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定陶王墓地（王陵）M2（定陶縣靈聖湖漢墓）是已發現的西漢時期“黄腸題凑”形制墓葬中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結構最複雜的一座。墓葬建設中使用了超過三萬塊陶磚，絶大多數磚上帶有標識工匠身份的文字和符號，文字以書寫爲主，符號則以刻畫爲主。論文首先從傳統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對墓磚在墓葬中的使用情况做了詳細介紹；其次，對文字内容進行了基礎的分類整理，即分爲人名類、地名加人名類、人名加數字類、人名加吉語類四種；同時，對墓磚上文字的書寫或刻畫位置、行筆方向進行了分型分析；最後，對文字的書體與顔色以及刻畫和戳印標記做了介紹。定陶王墓地（王陵）M2出土文字磚對于研究漢代大型墓葬營建過程、“物勒工名”制度、書體演變、製磚工藝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學術資料。山東定陶王墓地（王陵）M2（定陶縣靈聖湖漢墓）位于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馬集鎮大李家村西北約1000米。根據出土黄腸木表面紀年題記，判定墓主人爲西漢哀帝生母丁太后，墓葬的建設年代爲公元前5年前後。該墓葬使用了漢代最高等級的墓葬形制—黄腸題凑，是已發現的“黄腸題凑”形制墓葬中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結構最複雜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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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墓葬爲“甲”字形土坑竪穴“黄腸題凑”積砂墓，墓道東向94度。墓葬四周“回”字型夾板夯築臺基以及墓道兩側闕臺的形制具有特殊的禮制性意義。木椁墓室呈方形，邊長23米。墓室頂部、底部鋪設兩層青磚，四周用單層磚壘砌封護，用磚總量達三萬塊以上。（圖1）頂部磚的砌築方式爲對縫平鋪，相鄰磚縫能互相對齊，磚平放砌置。其中，東側及西側局部爲縱列（與墓道軸綫平行）平鋪，餘下大部分爲横列平鋪。四周墻面的砌築方式爲平磚錯縫順砌，平磚指將磚平放砌置，順砌指在置磚的時候將磚按建築面闊方向擺放，上下兩層磚縫交錯爲錯縫。磚和磚之間未使用任何黏結材料（乾砌）。墓室由前室、中室、後室、側室、門道、回廊、陪葬室、題凑墻組成。前、後室南北兩側各有一個帶有壁龕的側室，中室南北兩側各有兩個側室，再外爲一周回廊。回廊外分布十二個陪葬室，其中南北兩側各四個室，東西兩側各兩個室。最外爲疊壘的“題凑”墻。墓室結構整體南北、東西對稱，東南西北相對應四個門道。回廊外各室間隔壁均爲小型黄腸木壘砌。2010年至2011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澤市文物管理處、定陶縣文管處聯合組隊對M2進行了搶救發掘，提取墓室上方兩層文字磚一萬三千餘塊。2020年以來，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菏澤市定陶區定陶王陵保護研究中心對M2進行了拆解保護，現已提取墓室四壁文字磚四十七層總計一萬零三十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定陶王陵保護研究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對這些文字磚進行了保護修復。在保護修復過程中，對文字磚的資訊進行了完整的提取和記録。（爲方便表述，本文引用文字磚編號時以“A”代指2010年至2011年提取的文字磚，“B”代指2020年後修復的文字磚。）陶磚爲草拌泥質，經高温燒製而成，多呈青灰色，磚體表面可觀察到植物莖葉焚燒後留下的空腔痕迹。磚形爲長方體大條磚，長約38厘米至40厘米，寬約18厘米至20厘米，厚約9厘米至10厘米，長寬厚比例爲4∶2∶1。絶大多數磚上帶有標識工匠或捐獻人身份的文字和符號。文字以書寫形式爲主，兼有一定量的刻畫文字與少量的印文（姓名印、吉語印）。内容以“物勒工名”性質的人名爲主，并涉及地名、吉語、數字等；書體有隸書、草書、篆書等；書寫顔料多樣，包括朱書、墨書、白書等。除文字外，磚體上還多有標記符號，可分爲戳印符號和刻畫符號兩大類。墓磚上書寫或刻畫的文字可分爲人名類、地名加人名類、人名加數字類、人名加吉語類四種。（圖2、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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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書寫或刻畫人名的墓磚數量最多，性質可能爲“物勒工名”式的工匠或捐獻人名。截至目前共整理出人名一百四十二種，包括書寫人名一百三十種、刻畫人名六種（寇令、周一、孫吉、杜侯、焦山、焦山陽），書寫與刻畫同出人名六種：任史（寫與刻）、任史（寫）與任少史（刻）、任春（寫）與任子春（刻）、向明（寫）與向子明（刻）、鄭平（寫）與鄭少平（刻）、干示（寫）與干子高（刻）；目前統計到的人名涵蓋四十二種姓氏，包括四十種單姓、兩種複姓，其中李姓所出人名最多，有二十二種，現將姓氏列舉如下：曹、程、崔、丁、杜、馮、蓋、干、高、焦、犁、寇、茨、靳、頝、李、柳、向、張、韓、巠、樂、孫、尚、吕、王、田、桃、夏、徐、許、楊、尹、兒、任、梁、龐、鄭、周、朱、公澤、綦毋。截至目前共發現十二個刻畫姓名，分别爲寇令、孫吉、周一、杜侯、焦山、焦山陽、任史、任少史、任子春、向子明、干子高、鄭少平。另外，還存在有僅刻畫姓或僅刻畫名的情况，姓氏包括焦、王、李、張、杜、干、田、尹；名有平（Ⅴ!2-28、A07640曹平）、子（IV"24-10、A00359鄭子）。目前發現的地名包括“山陽昌邑煬里”“山陽東煬里”“梁丘亭西”“梁丘亭東”“平昌里”等數種。地名通常與人名同出，例如“山陽昌邑煬里李長孟（Ⅴ"21-15）”“山陽昌邑煬里李賈（？）（Ⅰ"10-6）”“煬里鄭敖（Ⅳ!6-74）”“煬里馮子張（Ⅰ!2-34）”“山陽東煬里鄭中公（Ⅰ"22-5）”“山陽東煬里（WZ&:58）”“梁丘亭西龍郎（SZ7:40）”“梁丘亭東受子臧（WZ7:50）”“梁丘靳員（WZ::9）”等。據《漢書·地理志》載，景帝中六年（前144）立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别爲山陽郡，天漢四年（前97）更山陽爲昌邑國，後劉賀被廢除國復爲山陽郡。“昌邑”屬山陽郡二十三縣之一，西漢時大部分時間爲郡治所在，下有“梁丘鄉”。據此，“梁丘”“梁丘亭”以及“煬里”“東煬里”“平昌里”等地名應均屬“山陽”或“昌邑”管轄區域。此類磚的製作者也應來源于山陽郡昌邑等地，或者直接由該地的人提供墓葬用磚。《漢書·外戚傳》載“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家在山陽瑕丘……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内其女爲姬”。因此，作爲曾經的山陽王劉康封國所在地，山陽昌邑等地爲丁昭儀墓製作或捐獻磚應爲可信，同時也應合漢哀帝葬其母“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覆土”之言。
人名與數字同出的現象并不多見，或反映了工匠勞役的時間和製磚數量。
工匠除標記人名外書寫數字、地名大多還是出于實用性考量。除此之外，在M2墓磚上還發現寫有“大吉”“日入千萬”等吉語類文字的情况，且這些吉語大多用朱色顔料書寫，這可能代表了工匠的個人喜好與祈願。（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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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書寫吉語外，在書寫“徐平”與“徐房”等磚上發現刻畫有“大（太）平”二字，另外在右側面以朱書書寫“徐平（WZ#:6、B00529）”、左側面刻畫“大（太）平”的磚上還發現有“天平”的戳印，和書寫文字在同一面，推測亦爲吉語。（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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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發現部分人名存在書寫訛誤的情况，如標本Ⅳ!5-99、A05055的墓磚端面寫有人名“蓋君君”，僅此一例，觀其書寫風格與墓磚中常見人名“蓋君長”相近，應爲“蓋君長”訛寫而成；還存在“鄭子高”的“子”與“柳少”的“柳”反寫的情况。在刻畫方面，右側面寫有“孫翼”人名的墓磚左側面常刻畫“孫”和“Z”字形符號，可能是爲了刻畫方便，所以將“翼”字省寫，以“Z”字形符號代替。（圖6）另有部分人名書寫潦草、筆觸生硬，這些都與書手的民間性有關，這批墓磚上文字的書寫者可能文化水準較低，出現訛誤、省寫、簡寫的情况十分常見。絶大多數人名書寫或刻畫在磚的端面，少數人名寫在磚的正面（背面）或頂面（底面）。（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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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字書寫（刻畫）的位置以及書寫（刻畫）順序，可分爲以下幾種型式。A型：在磚的端面書寫，又可分二亞型，Aa型爲磚立放，Ab型爲磚平放。![]()
圖8
Aa型，書寫（刻畫）順序爲由上至下，爲最普遍的書寫方向，内容大部分爲人名，少部分爲地名加人名，如“煬里鄭敖”。（圖8）
Ab型，書寫内容爲姓名，分三式：Ⅰ式，書寫（刻畫）順序爲從上到下（Ⅲ"9-2、A1365 尚然）；Ⅱ式，順序爲從左到右（SZ=:41、B4649柳威）；Ⅲ式，順序爲從右至左（EZ*:2、B05202夏子良）。（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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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在墓磚頂面或底面書寫（刻畫），順序從上到下，内容多爲人名（SZ8:44、B03257茨細），此外還有地點（WZ&:58、A01794山陽東煬里）、地點加人名（Ⅴ"17-8、A11500山陽昌邑煬里李長孟；SZ7:40、B02876梁丘亭西龍郎）。（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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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文字位于正面或背面，順序由上至下，内容多爲姓名（SZ7:40、B02876龍郎；WZ@:9、B05804韓臨），存在個别磚文内容複雜的情况，如Ⅱ"10:58 平昌里干子高，瓦作七十日，四十第。（圖11）另外，墓磚還存在少數的三面或兩面均有字的情况，標本V!12:44（兩面有字，Aa型和B型）。（圖12）標本V"47:2——向行；大尚子行，日入千萬，入大實，廾〈大〉尚子行。日。（Ab型Ⅰ式和C型）。（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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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存在左右端面均有字（Aa型）的情况，如“柳威”。（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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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畫人名大部分出現在磚的端面，左右側面均有，呈Aa型。（圖15）少量出現在磚的正面與底面。（圖16）![]()
刻畫人名的方向多爲從上至下，與書寫文字Aa型一致，但也存在刻畫文字與書寫文字方向不一致的情况，如任史（Ⅱ"24-20、A08637），書寫文字爲Ab型Ⅰ式，刻畫文字爲Aa型。（圖17）
文字出現的位置可能與字數的長短和燒製後磚的擺放有關。字數較少的人名大多書寫（或刻畫）在端面，字數較多的則書寫（或刻畫）在頂面與正面。書寫未見字迹流淌現象，推測書寫面是平放而非竪放的，多數陶磚立放于地面上，即磚端面朝上，書手俯身書寫。結合墓磚的壘砌方式可知，書寫（或刻畫）在端面的人名大多被遮蓋住，可知這些人名標記并不是爲了美觀，而是有一定的實用性，應是“物勒工名”制度的體現。墓磚的字體包括草書、隸書、篆書三種，絶大部分書寫人名爲俗隸和草書，這應與書手的民間性有關，目前發現的篆書僅出現在印章上。（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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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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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色分墨書、朱書和白書三類，以墨書和朱書爲主。經科技分析，黑色顔料爲墨，朱系顔料以赤鐵礦爲主，還有少量的硃砂和黄丹（密陀僧），白色顔料爲方解石。（圖19）刻畫符號包括“○”形、“X”形、“+”形、“#”形、“—”形、“╲”形、“╱”形、“七”字形、“田”字形、不規則形刻畫等。這些刻畫符號大多十分簡潔，形狀并不複雜，便于刻畫。（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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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還發現了刻畫的雙魚形圖案（SZ@:45）。此種刻畫圖案目前僅見一例，該磚表面無書寫或刻畫文字及其他標記，因此該圖案并非工匠的身份標識，或爲當時的製磚工匠在勞作之餘進行的“藝術創作”。（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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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印符號包括“ ”形戳印、“□”形戳印、“○”形戳印、“□”形戳印、“○”形戳印、“五銖錢”戳印、“鋪首銜環”戳印等，并且與人名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如“五銖錢”戳印多與人名“孫仲”同出，書寫有人名“崔經”的墓磚上常有“ ”形戳印。（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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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印章包括姓名印、肖形印、吉語印三種，應也是工匠爲了標識自己的身份所用，印有“諸張宗印”的磚上常刻畫有“張”字，“樓闕圖”則僅出現在寫有“干戎”人名的墓磚上。（圖23）
總之，定陶王墓地（王陵）M2出土文字磚數量巨大，保存完整，内容豐富，年代明確，是研究漢代大型墓葬營建過程、材料轉變、磚銘、製磚工藝等問題的重要學術信息。從出土青磚表面“物勒工名”文字書寫形式、書體、内容，刻畫符號等考古信息來看，爲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書體從隸書、草書到楷書的演變提供重要實物資料，也給我們判斷墓主人以及姓氏的演變提供了重要資料。這批資料既具有重要歷史研究價值，也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附記：定陶王陵M2的發掘單位爲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單位是定陶王陵保護研究中心，發掘領隊崔聖寬。出土墓磚的保護與修復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陶王陵保護研究中心完成，另有西北大學、西北民族大學、江西陶瓷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萊蕪職業技術學院等院校文物保護與修復專業參與了修復。
本文爲2024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山東定陶王墓志2號墓出土文字磚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4BKG015）的阶段性成果。
崔聖寬：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艷芳：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馬翠蓮：定陶王陵保護研究中心
原載《書法研究》二〇二四年第五期
郵箱：shufayanjiu201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