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中国75年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更是一部砥砺前行的奋斗史。

我国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产业基础薄弱的经济落后国发展成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制造业强国，如今已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改革和完善企业制度，着力培育企业发展长期动能，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不断培育新的国际产业竞争优势。广大企业始终与国同行，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大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企业，企业在不断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壮大自己，成为国家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经过三个不同时期，历经无数风雨，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各个时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形成与发展时期（1949―1978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近三十年，我国企业主要处于国有企业组建与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称“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改为“国有企业”，现统称“国有企业”）。这一时期我国基本没有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形成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三个相继或相间的自然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期恢复与改造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并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

第二阶段，公有制企业与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形成特定的企业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由国家计划指导。

第三阶段，调整与反复阶段。任何新制度建设都会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制度在一段时间内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释放，但由于政府干预过强、企业自主能动性严重不足、有效激励减退等问题，企业发展面临巨大波动与调整。在此期间，许多国有企业经受了锻炼与考验，靠着初创期的艰苦奋斗、敢打敢拼的精神，创造出不少奇迹。

2.改革开放后企业制度转型与高速发展时期（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开创了我国企业发展的新篇章，不仅通过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整体性激发了国有企业活力，而且从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到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与完善。

这个时期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3年）。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着力推动放权让利、商品市场化以及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极大调动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产业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激发了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优化了所有制结构，其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阶段（1993―2001年）。受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等，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了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推动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经济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进入历史上最快、最有活力的时期。同时，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阶段，全球化和市场化深化阶段（2002―2012年）。2001年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大量国内企业开始深化与外资外企合作，在内需扩张和国际环境改善下我国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规模扩张、重化工业化、重视高新技术发展成为我国各类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这一时期我国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都显著提升，一些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在全球市场初露锋芒，中国制造开始享誉世界。

3.企业转型发展进入关键突破期（2013年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规模扩张已接近尾声，报酬递减问题和需求不足开始困扰企业发展，传统粗放式外延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诸多非经济领域改革，优化市场机制和政策环境，为新时期企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主要措施有：通过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为中小企业减税减负，降低融资与物流成本，不断优化企业发展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加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提出以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重点，不断深化科技、教育和人才等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展，从而明显改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企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一些新产业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不管是在传统产业，还是在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都有一些成功突破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瓶颈的新典型。

理论上讲，我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是靠制度的改革创新，解放生产力；二是靠技术创新，提升生产力和效率水平。

总结75年来我国企业改革发展经验，可归结为：正是由于以下四大改革发展主线的展开和深化，为我国企业从高速增长起步并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和助推力。

一是以企业制度创新为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企业开始从企业所有制体制、分配制度，到市场机制全方位探索。

首先，在所有制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施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的所有制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我国工业迅速发展，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开始显现，激励不充分导致的企业活力不足等问题突出。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所有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放宽了对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限制，开始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改革迅速推进，通过引入多元化投资，国有企业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1年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市场，极大激发了国内民营经济和外资的投资积极性。

进入新时代，我国企业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时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打造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放在首要位置。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产权激励。

其次，在分配制度上，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虽有按劳分配的政策理论，但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分配制度比较简单、僵化，实际上采取的是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企业内部分配机制逐渐多样化，除了按劳分配为主，奖金、福利以及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逐步确立，企业内部也逐渐引入绩效工资、股权激励等多种激励机制，企业效率提升、创新能力增强。

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改革分配制度，如股权激励、期权激励等在高新技术产业甚至传统产业被广泛采纳，在强调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加强劳动保护和产权保护。

最后，在市场机制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全面控制生产、分配与消费，市场机制严重受限，或者说基本不存在。

改革开放时期，国家逐步放开价格管制，特别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成为改革主要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企业的市场化运营能力不断增强。

2005年与2010年提出“新旧36条”（分别指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在非垄断环节与国有企业开展公平竞争，这是市场机制改革的重要深化。

进入新时代，市场机制的作用继续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完善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二是以规模发展与技术创新为主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的规模发展和技术创新经历了多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了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的创新驱动，中国企业实现了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国有化和规模化为核心，1953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向，国家大力投资钢铁、机械、电力等基础产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批重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家逐渐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制，在轻纺工业和机械制造行业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的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与此同时，产业政策不断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推出，如“863”计划和“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高技术领域研究和产业化，这些计划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加大科研投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促进国有企业规模扩张和技术结构升级。

但是，当时国有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和结构性问题，为此国家实施“抓大放小”政策、战略性调整和重组以及“三年脱困”计划，鼓励有竞争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做强做大。

21世纪初，“十五”计划强调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企业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转型，这一政策促进了一批高科技企业成长，企业规模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新时代，我国企业规模化发展与技术创新进入新阶段。国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推动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增强竞争力。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很多民营企业家抓住机会，引入新技术，创造新业态，迅速崛起，成为行业佼佼者。在技术创新方面，明确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的目标，旨在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

此外，“十四五”规划强调技术自立自强，推动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自主创新，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极大激发了我国各类企业的创新发展积极性。

三是以不断实践管理创新为主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企业管理大量借鉴苏联模式，主要依靠计划指令与行政命令进行管理，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企业管理以高度集中化和行政化管理为特征，围绕如何更好地执行国家计划和提高行政效率这一目标，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管理者更多扮演执行者的角色。

党的八大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其中鞍山钢铁公司作为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工业基地，总结实施“两参一改三结合”企业管理经验，称作“鞍钢宪法”，强调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技术革新和生产管理相结合。

这一经验在全国推广，成为企业管理一大创新，推动了当时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管理创新仍受到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约束。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企业管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新阶段。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推动企业更加注重效率和市场导向，成为全国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标杆。

之后，邯郸钢铁公司提出“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管理模式，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管理创新的经典案例。邯钢通过内部市场化管理，成功实现扭亏为盈，其经验在全国推广，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示范。

这一阶段的管理创新聚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获得显著提升。

2013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新时代我国企业不仅要适应国内市场变化，还需在全球市场中具备竞争力，意味着我国企业管理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华为和阿里巴巴作为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典型代表，分别通过引入国际化管理团队、实施矩阵式管理，以及应用数字化管理工具等，推动企业全球化扩张和技术创新。华为的矩阵管理模式和平台化运作，使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阿里巴巴则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了企业决策效率和市场反应速度，代表了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创新方向。

在全球化深入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推动下，我国企业管理创新有望再上新台阶。

四是以党的建设和中长期规划引领为主线。

一直以来，党的建设及指导对企业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形如“灯塔”；同时国家中长期规划也极为重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进行严格管理，企业生产、分配和经营活动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党的建设在企业管理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家开始在部分企业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赋予厂长（经理）更多生产管理权，但仍然在国家计划和党组织的严格控制下运行。这一时期，党政不分使企业生产管理的自主权受到过多限制。与此同时，国家通过一系列长期规划支持企业发展，如1953年启动“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另外，“三线建设”着眼于国家整体安全布局，也是生产力布局长期规划的反映，对当时区域协调发展、西部企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党政分开，但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用党的决定和五年规划等方式引导微观主体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强调“党管干部”和“党管企业”原则，党的建设在企业中的作用逐渐从执行层面转向指导和监督。同时，国家通过一系列长期规划，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股份制发展，加快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导企业提升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后，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党管干部”原则。

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明确指出确保党的领导与企业市场化运营相结合，并要求企业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确保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竞争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党的建设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实现党管干部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统一。

同时，国家通过“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推动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总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管理，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再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方向，而中长期规划则为企业的产业战略选择和技术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持。

一是形成国企民企“双支柱”，企业制度更具韧性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优化，我国国有经济及就业占比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仍然占主导地位，发挥着经济总体上的支柱作用；相对应的，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成为新的支柱。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经济总量和就业占比明显下降，但其发展长期处于高速增长轨道。以资产总额为例，1978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仅为4488亿元；2013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到2022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突破300万亿元，达到339.5万亿元，相比1978年增长了750倍以上。

民营企业的发展则更为强劲，民营经济“56789”是其在国民经济中重要作用的体现。

国企民企“双支柱”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巨大成果，由此基础支撑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具有发展韧性和活力，即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在公共事业、科技创新和安全保障上发挥关键作用，是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安全的“压舱石”，而民营企业则在市场经济中展现强大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分工协作发展，可以在资源互补和合作中实现共赢，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二是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及成功，受益于市场化改革中企业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企业家是创新的源泉、改革的内生力量，他们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更是新时代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的领头雁。

正是一批又一批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企业家不断涌现，创办企业、把企业做大做强，才使我国经济发展有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1978―1992年，第一代企业家典型代表有鲁冠球、张瑞敏等，他们敢于突破传统体制束缚、敢为天下先，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先行者，为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创业环境大幅改善，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大释放，一批知识精英纷纷下海创业，产生并磨砺出以郭广昌、王传福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

2000年以来，中国入世与新经济兴起为任正非、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一批顺应互联网和数字化发展趋势的新型企业家提供了成长土壤。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涌现出一批更年轻、更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兴企业家。

三是企业规模和技术实力不断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逐步显现。

改革开放46年来，我国工业企业规模化水平大幅提高。197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户均主营业务收入仅为114.8万元，到2000年则提高到5165.9万元，2017年又大幅增加到近3亿元。

我国企业技术实力不断增强。

一方面，反映为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快速增长及占比的增加。20多年来，我国企业总体研发投入年均增速接近20%，远高于同期GDP增速和全社会科技投入增速。

2001年全国企业研发投入为630亿元，占全国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的60.4%；2020年企业来源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至1.87万亿元，占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达到76.55%。

另一方面，反映在我国企业进入世界财富500强的数量增加上。自从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位后，我国企业在世界的影响力显著增强，1995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只有中国银行、中化集团、中粮集团三家中国企业上榜。而到2018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已达120家（其中内地企业107家），仅次于美国的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

2024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133家，尽管企业总数有所减少（2023年为142家），但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继续巩固，如在工程与建筑、公用设施、网络通信设备等行业，进入世界500强的行业总规模持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尤为瞩目的是，我国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大突破，如汽车和零部件、能源两类产业在全球显现竞争优势，2024年世界500强中分别有10家和28家企业上榜。

四是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名企效应巨大。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改革与民营企业发展都重视市场经营激励：国有企业重视改革完善三项制度，‌全面构建新型经营责任制，‌健全‌规范收入分配机制，‌激发了各级各类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营企业更是广泛推行计件工资制，不断加强质量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

进入21世纪，我国‌企业抓住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探索形成互联网潮流下的管理新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中涌现出中国中车、‌航天科技、‌中国船舶等一批企业在二次创新、‌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等方面的最新管理经验。

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是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方式升级的必然趋势，其中华为等民营企业以卓越的管理创新能力成为中国企业典范，产生了巨大的引领效应，众多企业效仿华为模式。

华为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和高效管理，提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断优化管理体系，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华为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实力，更在于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这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是在绿色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贡献突出，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向国际社会承诺扎实推进“双碳”行动后，我国企业环保意识明显增强，绿色发展观深入各类企业组织，同时企业在其他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增强。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知名企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

企业的其他社会责任意识也明显增强，跟风做慈善变成主动做慈善，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建立公益基金或为其他社会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撑等，成为不少企业的常态。

如伊利集团秉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发展”理念，始终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从最初的碳足迹管理，到现在的碳足迹和水足迹“双足迹”减碳，伊利集团不断推进减碳行动；

在自然灾害救助领域，伊利集团从单纯的应急救灾转向构建集防灾、减灾、备灾、救灾、重建于一体的灾害救助体系。

又如安踏集团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制定严格的ESG考核目标，连续九年发布ESG报告，2023年集团温室气体总排放密度下降3.6%、总耗水密度下降9.0%。

另外，为更好地履行其他社会责任，安踏集团搭建“和敏基金会+集团公益”慈善事业双平台，累计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4亿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这里有两个新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都强调建立世界一流企业既要依靠现代企业制度支撑，又要发挥企业家的关键作用，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要求“支撑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这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建立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企业要注重以新发展理念治企，注重管理创新和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个变化是要求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期望更高。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民营企业相对较少，且一些民营企业盲目贪大求快，存在建立长效发展机制防范重大风险意识不强的弊端。由大变强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大过程，而是内生化质变和骤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造就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在建立完善两项基础制度上下功夫，为企业全面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一是要加快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政府、行业协会以及相关机构要注重培育大量优秀企业家。

企业家不是天生的，要靠优良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熏陶，还要向前辈或外国成功者学习，靠自律精神和对国家与社会的担当。

客观地说，近期我国民营企业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主要不是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于企业家明显短缺，特别是战略型企业家严重短缺，导致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严重受阻。

相信做好以上三方面工作，我国优秀企业家队伍会越来越壮大，在大国现代化优势下，将涌现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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