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野和之，山形影展，1995）
矢野君
8月14日收到秋山珠子短信，写到：“8月12号凌晨矢野桑去世了。和他的很多记忆里都有你们。”
收到短信时，我在鄂北丘陵一个村子里。这是我在这个村子的第四年。今年我在村子里种了两亩水稻两亩玉米，八月中，是收玉米的季节。每天早上我干的事是，去玉米地把干透的玉米棒子掰下装到背篓背到路边麻摩（三轮摩托）拉回蓝房子。
今天，8月20号，第六天，也是收到秋山短信的第六天。六天里的六个上午我在玉米地收玉米，脑子不时会想到矢野君，这是一种本能的想，一个逝去之人曾经留给我的一些东西不肯离去。
到了我这个年纪，写文悼念逝者成了绕不开的事。涉及日本与纪录片逝者，我写过小川绅介先生，写过佐藤真。现在到了矢野君。我是不是该写点什么，不只是纪念一个曾经给予过我的人，也包括想一想，给予到我的那些“东西”至今是不是还在发生着作用。
矢野君给予过我并依然还在我身上作用着的是什么呢？
六个上午待在玉米地一包一包玉米掰下撕开苞叶扔进背篓，曾经的矢野君在脑子里一点点显影，过三十年时间里，他和我之间有过的，好像都是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说过的话，零碎，日常，好像难得找出一句是那种经久不忘的。但一定还是有的，只是藏在哪里？
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天生羞涩者，草场地作者胡涛陕南老家说法是“偷羞子”。矢野君是个日本偷羞子，而且大概可以称为“重度偷羞子”。他是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东京事务所（实际主持）前任总监，但我从来没见过他有过台上发言动作，人群中也难得听到他的声音只有一张永远温和的脸。我看过他和别人日语交谈，好像都是对方在说他只是嗯嗯应和。他和我之间的英语交谈，也总是一个两个单词往外蹦，感觉好像他还在英语口语班上课。但有次他给我一封英文邮件，我翻着字典看了好半天。那是另外一个矢野君。
六个上午玉米地想到的曾经矢野君，有些我曾经写过：
矢野和之先生，我第一天去小川绅介工作室前先见到他，他在东京环城轻轨山手线一个车站和我与李樱碰头，引路带去小川绅介工作室。以后我和小川谈话他也好几次在场，抽烟，话极少。有一种人，在众人场合中存在如空气一样，我在日本第一次感觉到有这类人，他们属于“大家的需要”但绝不过分显示自己，默默注视和伴随。矢野属于这种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山形影展总监，也是我去山形的路上交往最多的人之一。
——摘自《去山形的路》
1991年10月山形影展前，我在东京有一段空闲时间，山形影展东京办公室是我常去的地方，去那里就是看片。我那时是纪录片饥饿者，什么样的片子给我都会狼吞虎咽塞进肚里。给我喂食的就是矢野先生，原一男的《前进！神军》就是矢野给我看的，磁带递给我什么也没说，我看完还磁带给他，他也没任何问我观感的表示。矢野真的像一个图书管理员。
——摘自《去山形的路》
还有些我和矢野君之间我没写过或写得不详细的事，比如给我复制纪录片录像带的事，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事有两次，第一次是1991年我第一次山形影展，我和矢野君几次说，我在中国的那些热爱纪录片伙伴一定想看到小川先生的片子，有没有可能磁带录制给我带回北京？
我说这些话时，样子和声音应该是那种非常渴望恳切的。矢野君听着，没有什么确切表示。离开山形回北京前一天，矢野君走到我面前，他怀里捧着一摞VHS（家用）录像带，每盘磁带上有手写英文片名，是小川先生的五部片子，其中包括著名的“三里冢”。
1993年，第二次去山形影展，我又和矢野君说中国的纪录片朋友很想更多看到小川先生的片子；还有，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还可以有怀斯曼的片子？
我当时有点贪得无厌了。没办法，控制不住。我当时是一个纪录片饥饿者，身边也围着一堆同样饥饿的人。
也是在离开山形回北京前，我行李箱里又放进小川先生片子磁带，还有怀斯曼片子磁带，占了行李箱大半。矢野君交给我这些磁带时说，小川先生的片子没问题，但怀斯曼嘛——矢野君英文对我说，don’t tell Mr. Wiseman.
回到北京，我住的地方成了录像复制窝子，纪录片伙伴送来的空白录像带小山一样码着，两台家用录像机二十四小时不停，山形带到北京的小川绅介和怀斯曼，走近更多的纪录片饥饿者。
回忆到这里，我觉得一下子紧紧抓住了矢野君。这是今天上午，第六天在玉米地收玉米时想到的。矢野君这么一个极度“偷羞子”，可以说他腼腆，话少，也可以说他低调，“低到尘埃不被看见”的那种，但这么一个日本人，竟然为我这个中国人的请求做出“大不韪盗版”之事。
在我这边，当然完全感知并接收了小川绅介和怀斯曼在九十年代初带给中国独立纪录片人的能量。矢野君那边呢？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是怎么想的。
回忆飘到1991年8月东京小川工作室，还在世的小川先生和我说他想做的“亚洲纪录片训练营”想法，希望有中国的年轻纪录片作者参加，回去拍出更多的独立纪录片。谈话当时矢野君也在场。“亚洲纪录片训练营”后来好像没实现，原因大概和第二年初小川先生去世有关。但“更多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出现”是不是借助矢野君交给我的小川绅介和怀斯曼片子录像带实现呢？
我这么想是和这些年不断在想的什么是“小川精神”以及什么是“山形意义”有关系。小川先生传递下来的不只是“三里冢”“牧野村”等纪录片，还有他追求的“纪录片不是一个人的事”“纪录片应该具有对世界的改变作用”理念。山形影展呢，九十年代至今三十年余，来自中国的纪录片一直被放在“重点关注”（特别明显是在整个九十年代。我的片子《我的1966》1993年得第一届“小川绅介奖”也含有这种激励）。所以想到“山形意义”，应该不只是片子入选拿到奖或奖金在手，是不是还有更多？
顺着想“小川精神”到“山形意义”。“小川绅介”不是一个人，是因为一个叫小川绅介的人点燃导火索串连起来的无数个人，其中有伏屋博雄、有藤冈朝子，有秋山珠子……等等等等无数人。矢野君当然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又一个日本人构成一个整体，再构成山形影展，一个让纪录片走入被遮蔽的广阔亚洲的电影节。
山形影展过三十年了，创办人小川绅介先生去世了，第一任总监矢野君如今也离开人世了。但跟随“小川精神”而来的山形影展还在，如果值得探究“山形意义”落地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是什么呢？或者具体到我自己，一个被山形影展启蒙开眼并受益至今的人，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是今天，地里收玉米第六个上午我想得最多的。当然我想到草场地想到一起创作同行的三十多个作者。上午干完收玉米的活，下午我会在草场地邮件组写一些和创作伙伴交流的想法。周三晚上有阅读素材工作坊，周六晚上有影像创作工作坊，周日上午有读书会。我和一群大部分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创作同行。
这些活动都是线上，我和大部分人至今没有线下见过，但一点不妨碍我们创作交流。除了这些，年末还有每年完成新片的“草场地周末放映”；每年年初，还有草场地年轻作者们策划运作的母亲影展，一个汇聚更多个人与家庭人生故事的舞台。
这是今天想着矢野君，又想到小川绅介，跟着想到其他更多的日本人和山形影展。也许我们这边永远不会有一个“山形影展”，不过有可能让“山形意义”延伸到这边。
矢野，全名矢野和之。“矢野”日语念出来，是Yano，和汉语完全不一样。好像所有人都习惯叫他Yano桑。“桑”是日语里的尊称，男女通用，中文习惯可为“君”。我在写中文“矢野君”时，心里念着的是“Yano桑”。
腼腆寡言低调矢野君，人走了我发现我和他没一张合影，我对他的个人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他有多少岁都不知道（我猜他比我大几岁吧）。和矢野君最后一次见面是我最后一次去山形，2011年。最近十多年没再去山形影展，不过每届都有草场地作者参加影展，会在照片里看到矢野君。去年十月，梦奇从山形发来和矢野君合影，矢野君坐在轮椅上，苍白头发飘飞，我心里感叹：廉颇老矣！
听到矢野君去世，我按我习惯平静接受。之后心里波澜起伏想到这些，现在写下来内心回到安静。
2024.8.20写于蓝房子
吴文光 →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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