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波兰人》｜库切：新的迷惘一代
文化
2024-10-03 22:09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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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这部中篇，一个极其简单的结构表达着对自诩为情感屏障的“理性”的质疑，这是读者但凡介入文本就能感觉到的，所以它向不同的读者展现了不同的侧面。厌恶老男人的读者会自动给本书打上“刻意煽情”的标签，并哀叹一句西方人总是能将“出轨”和老男人的“色欲”在男性视角下演绎得那样清新脱俗。而熟悉库切的读者则会看到他锋利的情感刀刃，又被猝然提起，猛地砍向那审慎的理性。虽然事实可能皆非如此。从情节上来说，这部作品有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简称《来信》）的影子。两者都描摹着浪漫主义在现实世界和固有秩序下的幻灭。《来信》描绘了一个爱得低到尘埃的女人向奉献了一生的爱却未能得到确认的期待落空；而在《波兰人》中，那个满怀期待的女人变成了那个绰号为“波兰人”的“钢琴家”（虽然被强烈要求称之为“谈钢琴的人”），而索爱的对象从一个名作家，变成了步入中年的银行家妻子——比阿特丽兹（或许让这一名字与但丁的缪斯“比阿特丽齐（Beatrice）”有几分相似，也是对但丁的致敬）。当然这样的人物设置诚然有危险之处，在《来信》中，一位处于弱势，地位卑微的女性苦苦追求一位名作家但是爱了一生都未能被对方认出来，这样的故事光从情节上就能引发无数读者的同情。而反观《波兰人》这里，一个七十岁的名钢琴家去追逐一位四十多岁的有夫之妇，在现代的语境下难免让人觉得有种“性搔扰”的味道。事实上，这部小说放在当下的语境中的最大问题，便是它带着固有的想法闯入了新时代的道德秩序——一位男性是禁止“不请自来”介入女性的活动空间的，这也是作者所描绘的“浪漫主义”（如果是的话）容易在一部分读者那里难以激起共鸣的核心原因（也是波兰人的求爱在小说中频繁被比阿特丽兹审视的原因）。“侵犯者”甚至不应该被原谅，又何来同情的道理。这也是不少女性主义读者抨击这本书的原因。不过在阅读这本书时，笔者认为应当暂时先抛开当代的道德秩序和框架，倒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说库切的书写并不是社会性的呼吁，要求大众照顾“老男人”的情欲。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样一点，《波兰人》指向的是个体的内心，而非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更非性别政治，读者们没有必要将一部自省的小说放在一个宽泛的社会语境下讨论。正如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本身或许是对自身残留的浪漫主义的彻底清算，而在一部分读者看来，《波兰人》的演绎或许是库切劈向审慎理性的利斧，当然对于这样的论断是否准确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先暂时搁置。小说的开头就有清晰的暗示：“起先给他制造麻烦的是那个女人，很快又是那个男人。”这句带有“元小说”意味的话语，或许就暗示在《波兰人》里的人物并非具象的个体，期待着读者们的代入，整本书更像是抽象的理念在挥舞着情节的碎片在缠斗。如果带着这样的视角再回到作品之中，读者或许便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库切内心的挣扎，而小说中不断转换的第一和第三视角意识表达似乎也能佐证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不惧过度诠释的风险，解码出人物所代表的理念以及库切对于这一理念的态度，我们便能更清晰的窥见《波兰人》中库切的自我批判。波兰人是一个拒绝标签的人，这在他拒绝别人称他为钢琴家的这一举动中就能看得出来。身份和标签向来是资本主义将人商品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下社会固有的社会构建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作为“浪漫主义”化身——波兰人的前途必然暗淡。而女银行家的妻子比阿特丽兹则心安理地接受着社会的角色分配，正如小说写的那样：“她是一个聪明人，但不愿多思考。可以说她聪明的地方之一就是她明白想太多会麻痹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波兰人的表白之时，她的态度很审慎。整一个音乐会本身就暗示着一种相对固定的中产阶级秩序，而比阿特丽兹心安理得地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接受着秩序下对“美”、“慈善”和“音乐”的好感。只不过就像是肖邦曲目的弹奏往往不符合历史真实一样，这些对象无一例外在消费主义的秩序下成为了可消费的标准化商品或者说定制化的符号，这也引发了比阿特丽兹在面对波兰人时展现出来的犹豫。“她，比阿特丽兹，有点儿拿不准自己是否愿意听一整晚‘符合历史真实的肖邦’。”比阿特丽兹在这里扮演角色更像是库切的自我，在依托着井井有条的商品化社会的秩序下习惯了这种相对表面的生活，就开始畏惧其生活被真实情感崩坏后会变得难以复原。正如法国大革命展现了浪漫主义激情的同时也彰显了其恐怖且极端的破坏力，那种生命力和无序感，正是消费主义社会所恐惧的，工业化都市的发展导致空前的人口流动性，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由此人与人之间便更需要依赖标签和分类来确定关系和社交距离。所以比阿特丽兹的犹豫和拒绝是合理的。然而读者们读到这里或许也才真正意识到一点，先前我们的假设可能并不正确，这不是一个波兰人作为浪漫主义利刃突破代表着审慎理性坚冰的比阿特丽兹心理防线的过程，这样的理解显然把两股关系的碰撞简单化了。整部小说可能并非演绎了“理性主义被浪漫主义逐步击溃”的过程，而是库切在小说中不断审视两种思绪代表着两极不断碰撞和交流的过程。如果说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感受到这部小说的层次。“你跟你的但丁，还有你的比阿特丽斯，属于一个世界；而我属于另一个，我习惯称之为现实世界。”理性主义永远以现实的秩序自居，因为在唯物主义的世界里，现实不仅仅是真理般的存在，也是唯一存在的真理。而也正是在现实的秩序之下，面对维托尔德的表白，比阿特丽兹首先的感受就是极为糟糕：“她对男人及其欲望实在没有多少尊重，不希望男性激情的浪头拍到她身上……那男人出生于1943年，岁数都够当她爹了，所以他的提议让她既不觉得有趣，也不感到荣幸。如果非要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倒胃口。”正如“逾越”常规在维多利亚时期被认为是极不道德应当被社会驱逐一样，维托尔德这番话对于理性至上的比阿特丽兹来说如果说不是“冒犯性”至少也是冒昧的表达，由此关于家庭责任的话语也被倾倒出来。而波兰人想带她去巴西的提议更让比阿特丽兹感觉到莫名其妙。通过比阿特丽兹内心独白，库切传递出来的是理性的话语，而在理性的话语中，作为浪漫主义化身的维托尔德显得是那样荒诞，但是正如讨论或许是固有概念松动的前提，显然库切在接下来对比阿特丽兹的行为描写中似乎也暗示了作为理性主义化身的比阿特丽兹对维托尔德的重新审视。她将对方向自己表白，并邀请自己去巴西的事情告诉了丈夫，并且试图强调对方是想要与她发生性关系，但是这段对话却戛然而止。或许这也是暗示秩序在遭遇干扰的时候并不会产生任何火花，而是会在麻木的忽视中继续前行。一边是冷漠而毫无情绪的丈夫，一边迫切地追求她的令人不安的维托尔德。实际上库切在这里解释的是理性主义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困境，虽然依赖秩序之下的安全感但同样也暗暗警惕着活力的干涸，而面对浪漫主义的冲击，虽然表现出好奇，但是更多的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而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显化了两者的距离，在巴塞罗那维托尔德所讲的波兰语作为一种外来族类的语言，代表着某种外来的甚至有些“侵入性”的情感。而比阿特丽兹所讲的西语则代表着这一区域普遍认同的秩序，也正暗示着理性主义在现实中的统治地位。两人通过英语交流其实也暗示着某种折中但片面的表达和交流。在追逐的过程中，比阿特丽兹显然也好奇波兰人求爱的理由，为什么自己能让对方感到平静？最后她“不安”地发现或许正是因为自己遵循某种秩序，由此成了对方追逐的对象，也就是说她并不是遭遇了浪漫主义的“侵扰”，而是再一次被物化成了某些秩序的象征，成为了波兰人所期望占据的客体。我们暂且不论是否如此，但是正如比阿特丽兹所说，“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是奇耻大辱”。除了想到上述这一点之外，比阿特丽兹依旧想着，或许波兰人是想“找个保姆来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不过除了愤怒之外，她渐渐地还产生了同情，她对维托尔德表示遗憾，就像维托尔德不会讲西语一样，这在巴塞罗那才是普适的语言，正是理性才是现实社会普适的语言一样。而之后的会面则是一连串的“密谋”，这个词在几个小节中接连出来，其实反映出来也是理性主义者的特点，甚至后来提出了乔治·桑和肖邦的比喻，似乎也在进一步强调着自己原先对这段关系的认知和立场，而这一切导向的依旧是理性之下的秩序。倘若是第一次读，读者们或许会感觉到爱改变了一切，理性主义被审视了，浪漫主义用激烈的爱迎来了压倒性的胜利，并最终传递到了代表着理性的比阿特丽兹身上。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或许更敏感的读者才能觉察到代表着两极比阿特丽兹和维托尔德之间的距离，就像翻译后的语言永远与原文不同一样。虽然在维托尔德的一次次请求下，比阿特丽兹最终与之发生了关系，但是那依旧笼罩在理性主义秩序的阴影之下。比阿特丽兹并不理解维托尔德，而维托尔德也并不能真正理解比阿特丽兹，两者只是通过“爱”这一抽象的事物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交流，达成了表面的和谐，但是两者对爱的定义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一看似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满乐观主义的小说背后潜藏着一种阴郁的底色，正如波兰语的诗歌必须被翻译成西语才可以被比阿特丽兹理解一样。虽说结尾同样也展现了爱意的终被理解和接纳，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当维托尔德写诗的时候是单向的，而比阿特丽兹写回信的时候依旧是单向的。这令人不安的结局或许预示着库切这种对自我的审视是缺少实质性的意义的，两极依旧是两极，爱让彼此产生电流，但是却依旧是此消彼长的错位交流，两种世界观注定无法实现同频，而小说最终也在比阿特丽兹面对“虚空”的表达尝试中（“又及：我会再写信的”）告终。或许面对“虚空”的表达尝试恰巧展露了库切这篇小说的悲观底色，而《波兰人》或许也并非是库切吹响的冷酷理性主义被击碎，浪漫主义终得胜利的号角，而是他所演绎的因心灵与心灵之间，理性秩序与浪漫感性之间无法消弭的距离感而引发的令人不安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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