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周五，就是潘行长讲话后市场启动，随后顶层再次提了科技的核心地位，最终在一连串平淡的发布会后再次激发了市场预期和动物精神。
先不考虑这样疯狂波动的市场是否是长期资本和监管层想要的，为什么大家喜欢潘行长讲话？行长和其他发布会几位讲话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核心大概是专业度和自主性。
真格林斯.潘。
在外资怎么看一文中，提到我们还缺乏一位经济政策的台面人物，类似格林斯潘、 德拉吉、保尔森、伯南克，肩负和市场沟通、甚至必要时威慑市场的重任。这是执行层长期向上负责、念稿为主后稀缺的能力。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状况这儿也无法细究。除此以外，这个人缺乏专业度和自主性的任一条，市场都不太买账。
缺乏专业度，没法针对性制定和沟通政策，甚至没法对记者提问反应。市场是最敏感和挑剔的。缺乏自主性，讲话没用，说了既不算，也没法快速回应市场，总得要回去再请示、研究、制定、落实。
中国可能正在诞生自己的经济台面人物。这是目前来看效果最好，最容易形成正面循环的，似乎就落在央行。
这固然和央行货币政策相对成本低、灵活度大有关，不像财政政策，用多少、用给谁、来源在哪，都是要反复博弈的。美国国会里争来吵去最多的也是围绕财政计划，而非货币政策。这是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决定的。
但央行的专业度、研究能力鹤立鸡群也很明显。这或许和央行长期和市场打交道有关。越是紧贴市场、面向市场主体的机构，反馈越快、水平要求越高。
当然，行长只是铺垫。最终刺激的，是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科技讲话。
总量搭台，科技唱戏。
这中间似乎存在一个悖论：科技这三年一直在前台，屡次作为高质量发展被强调，但一度每次提都被视为压力。为何近期又成为了主力？
或许是大家意识到没有总量的支撑，科技独木难修；一旦有了总量的支撑，科技才可以跑出超额。
这再次验证了一个道理，经济周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等待新的发力点、等待新的技术爆发。如何平稳度过等待期，给下一次发力更多的起跳空间，而不是在平静中沉沦陷入无法挽回的衰退，是整个政策要做的最重要事情——给非线性的进步以时间，给随机分布的创新以空间。
回到央行的政策。
央行的专业度超群在全球都是成立的。面对复杂得市场环境，必须有海量的研究储备、数据支撑和专业智囊。
美联储的官网中，有一个栏目“经济研究”。
点开之后，劈头盖脑就是这段话：美联储雇佣了超过500名研究人员，其中有400多位具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并且横跨多个领域。用这个来告诉人才济济的华尔街，我们也不弱。
细看之下确实人员的研究领域繁多。单在A开头处，就有统计方向、支付系统、宏观、海外发达经济体等细分领域。
这些都是支撑央行货币政策的智囊团。点进具体的研究报告栏目，你会发现基本每个月都有工作论文、报告不断推出。我之前在智库时经常看着玩，会发现这群人研究的相当广泛，评估各种政策议题、经济问题。
举几个例子，10月份最新的论文包括一篇从董事会开会记录、语调、频率来观察美国社区银行在金融压力较大时期的行为特点；另一篇则讨论了个人信念如何影响通胀预期，指出当个人信息和公开的通胀数据出现较大差异时，货币政策的效果有较大延迟，容易导致价格紊乱，因此通胀预期锚定极为重要。后者使用的独特公开数据是《专业预测调查》，是一项美国最古老的系统性经济调查，1968年推出，并在1990年由费城联储接管。
如果说前者是一个针对中小银行的研究，启发可能来源于去年硅谷银行的暴雷，后者则是对通胀粘性这个举国关注话题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持续在推出，9月就有12篇。
重要的也许不是每篇都及时应对领导的关注，而是在事情发生时，有术业专攻的人顶上，给出建议。就像研究大萧条的伯南克。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领域的伯南克。
除了研究，联储重要的产品还包括独特的数据统计和发布。圣路易斯联储的数据平台是全球最重要的公开数据汇集平台之一。
当然我们的人民银行也有自己的独特统计数据，发布在调查统计司页面。其中一些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客观数据反馈，甚至比模糊在总量中的统计局大数来得更直接。还期待看到更多。
如果说美联储作为全球货币锚定机构之一，需要大量研究，其他机构呢？
美国商务部下的BEA经济研究局拿出了40名博士经济学家。
财政部呢？相对少很多研究，但多了很多图文数据并茂的自吹自擂，以政策“故事”的形式体现。比如讲通胀减缓法案带来的投资影响。
但美国的财政预算、报告是整个美国政府最复杂的文档之一。对收支、特别支出等列的事无巨细呈现，毕竟每一项都是国会博弈的结果。还包括了对每个开支机构的绩效评价、开支效果的测算，作为对国会的报告。有了数字后，才有了讨价还价和博弈的基础。
而在国家机构之外，还有NBER、Conference Board这样数不清智库，源源不断产出政策研究报告、评估和独特数据。
相比之下，我们一些公开透明度和研究深度确实还能做的更好。如果其他人在某些领域确有一些领先经验，那不是不可以学。
当经济过了粗放式自主增长阶段，政策的边际影响越来越大。在存量博弈中，更是事关不同群体的利益。有了对每项政策的细致评估、研究，才有更科学、精准的空间，才有各方谈判的舞台。
这点上，潘行长至少在国内领先了，市场也爱听。但在全球视野内，仍有高质量服务发展的巨大空间，这或许也是经济新增长点的一个体现。毕竟，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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