多的含义。

还有另一部影片是一部哥伦比亚电影。这部哥伦比亚影片也展示了类似的主题，通过对档案的重新利用和虚构，探讨如何在审查环境下表达沉默的记忆。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影片展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抗审查和表达记忆的不同方式。

下一部短片是一部哥伦比亚电影，名为《米诺陶之夜》。这部影片通过档案图像来重现哥伦比亚艺术家卢斯·阿米莉亚·加西亚的故事。她是哥伦比亚色情电影的开创者之一，这部影片也展示了她作为一名同性恋女性的经历。这部影片非常有趣，因为它通过神话甚至是童话故事的方式，使用档案图像来讲述她的故事。但对我来说，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更多的是艺术家对卢斯·阿米莉亚·加西亚生活的想象。

这种虚构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尤其重要，比如当我们没有关于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人的任何痕迹时，就像在「大饥荒」记忆中，没有任何文件或痕迹，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现有的文件进行虚构和创作。有一位非裔美国思想家和作家对此有很多讨论。就像这部影片一样，它通过虚构的方法讲述了这位哥伦比亚女性色情艺术家的故事。

还有一部影片是由奥斯蒂娜·科梅迪导演的《回放》。Lorena，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谈谈这部影片？

Lorena Garcia（嘉宾）:当然，我想分享一下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探讨了记忆和档案的主题，通过创意的方式表达了在审查和沉默中被压制的记忆。

这部影片是我们策展的最后一部分之一，《回放》这部影片非常有趣，因为它把你带入了虚构的概念中。影片使用了视频档案，对我来说，它像是一封写给朋友的情书，讲述了如何在困难时期抵抗和斗争。影片背景是艾滋病流行时期，很多人因此丧生，这其中也包括许多酷儿抵抗运动的重要人物。影片描绘了一群朋友，他们通过表演和生活中的斗争逐渐形成了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在疾病的侵袭下逐渐瓦解。

对我来说，这部影片特别有趣的原因之一是音乐和流行歌曲的使用。这些歌曲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帮助他们形成一种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展示了其中一个角色的非二元性别视角。这让我们对酷儿身份有了不同的理解。

此外，影片中的一部分档案也是经过重新创作的，这不仅让我们质疑档案的真实性，还让我们思考在没有大量文献记录的时代，这些虚构是否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些新的记忆。

郭一骄（翻译）: 你提到了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的事情，我没太明白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家庭？

Lorena Garcia（嘉宾）：他们创造了一个家庭。这就像是一个社区，这些人进行各种表演，他们在艾滋病时代互相照顾，形成了一个家庭。

6. 社区建设与国际合作：构建跨文化电影网络

Lorena Garcia（嘉宾）：我们尝试将两或三部影片中的最后一部作为过渡，连接到下一个部分的主题。在这最后一部影片中，我们探讨了重新思考家庭和关怀的概念。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友谊的政治力量》。

我们展示了三部影片，其中一部是由Fox创作的，她来自美国，但也是美国本土原住民社区的一员。影片的标题是《泥土意味着土地》，影片是她用手机拍摄的，像是Instagram上的短片集。通过这些她收集的影像，你可以了解不同的政治方面和当代美国原住民社区的情况。

这部影片重新思考了原住民的概念，因为从殖民的角度来看，原住民总是被想象成博物馆里的静态存在，没有生命，也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这部影片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质疑这些关于原住民的想象。你可以通过影片看到她如何通过朋友和社区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我介绍下一部影片，它的标题大致意思是《无数海洋之爱》或类似意思。这部影片由阿特·维拉创作，他是一位秘鲁的跨性别男性艺术家和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参与了许多异见活动和倡议。这部影片非常亲密地描绘了他亲密朋友们的生活。

这部影片制作得非常家庭化，非常美丽。最后一部影片则更具虚拟性，是在「第二人生」模拟器这个网络游戏中部分制作的。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跨性别女性在游戏中失去了朋友，她的朋友消失了，所以她在寻找她的朋友，名字叫咪咪大师。这部影片非常有趣，叙事不是很线性，但它带来了这种数字和虚拟世界的神秘感，就像我们正在探索的未知维度。

我认为最后的部分也涉及到非常当代的新叙事，探索新媒体，并且来自异见群体。或许Lorena可以补充一些内容，然后我们开始问答环节。

Lorena Garcia（嘉宾）：我还想补充一下，我们的项目里有很多书籍参考文献，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强调所有的文档记录，这也是我们与秘鲁北部观众分享的不同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还想与梦奇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女性电影制片人，名叫瓦莱丽亚·米尔克，她知道你的作品，并拍摄了一部名为《我的十年》的短片，内容是关于孩子们如何从乡村迁移到更城市化的地方，但一切都是在秘鲁北部的农村背景下拍摄的。

她告诉我，她的灵感来自于你的作品，但她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你的电影。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因为不仅仅是秘鲁不同地方的人与这些作品产生了共鸣。在中介部分，我们也邀请了瓦莱丽亚和一些布达的人来讨论这部电影。我们在电影节的不同环节中都尝试这样做，不仅邀请导演，还邀请那些希望将他们的作品或生活投射到电影中的人。我们制作了中介文本，并进行了几次导演访谈，以便更多地了解影片，并生成一些文本供大家参考。这样观众不仅可以了解我们选择的电影，还可以深入了解电影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章梦奇（主持）：我们可以开始问答环节了。通过问答环节，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分享交流。我从你们的介绍中学到了很多，因为虽然我的影片在你们的电影节放映，但实际上通过你们的讲述，我才真正了解我的影片在什么样的策展概念和思考中呈现。这让我非常受启发和影响。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感受，都可以和我们分享。

三位翻译非常棒，我要感谢他们。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我们今年有15位成员，就像她们所说的那样，我们也是一种友谊式的连接，不仅完成创作，同时一起协作，完成所有的事情。就像今天我们三位特别棒的翻译一样，感谢各位观众一直以来的支持，不管是观看还是分享你们的感受，包括你们的文字，大家都以影展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友谊。这些东西都非常深受启发。

雨山：谢谢你们的精彩介绍。我现在在美国工作，但我一直关注你们的母亲影展，因为这是一个在线上很开放的方式，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参与，包括你们的策展团队也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秘鲁的影展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你们策展的方式是什么？是不是团队也有不同地方的人？因为刚才有一个讲者说她现在在德国，所以我想了解你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让大家参与的。

Lorena Garcia（嘉宾）：我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试图在秘鲁首先进行去中心化的尝试，因为在90年代，秘鲁有大量的内部移民，从不同地区移居到利马。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化活动都主要集中在利马，甚至电影放映也是如此。直到2005年，其他地区才开始有电影院。比如我的父母来自秘鲁丛林地区，他们两年前才有了自己的电影院。我们的去中心化观点主要是希望将不同文化中心带到秘鲁的不同地区。今年我们集中在北部地区，与厄瓜多尔接壤的地方，在那里的不同地点放映电影。

我们还希望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建立不同的网络。我们通常会与其他地区的电影节分享节目，比如智利的一个电影节。另外我们还与波哥大的电影节建立了联盟。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带来这种更多样化的策展方式，播放来自伊朗、中国等世界各地的电影，目的是创造一种交流的环境。

虽然我和Ivonne目前都在欧洲，我在秘鲁但实际上住在西班牙，而Ivonne住在德国，但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将这些节目适应我们生活的不同地方。这也许是未来的理想计划，但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如何创造交流空间。

目前在秘鲁，对我们来说，线下的面对面交流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在疫情之前，我们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电影节活动，法律非常严格，不允许去电影院。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带回这种电影体验。但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思考如何与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分享这些电影。

雨山：你们提到这个电影节不仅仅是为了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提供的，还旨在建立一个社群。我很好奇，除了放映电影和电影讨论之外，你们具体做了什么样的活动来建立这个社群？你们是如何在组织电影节的过程中建立起这种深厚友谊的？

Lorena Garcia（嘉宾）：谢谢你的提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在展示电影之外，建立一个真正的社区。我们不仅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电影节，而是一个具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和跨性别女权主义的节日。对我们来说，这种教育性、信息性的活动代表了电影节的重要性，它总是与我们所展示的电影进行互动和反馈。

从一开始，我们就试图回应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环境。举个例子，去年电影节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本来计划以「异见」为主题，构建不同的内容和工作坊。但是在2022年11月，我们经历了一次政府政变，在一年内换了不同的总统。作为一个响应社区的电影节，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斗争和抵抗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国家不稳定，女性的权利也会受到更多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在街头抗议的女性。

于是，我们改变了电影节的计划，开始创建不同的工作坊，教大家如何在集体抗议或游行中行动。这些与电影无关，但我们觉得这些空间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因为我们需要为女性创建安全的空间。我们还举办了街头摄影和纪录片工作坊，记录抗议活动，并在公开空间展示这些作品，尽管有时会面临审查。

这种活动不仅仅是电影节的一部分，还包括创建社区的安全空间。这些工作坊成为女性的聚集地，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我们随时根据当前发生的事情调整活动，这是社区的关键。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必须开放，关注社区的需求，并做出回应，以照顾她们。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我想补充一些内容，尽管我也是电影节的观众，但我认为你们在分析和工作坊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例如，今年你们举办了一个关于为异见群体创建档案的工作坊，这也是我们项目的一部分。

第一年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坊，也有一个虚拟的女性和异见电影人的线上交流会。这不仅是创建社区和网络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分享不同经验的方式，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分享一样。这对秘鲁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教育和各种资源都集中在首都利马，或者我们不得不迁移到国外才能接受关于艺术或电影的研究生教育，即便在利马也无法获得这种教育。因此，在城市之外举办这样的工作坊或艺术交流会，也是对抗中心化的一种方式。

7. 电影技术的创新应用：新媒体与虚拟现实的融合

王凯（翻译）：这里有一个问题，关于电影技术的。他提到你们在纪录片中使用了一些AI、XR和VR技术，能谈谈在创作这些纪录片的过程中，有什么变化吗？

Lorena Garcia（嘉宾）：可以的，我可以从我是其中一员的Mixer集体和电影节的角度来谈谈。我们也尝试了很多人工智能的体验，今年我们在秘鲁北部进行了VR展示。三年前我们在利马也做过一次，效果很好，我们展示了一部名为《被拒绝的舞蹈许可》的纪录片。今年我们与Assyria和Sioserva两个集体建立了联盟，他们在秘鲁的不同地区进行工作坊，一个在丛林区，另一个在高地，尝试带来开放资源和创意编码，创造新的影像创作方式。

这些技术也与模拟实验有很大的共鸣，所以这更像是一种无时间性的方式，用直觉知识和技术以及祖先的实践来进行对话。在这次展示中，我们带来了不同的VR短片，有六部短片供人们选择。在电影节中，我们也非常感兴趣，也许未来会尝试带来模拟体验或现场电影表演，但这比带来VR展示更昂贵。

我也有一个集体，我们拥有一些Oculus Quest设备，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我们创建了这个空间，与朋友分享VR短片并进行中介。在Mixer集体中，我们进行表演、短片制作和扩展现实体验（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想象不同的未来，更像是一种原住民或后殖民的未来主义，同时也是对霸权的抵抗。

这些技术通常在北美和亚洲更为流行，我们希望在不同的空间中有强烈的存在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跨学科，不仅在Mixer集体中，在电影节以及我参与的很多项目中都是如此。这是一种知识的方式，总是学习新的方式来与电影相关联，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

这些技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影像创造连接，我们所有的集体成员都有不同的背景，这种方式让我们谈论如何与祖先重新连接，如何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创造我们的身份：我的母亲的传统舞蹈和Ketual语言，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流行文化和潮流。因此，我们尝试创造这样的对话和连接。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可以留下我们的Instagram账号。

米花：我有个问题和雨山的问题相关。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自己，我是纪录片的爱好者，也是草场地工作坊的追随者。结合雨山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社区建设中，男性的角色和贡献是什么？因为在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强调了社区建设和女性力量的崛起，但我发现这些活动中几乎都是女性参与，几乎没有男性。这些活动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而我听说在秘鲁这些活动是自下而上的。所以我的问题是，男性在秘鲁的社区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做了哪些贡献？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影展主要聚焦于女性创作的作品和议题，这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更多地偏向于男性，并且这些男性通常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和特权的白人秘鲁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来进行电影创作，并且他们的作品也往往强化了社会中的刻板印象。

尽管新一代在改变这种状况，但许多女性主导的项目仍然需要自我组织和个人投资。关于艺术和文化领域，它们通常受到阶级系统的支撑，这不仅仅是性别问题。因此，能够在大型博物馆或放映空间展示作品的人，通常是那些已经享有很大社会特权的人。

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差异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仍然受到负面男性气质的强烈影响。我不认为所有的男性气质都是有害的，但保守的、我们称之为「有毒的」男性气质是主导的。这些男性不仅制作电影，还包括那些撰写电影评论的人。

新的年轻一代和我们这些在80年代就开始制作电影的人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一个有趣的例子是Maria，她是一个政治集体的一部分，这个集体在国际上很有名，但在集体内部仍然存在性别等级，因此她离开了这个集体并与其他女性创建了新的集体，叫作“Warm”，这是Ketra语中的「女性」之意。

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集体的努力和冲突依然存在。许多男性在制作关于社会冲突和不平等问题的政治电影。但即使在这些集体中，性别冲突仍然存在，这也是Maria离开原来集体并创建新集体的原因之一。

王凯（翻译）：看起来秘鲁的人们使用电影作为表达他们政治和社会性别关注的工具，这和中国「毛时代」艺术的使用方式很相似。那么是否在表达个人声音和社会参与之间找到了平衡？车骁，你愿意用中文说一下这个问题吗？

车骁：我刚才得到一个印象，包括从她们的海报以及介绍，好像她们那个历史时期很像我们「毛时代」，就是艺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性别的一个发声的工具，承担了很大的政治社会功能，包括性别也在内。我在想，秘鲁是不是在重复毛时代的艺术功用，还是说结合了其他元素？因为现在中国，很多艺术活动都是去政治化的，强调个人的声音和个人生命经验的表达。所以我想了解秘鲁是不是也在经历同样的阶段，还是他们是结合了这两种模式？

Lorena Garcia（嘉宾）：我可以先回答。我想强调我们的经验主要基于影展的性别角度，这就是我们带来这些不同例子的原因。实际上，可能和中国相似，在80年代，拉丁美洲很多地方经历了不同的独裁统治，尤其是在秘鲁，70年代的贝拉斯科政府期间，电影被用作政治宣传工具，制作了很多政治宣传电影。

80年代末，尤其是在阿根廷，纪录片电影，尤其是亲密纪录片开始出现，它们试图与观众建立联系，并带来不同的诗意表达。在秘鲁，尽管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个体声音和非政治的声音也有很长的历史，但我认为它们也可以非常政治化，即使它们是个人的或身体化的，或讨论不同的话题。

政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个体的表达可能不是响应某个社会运动，但它也可以非常政治化。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电影制作人，社区电影也是我们回应不同问题的一种方式。这种多样性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变得更加显著。

Ivonne Sheen Mogollón（嘉宾）：我想补充一点，虽然我不是这个影展的主办方，但我也是影展的观众。我认为在秘鲁，许多女性主导的项目需要自我组织和个人投资。尽管有些项目得到了国家的经济支持，但大多数项目仍然是自我组织的，很多个人投资在里面。

媒体在秘鲁总体上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主流媒体。这种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领域。政治化不仅仅限于特定的社会冲突，通过个人声音也可以反映集体或结构性问题。在秘鲁，由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这种影响也渗透到了电影中。最近，他们提议了一项法律，试图对讨论秘鲁不同政治问题的电影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但幸运的是，这项法律提案目前还没有通过。

政府不希望艺术中涉及政治，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左翼中产阶级学术界或艺术界，也存在对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运动的浪漫化。这些运动成为了一种话题，某些人通过讨论这些话题获得了关注和利益，但这往往与当前的实际社会斗争脱节。

这种浪漫化和政府审查形成了两种矛盾的态势。我们认为，政治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理想化的东西，它更应该直接与当今社会的实际斗争相关联。因此，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应该更广泛，个人经验和个人声音同样可以反映和处理政治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在秘鲁存在着这些矛盾，但通过个人的视角，我们依然可以讨论和解决政治问题。

Lorena Garcia（嘉宾）：我真的很感谢所有在场的人，因为通常没有太多的空间来分享策展的提案，通常我们谈论的是电影和导演。但能分享策展人的经验或看电影的人的经验真的很有趣。对我来说，这特别有意义，尤其是与来自远方的人交流这些想法。

我真的很希望能与你们进行另一场讨论，谈谈你们的电影节和你们如何建立社区，我对这非常感兴趣。我还参与了儿童和青少年的电影节工作，所以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让电影空间对学龄前观众更加友好。你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有趣，非常感谢。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请随时联系，我们非常开放，非常愿意交流。再次感谢梦奇，感谢所有翻译，抱歉我的英语可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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