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济循环究竟卡在了哪里?经济学家、媒体、官员有各种论断。需求不足、消费不振、产能过剩、新旧动能转换,林林总总。
如果抛开学术词汇,回到实体经济的本源呢?用经济直觉思考,我们的经济体明明生产在扩张、产品在全球攻城略地,在卡脖子的地方不断国产替代,理论上应该生产更多、居民也消费更多。每年天量的投资,按定义应该促进第二年的生产更加得心应手、提升效率。换言之,可消费的产品也应该越来越多。
要忧虑的不应该是那些产品被替代、市场被占领的西方国家吗?高收入既得利益国家确实有理由以壁垒抗拒改变,不愿看到中国制造持续提升全球市占率。
怎么突然间,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停滞感、居民失去了安全感?经济循环在哪里卡住了?
先来看一个最简化的实体经济模型,忽略货币、价格,只专注数量,不考虑税收,也不分企业和居民;把每年的经济产出GDP简化为投资和消费:投资是当期产出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可以是设备也可以是库存,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人力资本。消费则顾名思义。
根据等式,产出也是收入。在这个最简单孤岛经济模型里,居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先产出、再消费。
即便如此简化,经济循环卡壳的原因也一目了然。
1)先是投资的部分出了问题。投资回报下降了,大家发现一些投资无效、低效,好几年也无法回收成本。就如孤岛上,一群人吭哧吭哧用沙堆出了壮观的图腾雕塑,却只挤占了种地的时间,人们既不正眼相视,也没获得愉悦感,反而占了耕地。
2)再是分配出了问题。居民产了1吨粮食,分配上少部分人占了大头,其余居民只维持温饱。长此以往,除了心理上的剥夺感,经济上大部分人群可支配收入不足。少部分富人的消费倾向有限,即使铆足了劲头了也无法消费完。此外也少了很多可供消费的服务——给娃培训种地的老师傅被勒令不许内卷,一些炫耀性消费被愤怒的岛民抗议叫停。自然,大部分富人只能储蓄,或者去邻居岛上消费。
投资的最终目的一定是为了未来消费的更多。但由于大部分人购买力不足,迟迟没有所谓的“未来”消费承接不断提升的生产力和扩张的产能,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回报率下降。
投资和分配。一个短期问题,一个长期问题。短期问题此前是称心如意的短期抓手,一直是提振经济的简单方式。通过信贷和公共抽租(不仅从税收、也从地价)推动投资,即使私人部门不投资,也能由公共部门的基建投资补上。对应到孤岛上,就是岛主掌握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土地、种子、工具。
但短期问题抓不动时,症状也最明显。每个人的消费年均变化波动有限,投资却可能上下起伏。
分配的长期问题是所有经济体共同面临的挑战。人力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马斯克和普通人已经不是一个物种,无论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乃至繁衍)和起跑线的天差地别(人均资本存量的巨大差异),导致天然的贫富分化。还要加上制度性的掠夺、优势人群利用初始优势扩大分化等。
今天,我们在短期和长期问题上都卡了壳。
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就能理解中央的两难。
即使提升公共杠杆,最快能加注的也只有投资。除了全民受益的投资可以由中央推动,大部分投资还是地方主导。而过往地方的投资结果可见一斑,再让加注,固然能缓解短期症结,但改变不了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反而在激励上释放了“你有问题没关系,最终都是我来兜底“的信号。
这或许不是中央想看到的。
好不容易从软约束变成硬约束,要让地方痛一段时间。没有破产机制、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只能等刮骨疗伤。但这个度极难把握。毕竟央地关系是中华两千年的核心脉络。
长期问题,则必须要回答:
1)去哪里寻找比基准利率更高回报的投资。
2)分配上,打压高收入行业和顶尖富人群,是否能真正缓解分化?
第一个问题上,日本给出的答案是海外投资、再造日本。美国的答案是迅速破产出清,消灭错配产能,该挂挂,重新开始还是一条好汉。
我们有加速往外走的迹象。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国际大行唱多人民币之际,也有观点认为结汇下降是结构性的,因为居民和企业都需要持有更多的外汇布局海外。
说句题外话,出口顺差在GDP核算中也被归为净储蓄,在恒等式里等于居民储蓄中无法被本国所投资消耗的部分。但实际上,穿透GDP核算,净出口就是企业不愿意为本国需求生产,而执意为外需生产,并将储蓄结果以外汇的形态保存的部分。背后的激励本质是外需更有利可图。我更认同在逻辑上先有生产选择,而非先有收入和储蓄选择。所以老外单纯呼吁降低储蓄率、提振消费还没到最底层。
第二个问题,打击高收入人群带来的涓滴效应减少,是否能推动低收入人群增收?
如果打击高收入,打击的是剥削和不当得利,保持蛋糕大小不变,让吐出分配不合理的部分,那万分合乎情理,应该举双手赞成。
我们在数据上确实已经看到了一线消费的崩塌,连带一线中低收入人群的下降,因为服务业层层紧扣,高收入是需求来源。
三四线数据企相对稳定,或许因为制造业稳定、或许因为本身高附加值的部分偏低,和一线生态隔离较好,暂时不被波及。同时大量人群从一线回流三四线,短期内也提振了当地经济。正如一线中深圳的消费有更高收入的香港入关居民支撑,表现还好点。
但长期来看,同样要回答:
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是自动化、核心人才的价值指数级提升(想想OPENAI或马斯克),大概率反而加剧分化。这也是奥特曼构思基本收入计划的逻辑基础。毕竟世界上能解决卡脖子的人才一定稀缺。先不说激励上如何解决不想当首富、掐尖就打的风气。如果只能通过大量的转移支付来均贫富,那又得把权力交回到公共主体上,而这个主体此时正为自己的财政状况发愁。如何遏制公共主体的“私心”和过度抽佣?
一线被打压后人才回流,是否反而降低人均资本密度,加剧了一线公共投入的浪费?
三四线的长期目标到底是发展成一线,然后一线发展成国际超一线,还是大家都降一降,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香港可能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例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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