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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刊出徐邦达先生批驳拙作《陆机〈平复帖〉商榷》的文章,这正是我深所期待的。碑帖考据的争论,前有《兰亭》真伪之辩,近年来,这一领域颇有沉寂之慨。但可以深信:由一二权威拍板的不正常情况,在目前比较民主的学术空气中是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对于《平复帖》书者是否为陆机的探讨,其重要性似乎不亚于“《兰亭》论辩”。我希望有更多的同道畅所欲言,使这个问题日趋明朗。陆机《平复帖》
徐先生的反商榷,我觉得无论对拙作还是古文都是不甚明确的。他的某些论断,往往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所以,大有一正视听的必要。一、对《平复帖》中“寇乱”所指为永嘉之乱的认识——我早就亮出底牌——是基于遍检《全晋文》和《晋书》,拈出相同用例的八个例旬,经过类比分析后逐渐形成的。有鉴于晋人言文实录中凡举“寇乱”彼此皆可心照不宣的语言实际,“寇乱”一词作为约定俗成的凝固的“常语”地位殆可成立。倘若徐先生意欲证明我的“不科学”,应该采取以下两条途径:要么重新查阅一逍我据以立论的两部巨著,冀希我或许隐瞒着对己不利的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要么另行找出这两部书之外的使我不攻自破的证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此这般才有说服力。然而徐先生是否这样做了呢?我看丝毫没有,因为他竟拿不出一条与“寇乱”连文的例子,却省事地斤斤于几乎俯拾皆是的一个“寇”字,这毕竟于事无济。其实,拙文中也未始没有讨论过“寇”字,我说:“从史法上说,‘寇’字用作名词,即蔑称外部的敌人(包括叛变者,但作逆者不在此例);若为动词,则指外敌的入侵。”不管这个归纳是否有以偏概全之弊,但并未认为“寇”专指“少数民族如五胡之类”却是十分明白的。徐先生所举陆机《辨亡论》中的两个句子,正说明我的归纳没有错,因为陆机所斥的“寇”,正是站在自许正统的立场上对“外部的敌人”的“蔑称”。所以徐先生之谓“倘若我没有理解错曹氏所说的”外敌“必是指异族的敌人的话”云云,恰恰是“理解错”了。“寇”是一个多义词,它的意义随语境而转移,而“寇”与“乱”两个语素一俟合成“寇乱”一词,它在特定时代中的特殊意义就是明确单一的了。不明乎此,无疑会犯语言学上的常识性错误。二、徐先生反对“彦先”为贺循,他责难云:“《平复帖》中的彦先是患的‘羸瘵之疾’,按《说文》释‘瘵’字云‘劳病也’,即今之肺结核,得此病而死的大都为青年人,贺循比陆机一岁,陆机被杀时贺为四十四岁,卒年为六十岁,须后十六年。那时如果生了肺病,因为没有特效药,决不可能在四十四岁时已经肺病危殆而再能拖延十六年才死去的。此亦为这里的彦先不可能是贺氏的一个佐证。”这应该是对启功先生观点的反诘。我认为《平复帖》书于“西晋怀愍末叶至元帝中兴之初”,贺循的“危殆”并不在陆机被杀前。但只因同抱贺循说,则仍在扫荡之列。然而需要弄清的是,“羸瘵”到底是否“肺结核”?查阅的结果,使我遗憾地看到,徐先生居然连《说文》也是看错了的。《说文》“瘵”字只释为“病也”,“瘅”字才是“劳病也”。纵使徐先生另有所据,但即如“瘅”的“劳病”,也决不是痨病若徐先生发明谓“今之肺结核”者,这只需看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瘅”字条便可明了。《说文》:“羸,瘦也。”则“羸瘵”只不过是一种日见瘦弱的疾病的泛称。文献中“羸病”“羸疢”“羸疹”之类不乏其例,都是指这种病因不能为落后医学所察知的痼疾。贺循本传中记载的,难道不正是“羸瘵”逐步严重的病史吗?就此两点已足见徐先生反商榷的无力。我想,在讨论问题之前已被先入为主的成见所左右,因而不敢对“流传有错的旧说”产生怀疑并加以纠正,总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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