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何新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网络公共知识领域，相信他的人，读了他的著作或者听说了他的观点觉得醍醐灌顶；而不相信他的人，则贬之为低劣的民科骗子，因为他老人家居然胆敢质疑今天流行的西方历史的真实性！而今天的网络空间，并不只有何新在质疑西方史的真实性，还有一些论者也在随着何新的思路跟进，质疑今天广为流传的西方历史是否靠谱。
何新本人的著作我暂且还没读过，不好置评。然而，他的追随者的有些文章读过，有些质疑是有道理，有些则不然。比如，很多人质疑古代罗马建筑用了混凝土，那必然是现代人造的假，这个就是明显缺乏关于古代建筑材料的知识。古罗马人，还真就有混凝土，当然，这种混凝土和今天的不太一样，而主要取材于当地丰富的火山灰。相关文献、留存的历史遗迹都佐证了罗马人确实用过混凝土的事实。质疑这种问题，就纯粹属于自己的知识储备有问题了。
再有一个问题，很多怀疑者质疑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农业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按相关文献对雅典人口的估算（有文献认为多达40万，也有估算认为顶多20多万），和雅典领土内的可耕种土地（阿提卡半岛上雅典控制的领土大约也就二、三千平方公里，还多是不适合耕种的山地），结合当时的粮食产量，确实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然而，这种估算忽略了一点，雅典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城市国家，粮食本来就不能自给。雅典有银矿、有手工业，能生产葡萄酒、橄榄油用于贸易。相关文献记载，雅典的粮食大量来自优卑亚岛，甚至遥远的黑海北岸黑土带。并且，希腊人除了公平贸易外，也不乏靠强大的武力到处抢劫，雅典就有能够用以到处抢劫的强大的陆军和海军。雅典本身有很多海外依附国、殖民地。这么强大的武力做后盾，饿死当然不至于。质疑雅典粮食产量养不活这么多人者，大抵是从农耕文明的固有思维去理解古希腊，而不太理解那种商贸-海盗模式。商贸-海盗模式，不需要粮食能够自给，只要保证有相对发达的工商业以及相对强大的军队，或买或抢，粮食总会有的。有关文献显示，古希腊人一点都不忌讳武力抢劫这种行径，觉得这很正常，这显然是我们华夏农耕文明的承袭者所难以理解的。其实何止工商业为主的雅典粮食不能自给，相关文献记载，比较注重农业的伯罗奔尼撒也需要大量进口粮食。 所以，何新这一派学人，至少有些东西理解得是不够准确的。他们对于古代西方历史的某些质疑，是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古代西方历史，给出相对合理解释的。因而，何新们很多质疑其实不成立。然而，即便何新们某些质疑不成立，那么广为流传的关于西方的历史知识就不能质疑么？这些西方信史论的信奉者明显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至少今天看来，某些“疑西方古”派怀疑依旧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我们按照某些学者对于中国古史认证近乎严苛的标准。首先，西方总体上并没有中国古代这样专业的史官，亦没有中国古代这样的信史传统。在希罗多德等人笔下，动辄上百万的攻打希腊的波斯军队，基本可以当演义看。即便以严谨忠于史实著称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希腊不同国家将领临战时或在公民大会时辩论的演讲。这些演讲极其冗长，说过的人，自己未必都能背出来，不在现场的修昔底德如何得知？古希腊有速记员速记演讲词并且分享给不同国家的写作者？并且，如此冗长的演讲词，记录、传抄得多大成本？考古发现过这些演讲词的记录档案？这些恐怕都是问题吧。当然，这种问题中国史书也有，《史记》里程婴和公孙杵臼的私密对话，太史公他老人家如何得知，就是一个问题。另一个被广为质疑的问题，就是古希腊书写材质并不方便的前提下，作者们如何能够动不动就大部头。对于这个质疑其实某些捍卫西方古代信史者并没有很好的解惑。古希腊没有造纸术也没有中国的简牍、绢帛。书写介质主要是羊皮纸和来自埃及等地的莎草纸。羊皮纸成本肯定不低，尤其古代希腊人并没有大量养殖、食用羊的传统记录（这一点不像后世的英国）。相比于后代的欧洲人，古希腊人吃得很素。莎草纸首先希腊本土并不能生产，其次制作工艺并不比简牍简单多少、甚至更复杂，成本也不会太低。在书写介质缺乏的情况下，中国人使用简洁的文言文书写是相对科学的。希腊人这种不惜字纸书写方式确实是有些可疑。在这种情况下，西人留下动辄几十万字大部头、亚里士多德据说写出了1000万字文献、流传下来300万字，确实匪夷所思。当然，不要用各个民族早期那些特冗长的史诗来反驳我，事实上，多数史诗主要是口头文学而非书写的，现在看到的文字版本大多是流传以后的文字记录。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另一个问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署名的作品横跨多个学科、多个领域，有点似乎超出“常人”的范围。当然，古代的学科分化本来就没有这么严格。以哲学为基础涉及其他学科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过，作为个人，亚里士多德也过于博学了。其实，考虑到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考虑到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非常文明的波斯（很多西方信史信奉者及从希腊视角看问题者估计不这么认为，然而现代很多研究证明了波斯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且波斯控制的地区的文化对古希腊有很大影响），那么，多少东西是亚里士多德独创，多少是后人附会，多少又是有其他渊源，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上述关于古希腊的问题，其实确实是可以质疑的，因为目前的学术界，并没有给出完全让人满意的回答。当然，各种可能性都有。西方古代没有造纸术、印刷术，没有类似太学国子监之类的机构，文献的流传本身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盲目地反对对西方的质疑，而不能妥善回答上述问题，并不是一种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其实，相比上述对于西方部分历史文献的质疑，另外两种对于西方历史的质疑，在我看来，更值得我们重视。一种是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西方人对自身与世界其他地方关系的书写。这种书写中，满满的西方人的优越感以及对于殖民地、其他文明的贬损。马克斯韦伯很多关于中国的文字就是不靠谱的。而西方人书写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有很多是回护英国的。比如，著名的所谓圆明园虐囚事件，既没有中方的文字佐证，更不符合中国社会的习惯，中国皇家宫殿园林通常没有囚禁外来囚犯的功能和先例，囚犯一般放在专门的监狱。而这个倒很符合西方人自己的习惯。已经有很多学术文章澄清这个问题。而一些中国公知偏偏信这个，还以这个为基础对中国人进行反思，着实可笑。这种殖民史观、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书写的知识，现在还在很多地方大肆流传。以后笔者将写文章澄清其中一些问题。这种西方历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质疑。另一种是辉格史观。辉格史观是19世纪辉格党人对于英国历史的书写。这些人为了论证英国发达的正当性，以及英国崛起过程中自由主义（辉格党人秉持的理念）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辉格党人的意愿书写了英国历史。把英国历史书写为一个1215大宪章以后，限制中央王权、保护私有产权、自由主义逐步发展，从而带动了英国的发展乃至崛起的过程。这样书写英国历史，首先遮蔽了英国在崛起过程中非常血腥的对外掠夺，而将之归因为英国人自由主义、保护私有财产，因而英国的崛起是文明而正当的；其次，强调自由主义的作用，而遮蔽了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真正原因，从而推广辉格党人的自由主义理念。辉格史观现在基本上是中国法学界、经济学界、公共知识界所认为“常识”的英国历史。然而，观察真正的史料，就能发现这种辉格党人的书写与真实历史相差甚远。1215大宪章只是个贵族（在英国国民中占极少数）与国王的停战、分赃协议，与占英国90%人口的农奴无关。并且，这个文件15、16世纪在英国基本没人知道了，所以真实影响十分有限。而且大宪章之后，英国的发展趋势是王权越来越强大，而非受限。同时，真实了解英国中世纪的农业耕作状态和城市生态，也能知道那种环境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本不可能，社会生产生活高度依托于集体协作。关于大宪章和辉格史观的问题，我以后还会专门探讨。其实，英国学界本身对辉格史观就有很多批判，然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新自由主义者又把辉格史观的陈词滥调拿出来忽悠人，而中国很多学人恰巧这时候学习英国史，所以把这些错误的言说当成了“常识”。批评辉格史观书写的英国伪史，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英国历史，总结、学习英国崛起的相关经验至为重要。总之，西方历史不是不能质疑，而是要有依据理性的质疑，并且质疑其真正影响比较恶劣的地方（如欧洲中心主义、辉格史观）。我有个师兄，微信名牛肉好吃，把所有西方历史都瞎质疑了一遍，我觉得，这种瞎质疑反而可能遮蔽了西方历史叙事中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极为不可取的。还有就是杜建刚教授的相关言论，简直就是高级黑。 是否“闭关锁国”，重要的是弄清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某些所谓的“常识”，不过是掩饰资本主义列强罪行的遮羞布
真实英国史：工业革命源于市场经济还是重商主义国家干预？
正因为张维迎们胡掰，澄清闭关锁国等问题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