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重如山的母亲 (续二)
陈国雄
(母亲·攝于2017年春 )
经农友民主推荐，1975年12月26日，孑然一身的我，终于结束了历时十三年云台山下的蹉跎岁月，返城进入位于江北的江苏省金陵汽车制配厂 。过去每年探亲回宁或返回农场，长途公交车必经该厂门前，几回回梦想，倘若我能成为这家工厂的员工，那该多么幸运啊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三十二岁的我，竟鬼使神差真的成为了该企业的员工。当时这家省属企业正值兴旺期，被誉为“全国四大汽车配件厂家 ”之一。与浦口车辆厂、南京毛纺厂、南京钟表材料厂并列为浦口地区“四大金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又被分配到该厂最苦最累的工种——造型工，整天在弥漫着灰尘的车间 挥着铁锹，在造型机前铸造发动机缸体、曲轴、进排气管，每天劳作结束，耳鼻皆呈黑色 ……然历经农场艰苦生活的我并不觉得辛苦，更以“知足”才能“尝乐”以自慰。母亲则不然，一再告诫我“一切要从头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万万不可自我满足”。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一声春雷宣告文革结束。全国人民意气奋发欢欣鼓舞，我也从心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欢畅。刚刚熟悉工厂生活的我手又痒了起来，业余时间开始“爬格子”，且不再惧怕有人“抓辫子”、“戴帽子”。1978年5月，《 新华日报 》以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散文“在百日红竞赛中 ”。一个刚进厂且从事最艰苦工种的老知青，竟在堂堂省报上发表文艺作品，在企业也算是一则新闻 。时车间支部书记沈雷生特地拿着报纸找我核实，“这是你写的吗 ？”得到确认后，他便向厂部汇报去了。从此我在厂里就有了点小名气，许多爱好文学的小青工向我靠拢 。厂宣传科科长吴浩良也知道一车间有个造型工——陈国雄。
(进厂后不久，结合工厂生活 ，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散文“在百日红竞赛中 ”)
母亲盼老大不小的孩儿早日成家，患有“爱情恐惧症”的我，又何尝不希望也能走桃花运 ？！天随人愿，一位刚从洪泽上调的女知青，经人介绍与我相识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互吐衷肠，只有坦诚相待 、命运相怜，她竟毫不犹豫的托付终身于我 。时家贫只有自搭的简房两间，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把仅10平方米的内间让给了我，她和父亲住在穿风的堂屋，用一顶蚊帐相隔……直至数年后迎来拆迁改造分得新房方得“自由”。这真是“陋屋四处透风，母爱暖意融融”！婚后，我曾问妻:“当年为你介绍对象不少，何以选择贫穷的我？”妻子坦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千上万，有几个人能在 新华日报 发表文章 ？！”
1979年改革开放春风荡漾，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并公开招生，时年我已34岁，且妻子怀孕待产。任何人在母亲面前永远是孩子，“深信知识改变命运”的母亲又忠言相告:“命运耽搁了你十三年，你三十四岁要当二十四岁拚！”，“工厂离农学远了，现在要学工科。”当时有一句口号 ——“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我也意识到“此时不夺，更待何时？”便立即报名参考。当时党的招生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考生不受年龄限制 ”、“单位不得阻拦考生报考”、“考生录取不受家庭成份的影响”等，这些政策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 。在南京交通系统我以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入学省电大。脱产三年带薪学习，我深感新时代的浩荡恩泽。学业结束前夕，凭着新闻敏感，以我所在下关区电大应届毕业生“面向生产、敢于探索，毕业设计成果喜人”为题，撰写了新闻稿件并配以照片分别在《新华日报》，《南京日报》头版刊出。
省电大发觉我有写作能力，即与我所在的企业商谈，决定暂借调我到省电大工作，编辑每星期一期的“省电大通讯”。一年后商调末成，我又回到了企业，入职车间技术组，开始了绘图生涯。
在从事技术工作的同时，我“恶习难改”，时有文章在《南京日报》、《金陵晚报》、《扬子晚报》《新华日报》等省市报刊发表。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和视野的扩展， 写作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是伸向了社会；写作的题材不限于新闻报道，逐步扩展为言论、社会大特写、人物专访等；投稿刊物也不局限于南京，更多的是北京、上海、长春、武汉等地。正因文章屡屡见报，已升任厂党委付书记的吴浩良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将我调入宣传科以发挥一技之长。
时南京新闻台“早新闻”有档“大家谈 ”言论节目，笔者为其主要业余撰稿人之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总是在早上六点准时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听是否有我的文章播出。一旦听到“下面播送国雄写的大家谈……”她便会停止一切劳作静听广播内容，那专注的神情，与其说是在听，不如说是在享受， 如同欣赏一曲最美妙的音乐一般……每每看到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无论篇幅大小母亲都会认真阅读，欣慰神色浮现脸上，有时也会夸奖一句“写得不错”。我知道这是母亲在鼓励我，催我奋进再上一层楼！
那时，文化媒体众多，街头报亭林立，全国多家媒体聘请我 充当“特约记者 ”、“特约通讯员” 、“特约撰稿人 ”。相当一段时期，邮递员几乎每天都要送样刊或稿费到我家 。邻居感到奇怪，问母亲 “你家怎么天天有汇款 ？”母亲也不隐瞒，说“那是我儿子的稿费 。”时弟弟考取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姐夫升任市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曾被“四类分子家属”帽子压的直不起腰的母亲，终于挺起了腰杆 ，不再受冷眼与欺凌。母亲及其她孩儿的经历，折射出时代与国家的趋向，对家庭及个人的影响是多么重要。
最难忘的是母亲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为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写作素材——1995年一日夏夜，电视荧屏正在播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题片，当上海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的画面出现时，母亲精神陡增，激动地说：“八百壮士真英勇，当年我慰问过他们，还得到过团长谢晋元的签名。”听罢母言，我立马觉得此事极具新闻价值，便穷追不舍。母亲打开一个箱子拿出一本签名簿，“谢晋元”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原来，淞沪抗战爆发时，母亲已是初中生。谢晋元团完成掩护主力撤退任务后，被迫退守苏州河南岸英租界胶州路“孤军营”，此处恰与当时母亲家不远。敬慕英雄的母亲常与同学一起去慰问“孤军”，并有幸获得谢晋元团长的亲笔签名。签名之后没几天，谢晋元就被汪伪收买的叛徒暗杀，时年37岁。母亲曾随瞻仰遗容的队伍，把鲜花与泪水洒在抗日英雄谢晋元的身边……这本小小的签名册伴随母亲度过50多年，即便历经文革浩劫也未舍得丢弃。我立即把母亲这段埋藏心中五十多年的往事写成文章公诸于世，省市电视台闻讯纷纷赶来采访老母亲。母亲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新闻人物。由我撰写的《谢晋元的签名》一文全国多家报刊发表，还荣获了上海纪念淞沪抗战胜利征文三等奖。当年，正在筹建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得知消息，派员专程抵宁与母亲商谈文物捐赠之事。母亲最终把这本珍贵的签名册交给了我，无非是要告诉没有经历过那场残酷战争的后辈，不要忘记那段 泱泱中华屈辱的惨痛历史，更不要忘记为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抗日英雄 。
1996年，被誉为中国“”黄金通道”的沪宁高速公路建成。时中国汽车报举办“鸿翔杯”全国社会新闻大赛，我采访刚刚成立的江苏快鹿公司后，执笔撰写了《沪宁高速公路谁执牛耳》一稿，经专家评审，毫无背景的我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為我颁奖。当我把奖状呈奉母亲时，母亲眼含热泪颇为激动，仿佛感到寄予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而我的耳畔则响起了文革特殊时期陷入困惑与迷茫时，母亲一再的谆谆教诲——“只要肚子里有知识，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笔者多年写作参赛的获奖证书)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我根据上海汽车报头版消息——如“推广精益生产” 、“大力引进外资”等重点工作，以言论的形式予以诠释论述 ，先后撰写言论近百篇。大约是在1996年夏未，上海汽车报忽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到上海 有要事相商 。到沪后，该报总编扈凡告知，日前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召开干部大会，总裁陆吉安在大会上说，“精益生产，陈国雄理解的很透彻 ”，还大声地问“陈国雄今天到会了吗 ？” 扈凡立即上前悄悄地告知:“陈国雄是南京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宣传科长 。” 陆吉安总裁闻之则说“那就请他到上海来，感受一下上海汽车工业的发展的亮点、特点。”在沪十天，我参观了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主要厂家，令我大开眼界，亦为我写作提供丰富的素材。特别是参观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整车生产线后，我一方面感叹现代工业的先进、高效，另一方面已隐隐觉得，我所在的企业如此落后的生产方式，也许很快就要被淘汰 。
(笔者参现“上海大众”后的留影)
果不其然，没几年我所在企业脱困无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破产倒闭。五十多岁的我又无奈下崗了。下崗当是人生的不辛，但我已不再惧怕生活的颠簸，坚信曾经的艰难困苦都会化作人生的财富！晚年皈依基督的母亲，虽对年过半百下岗的儿子有所担忧，但坚信“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相信自己的孩儿 凭着手中的一支笔，可以闯出一条生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