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
英国政治哲学家鼻祖霍布斯这么说，在原始状态，人们之间没有信任，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人有充分的暴力自由。为了结束这种状态（state of nature），为了寻求安全，人们主动让步了一部分的自由给国家，让渡了使用暴力的权利，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沿着这一脉络，随后出现了各种社会契约理论。
但另有一派观点，更特立独行也更直接。他们认为最早也没有国家，只有强人定期来抢劫良民。强人抢的多了发现不对头。收成我收走了也罢，抢多了良民连生产资料也存不下。如果自己是流寇，干一票就走还好，但自己长期定期抢同样的地方，抢多了良民无法生产，自己也要受影响。
于是大家坐下来达成协议。我定期来抢你，但只抢一小部。剩余的，你留着，“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好吗？
众人皆大欢喜。
当然，先声明这些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起源观。
回到税这个事，我们要看到好的一面
自从地产周期下行以来，外资对我们经济复苏的节奏一直有一个隐忧。很多交流的企业家也反映了同样的担忧。
那就是地产不仅是占中国GDP比重最大的单一行业，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地产不提振，地方缺钱，迟早会想其他办法弥补。
当手上握有大棒又缺钱，不好整。考虑到今年税收收入一直负增长，出于KPI着想，成立警税作战中心也可以理解了。从税入手，好过从罚没入手，至少有制度法律依循，公开度也更好，尽快让靴子落地。
历史积累下来，很多企业的税确实有问题。这也是我们特色的制度设计之一。
非税收入成为今年增长主力，税收收入落后了。结尾有详细讨论：
平时，留一些口子给地方各种灵活的操作空间，既让企业降低了实际负担，也留了把柄的口子。
有把柄在手上，丰收时皆大欢喜，欠收时自有由头，实现动态平衡。但这很容易激励大家都不按明规则行事，潜规则盛行。也有利于资源更丰富、更会避税的人。
还有很多类似的制度设计。比如放着巨大的诱惑在面前，拿这个考验干部。比如一个行政口人员管10亿的公共基金，但薪资是10亿基金经理的五分之一。
当然后者很简单，把经理降薪就好。
所以为什么是好事，也很简单。让大家意识到税和自己的权益相挂钩，在保障公平一视同仁的同时，意识到为什么无代表、不纳税，而不是无所谓。相信这正是促进我们优越的代表制度发挥作用的重大历史机遇。
结尾放一个计算讨论。
2024年初至今非税收入保持高增长，税收和卖地收入持续下降。去年官媒特别辟谣过，非税收入不止有罚没，22年罚没只占11.6%。非税收入中还包括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彩票公益金收入、特许经营收入、中央银行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去年涨的最猛的反而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各地响应盘活国有资产以稳定财政收支的号召。主要资源包括矿产等。但分析也提出，这个增长更多是一次性的，很难持续增长。
那今年是谁接棒了呢？
非税收入细分只有到22年的年度数据，罚没持续增长超过行政事业收费。但严谨起见，仍不能推断罚没收入在2024年也大幅增长。
央行也可以排除，资产规模反而回落。除非外汇赚了钱？考虑到海外国债回落，难道是黄金和纳指大赚？想不到，浓眉大眼的你也定投纳指？
最后，可能托起收入的是彩票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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