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新读｜沙孟海：谈秦印

编者按：

谈秦印

沙孟海

刊于《书法研究》1983年第3期

篆刻家常说“取法秦汉”。秦印指那些？实在难得明确的概念。

过去人们所称为秦印的有两种：其一是朱文小玺，即所谓“阔边碎朱文”。其一是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兹分论之：

第一种朱文小玺，传世不算少数。明顾从德《集古印谱》中已收录一百多方。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是古玺，所以编列在最末一卷《未识私印》内。万历间，朱简作《印品》《印经》两书，开始鉴定这批朱文小印是“三代印”“先秦印”。“三代”二字范围太宽。“先秦”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这话相当准确。由于朱简两书流传不广，篆刻界一般多未见到，连号称渊博的《印人传》作者周亮工，也似未见过。在《印人传》卷二《书徐子固印谱前》中说徐坚“仿古小秦印章，自朱修能（简）外，不能多让矣”。周亮工也称为“小秦印章”，别人更不必说。自从明季以来，在徽、浙两派诸大家直到晚清徐三庚、赵之谦、黄士陵等人作品中，拟刻这一体的，旁款每题“仿秦小印”，或云“仿秦玺”。师徒授受，由来已久，成为风气。这一名称，显然是错误的。宣哲《畏斋藏玺序》云：“自海丰之吴（吴式芬）识别古玺，谓出三代。高南郑所玺（指高庆龄《齐鲁古印玺》）厘然于开卷之首。于是古玺之时代始有定论。”上虞罗氏《赫连泉馆古印存序》亦详论之。今天所见近代谱录家无不将朱白文各玺列在印谱第一卷，且已有辑成专谱者（如《千玺斋古玺选》《畏斋藏玺》便是）。古玺的时代，在近代才基本上确定下来。但今天也还有人沿用“秦玺汉印”的旧称，还认朱文小玺为“秦印”，那是必须纠正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的中央集权制度。金石制作相当多。南北诸山刻石以外，还有度量衡器所刻诏书等，都有明确的年代。印章，既无纪年，也非文献记载所及，后人凭空推断，问题就多。把战国或战国以前的朱文私玺定为汉印，当然不对。叫它“秦玺”“秦小玺”，这个名称更不妥当。卫宏《汉旧仪》卷上说：“秦以前民皆佩绶（疑有误字），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通行本作“汉以来”，今据蔡邕《独断》引更正），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秦代制度，只限皇帝称玺，臣民一律称印。这批私玺称为“秦玺”，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说到世所艳称的“秦受命玺”，即所谓“传国玺”，那是更不足信的东西。据说玉出兰田山，李斯篆文，孙寿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作“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十口相传，似乎真有其事。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八摹录三种传本，皆大型，每颗约有十厘米见方，又都是鸟虫书体势。试问在尚未发明纸张和印色以前，封志诏令还是使用封泥？配不配用这么大的玺印（战国有巨型玺，但非用于文书）？许慎《说文解字叙》：“自尔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五曰摹印。”“虫书”即鸟虫书，亦称鸟书，另为一体。把鸟虫书用在玺印上，也明显不合当时的制度。薛尚功按语中已说“疑以传疑”。这三颗玺文，显然出于后人的伪造（明沈德符《秦玺始末》一书，意在驳正旧说，但文字支离，不解决问题）。

第二种被认为秦印的是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

吴式芬、陈介祺合辑《封泥考略》卷一著录的陈介祺所藏“皇帝信玺”四字封泥，这才是真正的秦代皇帝六玺之一的印痕。玺方2.6厘米，白文，有田字栏格，字体是小篆，略取方势，而不曳脚。这一形制，完全与时代符合。《晋书·舆服志》说：“乘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封泥考略》目录题作“汉帝信玺封泥”，又对又不对。他们忘却了汉代皇帝六玺原是秦代六玺的旧物。《史记· 秦始皇本纪》曾有如下一段记载：“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当时子婴送奉刘邦的，必是宫中所用整套的玺和符。这颗“皇帝信玺”，便是其中之一。《封泥考略》出版以来，至今已有六十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颗玺。日本学者编的《书道全集》第三卷所录封泥多采自《封泥考略》，但这颗“皇帝信玺”却未收入。

秦书八体，“五曰摹印”。究竟“摹印篆”是怎样的一种字体呢？传世玺印数以万计，究竟哪一种形制是属于秦代的呢？到今天为止，学术界意见还是出入很多。个人认为，《封泥考略》所收的“皇帝信玺”这颗封泥便可作为衡量秦印的尺度。就字体论，大家知道，秦统一中国后，曾经做过一番“同书文字”工作。战国时代各国通行文字，形体上有不少的差别。到那时把它全面整理一下，确定秦国文字为标准体，名曰“小篆”。将其他各国文字形体上与秦国文字不合的一律作废。所以当时应用到玺印上的“摹印篆”不是别的，就是依小篆笔画略取方势，以适合于方形的印面。有这颗“皇帝信玺”封泥可证。把秦代以小篆为基础的“摹印篆”与战国或战国以前各国文字特别是各国官私玺文相比较，差别极大，一望便可分晓。此其一。就形制论：秦代官印已有一定的制度，不似战国时代官印大小相差悬殊，式样变化很多，地方色彩相当浓厚。还有一层，战国时代白文玺，绝大多数有边栏，有些还已有界格。秦印由战国玺发展而来，仍旧保留着边栏，更多使用界格，那是很自然的发展过程。此其二。作为秦印最重要的证据，是这批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中间，曾经几次发现过“邦”字。《十钟山房印举》有两个“邦候”印，皆白文，长方形，有日字栏格。《陆庵孴古录》有“邦尉之印”，白文，正方形，有田字栏格（上虞罗氏旧编《陆庵孴古录》，未见其传本。罗氏后人罗福颐先生曾摹取“邦尉之印"印文散入《汉印文字征》中。据他回忆，此印确有田字栏格）。浙江博物馆藏有“邦司马印”铜印，是黄宾虹先生旧物，白文正方形，也有田字栏格。汉代避刘邦的讳，用“国”字代替“邦”字（汉代诏书引用《尚书》成语“协和万邦”改作“协和万国”，便是一个例子）。以上四颗印，都不避“邦”字，肯定属于秦代而不是汉代。此其三。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这说明汉初官职基本上沿袭秦代旧制。印章，除皇帝六玺“遵秦不改”，其余百官公卿，多数也仍旧贯，少有改动。那一套有边栏有界格用“摹印篆”的白文官印制度，创始于秦代，沿用于西汉初期（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才逐步有所改变）。

以上谈的是官印。至于私印，秦统一中国后未听说对私印制度有什么规定，今天鉴别更加困难。由于秦统一中国时期只有短短十五年（公元前二二一至前二〇六年），当时官吏和人民还都是战国晚期的人。他们所用私印，很可能沿用战国晚期的形制。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第一册至十七册，绝大多数收录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标为“周秦”。“周秦”时代范围太宽，其中一部分字体还没有形成小篆的，应是战国玺。一部分篆法已有简笔和减笔的，应是西汉中期以后印。剩下的部分才是秦及西汉初期印，不过很难划出界限来。据记载：“山左多出白文官私玺，归化多出朱文私玺。关中古帝王都，故官私玺印皆多且精。”（见《澄秋馆印存序》）可见不论是玺是印，都还有地区风格的差异。陈介祺只笼统地标为“周秦”，料想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今天遗存的真正秦印包括官印和私印，估计数量不会太多。将来在全国范围内地下考古发掘工作做得久了，出土玺印多了，可能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更多帮助，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为止。

以上意见可能有错误，希望并世学者加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