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影展2024 | 现场文字版③ |《细英和咏梅和我》映后交流

串联三代女性故事

杨莉（作者）：冯燕(音译)老师给我们上纪录片课，课程里老师说我们可以去拍自己。然后我就开始拍我的外婆，把外婆的故事做成了一个小短片。后面就一直拍外婆、拍妈妈、拍我自己，一直拍到去年2022年发展成一个长片。

章梦奇（主持）：这部影片很有意思。我第一次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看到最后跟着你一起哈哈大笑了。终于看到三代女性活出了不同的样子，这让我非常感动。关于影片的结构，这三段故事你如何串联起来？

杨莉（作者）：我一开始不是想分成三个人物，是想混在一起。后面发现在剪辑的时候，如果是混在一起剪的话，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串联，到最后才决定把它做成三个故事。其实一开始我在剪我外婆和我妈妈的故事的时候，我带着很多自己的批判，认为她们各种想法都不对，一定要把她们落后的思想给揭露出来。但是到成片后期，我就慢慢觉得她们身上一些我看不惯的地方、很落后的地方，其实在她们的那种时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她们只能是那样子的想法。

比如最后有一个场景，我问我外婆，我说外婆你减肥吗？因为我一直都在减肥，我很胖。我妈妈就说她怎么会需要减肥，她们那时候都吃不饱。如果我以我现在的观点或者生活条件去看，会觉得她们怎么这么落后，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我换成她们的生活环境，在她们那个时候我肯定不会做得更好。我之所以说我现在可能有更多的自由，其实还是现在客观条件变好了的原因。

黄凌超：你拍了这么多年，你自己说拍摄的想法也会变，可能你创作的一些理念也会变，那在最后剪辑的时候是怎么把它们融成一起的，因为我看感觉还挺统一的。

杨莉（作者）：剪辑这件事，其实我已经拍了很多年，从2013年到2022年，大约八九年的时间。拍摄时，我并没有考虑过如何将其剪辑成片。每次回家，我总会拍摄一些内容，既是为了记录，也是为了陪伴我的外婆。因为外婆家很少有人和她聊天，我通过拍摄陪她聊天，让她感受到陪伴。每次回家，我都会拍摄一些片段，但从未想过如何组织成一部完整的影片。

真正开始结构化剪辑是在我读研期间，我把它当作我的毕业作品来完成。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我尝试了多种不同的剪辑方法。在剪辑过程中，我会先剪好每一场戏，然后不断尝试不同的排列组合，以找到最佳的效果，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是2022年完成的剪辑，现在有些细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当时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组合。

我原本还计划将冯燕老师在纪录片课程中的记录分散在三个故事之间，以此构建一个对纪录片本质的反思结构。但后来发现，为了保持叙事的清晰性，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只将纪录片工作坊的片段放在了我自己的那一段中。在剪辑过程中，我还会不断让朋友和老师观看剪辑版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改进影片。

我进行了多次剪辑，也根据他人的反馈进行了多次调整。具体如何构建结构，现在说起来也难以一一细述。最终，我认为将故事分为三个人物来讲述会更加合适，这样能带来一些变化。由于拍摄时并没有事先设计，所以后期组织起来相当困难。但如果将故事分为三个人的篇章，剪辑时可能会更加顺畅。

Yu Zhang：您拍您那一部分的组织的思路是怎样的？因为我记得里面当时拍到有一段是不是你做本科的毕设作品？到那一段我还觉得很有意思，但是那个部分我也猜不出，当时请家人演出对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然后你拍你毕设作品的部分，你嵌在当时就是讲述你的故事的前半段，然后和你后面的比如说你自己的职业发展，你最后有关你自己的部分，你是怎么思考组织？包括毕设的作品的意义？

杨莉（作者）：可能我自己那部分开始应该是在上纪录片课。受冯老师的启发接触创作，开始想去拍自己的作品，受到一些教育和人设状态。我接触到了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更广阔的世界，可能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我受到老师的影响，并且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可能跟他们想要的东西会不一样了。

Yu Zhang ：所以剧情片的那一小段也是你上培训班的一个作业？

杨莉（作者）：不是剧情片的那一小段，那是我的（本科）毕设。大二时，我们有一个纪录片工作坊。正是因为这个工作坊，我开始拍摄外婆，并与她深入交流了她的故事。我把外婆与舅舅之间的情感纠葛改编成了剧情片，然后找了他们来到杭州，一起完成了剧情片的拍摄。剧情片讲述的是他们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只是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表达出来。

三代女性的交织人生

Yu Zhang：你拍摄的几段在床上的那些非常亲密的谈话，还是非常触动我的。

黄凌超：我觉得片子挺多地方都挺打动人的。我记得你在与母亲聊天时提到了彩礼用于哥哥建房的事情，那部分给我的感觉有些残酷。这可能并非人们自发的行为，而可能是由于您母亲所处的环境所导致的。我想进一步了解，您在谈话过程中是否有更深入的发现？当我看到那部分时，我还在想，之后会有没有其他的发展，因为那时你似乎有点难过，但又无奈。

杨莉（作者）：我跟我妈聊过之后，她就不会对我提出这种给我哥盖房买房的要求。如果她提出来的时候，我顺着她说，她可能就觉得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如果比较激烈地提出反对意见之后，她后面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了。现实生活中也没给我哥买房，也没给他钱，我觉得他当时可能是想像平时对待我继父那样，先烘托一下气氛，渲染一下情绪，然后来打探我的态度。但她发现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后，就也没强求我。

洛洛：我很喜欢杨莉的影片，我会觉得作者是想探讨，三代女人从外婆到妈妈到你的人生的这种命运。杨莉与外婆关系特别亲密，在外婆的生活中，虽然我没有完全看清楚，但似乎外婆虽然有很多子女，儿孙满堂，但影片中呈现的是她内心的孤独。恰好杨莉这位外孙女走近了她，外婆有很多内心的话，她非常愿意与你分享。影片中有一句话，当外婆谈到自己的婚姻时，她说外公希望活得长久，但外婆自己却不想活得太久。这句话会让我想到章梦奇的影片中两个女性老人的故事，其中一位老太太和其丈夫的情况正好（与杨莉外婆）相反，她想要活得比丈夫更久，想要看着他先走，她的丈夫已经先去世了。

然后燕子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燕子飞进了房间，外婆最终捉住了它，然后放它自由，燕子飞走了，外婆对燕子说“你走吧”。这可能是我的想象，但我觉得这似乎象征着外婆内心深处的一种隐秘情感。她可能在几十年的婚姻中并不幸福，这是我的理解。她有想逃离的念头，但是她又可能没有跳出命运的束缚。

至于妈妈，她可以算是现代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反叛精神。反叛的她和你父亲离婚，但对第二任丈夫，也就是你的继父，她又因为某种原因给了他一巴掌，让他见识到她的厉害。然后是你的工作和男朋友，妈妈似乎仍然受到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我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你外婆的人生？你如何看待你妈妈的人生？你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影片中你已经从公司辞职了。

杨莉（作者）：我看我外婆的人生，就像我刚才讲我外婆和我妈妈的人生，我一开始觉得她们的有些观点很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想？为什么我一定要给我哥买房？为什么我一定要为了别人的看法，做出别人认为的那种姿态？我一开始是带着这种批判的思想去想的，但是后面我会觉得那个是她们的生存条件当中，会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

以前外婆在那个村里面，她们要生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别人说的话对你的生活影响很大，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生存，影响到你的经济利益。因为那个年代是承包集体制，大家一起劳动，她们在意别人的言论，言论某种程度上也是她们的生存条件。然后我妈为什么会说嫁妆彩礼这些的，确实是在我们那边，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我觉得外婆确实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但妈妈会否认，她说她并不重男轻女，只是觉得我比其他子女更强势一些。她们没有重男轻女的概念，只是认为对儿子好、买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评价她们的人生，我只能说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肯定做得不如她们，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或者自暴自弃。我觉得外婆和妈妈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女性。外婆现在80多岁了，还能做很多工作，还在为舅舅打工，做服务员、洗碗、端盘子等。妈妈50多岁了还在学驾照，她们都充满了生命力。我对她们非常敬佩。

我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自己拍摄影片，接一些工作来做，我觉得这样很好。在生活方面没有问题，收入可能比职场上的人还要多一些。我认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有生命力，只能说每个人都很努力。我们三个女性都很强，在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中都过得很好，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女性命运的镜头展现

米花：谢谢杨导。因为全程无尿点，我想问还有续集吗？

我记得在我非常挣扎的年纪，我看过章子怡主演的一部电影《茉莉花开》。这部电影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家庭中三代女性在不同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看完之后，我心里有些纠结。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有点宿命论的色彩——三代女性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但我刚才看了你拍的东西，因为你是专业人士，我相信你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引导观众的。但作为一个观众，从电影的结构来看，从你妈妈那一代开始，我就被带出了《茉莉花开》给我的不好的感觉，我从中跳脱出来，感觉到这个时代的女性还是相当幸福的。因为你的外婆曾经谈到，为了孩子她不选择离婚，但她和你外公之间是不说话的。

几十年来，你的妈妈在31岁时做出了选择，她说她想要重新开始，不再过那样的生活。从你这一代开始，你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不再内卷，而是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婚姻自由，一切都由自己选择，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续集，因为我非常想继续追看这个故事。

杨莉（作者）：我原计划在2021年毕业，然后在2022年开始工作。自那以后，我一直非常忙碌，所以没有继续拍摄。不过，我感觉自己以前特别纠结的是，在片子里提到的这些问题，我总觉得自己有很多委屈，感觉她们对我的剥削很重，有很多委屈想要倾诉。但是拍完片子之后，到现在，我突然觉得好像没有这些委屈了。感觉好像话都已经说完了，我们已经探讨过这些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甚至是一个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就像我说的，当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也没有再去说的必要，好像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也得不出更多的答案了，我就可能不再去解释了。

对于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没有太多特别要说的了。但可能对于我现在的生活，我可能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如果以后我还要拍摄的话，我也会拍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也许之前的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明白，我只是觉得目前阶段不需要再过多地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哈比： 刚才听杨莉在讲，你说你有很多委屈，但是其实在影片里面没太感觉到这个东西，都觉得你好冷静，你可以把妈妈说的话去问爸爸，或者是你可以很平静地去陈述自己的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怎么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去做女儿跟作者之间身份的切换？

杨莉（作者）：在拍摄过程中，有些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我之所以问妈妈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我质疑她是否真的爱我，或者她对我的爱是否有所图。如果没有摄像机在场记录，我可能没有勇气提出这些问题。但因为摄像机的存在，我敢于提问，并且在拍摄时，我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悲伤或情绪之中。我在想，拍到了这样的素材其实挺好的，这种心情的记录有助于缓解我的难过。

例如，我和亲生父亲的交流非常少。小时候我只见过他几次，从初中到现在几十年间，可能只见过五六次。那次我之所以问他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我有拍摄的目的。如果没有拍摄，我可能不会去问他，也就没有勇气去问。得到答案时，我内心其实非常难过。在问他之前，我可能还会幻想我的父亲在外面受苦、流浪。但问了之后，我感到悲伤。部分原因是因为摄像机的存在，我的一些难过转化为了得到这份珍贵素材的喜悦。

「真实」的界限

杏一致野：因为这部作品采用了纪录片的形式，并且在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坊中，您也提到了当年您的一些观点。您认为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并且您认为没有必要将它们分得那么清晰。

我想问一下，在您拍摄的过程当中，您取材不同的拍摄对象，他们是否会有一种自觉的对自己的粉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暴露在镜头之下，做出一些表演感的回馈，你会觉得自己拍摄到的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吗？或者如果是的话您是怎么处理的？

杨莉（作者）：现在我主要从事短纪录片的拍摄工作。这些短纪录片在制作时，我会事先准备一个脚本，预设好想要展现的内容。然后我会与拍摄对象进行沟通，在现场引导他们按照我预设的方向进行表现，这是制作短纪录片的一种方式。

其实即使我不直接引导拍摄对象，他们也能敏锐地察觉到我的意图。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们能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会顺着我预设的方向去行动，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矫饰的表现。但这次拍摄的短纪录片有所不同，我在拍摄过程中并不清楚自己想要拍摄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因此，拍摄对象没有受到我的影响，我在现场也是随意拍摄。尽管我已经拍摄多年，但我在拍摄时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或意图。只有在剪辑阶段，我才可能会根据拍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模糊想法来进行整理，但这些想法并不构成一个强烈的意图。因此，拍摄对象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如何配合或如何表现。

所以我觉得越到后面可能拍的时间也长，他们也很习惯了。我只要一见到我外婆、我妈就会举起摄影机，所以她们也比较习惯。

章梦奇（主持）：我读一下聊天框里面的留言，这位叫occurrence的朋友问，不知道导演拍摄的时候有意识到自己拍出了不只是自己而代表了一部分群体的现状吗？我听到片子里的湖南方言感觉很熟悉，我的家人也在疫情期间关掉了实体店铺，然后现在我也刚好面临着研究生毕业就业的困境。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感觉到导演拍摄的虽然是自己家庭的三代女人，但或许也描绘了整个当代中国的部分三代女人的样貌。你要回应一下吗？

杨莉（作者）：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可能在剪辑的时候，我考虑了是否要通过我们这三代女性的故事去反映一个更广泛的群体。实际上，在拍摄时，我确实没有想得那么深入，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经验较少。但剪辑时，我确实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思考。如果只是讲述个人的故事，很容易显得过于自恋。因此，我希望能够找到与更多人产生共鸣的点。尽管如此，我并没有特意去做某些事情，还是基于已有的素材，去探索是否有一些话题或问题是大家都在共同面临的。

章梦奇（主持）：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感谢导演非常诚挚有趣的作品，想请问是如何构想自己剪辑视频那一幕的？那一幕的音画呈现得很有意思，也属于整部影片中形式上的一个亮点，可能是关于你自己的那一部分。

杨莉（作者）：实际到了后期，我开始怀疑自己纪录片的表达方式。我质疑那种认为纪录片是绝对真实的观点。我认为，这些素材是通过我的视角来观察的，并且是经过我剪辑和排列的。因此，我想表达的是，这些素材所呈现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事实。

实际上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人可能会对我剪辑出来的内容提出质疑，他们可能会反驳我提出的一些观点，或者认为事实远比我所说的要复杂得多。因此，我特意在影片中加入了我在剪辑视频时的镜头，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整个影片是我经过剪辑和选择的，它可能并不完全代表真实。

M3thy：我想再追加问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的回答非常有趣。我记得那一幕的开始是你和你母亲在你男友家中的床上聊天，然后场景自然过渡到你和男友的悄悄话。接着，似乎又流畅地过渡到了下一个场景。但那一幕似乎整体上讨论了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我在观看时也在想，你是否有意将你和男友悄悄话的画面隐去，只保留了声音。我觉得这样的呈现方式非常有趣。再次感谢你创作了这么有意思的作品。

杨莉（作者）：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将我和男朋友聊天的场景放在小屏幕里。我觉得如果镜头太近，会显得过于亲密，甚至有点肉麻。我想表达的是，我和男朋友的关系，或者说我的生活，并没有剪辑出来的那么完美。我希望通过拉远镜头，让观众感受到这一点。如果镜头太近，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聊天的氛围非常好。但实际上，我想让观众理解，这种幸福和氛围是我有意为之的剪辑效果，我想让这种展示更加自然和真实一些。

拍摄动机和时机

白黑：我觉得您在拍摄时，影片中有很多非常动人的瞬间。这些动人之处在于它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私密的环境。如果是我，可能不会选择在那种情境下架设摄像机。比如，您和母亲在床上躺着讨论男朋友的场景，我觉得这些片段非常巧妙。这让我好奇，您是如何选择拍摄时机的？是即兴拿起摄像机，还是有特定的日常记录习惯？我对您的拍摄习惯和选择非常感兴趣。你什么时候会想要去捕捉、去拍摄生活里面那些非常琐碎、但又非常私密的片段。

杨莉（作者）：我一般回老家就会拿摄像机回去。拍摄的素材非常丰富。通常一开始进入拍摄状态时，我会立即开始拍摄，这是首要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感到疲倦，我就会暂停拍摄，等到精力充沛时再继续。有时，我会特意选择某个话题进行讨论，并在这时拿出摄像机记录。由于我已经拍摄了八九年，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时会有一些问题想要探讨，或者生活中发生了某些事件，比如我表弟的事件之后，我意识到外婆可能想要谈论这件事，于是我会主动与她交流。同样，外公去世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我同样会想要与家人探讨这个话题。

章梦奇（主持）：这位叫米尔克的朋友，请问你剪辑了多久？

杨莉（作者）：剪辑工作持续了一段时间，大约两个月左右，或许更长一些，具体是两三个月的样子。

胡涛：我想问的是，你在影片中安排一家人到高级宾馆拍摄毕业作品的剧情片，并将其融入整个影片的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似乎回应了你对许多事物的提问，包括家庭、创作、影视、真实与虚构，以及纪录片等议题。这些问题似乎都集中在这一段落中，你似乎想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我很好奇，在拍摄完这一段并将其放入影片后，你有何感受？

杨莉（作者）：首先，我想表达这是我个人的生活状态。我的生活是我接受并珍视的。例如，我有幸接受教育，拥有学习的途径，并且有机会进行自我创作。因此，我的生活条件与我的外婆和妈妈不同，这只是我日常生活状态的基本面貌。

我还想说的是，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是我的外婆，制片人是我的妈妈。他们愿意将自己的故事融入我的影片中，并从湖南来到杭州支持我拍摄毕业作品。家人之间的这种支持让我感到温暖。尽管他们有时会提出一些要求，但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们总是乐于伸出援手。

我还想在影片中加入一个新颖的元素，可能会放在中间部分。结尾时，随着字幕滚动上升，观众可能会怀疑前面的内容是否都是表演，但实际上那都是我剧情片的一部分。这样的设计旨在激发观众的好奇心，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部剧情片。

我的剧情片讲述的是外婆和舅舅之间的故事，这与影片前半部分讲述的故事有所联系，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显得非常有趣。最重要的是，我想通过影片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以及外婆和舅舅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拍摄呈现问题视角

郑鹤松 ：在映后谈中，导演提到在构建影片的过程中，试图寻找一种与观众共有的表达方式。请问，这种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还是源于您个人的生活体验？这种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杨莉（作者）：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在构思影片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自恋倾向，情绪表达可能过于泛滥。我一开始剪辑时，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尤其是涉及自己和家人的部分。我曾试图将所有认为精彩的细节和想要表达的话都放入影片，结果剪出了130多分钟的版本。

然而，在给朋友观看后，我意识到有些内容虽然我自己明白其含义，但观众却难以领会。这让我认识到需要不断地审视和修改，制作不同版本的影片，以求达到一个更精简、更易于理解的故事。这个过程有点像写作文，我现在更倾向于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

郑鹤松：我们在最初观看影片时，发现这个部分非常有趣。它从某个层面上，将影片从一部身份不太明确的纪录片，转变为具有作者提问的明确作品，这在影片中显得尤为新颖和突出。这个部分似乎代表了一种态度。但随着影片的推进，可能由于您个人生活的介入或其他因素，之前累积的对姥姥或母亲的无意识社会判断，以及她们随波逐流或无法改变的状态，似乎有所消解。我觉得有些可惜的是，这个部分原本很好地开启了您的发言通道，但最终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展现。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感受。我认为，如果这部分能够更加深入地展开，可能会为影片增添更多深度和影响力。

王凯：我看完这部影片后感觉整体流畅，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我意识到，可能是因为影片中家人的态度都很好，包括您自己。这种积极的态度让我感觉，即使存在问题，也不足以引起您的困惑。

我不是说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给您带来困惑，因为每个人对困惑的感受和定义都不同。但从影片来看，您展现的家庭沟通，无论是婚姻问题还是父母离婚等问题，都显得过于和谐，似乎不足以引发深刻的困惑。

我觉得您在影片中并没有充分展现真正的困惑。您提到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找到了答案，与生活达成了平衡，并准备面对新生活。这让我和鹤松有相似的感受，觉得有些遗憾。您提到有些内容因为自恋而被删减，我很好奇那些被删减的部分是什么？

您提到有时感到受不了，但我不想侵犯个人隐私。不过，我感觉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真正困扰您。您剪辑后的影片让人感觉您已经想得很明白，想要与他人交流，帮助他们释放，也许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现在想要帮助他人和自己释放剩余的情感，这让影片显得非常轻盈。我在想，那真正的困惑在哪里呢？

杨莉（作者）：我认为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不太习惯于正面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害怕正面冲突。例如，即使我父亲有时会说出一些让我感到非常无理的话，比如他说我的继父不能打我，即使他打了我，我又能怎样，我内心其实非常生气，但我似乎总是避免正面冲突，这可能是我个性的一部分。

因此，在影片中没有捕捉到我完全表达自己情感和观点的场面。我觉得很多时候，即使我尝试与他人争论，我也总是无法说服对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甚至在与母亲的争论中，最终我常常觉得她的观点也颇有道理。

王凯：但是他们的很多回答给你造成了困扰的部分，我觉得也没有尽可能呈现出来。是的，或者你憋住了，但是我也没有看出你憋住。我观察到你在与父亲交谈时显得非常开心，似乎能够轻松地参与到他的话题中，甚至能够以幽默的方式讨论他们离婚以及家庭成员的各种状态。这让我好奇，作为一位创作者同时也是家庭的一分子，你的痛点在哪里？

杨莉（作者）：让我感到生气的是，他似乎把自己的缺席当作一种骄傲，并认为自己即便不抚养我们，我们也应该对他很好。对于他的这种想法，我感到非常不满。但在当时，我可能无法迅速捕捉到自己的情绪。往往是在很久之后，当我回顾素材时，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并不开心。或者，即使我当时隐约感到不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无法立即反驳他。

我甚至有时会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被他的情绪所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在当下无法迅速做出反应。我在现场时，可能由于自己的性格原因，无法立即意识到并表达我的不满。谢谢你。

米花：根据他们两位的问题，我其实也想进一步探讨我之前提出的疑问——是否会有续集？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深入了解那些您选择隐去或删减的部分。是否存在比您在影片中所使用的语言和镜头更为激烈的场景？

杨莉（作者）：我确实经历过一些更为激烈的时刻，但在那些时候，我往往忘记了拿起摄影机。比如，当我情绪失控，放声大哭，或是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时，我并没有记录下来。

郑鹤松：我认为，即使你在现场感到迷茫或不确定，这并没有关系。关键在于剪辑阶段，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时刻。如果现场发生的一切让你感到困惑，那么在剪辑时，创作者的客观视角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时你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被充分展现。

章梦奇（主持）：非常棒。这位叫米里克的朋友接着问，请问导演你为什么拍了七八年才成片？

杨莉（作者）：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想要完成一部作品。毕业后，我立即开始了工作，那时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工作非常繁忙，打工也相当辛苦。直到我开始读研，我才考虑继续这项工作，将它发展成一部完整的影片。直到研究生三年级，我才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件事。

章梦奇（主持）：还有一位叫艾克特的朋友说，感觉可能导演透过拍摄这个行为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疗愈，走到了下个人生阶段，面对新的问题，不太愿意也不太再想去面对那些属于过去的痛苦了。

杨莉（作者）：我现在感到的那些痛苦，主要是在与妈妈和外婆交谈之后有所缓解。我觉得通过交流，她们现在更加理解我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给我那么大的压力。首先，她们对我的理解增加了；另一方面，我现在面临的生存问题似乎更为严峻，我感到迫切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戴旭：我觉得在成片和剪辑过程中，你确实展现了自己的判断力。例如，在讲述外公的部分，外婆之前提到了长寿的话题，紧接着的镜头却是外公的去世，这让我觉得你在剪辑中融入了自己的许多考量。

关于梦奇和大家讨论的那场纪录片，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中也尝试了类似的手法，将剧情片元素嵌入纪录片中，以此来展现我当时的状态和我尝试做的事情。我理解你将这些元素放入影片是为了区分你和外婆的人生状态，我对此有共鸣。

我觉得你的作品有一种错位的美感。你尝试了一些有趣的创作方式，比如拍摄纪录片，但当你回顾这些时光，那些看似不足以构成剧情片的碎片化时刻，却变得特别有趣。我也同意大家的感受，你的作品感觉很轻盈。但我也听到你提到，你现在拍片时，收入甚至比打工时还要高，我在想，是否因为你现在的生活处于一个更安全的状态，所以你能够更从容地面对发生在外婆和妈妈身上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还有很多悬而未决。

你还提到了现在面临新的问题。我在思考，这些问题对你来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还是更多是情绪上的波动。就像你最初剪辑的130多分钟版本，你觉得那些情绪化的部分可以被大幅削减。我的问题可能不够具体。

杨莉（作者）：其实我现在我对于自己的生活什么的，当下我都不能很快地反应过来，我可能要后面想很久。我觉得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一样，活得很累或者是什么的，生活很累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客户很累很辛苦，然后跟自己的老公相处很累很辛苦，然后婆家相处很累很辛苦，但是这些问题它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生在这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些问题，然后我可能都还没有想明白。

我与外婆和妈妈之间的问题，是在与她们进行了多年的深入交谈后，才在剪辑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我疯狂地回想，才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原来是这样的问题。也许我过去确实面临这个问题，但在经历的当时，我似乎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对于自己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特别清楚。可能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确定自己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只是感到每天非常疲惫和辛苦。但这种疲惫和辛苦，似乎每个人都差不多，是普遍存在的感受。

戴旭：我想补充一个话题，不具体透露是谁，但在我们的作者群体中，有一位伙伴之前一直从事纪录片创作，我不确定他是否仍在继续。他现在为一家大品牌工作，负责拍摄品牌旗下的店面和那里发生的故事，他认为这样的拍摄能够打动人心，完成工作的要求。但我很好奇，在拍摄过程中他是否会有所疑问。你提到了现在会接拍一些短纪录片，并在拍摄时会有预设，因为你知道要达成交易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存在问题。像我自己，如果投入到某项工作中，我会全身心投入并深信不疑。

但如果出现了疑问，比如质疑这种工作方式是否真的必要，这时可能就会显现出作者的一面。我感觉到，无论是你提到的生活中的小片段，还是这部影片本身，作品中的质疑成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作为作者，去提问或解答问题的力度似乎没有那么强烈了，尤其是当看到这部影片的拍摄跨度如此之长，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也是我的一些感受。我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杨莉（作者）：我现在认为，人不可能总是那么幸运，能够持续不断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似乎我们必须先经历一段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积累一些情绪或经验，然后才有机会释放它们，并以此奖励自己做一段时间喜欢的事情。

我在工作了三年之后，决定奖励自己继续深造读研，并在此期间继续拍摄影片。现在研究生毕业又三年了，也许我很快又会给自己一些奖励。我现在已经能够接受，拍摄一些短片或做一些兼职工作，是我目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明白，我不可能总是那么幸运，能够一直投身于自己的创作。因此，我能够接受先做一些可能不那么喜欢的事情。

镜头透露人际关系

米花：这个片子开始拍的时候好像是2013年，然后那个时候外公应该还健在，但是整个片子里面外公都是缺席的，没有他跟导演对话的部分或是更多的其他关于他的镜头。为什么外公没有出现在片子里？

杨莉（作者）：去外婆家的话，感觉跟外公讲话是一件对外婆很不礼貌的事情。我感觉到，如果在外婆家与外公聊天，外婆可能会不开心。因此，我们这些由外婆带大的孩子与外公的关系相对疏远，所以我没有特意去拍摄他。尽管如此，我与外公的关系还算可以。

似乎在外婆面前与外公长时间交谈并拍摄是行不通的，因为外婆可能会感到嫉妒或生气。这确实导致了拍摄内容中外公的部分不多，后期剪辑时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外公的镜头确实太少了。

米花：你私下里曾与外公聊过，想要了解他对外婆的看法，以及他对自身婚姻状况的感受。

杨莉（作者）：我实际上曾经拍摄过一小段外公的访谈，大约持续了几分钟。在访谈中，我问他，“外公，您觉得外婆是个怎样的人？”外公回答说“你外婆是一个女人。”就这样，他没有做出更多的评价，仅此而已。

CC：他对外婆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他自己觉得是怎么样的？

米花：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想法吗？

杨莉（作者）：包括我妈妈在内，没有人认为我外公的行为特别过分。她认为这是常态，可能所有的夫妻关系都是这样的。她觉得，特别是在农村，尤其是他们那个年纪的老人，夫妻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是这样的。

米花：我观察到我的外公和外婆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固定的相处模式。我的外婆经常抱怨，说自己大约20岁时嫁入这个家，从此便开始照料全家人，比如早上5点起床煮粥等家务。但当我回想起她诉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外公通常保持沉默，没有任何反应。

CC：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感觉，认为「我」没有灵魂，而他们自己却是有灵魂的。我想表达的是，外公仍然是有灵魂的，尽管我不确定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杨莉（作者）：可能想的事情是别的。

胡涛：杨莉的影片提供了丰富的对话空间和可能性。明天放映的片子的作者作为一位男性导演，拍摄的作品同样讲述了一个关于三代家庭的故事。我们非常期待杨莉能参与明天的放映活动以及映后的交流环节，并且希望她能继续带来像今天这样精彩深入的对话和讨论。最后，我们也要感谢杨莉。

映后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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