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重如山的母亲(续一)
文/图 陈国雄
列车披着夜色开往江苏最北端的连云港，母亲挥手送别的身影依旧浮现眼前，特别是她那忧虑的目光始终未能散去……伴随着列车铿锵铿锵的行驶声，我坚信离开城市奔赴农场，表明我已背叛了剝削阶级家庭。当时有句口号“出身不能由已，道路可以选择”，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出身不好”的阴影，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差别，除个别出身不好的青年因宣传需要，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之外，绝大多数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母亲·攝于2017年春 ）
（1964年冬，张圩作业区知青在雪地合影。第三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从初中起，我就对作文颇感兴趣，高中时曾担任三年语文科代表，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推荐给同学。知儿唯有母，临赴农场前夕，母亲特地去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还把家存的《普希金诗选》等名著塞进我的行囊。母亲希望这些中外文学经典，不仅能打发我劳作之后的空闲，更希望我能够从中汲取营养，提升知识。
有道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常在油灯下写诗抒怀，夜半想起自以为出彩的诗句，便会拧亮手电筒在被窝里记下来。作业区团支部承办的黑板报，多次把我拙劣的诗作抄写在黑板报上，得到不少知青的赞扬。云台山下那片盐碱荒滩，成为我编织文学梦的温床，尽管知道此路艰难，但无路可走的我依然踏着荆棘前行，并开始勇敢地向报刊投寄诗稿。不过，寄出的诗稿好似“黄鹤”全都“一去不复返”。
1964年春，我从新华日报上获悉，江苏省有关部门将举办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会。我斗胆将自己的习作寄投。也许是一种无意中的巧合，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诗作《村野问答》不仅在展览会的显要位置放大展出，还被新华日报副刊选登並配以热情洋溢的评论。母亲闻讯不但收藏了报纸，还在姐姐的陪同下前往展览会观展。她第一次看见儿子的作品变成了铅字，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高兴的不仅仅是儿子作品得以在省报上发表，重要的是从中品味出正在盐碱荒滩劳作的儿子没有沉沦，没有自暴自弃，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在艰难中跋涉，在困境中自强，在迷茫中探寻出路！
（母亲保存半个世纪的我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的作品）
如今虽已白首但未曾忘却——当年在张圩作业区食堂举办的“迎五一”晚会上，排长刘子俭组织全排知青朗诵《村野问答》这首诗，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返城后每每农友聚会，已经成为某学院副教授的刘子俭碰到我，还会即兴朗诵起“我要问田边翠绿如屏的紫槐……”此刻，白首农友的思绪便会一下子又回到从前，回到大食堂那次汽油灯下的知青朗诵演出。
之后，母亲为我订阅了《诗刊》等文学杂志，每月按时寄出以丰富我的精神食糧。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诗刊》，历经文革浩劫，我一直如宝贝般地保存至今，每每目睹这些封面泛黄的杂志，我便能体会到当年母亲期盼儿子成长的良苦用心。
（母亲当年为我订阅的《诗刊》，至今未敢丢弃 。见物思母，恩重如山！）
也是在1964年春，苏北农学院举办函授班到农场招收学员。当时情绪低落的我自认为“高考无缘，函授何用”并无报考意愿。母亲得知后立即回信加以督促：“年轻正是读书时。你去报考未录取，那是上帝的错。你自我放弃不去考，那是你的错！上帝的错只能原谅；而自己的错不可原谅！”几句话如猛掌击背让我如梦初醒。函授学习政审要求不高，我终于成为苏北农学院首届函授班的学员，为我以后成为作业区的农技员奠定的基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历经三年自然灾害的苏北“元气”尚未恢复，刚到农场的知青不但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正值身体发育的青春期，胃的需求极为旺盛。物质匮乏不能满足胃的需求，以至当年的知青饱尝了饥饿的滋味。记得那时农场每年有两个月，一日三歺皆是山芋。那山芋煮熟之后软的就像稀泥，一点也不耐饥，且一斤粮票只能换5斤。知青原本紧张的口粮显得更加入不敷出。“一斤山芋三斤屎，回头看看还不止”，成为当年知青对极不耐饥山芋的评价。为了减轻强劳动之后的饥饿，万般无奈的我只得写信向家中求援。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在夾寄五斤粮票的来信中留言，“城里一斤粮票换八斤山芋，乡下怎么只能换五斤？妈妈会节约粮食接济你，但你绝对不能撒谎！”面对5斤粮票，我欲哭无泪，羞愧交加，从此再也不敢写信求援。只是母亲月月依旧将省下的粮票，接济正值身体发育且处苦难之中的孩儿。有时还寄上一袋炒面或两斤饼干之类的包裹给我，以备不时之需。我再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浦囗火车站母亲临别的留言——“再贫穷的家，也是孩儿可靠的避风港湾”。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让爱好文学的我受到莫名的冲击。我光棍一条无家可抄，左派只能“抄床”，平时爱读的《唐诗三百首》、《普希金诗选》均被列为封资修作品被查抄没收；日常的习作与日记也被“上纲上线”成为不可抵赖的罪状被批判。如日记有一天曾记“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到机场送祖母上飞机，她说要上西天了。”果不其然，没几天接到父亲来信，告之远在上海的祖母正好在这一天去世。我不知道这一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例，是否就是“现代量子纠缠”理论的一个例证？而左派抓住这一点，狠批我是“不肯悔改的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再加上凭着高中学到的一点物理知识，自配安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在濒临黄海边的农场，很容易收到“美国之音”，结果被冠以“偷听敌台”的罪名。“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无端地接受隔离审查。审查中有一项内容，要我交代“父亲解放前是怎样剥削劳动人民的 ？”解放前我未满四岁，怎知如何剝削？结果又增添了“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罪名。在那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抽烟，抽每包7分钱的劣质烟；还想到过自杀 ……当年被隔离时看管我的苏州女知青王志印，如今相逢时仍会回忆：“幸亏你挺过来了！当时我们可紧张啰，生怕你出事……” 知青返城后，知根知底的王志印成了我亲近的农友，十多次结伴畅游南京近郊，共话农场蹉跎岁月引发无限感概。而那位当年带头整治知青的左派，返城后基本不参加农友聚会，理由是身体欠佳。大约是本世纪初的一次农友聚会，他突然来到现场，勇敢地、公开地向当年遭受到不公正 待遇的知青道歉，并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三次躬。知青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其实这位知青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这么多年来也许他一直在为自己当年的极左莽动感到自愧——愧对农友，愧对良心，愧对公道！据悉，前几年他己过早的离开这个世界。
（当年被隔离审查期间，看管我的苏州女知青王志印<左二>，返城后成了好友常结伴近郊游玩。作者为左一）
在派性争斗的岁月，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小作业区，竟有近十名知青被隔离审查、4人被判刑 (以后皆平反)。也许，上级意识到对农场知青的打击面过宽，客观上影响了“山上下乡运动”，开始进行了纠偏。几个月对我隔离审查的罪名难以成立，我终于重获了自由。
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解除隔离的我 依旧陷入莫名的恐惧与彷徨，时常告诫自己“宁可跌在屎上，不能跌在纸上”。相当一段时间，除了忘我的劳作努力改造思想之外，再也不敢与纸笔亲近。那时，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都被迫停刊，我再也收不到母亲按月寄来的各种文学杂志，陷入了“精神食粮”匮乏的境地。其实，南京的家在风暴中也不得安宁，自然难逃抄家的厄运。母亲虽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忘为我“添柴加薪”，竟然巧妙地把一些供批判用的“内部材料”寄给我学习。这些“内部材料”名为“供批判用”，实为变着法儿传播中华文化的精华。坚信开卷有益的母亲，就怕远离她的孩儿无所事事消沉度日，无卷可开而荒了青春。记得那年刚被解除隔离审查的我获准回家，母亲望着失落彷徨的孩儿坚定地说：“世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肚子里的知识谁也拿不走”、“只要肚子里有知识，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当时闻听此话虽觉有理，却又半信半疑，君不见神州大地多少有才华的名人大家，风暴中纷纷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退一步又暗自思量，既然已经“家庭成份不好”，如果再加上腹中空空，那就更无出头之日了。于是，我又与纸笔亲近起来。不过，历经波折的我变得聪明起来，不再记日记，写什么文艺作品，而是顺应潮流认真学习毛选，为毛选积极分子撰写先进典型材料。应当承认，毛主席不愧为一代伟人，锦绣诗词独冠天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认真拜读的确受益匪浅。为毛选积极分子撰写的典型材料，虽为表现“高大上”的应景之作，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但文理是相通的，对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大有裨益。
母亲在“知识”等同“罪恶”的荒唐年代，依然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给处于迷茫中的孩儿以坚定的指点，这在当时何尝不是一种勇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我在内的农场知青处境渐有改善。至今，我非常感谢当时的徐兆希连长，他不拘“成份”选人才，让正值芳华岁月的我担任连队农技员，由此不再受人歧视与压制。我也更加感恩母亲，如果当时没有母亲对身处逆境孩儿猛击一掌，也许我就丧失了参加苏北农学院函授学习的机遇。
再大的风暴也会有停息之时，步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斗、批、改”声浪中，文艺作品好像在冰封的大地上又绽出了绿芽艰难地生長。时《新华日报 》又恢复了文艺副刊，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又创办了《兵团通讯 》，我所在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政治处，对有创作能力的知青开始给予支持与鼓励。我心中的“文学之梦”又开始“死灰复燃”、“蠢蠢欲动”。今天的读者也许根本想不到，当年要想在 《 新华日报 》发表一篇作品 有多难，投稿须单位政治部门先审、盖章签发；报社对稿件认可后，还要向作者所在单位了解作者的政治面貌，取得作者所在单位的政治认可后，作品才能见报。正是在这种严格的政审条件下，我相继在《新华日报》及兵团相关的刊物上发表了《麦场彩虹》、《女拖拉机手》、《集体户日记》等诗作，由此被师政治部评为“通讯报道积极分子”。
每每作品发表，母亲总是看不厌、读不夠，她读的不仅是儿子创作的诗句，更是品味着儿子前进道路上的脚印深浅！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竟发现我当年在农场发表的诗作，她写明发表日期，剪贴保存半个世纪之久。睹物思母，热泪两行。
从盐碱滩上开始的笔耕，竟让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与笔分离，码字砌文贯穿了我的生涯。除了当年农场掌心被铁锹曾磨出铜錢般的厚茧外，之后我的中指指尖也因握笔磨出厚厚的老茧，至今尚未褪尽。其中苦乐多少，唯有己知。
2013年，为纪念迁场五十周年，老知青编印了《朝花夕拾忆云台》文集，其中有我“饥饿的滋味”一文。母亲含泪阅后言，为了让在农场的我少受饥饿的折磨，在我下农场的十多年里，她没有一次用粮票去买过烧饼油条作早点。每次路过烧饼店，母亲皆快步走过不敢停留，几回想买个烧饼夹油条解解馋，耳边便会响起远在云台农场的我“饿”的呼喊……闻听此言，我泪奔如雨，原来在粮票比金钱还珍贵的艰难岁月，我每月按时收到的五斤粮票，都是母亲从她的微薄的定量中一口一口省下来的。宁可委屈自己，不让孩儿挨饿，舐犊之情尽在其中，母爱至伟天地动容！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知青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不是油盐不进、荤素不沾的柳下跖，然曾被“隔离审查”的我却又患上了“爱情恐惧症”——人不敢爱我，我不敢爱人。然正因“孤独一人”却也“因祸得福”，1975年12月26日，经双双结对众多农友的民主推荐，老大不小且孑然一身的我终于上调回城。时年三十一岁，工资二十一元。母亲望着下乡十三载、历经风霜的儿子，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她坚定的说：“一切重头开始！”母亲也苍老了，但母亲的神色依然刚毅、坚强。哦，我突然明白，十三年来远行的孩儿始终没有走出——母亲关爱的视线，母亲深情的牵挂，母亲广阔的心田，母亲殷切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