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我很喜欢的两个公众号作者,培风客以及海外对冲,一起进行了一场打破公众号次元壁的对谈。聊的主题是中国和世界在当下的新关系。就像海外对冲Mark所言,中美当下的关系就犹如一方已经move on,另一方还在偶尔刷刷对方的朋友圈。我们也许都要熟悉未来中外关系的新常态。
大家好,我是海外对冲作者Mark,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大家非常喜爱的公众号作者——培风客的大鹏和嬉笑创客的Bob,一起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计划是首先聊下在当前这个时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我们各自在公众号中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视角和世界的视角。我们特别愿意在现在多聊一些,从世界的角度怎么看中国,以及从中国的角度怎么看世界。我们会花一些时间讨论,然后再转向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比如各自是如何开始写公众号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感悟。我们先聊一个话题。你们要么曾在海外留学,要么现在在海外上学,从你们的切身体会来看,海外对中国了解多少,他们是否真的懂中国。要不Bob你先来说一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海外还是非常分化的。大多数外国人,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实际上对于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了解相对有限。以中国为例,当地的媒体报导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真正懂中国的外国人,我认为是相对较小的一个群体。然而,确实有一些非常了解中国的“中国通”。这些“中国通”很多都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人脉,他们真正理解中国的组织、文化、机制,比如当年写《寻路中国》的何伟老师,他们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还有那些在中国赚到钱、与中国有良好商业关系的人,他们也懂得中国。海外的视角其实非常有趣,往往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解读中国。这也很正常。有时他们的视角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忽略了中国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但有时他们的视角从长远来看可能更具持续性也更准确,因为事情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一些客观的规律上。短期的特色,在长期来看都可以被一般规律解释,世界并没有那么多例外。总的来说老外内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和冲突。比如最近中国资产大幅反弹,其实在外国人内部就有很多分歧,这也挺有意思的。后面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我也有同感,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在外国人的生活中变得不如以往重要。本来外国人就比较关注自己的事务,对吧?我在美国生活时就从未听说过美国人对其他地方的情况有多关心,再加上中国与世界目前的关系。因此,我认为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已经从一个战略地位转变为一个机会主义地位。就像昨天早上,我与一个在美国规模较大的商品基金交流,该基金主要以能源为主。他们对中国政府最近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及战略重心的转移毫无感知,始终持怀疑态度。但在根本上,如果中国表现良好,对他们的基金业绩或他们关注的行业都是有益的。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不知道大鹏对此有何感受。我的感受和大家有相似之处。我自己更多关注的是黄金和铜这类金属。铜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些,从2016年至今,中国毕竟消耗了世界上50%的铜,因此无论在哪个领域,大家都会关注中国。但正如Bob所说,人们的看法存在很多差异。我遇到过一些认为中国只要实施刺激政策,投资需求就会好转的人,但也有些人看得更细致,他们会分析中国的政策是否能有效传导到房地产、军工等行业,或者说新能源车——这可能是中国铜消费增速最快的行业。我个人的感受是,那些曾经在中国投资并获得丰厚回报的人,他们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可能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而年轻一代可能更关注中国的新能源车、电气化转型等方面。再加上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并不那么融洽,因此对中国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厚,这导致了一种割裂感。至于黄金,情况更是如此。在2022年之前,全球的黄金投资者对中国的研究其实并不重视。但到了2022年之后,随着中国央行购买黄金,大家开始觉得中国成为一个有趣的关注点,尽管大家对它的了解仍然很少。因此,我的看法与两位相似。总的来说,即便是在商品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品种中,真正了解和关注中国的人也相对较少。那些曾经对中国有感情的人,可能对当前新发生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紧密的关注,这就是我的感受。确实如此。我还想分享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因为我之前在高盛投行工作,我感觉外资投行对中国的态度可能比大家感知的更早发生了变化,大概从2012年左右就开始分化了。这种变化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早。以投行为例,因为投行不是买方,也不涉及在哪里赚大钱,它更像是一个持续的业务,所以看得更清楚。从中国黄金时期的中金成立到2010年,这是中国最需要外资的时期,那时候明显热爱中国的外国人都是中国的强大支持者,比如高盛的前主席汉克·保尔森,他在10年内访问中国超过70次,这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这绝对是出于对中国的爱。这些人认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伙伴,甚至在2012年前高盛董事会主席的继任者中,也分为两派,一派支持中国,一派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你可以想象,在高盛的董事会或权力高层中,对中国的支持派,那时外国对中国有多大的期待。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强大后变得非常自信,外资在中国的业务越来越难做,中国对本土投行的保护也更多,外资在中国的声音逐渐退出了权力格局。举个例子,高盛的前主席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我所在的2012年到2018年期间,即使在他2017年生病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战略重点,尽管账越来越算不过来,但仍然是战略重点。2018年以后,新的管理层上任,实际上根本不来中国,因为他们在高盛内部的崛起与中国无关,自然也就无法产生感情。以高盛为例,中国作为战略重点的时代正在慢慢过去,那些热爱中国的外国人正在退出舞台。我记得在2008年之前,如果你想在香港的投行服务中国组工作,通常是那些在美国常春藤盟校受过教育、半中半洋的中国人会被调来香港。然后在2008年前后,我记得很清楚,在香港工作的分析师必须普通话作为母语,那时我刚完成留学回到香港,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你们可能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段变化。对,两个代际了。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在你们观察外海外的人群中,你觉得有哪些是真懂中国,或者说海外的媒体\外资机构对中国的市场到底有没有影响力,他们的核心差异是什么?我观察到的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本土化确实非常重要。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不同层次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和接触程度各不相同,那些与中国有业务合作、关注中国的人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看数据做判断。他们就像美联储一样,依据数据来做出决策,比如政策刺激措施,他们会观察实际效果,在效果显现之前就先看规模。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客观的决策方式。但看的都是头版头条的数据,不会看太深。第二种人拥有强大的穿透时间的理念和对某些思考框架深入的理解,拥有强大的模型和思考能力,他们的认知其实不受国别或时间的限制。我本科时的著名教授米尔斯海默就是其中之一,他坚信中美之间必有冲突,他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国际关系中的硬核现实主义。在我读书的那几年(2008-2012年),尽管中美关系非常好,但他的观点非常有趣且具有穿透力,他的理论在博弈上无懈可击,历史上也有验证,区别是大家对人性的假设。近年来,他的观点越来越流行。有趣的是他的观点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似乎很符合我们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前一段在中国还和阎学通老师深度对话,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还有一些人拥有大量深度数据和精细的模型,比如高盛,就有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研究员,他们可能会撰写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详细报告,涵盖不同行业,并有大量数据支持,这样的报告非常有影响力。另外,还有一些人可能拥有独特的信息源和深度了解,比如大摩,他们创建了一个中国社会感知指数。我也做了一个更简单(便宜)的版本,自称为转折点指数。他做得很清晰,真正理解了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决策。还有一些很强大的机构或个人,他们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本身就很有影响力,比如达里奥、苏世民这样的老朋友,他的交往层次很高,甚至他的言论本身就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能源于他们与中国的深入沟通,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人的观点能通过影响力自我强化。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在商品投资领域,由于其连续性的特点,投资者会持续关注像铁矿石或铜这类商品,并且对中国的关注度一直很高。从我入行至今,即从2015年到现在,我能感受到海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看法从未完全一致过。这种看法的分化一直存在。例如,在2016年,黄金价格有所上涨,当时中国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并不大,而美国却在讨论负利率的概念,这导致海外对黄金的看法与中国投资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在铜的领域也是如此,对于中国政策刺激的影响,海外投行在研究供需平衡表时,对中国的看法分歧很大。中国的许多政策刺激措施具有逆周期特性,因此不同投行对中国政策的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一些与中国市场关系更紧密的投行可能会对中国的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可能更加乐观。但从整体上看,从2015年到2024年,海外对中国的看法很少与中国自己的看法完全一致。在我看来,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看法往往像是雾里看花,只有少数能够与决策层建立联系的海外投资者,才能真正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这类投资者虽然数量不多,但确实存在。我从海外基金的观察来看,注意到做能源的基金,无论是专注于铜等金属的基金还是石油上下游的基金,中国的政策刺激或反弹对它们的业绩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回顾,原本预计2024年中国的石油需求会比2023年增加60万桶,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增加,这对他们整体大宗商品的需求影响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我观察到无论是美国的TMT还是消费行业,或者是美国本土的工业基金,与中国相关的痕迹基本已经没有了。除了少数在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领域,比如First Solar,其股价与中国受到美国政府打压的程度有很大相关性。我回应下大宗商品这个点,我做宏观最早机缘巧合开始看的是原油市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我记得在2023年到2024年,有一段时间市场普遍预期中国开放后的需求将会增长,而OPEC维持减产,使得市场对原油价格的期待很高。但实际的需求却远远低于预期,导致很多人没有赚到钱,这非常有意思。更重要的因素是存在一些信息差。例如,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原油,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从其他地方进口的需求,而俄罗斯由于战争开支的原因,将石油价格压低了很多。因此,这又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以及中俄的战略合作深度,确实存在信息差。德国有一家名为基尔的智库对这个问题研究得非常透彻,每个月都有追踪印度和中国从海上获得的俄罗斯原油数据,所以数据是存在的。但他们需要将这些数据联系起来,得出一个结论,仍然需要一定的功夫,要挖掘这些信息,需要付出成本。这可能导致许多外资机构不一定能够直接认识到这一点,少想了一步。另外一个话题,咱们在中国不是其实是蛮喜欢关注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描述吗?这可能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你们觉得海外的媒体或外资机构对中国的影响力大吗?特别是大鹏现在身处美国,大家关注的多吗?坦白说,我认为这种情况非常分化。很多时候,海外对中国的看法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随着对中国的利益减少,为中国发声的媒体也减少了,这导致负面消息增多,可能也是因为与中国的利益关联减少,大家更倾向于出售中国股票,这种利益关系进一步减少,形成了一个循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过去不同,我能感受到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海外媒体或学者的观点对中国的政策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现在,尽管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它们的影响力却在下降,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两个趋势都是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观察,这个结论可能不太令人喜欢,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我看来,原本存在两种力量,但由于支持中国的力量没有赚到钱,或者说,更实际一点,他们在自己企业中的地位在下降,这种负面的强化最终使得那些原本就不喜欢中国的声音变得更加明显。他们不管说什么,总是带着自己的有色眼镜。这也是为什么达里奥后来成为了如此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始终如一,所以他的声音就显现出来了,成为了唯一的声音。我同意你的观点,能否赚到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十几年里,从一级市场上超大型美元基金的分化就看的很清楚,那些在中国市场确实赚到钱的团队,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随着近年来他们赚钱的能力下降,整个权力的分配也随之改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刚才提到的媒体对中国的影响力,我想补充一点。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客观上,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影响力仍然不小,比如北向资金的动向。以至于实时动向都被屏蔽了。而且一些外媒的报道有时比国内快很多。所谓的小作文形式也有影响,甚至有些国内人士会模仿海外的口吻来写小作文,以影响市场行为。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客观上所谓老外在这些点上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我认为首先是因为在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中,特别是在风险资产上,外资是一个边际上的增量资金,因此在边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次,它会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比较在乎老外怎么看的,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增量资金,所以它的信号会给中国的本土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在边际上,大家会看着这个信号来形成自己的决策。第三老外自己的决策体系和框架可能更加稳定,不像有时候中国的二级市场上可能会出现脱离基本面的博弈情绪。所以它的一些特点使得它在边际上有影响力,这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这个话题我问一下,是不是在近期海外的市场共识是看央行,央行比较透明。那在中国呢这些东西没有共识,到底是看谁,可能说的也不是很清楚,造成了猜变成一个习惯,这样小作文的影响力就更大?小作文大家会想到这是不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上面的意思,是这样吗?我跟中国的一些外媒朋友也聊过,其实他们的信息源并没有特别独家,但是就是发布相对灵活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反而造成了更快。就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信息资讯管理的更加精细,所以使得它在速度上反而慢了一些,而且现在噪音太大了,你分不清真是假是真,是传递谁的信息、市场情绪反映还真只是一个以讹传讹。还有一个问题,传播速度也很重要,要不然为什么香港记者当年冠绝全球的对吧?这个速度快,对于媒体来说很重要。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答案。我自己可能更多地关注矿业行业。比如,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十年前,那时候所有人都知道GDP发展是唯一的重点。所以很多时候,社会有一个共识预期,即无论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最终目的应该都是为了GDP的增长。这确实是当时各个部委之间的共识。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的诉求变得更加广泛,这是毫无疑问的。从高速发展期到一个平稳期之后,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我们在评估一个矿的时候,可能国土资源部会认为保障战略资源非常关键,这是他们的核心KPI,即保证战略资源的供应。而对于环保部来说,他们可能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他们对于是否开采资源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所以我自己觉得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发展目标导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致了。以前,这种小作文其实大家不需要去猜太多政府的诉求,我就知道GDP是唯一的诉求。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部委和部门之间,或者说中央跟地方之间,有一些利益导向的冲突点,所以市场有时候就很迷惑。可能就像您说的,我知道央行、欧央行主要看通胀,美国主要看通胀和失业率,中国可能还在形成这样一个机制的过程中。以中国央行为例,中国央行可能有六个目标,到底哪个目标是现在最关键的,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们给了这些小作文或者说可乘之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没有完全稳固下来,所以我们还是想知道政府的发展重点到底是什么。你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保证国家战略资源开发有没有道理?当然也有。但问题是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发展转型期,它可能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结合我们的新闻,可能有些时候就像Bob说的,可能速度比较慢,然后有些限制,所以就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但即便没有这些限制,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投资者也会很关心,这是政府在此时此刻他心中的排序到底是什么。每个国家都会有个排序,每个任务都很重要,但哪个事情是重要且紧急的,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说得非常好,因为投资者只关心赚不赚钱是吧,才会产生跟政府关心的之间会有博弈。所以刚好就借这个话题来,因为Bob在嬉笑创客上最近写了很多政策思考的文章,你来讲一下你写这些的初衷和你的观察。我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点评,只是简单分享一下。因为我早期在智库和部委有一些打交道的经验,觉得这个体系确实非常有意思,它有着独特的决策体系和机制,而且这些体系和机制也在不断演化。毕竟,政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大家都在关注。历史和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过去的货币政策到疫情后的财政政策,全球都在这些领域发力,影响非常巨大。比如,美国经济的持续韧性,如果没有当年的财政助推,其实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主题,而且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尤为凸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会很关注海外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政策的。因为有时候国内的噪音太多,有很多大棋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细节和逻辑往往经不起推敲,很多时候不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预设了太多假设。而海外的一些中国通的观点可能更加客观。因此,我认为海外对中国政策的看法和解读,对于我们理解政策的全球影响和反馈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你说大棋论就是一盘大棋对吧?就是一盘大棋的,它的基础就是先把那个结论做定了,先画了一个世界格局是前提是吧?然后来来在这个框架里头来推测为了这个目的,然后各方的做的事情到底是为啥。99%海外的人确实不太懂国内政策这一块,所以对政策这个东西其实信息差更大。但是剩余1%我觉得还是懂的,而且是很懂,虽然他们人也在海外,他是有很强的组织行为和政治、历史分析基础的。我这儿我想打断一下,最懂的这些人是不是懂中国的同时也懂印度?它并不是一个带感情的懂,而是他这个专业度。我认为进行跨国领域,也就是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在海外学术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它将不同国家的体系抽象出来进行比较,比如日本独特的行政运行体系、印度的选举体系。这些研究者拥有核心的理论体系基础,他们不仅关注个别国家,而是将不同国家放在一起比较。再往下是专门做东亚研究的。他们结合了政治学、国际关系以及东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者长期与国内学术圈保持沟通。他们对于所谓的“脱钩”现象也感到苦恼,但与投资者或投行的利益关系相比,他们的情况要好一些。如果海外将中国视为对手,他们的角色重要性反而上升,这可能是少数受益的群体之一。我有一个切身的感受,那就是很多外资对中国的态度在2012年之后已经从感情投资转变为纯粹的商业行为。这种感情的撤退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在2015年前后,还有一波美元基金大量投资中国的创新项目,比如滴滴、小黄车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或2020年。这期间,基金募集其实是滞后的,因为之前在中国赚钱了,就赶紧募集更大的基金,这也是很多人难以套现的原因。那时候,信任中国、爱中国的资本市场情绪一直在持续。但之后,分手就比较惨烈了。在海外人群中,除了特定的垂直领域,比如资源、电动车等行业,已经很少有人带着感情来投资中国了。我的感受是,最近这段时间,情感上是中国更关心海外,而海外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中国,因为那些带着感情的人已经退休了。之前提到的海外负面声音压过了正面声音,更多是因为在中国赚钱的人少了,感情也没了,就像分手后查看前任的朋友圈一样,美国好像已经向前看了。大家对此有什么感受吗?我的经历可能与大家有些不同。当我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我见证了一家外资矿业公司在中国的最后一幕。例如,埃尔多拉多公司将其在中国的四个矿山出售给了两家中国公司。那时,我并不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的矿业公司开始出海收购海外矿山。我个人感觉,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包括在华盛顿与人们交流时,大家也会提到,现在在美国,印度的声音越来越多,但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就会发现在80年代,美国人对拉丁美洲也有过类似的关注和感情。这表明,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各国之间的投资和合作也在不断演变。对,在他们看来可能就像Mark说的,以美国的视角说他可能谈了很多个女朋友,然后中国是最近分手的那一个,然后他在中国之前,他可能跟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子的分手。对他来说,看待这个问题是非常理性的。当然了,现在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可能会去挑战美国的秩序,他们觉得在所有与美国“分手”的国家中,中国可能是最有能力挑战美国秩序的。这可能也是一种观点。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高速发展期过后,那些想在新兴市场获得回报的人自然会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尼、墨西哥、叙利亚等国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应该从过去那种作为小型经济体时的情况转变过来,那时FDI外国投资对我们非常关键,我们需要外循环,关注出口,关注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但现在我们应该慢慢放下那种执念,我们不应该再说外国人觉得我们不好,我们就真的不好,或者我们看到外国人抹黑我们,我们就非常愤怒地去反击,甚至像Bob说的那样去编撰一个大型的反击。我们应该像那些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一样,去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在东南亚、非洲处理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更加理性和平等地态度去看待我们与欧盟、美国的关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在我看来,中国的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已经发展成了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既不能过于骄傲地认为我们是天下第一,海外市场就不重要,其实不是的,因为除了中国,这个世界还很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每天都期待获得IMF的表扬或者美国人的赞赏,这也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是的,现在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现象,也是我们应该去接受的。美国似乎仍然相信爱情,总是在寻找新的女朋友,这表明他对爱情持有信心。因为美国内部有左派人士总是试图影响和改变他人,所以他们对下一个女朋友总是充满期待。我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摒弃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也就是说,不是一定要东升西降。你不与我在一起,我就希望你不好,这种想法类似于对前任的态度。现在很明显两个市场都可以表现得很好,不是吗?短期内说要东升西降,要超越美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有点像一首歌里唱的,你会问对方到底爱不爱你,但如果对方已经把你拉黑了,他爱不爱你已经不重要了,他也看不到你的愤怒。你已经成长了,应该继续前进,对吧?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讨论一下,中国人懂老外吗?我们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体系,现在已经成熟了,可以自己过了。中国的资金管理人、研究机构如何在全球市场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大家来聊聊。说白了,就是分手以后怎么过?我先来分享一下,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在2015年之后加入了大宗商品这个行业。在我看来,中国的矿业公司在国际化程度上可能比中国的许多其他行业都要高。因为中国的许多矿山都在海外,可能有一半的员工都是外籍人士,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你可能每天都会在总部看到来自非洲、欧洲、南美的人士。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在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可能比中国的金融行业更早一步。我父亲以前也是从事经济工作的,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非常国际化了。他听了之后笑着说,在你刚出生的时候,中国制造业还是高薪低能的代表。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并没有什么名声。所以根据他当时的建议和我自己的感受,我认为如果中国想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就必须勇敢地加入全球竞争体系中,我们不能只是躲在家里想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人非常勤劳和聪明,我亲眼看到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矿业公司走出去有失败的案例,也有成功的案例,但总体来说成功的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勤奋。只要我们勇敢地走出去,大胆接受全球化的洗礼,而不是每天躲在家里空想,虽然开始会很难,但最终结果往往会很好。就像30年前、40年前,你无法想象那时中国的汽车有一天会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但他们当时勇敢地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包括我最近听说的,在巴西中国的汽车销量实际上非常好,这可能是我们以前不敢想象的。对于中国的金融行业,我认为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我们敢于走出去,不要固步自封,放下心中的恐惧——有时候恐惧和自卑与自信同时存在,你之所以有这种恐惧,可能是因为你内心很自卑,所以我们要放下这种恐惧,勇敢地拥抱全球化,就像我们曾经的制造业同行们所做的那样,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很好。所以如果对中国企业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勇敢,我们绝对有机会成功,虽然会有挑战,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会很好。我非常赞同,因为我主要从事的是一级市场投资,专注于跨境和出海业务。所以您提到的制造业,确实在中国这个经济体里面,参与全球定价的商品是最有竞争力的,这种竞争力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市场打磨出来的。这与中国的服务业以及许多本土化、不可贸易的行业形成了鲜明的价值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中国品牌从最初的代工,发展到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到贴牌生产,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通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汽车配件价格上涨引起的,因为供应链不畅。而中国的汽配件物美价廉,很多本土化能够生产的配件直接通过亚马逊、EBAY等平台销售给消费者,非常受欢迎。许多美国消费者愿意自己购买并DIY,这些产品也进入了美国的维修店和汽配商店,在蚕食4大连锁的份额。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制造正在逐渐进入原本由美国主导的市场。在储能、3D打印机等高科技消费品领域,中国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全球最好的企业很多时候都位于中国。和制造业一比较,您刚才提到的确实,鞭策了中国金融界,我们应该更加国际化,走出去,跟上制造业全球化的步伐。我认为,从更客观、独立的判断出发,发出中国声音是一个长远而持续的事情。中国有一批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之前与他们对谈过的人,像百观、Ginger River、Pekingnology等,这些都是能影响海外的大号,他们客观地讲述中国的数据、故事和现实,这比许多噪音大的结论或者老外根本看不懂的东西要好得多。真正能从海外的视角回看中国的特色,讲述中国故事的这批人,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官方其实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会鼓励多元化的声音向海外传播。金融机构层面可能就更清晰了,中国的资金管理人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应该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这是一个长期绝对值得做的事情。中国的视角,中国的China factor,我记得是摩根还是其他机构做过量化分析,这几年有所下降,但一旦中国经济复苏并更加活跃,它肯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时候,中国的评价和中国的因素,中国的禀赋如何进入全球资本市场,我认为有很大的空间。而且我讲了一点,中国不仅仅要看发达市场,我们说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更加紧密,与金砖国家的关系也应该通过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些新兴市场,今天中国对新兴市场的认知其实很扁平化,包括媒体和人们的观念。对。这个话题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开一个机会来聊一下,我们最后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最后七八分钟我们大家几个人问题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做公众号,初衷是什么,然后自己是怎么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哪些需要感恩的地方。三分钟限制一下,大鹏先说吧。好的,我之前是在紫金矿业帮他们去做一些主要海外的这种投资。当时去做公众号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自己在入行的时候,那时候2015年2016年我还有很多那个时候在互联网上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些资源帮助我学到了很多,然后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也一直告诉我,就说做一个人应该尽可能的去自觉我们自己受过的苦,就不要别人再去受一遍,然后我当时自己在入行的时候获得了很多这样的这种帮助,然后等到可能21年22年的时候,就像大家说的就很多优质的一些信息源,变得越来越少,噪音也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大宗商品也会变得越来越难,然后我当时觉得如果可能的话,就分享一些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一些错误的经验,也许我们下一代的这样子的这种分析师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人,他们可以吸取我的一些教训,做得比我更好一点,所以这是当时去做公众号最开始的一个初衷了。这个过程首先第一点我非常感恩,第一是帮助我每天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维,大家都明白投资有些时候每天都做了一个复盘很关键比如像这样子我们做一个复盘,还能够得到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在指正我或者说是去点评我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然后第二也通过这些机会的认识的一些更多的朋友,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信任了,所以我也确实很感恩。我和大鹏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写公众号这件事。我最初在社科院工作,专注于海外宏观分析,后来在市场工作,加入了一家专注于跨境和出海的一级市场基金做风险投资。我的公众号写作受到培风客的很大鼓励,看到他高产且高质量的持续输出,我收获颇丰,也认为这是锤炼和反思自己观点的好方式,所以我也开始更频繁地写作。我的写作方式主要是用语音输入,利用现在的语音转文字技术,边说边编辑,然后稍作修改,这样可以快速输出内容并进行反思。我觉得这个过程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不仅磨练了我的思考,还让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人。包括今天通过公众号认识的大鹏和Mark,以及市场上其他朋友交流,在自己的知识星球内部也和很多优秀的星友的交流,卧虎藏龙,都非常值得感恩。太好了,我比你们年长一些。我写公众号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离开投行后自己创业,从事海外对冲基金的尽职调查研究。我有一个爱好就是写作,也想把所学的记录下来。实际上,我开始写长篇文章是在二三年前,那时我还在被窝里自己欣赏。从2023年开始,疫情结束后,我在看世界杯的同时,终于有时间在家里写长文了。我的素材来源于我的尽职调查和一些思考,因为我对金融历史比较感兴趣,了解一些掌故,这对我投资非常重要。我感到非常感激的是,我发现我的读者中有很多25岁到36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因为金融行业之前的冲击而感到迷茫,他们跟我聊天,或者想知道一些除了大棋论之外的对海外市场的了解。我觉得能够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或者能够跟他们交流,我感到非常感激。更重要的是,有人看我写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和值得感恩的。我们三个人能够聚在一起,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我觉得这很奇妙,居然能够实现这样的聚会。最后,我想以一句话作为结语,那就是中国需要接受现实,不忘开辟新世界。我想到了一句话,出自《使徒行传》,说的是使徒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从耶路撒冷开始,一方面是艰难险阻,人和自然的各种力量都联合起来阻拦保罗,如果不知道故事的结局,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永远到不了罗马。但另一方面,狂风巨浪无法将保罗击碎,他一路都能在黑暗中得引导,在风暴中得安慰,在绝望中得坚固。最后,《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平静地说,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这一句话概括了整个充满挑战的旅程。听了两位刚才的介绍,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希望能找到生命中的罗马,然后在所有这些事情过去之后,能够说一句“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因为从我们刚才聊的内容来看,现在好像是一个去罗马过程的起点,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聊的。
(对话结束)
最后,有兴趣欢迎来卧虎藏龙的星球坐坐,不扯大棋聊政策,全球视角看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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