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元僧明了創建的嘉定圓通寺、趙孟頫撰書的《大報國圜通寺記》碑刻均已湮滅無存，且缺乏較爲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從嘉定圓通寺的興廢、趙孟頫與嘉定之淵源、《大報國圜通寺記》的存世和流傳情况三個方面入手，以期厘清和還原相關史實，重審《大報國圜通寺記》的價值，并依據不同拓本再次核校整理此碑碑文。
關鍵詞：
揆諸史籍，趙孟頫與嘉定淵源甚深，其父早年應曾在嘉定任黄姚運鹽一職，其未達時一度客居嘉定巨室沈文輝家，此後又爲嘉定圓通寺、羅漢寺、南翔寺留下翰墨，以至卒後嘉定人爲之立衣冠冢。趙孟頫曾應圓通寺住持明了之請撰文并書寫了《大報國圜通寺記》，但此碑是如何産生、存世和流傳的，碑刻所依托的寺院又經歷了怎樣的興廢和變遷。以上種種問題，筆者關注有年，擬努力撥開烟雲，溯流追源，厘清和還原相關史實。同時，從藝術、歷史等角度重審《大報國圜通寺記》的價值。鑒于已刊布的《大報國圜通寺記》諸版本或闕略，或訛誤，筆者不揣譾陋，依據不同拓本再次核對整理此碑碑文。筆者學殖淺薄，漏誤無可避免，祈請方家郢政。
一、嘉定圓通寺興廢始末
南宋嘉定十年（1217）末至嘉定十一年（1218）初，朝廷析平江府昆山縣東部的春申、臨江、安亭、平樂、醋塘五鄉，以年號爲名，置嘉定縣。首任知縣、四明人高衍孫勤政愛民，輕賦税，築城墻，修縣治，立孔廟，從此奠定了嘉定八百餘年來社會發展的宏基。
高衍孫任滿後定居嘉定，子孫遂占籍于此。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高衍孫後裔、高僧明了于嘉定故城三圖拱星坊内捨宅建寺，并任住持，是爲圓通寺之濫觴。初無寺名，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賜額“圓通”。大德十一年（1307）冬，元武宗加賜“大報國”。因此，此寺全稱爲大報國圓通寺，又别稱圓通講寺、圓通教寺，俗稱圓通寺。同年，明了也被賜予“妙明圓悟佛心”稱號。
皇慶元年（1312）末，圓通寺毁于火灾。次年初，明了發願重建，百般籌劃，募資備材。三閲寒暑，終于竣工。重建後的圓通寺，規制擴充，宫殿峥嶸，樓閣翬飛，廊舍焕然。其間，延祐三年（1316），元仁宗又加封明了爲“妙明圓悟普濟佛心大禪師”。延祐六年（1319），明了又于寺後增建大佛寶閣九間，“高敞宏麗，一邑之偉觀也”，閣内供曇華萬朵，光彩奪目。同年，趙孟頫爲之撰《大報國圜通寺記》，備述明了創寺和重修之歷程。駙馬都尉、瀋王、高麗國忠宣王王璋篆額，趙氏書碑，勒石以記。這篇碑記，即爲本文探討的緣起和最重要主題。至此，圓通寺臻于鼎盛，并成爲嘉定以及周邊地區的一處勝迹，名聞遐邇。從趙氏碑記可知，圓通寺主要供奉的爲圓通大士，即觀音菩薩。
明洪武十一年（1378），圓通寺延請蘇州北禪講寺高僧大佑前來住持。大佑“精于教理”，“于净土一門，尤得其妙”。大佑的到來，無疑對圓通寺在闡揚佛法方面頗具推助作用。作爲一方名刹，前來禮佛和游覽者甚衆，且形諸詩咏。天順年間，蘇州知府楊貢曾游宿于此，并有七律《圓通留題》一詩。首頷二聯爲：“曾向疁城跨玉驄，又乘五馬到圓通。僧房有榻懸初解，暮夜無金睡正濃。”生活于正德、嘉靖年間的詩人王綸有五律《登圓通寺閣》，則呈現出其樓閣的雄屹和佛國的清穆。詩云：
倦客恣秋望，霜林夕照紅。遥山藏宿雨，虚閣貯清風。佛界諸塵外，人烟萬井中。滄溟無盡處，潮落水還東。
萬曆年間，承恩法師募資重修，使這一叢林得以延續。彼時，著名文學家、名列“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唐時升是該寺的常客，有五律《過圓通寺》和七律《圓通寺納凉》，從一個側面證明圓通寺仍是文人群體尋幽問禪的勝地。後者云：
僧院梧桐露未晞，霏霏緑雪欲沾衣。松濤繞座消長晝，樹石成圖對落暉。北郭先生頻就枕，東林長老共忘機。招提咫尺連闤闠，竹几蒲團客到稀。
在明正德四年（1509）成書的《練川圖記》（都穆著）的縣境圖，以及嘉靖、萬曆、康熙三朝《嘉定縣志》的縣城圖中，圓通寺均赫然在目，儼然爲一城之地標。然而，在《（乾隆）嘉定縣志》縣城圖中圓通寺却消失無蹤，至《（嘉慶）嘉定縣志》縣境圖中又失而復現。這其中顯然又藴含了一段毁而復建的曲折故事。據《（嘉慶）嘉定縣志》卷八《寺觀》“圓通寺”條記載，“國朝嘉慶二年（1797）僧素樸重修”，或可由此推斷乾隆年間此寺曾一度處于毁廢狀態。後檢得乾嘉大儒、嘉定人錢大昕的《集仙宫訪碑記》，記云：
丁亥冬，予乞假歸，僦居縣城東之奎英坊……稍西爲集仙宫，去所居不百步，日晡飽食無事，則往游焉。考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者創爲此宫，元時有盧真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琳宫壯麗，甲于邑中。是時，僧明了亦建大報國圓通寺于縣治之東，規制與此略相仿。閲今五百年，寺與宫皆頽廢，無復曩日之觀，唯圓通寺有趙文敏所書碑，好事者往往椎拓傳于世。
丁亥，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錢氏謂斯時“寺與宫皆頽廢，無復曩日之觀”，足以證實筆者的蠡測。
經素樸法師重修後，圓通寺并没有真正實現劫後重光，而是在不久之後的道光時期再次式微。也就是説，素樸法師的重建應談不上大規模和高品質。《（光緒）嘉定縣志》卷九《學校志》之《田廛》中記載：“道光八年（1828），教諭龔慶來清厘學廛。”清厘結果表明，“拱星橋南圓通寺餘地二區，又橋北餘地十三區，圓通寺後基地一區”均已成爲嘉定廟學的田産。道光中，貢生葛錫祚“獨力設義塾于圓通寺”。葛氏利用圓通寺僧舍創設義塾的義舉，固然可能是得到寺方的支持，但也可佐證該寺頽局已定，大厦難支。
成書于光緒六年（1880）的《（光緒）嘉定縣志》，其卷三十一《雜志上》之《寺觀》記載，圓通寺“今廢”。在該志的縣城圖中，圓通寺也重歸蕩然。一座招提就此在物理上烟消雲散，化爲無形。至于最終毁廢的情形，文獻未有詳載。
二、趙孟頫與嘉定之淵源
不唯趙孟頫與嘉定淵源甚深，其父趙與訔與嘉定也不無關係。趙孟頫《先侍郎阡表》叙其父早年履歷云：
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户參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黄姚運鹽，辟監浙西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縣，以治最聞。
《（乾隆）嘉定縣志》卷七《職官志》之《雜職》記載，南宋在嘉定設有“黄姚押袋官，監黄姚鹽場”，當爲趙父曾擔任的“黄姚運鹽”一職。
《（嘉靖）嘉定縣志》卷八《流寓》載：
趙文敏公孟頫，吴興人。微時嘗館于邑人沈文輝氏。文輝方營義塾，孟頫晨起，忽有興，就新鋸木板大書“義塾”二字。及落成，纍書不逮，竟用初筆，今存。
趙孟頫早年即僑寓嘉定，客居巨室沈文輝家。沈文輝當時正籌建義塾，趙孟頫某日晨起，乘興爲之題“義塾”二字。義塾正式落成後，又重書此二字，儘管書寫多次，都不逮乘興之作，最終衹好選用初筆。這與王羲之酒醒重寫《蘭亭》終難及酒後即興作書的心手雙暢，顯然是異曲同工的。《（嘉靖）嘉定縣志》成書時，沈氏義塾已廢，然而“義塾”二字墨額尚存，且專門記入史乘，足見松雪翰墨的珍貴和世人對其的珍視。
此外，今日可知的趙孟頫與嘉定的相關文事，還有爲嘉定羅漢寺題殿楣，爲南翔寺書碑記。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嘉定黄渡人王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所撰的《募修羅漢寺疏引》云：
嘉定縣治西南三十六里，臨吴淞小市，爲黄歇渡，以春申君治江得名。其北涯有羅漢寺，宋建炎年僧法裕建，乾道間賜額，元元統間僧定能重建。楊鐵崖爲之記，趙松雪題其殿楣，碑石墨迹至今存焉。明永樂、天啓間，一再修葺。今上初載，寺僧佛目又募重修。時余讀書江上，頻游寺中，曾爲疏引，迄今幾三十年矣。佛目即世，睿開繼其席，與同里布衣二范先生爲文字交，更迭唱和，有廬山蓮社之風。四十五年春，謁余言修寺事，請余序引。
又有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嘉定人王畮《過羅漢寺訪睿開上人》詩云：
白馬青鴛久寂寥，千年佛火紀南朝。疏林晚磬遠公社，落日寒江黄歇潮。座有端溪身不壞，書留松雪墨難消。何當方外逢吟伴？一笑相看過野橋。
可見，趙孟頫爲羅漢寺題寫的殿楣，至康熙五十一年時依然保存較好。王原、王畮都曾親睹。
《（嘉慶）嘉定縣志》卷九《古迹考二》之《碑碣》載：“《南翔寺僧堂記》，嘉定九年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居簡撰，趙孟頫書并篆額，文載《南翔寺文録》。”清張承先纂輯、程攸熙補訂的《南翔鎮志》卷九《碑刻》中載：“僧居簡撰，趙孟頫書，乾隆丙戌（乾隆三十一年，1766）天王殿灾，碑毁。”
南宋嘉定九年（1216）高僧居簡撰文，三十八年後趙孟頫纔出生，因此居簡撰文與趙氏書碑應時間相距甚遠，應爲隔世合作。《南翔鎮志》本名《槎溪志》（槎溪爲南翔别稱），由張承先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張卒後，程攸熙于嘉慶十一年（1806）加以增訂，易名爲《南翔鎮志》。志中凡程氏所增補之信息，皆標明“熙增”。而關于碑刻《南翔寺僧堂記》的條目不在“熙增”之列，顯然爲張承先所記。“乾隆丙戌天王殿灾，碑毁”之事，當爲張承先生前所親歷或親聞，值得徵信。
《（嘉慶）嘉定縣志》卷八《古迹考一》之《散迹》載：
趙塔，在黄渡北三里，相傳文敏所建，高可及丈。塔後有廟，塑文敏像祀之。西二十步有灣，蘆荻叢生。父老猶見一碑，碑有“子昂墓”三大字。今皆毁廢，遺址尚存。考孟頫墓在西湖，此或葬衣冠處。
位于嘉定黄渡的趙塔雖相傳爲趙孟頫所建，所謂子昂墓也疑爲是其衣冠冢，但足以表明嘉定人對趙孟頫這位寓賢的喜愛和追慕。
三、《大報國圜通寺記》的存世和流傳情况及其他
《大報國圜通寺記》墨本無存，亦未見著録。就嘉定博物館所藏整拓本（含碑额）考察，其碑寬130厘米，除趺座外總高338厘米，其中碑身高270厘米，碑額高68厘米。正文以行楷爲主，間有草字，凡24行，滿行46字，計793字。
“大報國圜通寺之記”八字額爲典型的玉箸篆，體厚筋健，骨肉亭匀，深得秦李斯、唐李陽冰神髓，與趙孟頫所書正文相得益彰，堪稱合璧。篆額者爲入侍元廷的高麗國忠宣王王璋，娶元世祖孙女、元成宗侄女寶塔實憐公主，故于元廷爲駙馬都尉，後又進封爲瀋王。王璋對趙孟頫極力獎掖，趙氏在元仁宗朝得受寵遇及松雪體書法東傳高麗，王璋均居功至偉。趙孟頫有七律《留别瀋王》，詩中再現了其與王璋的種種交游情形，同時表達了對“受知”之恩的感激之情。關于趙王二人的交誼和王對趙的提携，黄惇在《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中首次做了深入研究和詳細闡述，填補了趙孟頫研究的空白。此碑作爲見證趙王二人交誼和中韓交流史的重要史迹，更有非同尋常的價值。
對于趙孟頫書藝之形成，特别是晚年書風和碑刻書風，古賢今彦多有討論，可借以與此碑相印證。如明宋濂《跋子昂浮山遠公傳》云：“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趙構），中學鍾繇及羲、獻，晚乃學李北海（李邕）。”又如明何良俊曰：“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于篆隸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法《黄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箋啓則師二王，皆咄咄逼真。”至于黄惇所總結的趙氏書風，移來評價此碑，似甚爲合適。黄惇云：“鍾繇質樸沉穩，羲之瀟灑藴藉，王獻之流麗恣肆，北海崛傲欹側，匯于子昂筆下，皆取其醒目突出處，而微妙其意，融入自家筆底。”概言之，此碑筆法圓活精熟，筆力剛柔并濟，整體氣息偏于典雅雍容、温潤平和，然則圓潤中藴剛勁，平正中寓險絶，文質俱存又不無飛動峭拔之勢，熔鑄諸家，奄有衆美，推爲趙孟頫傳世碑版劇迹應毋庸置疑。
趙孟頫爲禪宗大德中峰和尚（明本）弟子，熟諳佛義禪理，以筆墨作佛事，一生書寫了大量經文和寺廟碑記。《大報國圜通寺記》爲元延祐六年（1319）“十月之望”由“當寺住持沙門眀了立石”。顯然，延祐六年（1319）十月十五日是明了立碑的時間，而趙孟頫書丹的時間當在此前。是年四月二十五日，趙孟頫得元仁宗恩准南還，五月十日在山東臨清舟中痛失愛妻管道昇，强忍悲痛與子趙雍護送靈柩回歸故鄉吴興，從此絶意仕宦，縱使同年冬元仁宗遣使促其還朝，亦决意稱病不赴。其實，早在趙氏離京之前，王璋業已南下。《高麗史》卷三十四《忠宣王世家》載：
（延祐）六年三月，請于帝（元仁宗），降御香，南游江浙，至寶陁山（普陀山）而還，權漢功、李齊賢等從之。命從臣記所歷山川勝景，爲《行録》一卷。
又，《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和尚行録》載：
己未（1319）秋九月，王（瀋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决心要，請師升座爲衆普説，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别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岩下，以記其事。
由上可得，王璋在江浙的禮佛、游歷應持續了較長的時間。九月至天目山參叩中峰明本，正式拜入其門下，從而與趙孟頫同列中峰門墻。故可大膽推測，在王璋這次南游期間，王趙二人極有會晤的可能。即使兩者未有聚首，趙氏也完全可以紹介“遠持事狀，請記以文”的明了前往王璋的行館拜求篆額。换言之，兩者合作書寫《大報國圜通寺記》應該發生在這一時期。
自元延祐六年（1319）十月十五日立石之日起，作爲碑刻的《大報國圜通寺記》一直存于圓通寺，寺亡後猶長期矗立在故址，閲盡滄桑。《（嘉慶）嘉定縣志》成書于嘉慶十六年（1811），該志卷九《碑碣》之“大報國圓通寺記”條載：“碑在圓通寺。”程祖慶于咸豐元年（1851）十二月纂成的《吴郡金石目》之“大報國圓通寺記”條載：“在嘉定縣治東北寺内。”前已述及，光緒六年（1880）《（光緒）嘉定縣志》成書時，圓通寺已廢，但此碑無虞，故該志卷二十九《金石志》之“圓通寺記”條載：“在圓通寺故址。”又過去五十八年，至1939年，《名人書畫、風景及古迹》载圓通寺舊址，“所存者惟趙子昂所書圓通寺碑一座而已”。
圓通寺興廢無恒，而此碑却能長期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嘉定人對趙書和碑版的鍾愛，其中錢大昕、盛薰即爲兩例。錢氏《潛研堂金石跋尾》卷十九“大報國圓通寺記”條云：
予少讀書城東，數游斯寺，摩挲趙松雪碑，輒移時不去。元仁宗稱松雪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讀記文，信然。書法圓勁，則松雪本色也。篆額者爲高麗國王王璋，其署銜云“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駙馬都尉、瀋王”。考璋以至大三年封瀋王，延祐二年請傳位于世子暠，詔授暠開府儀同三司、瀋王。碑立于延祐六年，璋猶稱瀋王者，暠雖受瀋王之封，而王印猶在璋所。至泰定二年，璋卒，暠乃襲爵受印。《元史·諸王表》云：“瀋王王暠，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可見，延祐之世璋爲瀋王如故矣。《元史·高麗傳》失書璋封瀋王事，又誤作章，皆疏舛之甚也。
錢氏不僅盛贊趙氏之書法水準和佛老造詣，每游圓通寺，均对此碑摩挲難捨，更以石考史，僅借助碑上王璋的署銜就補正了《元史》的兩處漏誤，足見此碑的重要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碑文末有附刻隸體文字云：
此碑遺載于書畫譜，而字迹完善，在文敏石刻中爲最，恐致剥蝕，因于廡楹閑木以衛之。嘉慶癸酉重九，里人盛薰識。
可知，嘉慶十八年（1813），盛薰爲防止此碑字迹漫漶，特意采取了保護措施。盛薰，字芳九，號蘭溪，嘉定人。嘉慶年間貢生。嗜法帖，好金石，曾摹刻王羲之《感懷帖》《蘭亭序》和明婁堅書《蘇文忠石鼓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首次全國文物普查中（1956—1959），《大報國圜通寺記》碑得到應有的重視。據1961年編制的《上海市嘉定縣文物保護單位情况表》顯示，該碑已被列爲嘉定縣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範圍爲：“碑石一塊（有碑頭），山門橋雙龍石刻一塊。”然而，在1979年《嘉定縣文物普查記録》的前言中，普查組無比痛惜地寫道：“又如圓通寺的石碑，這是中國金石史上有名望的趙孟頫碑石，本來是很有價實的文化遺産，可惜變成了三合土。”
作爲碑帖的《大報國圜通寺記》在世間亦流傳已久，據前引錢大昕所记，乾隆年間已出現“好事者往往椎拓傳于世”的情况，而椎拓的現象肯定在此之前也不乏其事。民國時期，上海碧梧山莊影印、上海求古齋書局發行的《趙松雪叢帖》，即包括此碑，爲剪裱形式，但囿于當時的印刷條件，細節和神采大打折扣。據筆者多年尋索，現民間尚存極少量的舊拓剪裱本，嘉定明止堂藏有其一，爲洪世豪豪廬舊藏，應爲清拓本。值得欣慰的是，嘉定博物館藏有兩套整拓本，其中一套含碑額，一套僅有正文，前者椎拓尤精。方今印刷技術日新月異，存真傳神，可細入毫髮，又逢金石學蔚然復興，相信下真迹一等的《大報國圜通寺記》印刷版碑帖在不久的將來極可能問世。
作爲文章的《大報國圜通寺記》，被謄録于《（萬曆）嘉定縣志》卷十八《雜記考下》《（康熙）嘉定縣志》卷二十二《藝文志五》，但録而不全，篆額者、撰書者、立石者等信息闕如。今人錢偉强整理《趙孟頫集》，據前者所載録入。民國時，繆荃孫纂《江蘇金石記》，據拓片録入。柴志光、潘明權主編《上海佛教碑刻文獻集》，主要據繆記并參照《（康熙）嘉定縣志》所載録入。《嘉定碑刻集》據嘉定博物館藏整拓本（含碑額）的照片録入。以上諸本，文字或闕略，或訛誤。兹不揣譾陋，以嘉定博物館藏整拓本（含碑額）爲底本，漫漶處從明止堂藏剪裱本補正，重新整理如下。
碑額：
大報國圜通寺之記。
碑文：
大報國圜通寺記。
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撰并書。
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駙馬都尉、瀋王王璋篆額。
余嘗以道德扣諸老宿，乃曰：“道，何物耶？依之而心修，從之而理順。德，何物耶？布之而利博，積之而行圓。返斯二者，則聖賢不取焉。伽藍者，著明道德之大宅也。西竺聖人目圓覺而爲之，充三際，徧十虚，貫一心，成萬德，故在處僧伽藍與天地相爲始終者，無他，蓋道德之自任也。”
嘉定州在吴郡之東南百里，形勢平夷，早潮暮汐，風颿浪舶，樓臺市井，今古鬱然。大報國圜通寺際州治之東北，相距咫尺。開山沙門明了，族高氏，壯年極猒塵氛，禮杭州般若寺住持愚叟賢公薙染。至元丙戌，手鋤椔翳，浩然有開拓之志。經營既殷，材力相稱。廣堂邃宇，宛若化成。大德己亥春，欽奉璽書，賜“圜通”爲額。越七年丙午，入覲。明年丁未冬，武宗皇帝加賜今額，錫“妙明圓悟佛心”之號，及欽受今上潛邸賜旨護持。至皇慶壬子，造物欲大其規制，一夕祝融卷入。無何，明年癸丑，奮志興修，首定向方，竭匠氏之智，取東山之材。圬墁陶冶，百爾咸臻。延祐丙辰，復奉旨加賜“妙明圓悟普濟佛心大禪師”之號。感恩優異，思報無所。三閲暑寒，諸緣悉備。重門突兀，衆殿峥嶸。庫院僧堂，儼從地湧。鐘樓經閣，飛跂雲端。庖湢庾廩之整嚴，廊廡寮舍之深靚。朱楹瑩礎，雜影如林。金像寶鬘，交光若網。師資授受，甲乙相承。復建大吉祥皇慶寺于州治之北可二里，命净行沙門十六員歲修法華，長期繩繩，觀室井井，禪龕魚鼓燈香，幻成净土。又建大資福壽寧尼寺于州治之東南隅，蒼松古檜，碧砌朱甍，六窗自虚，纖塵不到。兩寺顛末，具在别記。奚財力之可臻，必願行而乃萃。曉磬鳴而象龍集，夜禪起而聲色空。真風扇有漏之塵，覺花開無影之樹。締構之功，什既八九。延祐己未，建大佛寶閣九間于圜通寺後。曇華萬朵，開敷其中，金色光眀，照心奪目。三寺贍衆之土，厚薄悉書碑陰。遠持事狀，請記以文。
余聞圜通大士從聞思修以至成就，不思議無作妙德。其尋聲感應，如鏡照鏡，豈有爲功用所能比哉？吾儒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謂也。佛書以道德爲圜通之因，圜通即道德所證之果也。繼繼于百世之下者，苟知道德之可從，則圜通未嘗不久且大矣。余何言哉？
是歲十月之望，當寺住持沙門明了立石。
末有嘉慶十八年（1813）盛薰附刻隸體跋文一行，四十五字，復鎸二印：“盛薰之印”（白文印）、“蘭溪”（朱文印）。盛跋前文已引，兹不重録。
細審拓片，還可發現此碑的一大特徵，文中“兀，衆殿峥嶸”五字，刻工初誤刊爲“衆殿峥嶸庫”，後再更正爲前者，故存在字下有字和筆畫疊壓的罕見現象，亦是鑒定該碑拓本的一個重要依據。
結語
圓通寺歷經元、明、清三朝，屢毁屢修，終究在歷史的滄桑巨變中歸于無形。歷代文人學士鍾愛的碑刻《大報國圜通寺記》，思筆雙清，文書兩妙，係趙孟頫晚年力作，對探究其文學造詣、佛學思想、書法藝術、交游關係，以及研究佛教史、中韓關係史等，都具有極高價值。雖一度擁有文物保護單位的身份，但亦化爲齏粉，僅剩拓本和録文流傳。然而，所幸前人勤于記録、研究和收藏，仰賴他們的心血，今人猶可溯考斯寺斯碑的存亡梗概，并遥瞻僑寓嘉定的趙孟頫和他留下的文化印痕。唐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詩云：“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獨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筆者想説的是，即使勝迹毁廢，趙公碑不在，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借助種種歷史痕迹，予以構建和復原，不致使之漸行漸遠，完全隱入塵烟。
王光乾：嘉定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