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冬至
邱金宝
又是冬至。铅云低垂，细雨霏霏，迷蒙的水气使人倍感潮湿和寒冷。按照家乡的习俗，我赶到父亲生前居住的楼下，选择了一个墙角，为已逝去十二载的他烧纸钱祭祀。草纸受潮使得火苗不旺，烟却升腾的厉害，就像我的思绪一层一层弥散开来。
（图 邱仕大——作者父亲）
我祖籍是安徽和县，这里临近长江，遍布河湖沟渠，历史上十年九涝，充沛雨水和密集水网也带来蚊虫瘟疫的肆虐横行。我的父亲5岁时死了父亲、9岁时死了母亲，11岁时和他相依为命的姐姐也因病去世，成了一名孤儿。家乡是待不下去了，他四处流浪、沿街乞讨，有一年他流落到南京，被一个好心的裁缝铺主人收留。虽然说是当学徒，但是因为年龄太小，根本学不了什么手艺，只能是干些洗菜、烧饭、倒马桶之类的杂活，晚上铺子收摊了，收拾收拾裁剪案板就是睡觉的床。这个裁缝铺的房子现在还在，位于中华门外一个叫正学路的巷子里。近几年，我每当有心结打不开时，都会前去这个地方。在破败不堪的房子前，点上一支烟，伫足良久，想象着他每天清晨引火生炉的情形，在心里跟远在天国的父亲作一番长谈。
我的母亲家与父亲家仅相隔一条河汊。我外婆共生育了9个子女，三男六女。按照家乡的习俗，男孩留在身边，女孩断奶后就送给一个有男孩子的人家寄养，就是我们说的“童养媳”。只是我母亲送的这家男孩子7、8岁时暴病而亡，所以她又回到我外婆身边，才有了以后和我父亲的婚姻。他们是在1951年结的婚，婚后父亲只身在南京，母亲在老家种地，并且先后生育了我的两个姐姐。直到56年的冬天，我父亲才让我母亲来南京，一家人得以团聚。母亲离开老家时，一根扁担，两只稻箩，一只坐着我大姐，一只坐着我的二姐。这就是当年我家的全部家当。这时，母亲已经有了身孕，这个腹中的胎儿就是我。
父亲是1952年入的党，55年就担任了南京一家服装企业的厂长，直到1993退休。这个不足千人的小厂，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却承担了我国三分之一出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儿童服装的定单任务。2005年父亲去世后，我终于有机会打开他在世时从不让我们触碰的小木箱，里面没有银行存折、没有金银细软，只有厚厚一摞的各类荣誉证书和32本记有密密麻麻文字的工作笔记本。且不说内容，就文字的工整和流畅，就令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我自愧弗如。要知道我父亲没上过一天课堂，所有的文化都是建国初期在扫盲班学的。
（图 邱仕大<前右>与妻儿·左后即作者）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小时候每年学校放暑假，下午三、四点，我都会到父亲的工厂门口，为了吃工厂为职工发的1、5分钱的绿豆冰棒。一开始，食堂的工人见了我都会给我一根。后来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说“儿子，你让爸丢了脸。”他叫我每天迟一点去，好把他自己的一份给我吃。几十年后的今天，父亲满头是汗，打开用毛巾包裹冰棒的给我的情形，仍清晰可见。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火热夏天的晚上，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白天父亲被造反派戴了高帽子、脸上泼了墨汁，拉到街上折腾了一天。回到家后听母亲说我没去上学，他大发雷霆，将我狠抓地打了我一顿。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次打我。我生性顽皮，今天我头上、身上十几处疤痕，都是儿时爬墙上树的纪念。每每母亲责骂我时，父亲总是笑嘻嘻地说：“宁养逆子，不养呆儿”。这次挨打，父亲不但动手，而且用了棍子。
其实当时我是一肚子委曲，那时学校每个星期都要安排一天学工学农，我们小学安排学工的单位就是父亲所在的工厂。当时工厂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厂大门口的墙上用红漆写着“火烧邱仕大，油炸刘德兴”的大字。邱仕大是我父亲，刘德兴是工厂的书记。所以每次学工心里刀子扎心一般的难受，更可气的是有厂里的小年轻，摸着我的头指着大字报明知故问：“这个邱仕大是谁呀？”那天晚上我没吃饭就上床睡了，半夜醒来，朦胧中我听见母亲偎在床头数落我父亲下手太狠，好久父亲说了句：“我也知道孩子心里苦，但我是怕他以后没规矩。”
一个人絮絮叨叨述说自己故事，难免让人厌烦，在今天这个全民娱乐的年代可能更是不合时宜。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更是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根，不能忘了本。过去我们父辈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今天我们同样是人民大众的一员，永远怀抱感恩和敬畏之心，守住那一份真诚、一份勤奋、一份善良。唯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