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呀，意识到现在这个时代，是我国学者有机会跳出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藩篱，也有可能跳出所谓的“西方主义”，以及传统的华夏视角，来真正从更高视野构建全球史的难得历史机遇，是我这几年阅读大量历史文献时逐渐产生的想法。然而，迟迟未动笔，因为这个论题看起来似乎有些宏大，而我本人早就被所谓的主流学术体系边缘化了。
但文科治学有个好处，不去听那些所谓名家的课堂、讲座瞎嘚啵；不去迎合所谓的选题去写一些或许水平并不怎么高的编辑才能看得懂、并且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文章（恕我直言，很多所谓的学术规范，是为了保证学术产出的质量，还是排除出圈外人的发言权垄断学术产出，本身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也能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真正意义上增长知识。所以，虽然已经没有在学术圈混了，我对自己学识的增长还是有一定的自信，毕竟，这些年，我真正结合自己的思考看了很多自己想看的好书，并且形成的认知能够得到不同角度的印证。但我估计仍旧被很多所谓的科班学者视为学术门外汉，毕竟人家可能连茴香豆回字的十六种写法都会，而我如果被问及第二种写法，多半就歇菜了。
前几天，终于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自己该写这篇文章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偷懒不写。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位老同学（算不算朋友我不清楚，因为我对他友好，他对我不太友好），由于他在微信号留言区捧自己女粉被我识破，我觉得他被女粉捧的大作的观点不靠谱，说了两句，跟我急了。他写得啥大作呢？大名鼎鼎的我大约二十年前就阅读过的韦伯的“经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读。他的大作，大约是说很多人对韦伯这本作品的阅读是误读，所以得由他导一导，才能真正弄懂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哪个才是真正那个。我就琢磨，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导读者咋还复活了呢？当然这涉及方法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福柯对于作者死了的论题其实是阐发了文本类型学，某种层面上有些导读还是必要的，比如告诉那些《大宪章》的读者维兰啥意思。但是，至少，我对很多“某某作者不是这意思，你们误读了”之类的表述不那么感冒。为何？这个今天按下不表，以后详谈。
不过，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不论广大读者是否存在误读，都是一颗毒害我国学人的大毒草。何以？我的理由非常充分。
第一，这本书至少给人一种印象，资本主义是从某种宗教精神产生，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也不符合基础的历史事实。（那位导读者说这是别人的误读，他开心就好。原文放那了）而且，误导了中国很多学人对资本主义产生事实的理解（比如海盗精神在里面的巨大作用、比如重商主义乃至战争资本主义都被遮蔽）。从而莫名地产生了对英美宗教的崇拜。
第二，这本书是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著作，存在着很大为欧洲殖民主义洗地的嫌疑。欧洲人通过资本主义发达了，但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崛起，都与大航海以后对世界的掠夺分不开。把资本主义崛起归于欧洲人自己的新教伦理，这里潜台词就是不靠殖民掠夺靠着自己的勤奋精神欧洲人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辉煌，除非，那位大神论证了新教伦理的核心就是殖民掠夺，而不是韦伯捣鼓的预定论下的艰苦朴素挣钱不花钱。并且，韦伯谈的新教伦理导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但他眼中只有欧洲，虽然对其他地区有过关注，但认知极为肤浅、贫乏。你凭啥说其他地区没有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没有类似“新教伦理”的玩意？
不过，对于欧洲中心论这个问题，这位导读作者抖了个小机灵，认为韦伯其实是批判了欧陆中心论，而宣扬了英美的优越性。他以为这是帮韦伯辩解，我倒认为，宣扬欧美优越性，更加证明了韦伯的某些学术不靠谱。英美发展，其实跟血腥无耻的殖民掠夺、战争资本主义关系更大，你把英美发展论述为一种伦理上的优越性，不是赤裸裸地替英美洗钱？而其，今天中国思想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英美优越论的盲目推崇。所以辉格史学之类的东西遗毒不浅。不过，我基本可以肯定，鼓吹英美优越论者，没有几个比我更了解真正的英国历史，包括这位导读作者。肃清英美优越论，尤其在美国已经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并且英美自己治理已经出现深刻危机的情况下，恰恰应该是一代中国学人的使命。
说了这么多，好像还没进正题。现在进入正题吧，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这位导读作者与我的一番对话。我认为，我肯定比韦伯更了解18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如何崛起，他对我嗤之以鼻。
我说错了吗？很多读者第一感觉肯定是，我轻狂，我是谁？韦伯又是谁？我的学术水准，能跟韦伯比？然而，这些读者普遍忽视了一点，我相对于韦伯的一个绝对优势：我能看到后世更多韦伯根本看不到的资料与学术文献！这个，对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并且，我还有相对于韦伯的另一个绝对的优势，经过萨义德等人的反思，我已经能够在韦伯之上审视并批判韦伯的欧美中心主义视角！这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时代红利！
其实呀，在自然科学领域，优秀的研究者，谁还会认为自己的物理知识不如牛顿？牛顿知道相对论么？牛顿懂量子力学么？牛顿又晓得啥是薛定谔的猫么？这不明摆着么？所以，自然科学领域，断不会有那个傻子，去花五年时间，去给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写一本导读来得瑟。社会科学领域，偏偏就有人拿老古董当宝，比谁读的老古董更多，解读更精确。反正，社会科学的成果是不太需要向实践负责的，比不得你自然科学研究有个结果检验。当然，稍微有一点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一个“话语实践”问题。并且，历史研究本身的使命也是弄清楚真正的“经验事实”。但是，解读韦伯这玩意，和人类社会的经验事实还真没太大关系，韦伯更了解18世纪英国人咋生活？未必吧。
说道韦伯是否了解18世纪英国人咋生活，这就跟我提到的我的第一个优势有关了。大量研究十八世纪英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书，都是在韦伯归西后出版的，他本人看不到。比如保罗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比如《剑桥世界经济史》，比如年鉴学派的诸多研究，比如尔湾学派的诸多研究，等等。关于英国社会思想史，更是经历了辉格史学以及对辉格史 学的批判，出了波考克等人的经典研究。而关于英国经济发展与殖民主义、全球贸易的关系，出了《棉花帝国》《白银资本》《西方世界的东方起源》等一大批读物。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者，大多阅读过韦伯，并在更翔实的资料的基础上相对于韦伯进了一大步。我阅读了这些著作，我对18世纪资本主义如何发展起来，了解是比韦伯更强还是更弱？这个道理不明显么？那位导读朋友没有这种自信，估计还是源于他内心深处对西方大咖的潜在的奴性。跪着看西方学术人物，怎么能超越他们？
我的第二个优势，更明显了。韦伯时代，整个欧洲人潜在的欧美中心主义都很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经济社会理解都非常有限。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欧美中心主义的桎梏，并且，我相对于很多欧美学者，更为全面地了解了欧美、亚非拉、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读本科期间，我甚至柬埔寨史、泰国史、南美史、阿拉伯史都读过。所以，虽然我现在学术功力或许不够。但我可以不用拘泥于欧美中心主义，也从来不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华夏中心视角，难道，我没有机会去在更高的层次学习、总结这个世界的历史？更何况，我还有汤因比之类巨人的肩膀可以依靠（并不一定是站在上面）。
写了这些，不是要说我的史学多强。而是说明，我真的有可能比韦伯更了解18世界英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并且，这个机会不止属于我，更属于我们中国的新生代学人。新生代的中国学人，某种意义上已经没有华夏中心主义的意识，并且，只要在学术上有反思能力，就能够走出欧美中心主义的桎梏和东方主义陷阱。新生代的中国学人，有机会阅读到前人从来不可能接触到的这么多东西方原始文献和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完全有可能以更高视角研究构建真正更少偏见的世界史的年代，还浪费时间去弄清楚一个一百多年前的西方腐儒某句话的原意是啥（当然，规范性话语与描述性话语还不太一样），让我怎么评价这位导读的作者呢？他对我说：都五十岁了，该干点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