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更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思想文化。
在穆斯林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德里苏丹国（1206-1526年）和莫卧儿帝国（1526-1858年）的统治下，印度教徒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压迫。在阿克巴大帝（1542-1605年）之前，一些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徒征收了名为“吉兹亚”（Jizya）的人头税，这是一种对非穆斯林征收的税，象征着统治阶级的优越性和对被统治者的压迫。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穆斯林统治者都对印度教徒持压迫态度，阿克巴大帝本人就因其宗教宽容政策而闻名，他废除了吉兹亚税，并试图通过宗教融合政策来缓和宗教间的紧张关系。
奥朗则布是莫卧儿帝国的第六位皇帝，他在位期间（1658-1707年）被认为是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与阿克巴的宽容政策不同，奥朗则布是一位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的统治者。他放弃了莫卧儿帝国宗教宽容的传统政策，试图将正统伊斯兰教派提升到高于所有其他伊斯兰教派的地位，并把这种伊斯兰教派树立成帝国的官方宗教，这是以牺牲所有其他教派的利益为代价的。
在奥朗则布的统治下，他重新开征了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即吉兹亚税。这一税收曾在阿克巴时期被废除，但在1679年，奥朗则布恢复了这一税收，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征收此税。这一政策的恢复不仅增加了非穆斯林的经济负担，而且也被视为对非穆斯林社群的一种歧视，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例如，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西瓦吉就曾写信给奥朗则布，抗议征收“人头税”。
奥朗则布的这一政策，以及他对印度教寺庙和学术中心的破坏，导致了帝国内部的紧张和冲突。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莫卧儿帝国作为一个多宗教国家的和谐，而且也削弱了帝国的统一和稳定。奥朗则布的宗教政策被认为是导致莫卧儿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逐渐扩大，英国开始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英国人并没有立即改变印度教徒的社会地位，但他们的到来为印度教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19世纪的印度教复兴运动，例如梵社（Brahmo Samaj，1828年成立）和印度教改革运动，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开始倡导宗教和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种姓制度和提高妇女地位。
英国殖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中立的宗教政策，尽管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利用了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分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英国在1833年废除了吉兹亚税，这是对印度教徒的一种让步，同时也反映了英国对宗教平等的现代观念。此外，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带来了西方教育和法律体系，为印度教徒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性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
然而，英国人的到来并非没有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统治加深了印度社会的宗教和种姓分歧，例如通过引入基于种姓的人口普查和法律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会结构。同时，英国对印度的经济剥削和文化影响也引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运动，这些运动在后来的印度独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印度的社会结构。英国殖民政府在19世纪40年代颁布了《印度种姓制度》法令，这一法令将印度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不同种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社会中的种姓分歧。此外，英国殖民者还通过人口普查等手段，进一步强化了种姓制度的存在。
英国对印度的经济剥削是显而易见的。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了直接抢夺、征收赋税、垄断贸易和资本输出等方式的剥削。这些措施不仅为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来源，而且对印度的经济结构造成了破坏，使印度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剥削和苦难。
英国殖民者在殖民统治时期创造了一种以英语为母语的新的语言和文化。这种外来文化的传播，一方面促进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和反思。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印度人民开始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进步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传播为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英国的统治还激发了印度的宗教复兴运动。罗姆·摩罕·罗伊等人试图通过宗教改革来吸收西方的精神文化，弥补印度教文化的不足。这些运动不仅推动了社会变革，也为后来的印度独立斗争积累了力量。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充分吸收了印度的宗教文化资源，并最终带领印度人民取得了独立的伟大胜利。
英国殖民政府也对种姓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废除《婆罗门法典》、通过非歧视法律立法、推动教育改革等。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种姓制度的权威和影响力，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动荡和抗议。
英国殖民统治还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变化，如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园经济和土地制度变革等。这些经济变化导致了社会地位的变动，经济机会不再完全依赖于种姓身份，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商业和经济成就。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精英，尤其是那些在殖民政府或商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士，他们对西方的科技、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崇拜。例如，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和改革者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推崇理性、科学和民主价值观，试图将这些理念应用于印度社会改革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主张彻底摒弃传统习俗，全面采纳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印度人，特别是那些深受印度教和传统文化影响的群体，对西方文化的渗透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威胁，主张维护印度的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和传统生活方式。例如，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 Paramahamsa）和辨喜（Swami Vivekananda）等宗教领袖强调印度教的精神价值，提倡回归传统，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更多的人则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即在接受西方教育和科技的同时，努力改革和更新印度教的教义和社会结构。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包括拉贾·拉姆·莫罕·罗伊（Raja Ram Mohan Roy），他创立了梵社（Brahmo Samaj），旨在改革印度教，消除迷信和种姓歧视，吸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思想。此外，像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wati）这样的改革者则强调回归吠陀，即印度教最古老的经文，以寻求宗教和社会的纯洁化。
这些不同的反应和态度在印度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盘西化的观点促进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引发了对文化身份丧失的担忧。传统坚守的态度有助于保持印度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特性，但可能阻碍社会变革和进步。折中主义则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推动印度社会在保持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实现现代化。
拉姆·莫汉·罗伊（Raja Ram Mohan Roy），被誉为“近代印度之父”，是19世纪初期印度社会、宗教和政治改革的杰出代表。他的活动和思想体现了印度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折中主义反应，既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和理念，又努力维护和改革印度教的传统。
19世纪初，印度社会存在着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如童婚、多妻制和萨蒂（寡妇自焚）等，这些习俗不仅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妇女的权利，而且限制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罗伊认为，这些习俗与他所倡导的现代价值观和人权理念背道而驰。
在1828年，罗伊创立了梵社（Brahmo Samaj），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梵社的核心理念是一神论，它反对印度教中的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去除那些繁琐且带有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
罗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反对童婚和萨蒂等习俗。他通过写作、演讲和政治游说，提高了公众对这些陋习的认识，并推动了法律变革。在他的努力下，1829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宣布废除了萨蒂制度。
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日益加强，印度社会逐渐觉醒，开始寻求政治上的自主和平等权利。罗伊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提升印度人的政治诉求。罗伊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垄断特权。他认为这种垄断不仅损害了印度的经济利益，也限制了印度人的政治参与和发展。通过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和与殖民政府的直接沟通，罗伊表达了对这种垄断特权的反对。
1827年，英国在印度实施了新的陪审团条例，该条例在陪审团的组成上对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存在歧视。罗伊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认为这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向英国本土的报纸投稿，揭露这一歧视性政策。
罗伊是言论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通过自己的行动，如创办报纸《明月报》和《镜报》，来实践言论自由，还通过法律和政治途径来争取这一权利。1823年，当孟加拉总督约翰·亚当发布限制出版的命令时，罗伊立即向英国高等法院和国王参事会提出抗议，反对这一侵犯言论自由的法律。1835年，殖民当局最终取消了对新闻报刊的各种禁令，这是罗伊争取言论自由权利斗争的一个重要成果。
罗伊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觉醒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出具有现代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新一代印度人，从而为国家的现代化和独立奠定基础。
在1817年，罗伊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改革者共同创立了印度学院（Hindoo College），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所用英语进行教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该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印度现代教育的开端，它不仅传授传统的印度学问，还引入了西方的科学和哲学知识。印度学院的教育内容突破了传统宗教教育的局限，引入了自然科学、数学、历史、地理等现代学科。学院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之举，因为它使得印度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领域，并与西方的学术界进行交流。
罗伊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面临了来自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但他坚持自己的理念，并最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例如，他成功地说服了英国殖民当局支持印度学院的建立，并获得了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印度学院后来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发展，它在1855年被改造为“孟加拉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 of Bengal），并在此后的岁月中继续作为印度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
拉姆·莫汉·罗伊的改革活动和思想，为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斗争奠定了基础。他的理念和行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改革者和领袖，如甘地（Mahatma Gandhi）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们继续推动印度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
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世纪末开始在印度建立贸易据点，随后逐渐扩展势力。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包括对抗马拉塔帝国、锡克王国和迈索尔王国等地区强权，英国逐步确立了对印度的控制。到1858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权。英国通过政治联姻、条约和军事同盟等手段，将印度各地的王公和土邦纳入其统治体系。通过“辅助条约”（Subsidiary Alliances）和“土邦效忠宣誓法案”（Doctrine of Lapse），英国削弱了土邦的独立性，加强了中央集权。
英国的统治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也在经济上进行了整合。英国将印度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将印度转变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铁路和电报网络的建设促进了内部贸易和市场一体化，同时也加强了英国与印度的经济联系。英国推行英语教育和西方文化，建立了一套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行政体系，促进了不同地区和种姓之间的交流。同时，英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印度的法律和文化。
英国人带着种族优越感统治印度，这种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识。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优于印度，这种态度促使印度知识分子和民众反思自身文化，并寻求民族自尊和独立。英国的统治带来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印度传统社会中的种姓制度和地方分裂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低种姓与高种姓之间的冲突加剧，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英国将印度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制成品倾销地，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印度本土工业的发展，确保英国工业产品的市场优势。这种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印度的经济利益，使印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剥削。这种经济上的压迫感也成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因素，英国的经济政策和资源剥削，使印度人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尊严。印度人开始反思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寻求摆脱英国的经济控制，实现经济独立和民族自尊。
英国殖民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时会考虑宗教因素，如在税收、土地分配等方面给予某一宗教群体优惠。这种基于宗教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加深了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分歧。例如，英国在某些地区支持穆斯林宰牛，这一行为极大激起了印度教徒的反感，因为牛在印度教中是神圣的动物。英国在印度的政府机构中往往偏袒某一宗教群体，这导致了不同宗教群体在政府职位中的比例失衡。这种偏袒行为不仅加剧了宗教间的矛盾，也使得政治参与变得不公平。
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逐渐从宗教和文化层面扩展到政治领域。两个社群在政治权利、代表性和发展机会上的竞争，导致了紧张关系的激化。
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以其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群众运动的推动而闻名。提拉克反对早期民族主义者的温和立场，他认为仅仅通过请求和祈祷是无法实现印度的自由和独立的。他主张采取更为积极和激进的措施来对抗英国殖民统治。
提拉克试图将民族主义转变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他通过教育和媒体宣传，动员了大量民众参与到民族解放斗争中来。他创立了新英语学校，并通过《狮报》和《马拉特人报》传播民族主义思想。
提拉克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革与民族解放是相辅相成的。他反对种姓制度，主张教育平等，并推动了印度的文化和教育改革。提拉克的政治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斯瓦拉吉”（Swaraj），即印度的自主或自治。他将“斯瓦拉吉”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目标，并认为这是每个印度人天赋的权利。
除了政治独立，提拉克还强调经济上的独立。他主张发展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恢复农村的手工业，并积极参与组织民族商店和建立工厂。提拉克在教育和文化活动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他不仅自己创办学校，还鼓励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教育，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
提拉克在斗争手段上采取了包括消极抵抗在内的多种方式。他倡导不合作政策，并认为通过广泛的抵制政策，可以使英国的统治垮台。提拉克因其激进的民族主义活动多次被英国殖民政府监禁。在狱中，他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并写作了多部学术著作，如《吠陀中的北极故乡》和《薄伽梵歌的秘密》。
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他提倡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策略，激发了广大印度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对印度独立运动的关注。尼赫鲁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国大党内逐渐崭露头角，并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尼赫鲁曾因参与独立运动而多次被英国当局监禁。
食盐进军是甘地领导的一次非暴力抵抗行动，抗议英国殖民政府对食盐征税和限制印度自制食盐的法律。1930年3月12日，甘地从萨巴马蒂河岸的阿默达巴德（Ahmedabad）出发，带领一群由不同宗教、种姓和性别的印度人组成的和平队伍，开始了历时24天的步行。他们沿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1930年4月6日，甘地和追随者步行240英里（约386公里）到达丹地在那里，甘地亲自从海滩上捡起一小块盐，并在海水中煮盐，公开违反了英国的食盐专营法。
尽管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运动的蔓延。相反激起了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国际关注，使得运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面对日益增长的抗议活动，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包括限制集会、逮捕运动领导者、使用警察和军队力量驱散示威者。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运动的蔓延，反而加剧了民众的反抗情绪。
“退出印度”运动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作为主要的同盟国之一，正忙于全球范围内的战争。甘地选择在这个时刻发起运动，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向英国施加压力、争取印度独立的绝佳时机。1942年8月8日，甘地在孟买的古瓦利亚丹克(Gowalia Tank Maidan)发表演说，正式发起了“退出印度”运动。这场演说中，甘地使用了“要么行动，要么死亡”（do or die）的口号，唤起了人们的觉醒和斗志。
国大党在甘地的影响下，通过了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这一决议体现了国大党对于印度独立的坚定立场和决心。英国殖民政府对甘地的行动感到震惊，他们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甘地和其他国大党的领导人。英国殖民政府在“退出印度”运动中拘捕了逾6万人，国大党遭到禁止活动。此外，这场运动的很多组织者转入地下活动，通过地下电台的广播、传播小册子等方式与当局对抗。
尽管甘地和其他领导人被逮捕，但“退出印度”运动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响应。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工潮频发，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拘捕了大量参与者，但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印度人民对独立的渴望。
这些斗争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国际上提高了印度独立运动的知名度。尼赫鲁在争取印度独立的过程中共计入狱9次，坐牢的时间近三年。而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则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参与，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运动之一。
1947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结束，根据《印度独立法案》，印度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一分治是基于宗教原则的，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暴力冲突，估计有1000万至1500万人在两国之间迁移，伴随着数十万到百万人的死亡。印巴分治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上。此外，分治还导致了两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