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雄
2017年9月21日，慈祥宽容、逆境自强的母亲终以九十三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从此，我再也听不到母亲谆谆的教诲，即便往昔那些始终把我当作小孩儿难以接受的指责，此刻也觉得包含着母亲无限的爱意与深情。
今年我八十岁。母亲二十岁生我今年恰好百年。好在笔者尚未痴呆，母亲的音容笑貌常浮现眼前 ……前不久，修整一新的百年浦口火车站开街， 已是白首的我不甘寂寞徜徉其间。站在绿皮车厢前，我突然想起了60年前，也是在浦口火车站，也是在一列北上开往连云港的绿车厢前，母亲送我赴苏北云台农场的情景——
1963年10月，高考落榜的我别无选择，确定去苏北云台农场。那时，我把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原为上海大户人家的阔少爷，时局变幻家境如雪山崩塌，流落南京还被带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为强化改造，每天早晨他挥着扫帚清扫熟人很多的小巷，以接受群众监督。父亲挥帚清扫小巷时，母亲不让我们出门，她怕尚未成年的孩儿看到被冠以“四类分子”父亲，在大庭广众监督之下接受改造的情景而感到自卑、自悲、自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家庭出身不好对自己的影响，知道自己高考已被列“不宜录取”的行列。记得高中毕业时，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孙占群找我谈话:“虽然你的成绩不错，但必须面对落榜的可能。出身不能由已，道路可以选择，听党号召到农场去吧，背叛家庭出身去探寻一条自己的人生之路！”后来得知，文化大革命中这位知识渊博、受人尊敬的师长，也因“历史问题”被清理出教师队伍而下放农村。
无庸讳言，“家庭出身不好”的阴影笼罩着我尚未成熟的心田， 由此产生了相当的逆反心理，再加上正处青春叛逆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母亲时口出狂言有所不敬。母亲有苦难言，她无力改变家庭出身对孩儿前途的影响，只能以博大的胸怀容忍着孩儿的“无知”与“莽撞”。其实，母亲当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四类分子家属”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呀。母亲曾言，当时居委会主任数次上 门，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告诫母亲 :“你儿子留在城里是不会分配工作的。”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背着“出身不好”十字架的我只得选择去农村。在人生十字路口，母亲尊重孩儿的自我选择，说“去吧，与其天天看着你的父亲扫马路，不如自己闯出去辟一条生路！”说罢，竟一下子抱住我 流下热泪两行，不知是鼓励我？还是不舍 我？
明天就要离家了，那晚我没有睡好。夜半，发觉同样没有睡好的母亲拧亮电灯，伏案写着什么。母亲原本想托姐姐送我，以躲避离别的难舍，临行前却又帮我提起了沉重的木箱与铺盖，和姐同行相送。那时，南京始发的北上列车大多在浦口火车站发车，轮渡时，母亲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如潮，她何尝不希望送我北上是去上大学、而不是下农场，她也许已隐隐地觉得，寄托予我太多的希望，会因不可选择的家庭成份而全部都付之东流……浦口火车站依旧是一派民国风范，离别之时尚处年少的我，不知如何安慰母亲、亲近母亲、体贴母亲，珍惜即将分别的分分秒秒，而一再催促她“别送了”“快回去吧”……母亲凝视着我欲言又止，太多叮咛的话语不知从何说起，下意识地伸出手在昏暗的站台灯下整理着我的衣装，她要让临别的儿子走的整洁、端庄、没有遗憾；还再一次抚摸我没有笑容的面颊，留下母亲恋子的不舍、却又不得不舍的温情。列车拉响汽笛缓缓开行，站在月台上的母亲眼含泪花，对坐在窗口的我大声告知“包里有一封信”。
站台上的灯火急速地向后退去，母亲的身影渐渐模糊，最终目的凝缩成一个小点。此刻，我突然想起朱自清《背影》一文，——啊，浦口火车站，你演绎了多少人间离情别绪的感情悲喜剧，惟有身处此境，方能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当年，母亲站台挥手相别的身姿，像雕塑一般刻在我的心底，一辈子未能忘却。
火车向北疾驶，我打开小包拿出母亲昨夜写就的信笺——“小鸟总有一天要离开窝巢，孩儿总有一天要离开家”，“不要怨恨家庭，不要迁怒父母，人不怕身处逆境，就怕自暴自弃，望儿自尊、自立、自强！”“如有困难，告母。家再贫穷，也是孩儿最可靠的港湾”……
母亲的临别寄语让我记了一辈子，成为漫漫人生征途时刻响在耳畔的座右铭！
一晃60年过去了，徜徉浦口火车站历史街区，朱自清捧接父亲跨铁路买来橘子的情景，已化作雕塑 一座，成为浦口火车站历史街区一景，让无数旅人在背影中追忆过往。而母亲送别孩儿在浦口火车站留下的背影，则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伴随我前行。已经白首的我回望人生虽无建树，然笔耕不止小有收获，且至今未敢懈怠，夜深人静之时情涌笔端，倾情写下以上文字，以表述对诞辰百年、恩重如山母亲的深切怀念。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