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朱巨川告身》爲名的古代法書不止一件，除了衆所周知的徐浩本外，自宋代以來，還有歸于顔真卿名下的兩件同名作品。這兩件《朱巨川告身》明代被分别收藏并刊刻成帖，到清乾隆時先後進入了清宫内府，連同歷代題跋一起再次被合并刊刻。雖然原作不存，根據這些刻本拓片，可以還原其遞藏過程，同時根據書法特徵和古代告身書寫制度，推斷這兩件《朱巨川告身》與顔真卿無關，而是出于吏部書手，被後人附會爲顔書。傳爲徐浩所書者，也屬此類。論文借此個案進而引申出“書以人傳”的觀念，在古人對待無名法書作品産生的影響問題時，攀附名家的慣性思維延續至今，在研究領域仍然存在。
關鍵詞：
· 📖 ·
告身，别稱官誥、告牒、告命等，係中國古代授官或解除官職的憑信，相當于任命狀或辭書令，具有身份證明的作用。《通典》卷十五載唐代選補官員之制云：“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于兵部。”蓋此項制度早在北周時已存在，一直沿用至清代。目前可知的告身實物當以唐代爲最早，據統計包括文獻、書迹、石刻、出土文書等在内，將近有四十件，如敦煌就曾出土多件唐代官員告身，宋代刻帖中南宋《淳熙秘閣續帖》收有《張九齡告身》和《李紳告身》，南宋留元剛刻《忠義堂法帖》，收録了六件顔真卿家族成員的告身，而更爲人熟知的當屬傳爲顔真卿、徐浩書寫的兩種《朱巨川告身》以及顔真卿的《自書告身》。中唐時期，顔真卿與年紀稍長的徐浩一改初唐歐、虞、褚三家娟秀雍容書風，合力開創了以雄强渾厚爲美的楷書新風格。到北宋時顔體更是成爲士大夫推崇的主流書風，在著録北宋皇家收藏的《宣和書譜》中，著録顔真卿名下書迹共二十八件，《朱巨川告身》是六件正書之一。更早的米芾《書史》中也記載了一件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同時米芾還記録了另一件《朱巨川告身》則被作爲徐浩所書的行書本。時至今日，顔真卿的《自書告身》與徐浩《朱巨川告身》均有墨迹流存，并被多次刊刻、影印，廣爲人知，而傳爲顔真卿書寫的《朱巨川告身》墨迹，歷史上名聲也十分顯赫，曾出現過兩卷同名之作，晚明陳繼儒更將書齋命名爲“寶顔堂”。清代兩卷先後進入内府，至清朝覆滅後下落未明。20世紀60年代，日本學者大庭修曾根據傳世三件《朱巨川告身》討論唐代考課制度與官員遷轉。而本文將着重于書迹，從藝術史的角度，對其源流、遞藏、作者歸屬以及影響進行探究。朱巨川（725或727—783），字德源，嘉興人。二十擢明經。初仕左衛率府兵曹，歷睦州録事參軍、鍾離令兼大理評事，入獨孤問俗鄂岳觀察使幕，兼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大曆七年後改李棲筠浙西節度使從事，入朝爲左補闕，起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换司勳員外郎，拜中書舍人。建中四年三月卒，年五十九（一作五十七）。歷史上名爲《朱巨川告身》者共三卷，兩卷傳爲顔真卿書，一卷傳爲徐浩書。米芾《書史》記載了《朱巨川告身》的早期流傳歷史，今録于下：《朱巨川告》，顔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顔《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秘玩。然如徐浩《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故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于劉涇處换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從米芾所記可知，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原爲朱巨川後裔名號灌園者所有，米用金梭换得。王詵很喜歡這件，用韓幹畫的馬與米交换，而米芾很快便用韓馬與劉涇交换了一塊奇石。米記時顔書《朱巨川告身》尚在王詵處。米芾同時提到還有一件《朱巨川告身》藏于王衷處，類似徐浩所書。王詵之後，這件顔書《朱巨川告身》的流傳不明，是否即是《宣和書譜》記載者尚待考察。而那件被米芾認爲類徐浩書者，原先和正書本一樣，應當都是從朱氏後人處散出，經王衷、劉涇遞藏後，進入了徽宗宣和内府，即目前所見的墨迹本，其卷尾尚殘餘“宣和”鑒藏印記，不同的是它已被當成了徐浩真迹，在《宣和書譜》中列爲徐浩名下三件正書之首。（圖1）圖1 （傳）徐浩《朱巨川告身》中被裁切的“宣和”印與陸機《平復帖》“宣和”印對比兩種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墨迹雖然今均已不可見，但在明清兩代皆有刻帖，目前所知明代至少有兩種刻本，清代進入内府後，于乾隆朝又被兩次刊刻成帖。現分别介紹如下。《停雲館法帖》是文徵明父子集刻的一部重要法帖，收録均爲文家曾藏歷代法書，多爲墨迹，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被收入卷四中，共計三十九行，後有元人鄧文原、喬簣成兩跋。（圖2）鄧跋云：“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喬跋云：“右顔魯公書朱巨川告即《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蓋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玩，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尚。龍集辛亥仲秋朔喬簣成題。”（圖3）圖3 《朱巨川告身》明《停雲館法帖》本鄧文原、喬簣成題跋從拓本可知本幅前後的鑒藏印包括：乾卦（存半）、紹興圖書（存半）、文節世家、連珠（存半未識）、紹興連珠印、紹興連珠（存半）、喬氏私印、喬氏臾（簣）成、陸友之印、寶藏、殘印（未識）、奉華堂印（九叠文）、御前之印。董其昌集刻的《戲鴻堂法書》以搜羅龐雜著稱，其中既有董自藏的，也有他經眼鑒定的書迹，爲求數量，一些作品衹選刻部分。此帖雖被詬病抉擇不精、刊刻未佳，但保留了大量當時流傳的法書消息，仍有一定價值。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在卷一，鍾紹京書後，題爲“顔真卿真迹”，而正帖僅有兩行，第一行中楷四字“尚書吏部”及“尚書吏部之印”印，下方有蠅頭小字五行，第二行小字“起居舍人試知制誥朱巨川”。（圖4）雖然《戲鴻堂法書》本衹有短短一段，但比較《停雲館法帖》本，可發現同名爲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二者内容不存在重合，即明代當時存在兩件不同的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清宫内府舊藏一卷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曾在乾隆朝被收入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乾隆三十九年弘曆又獲得一件同名作品，他對兩件《朱巨川告身》作了比勘研究，後將二者同裝，并合刻上石。此爲乾隆十五年所刻，顔真卿《朱巨川告身》當時已久在宫中，被收入了卷三，所刻内容與《停雲館法帖》本完全一致，衹是後有鄧跋，未刻喬跋。此爲乾隆五十五年内府單刻本，原石置于何處未知，見拓本兩卷，一爲私家收藏，一爲啓功舊藏，兩卷内容一致，均爲清宫内府烏金拓，首尾完整。卷前有乾隆御筆引首“其人乃因書以傳”，并乾隆三十九年御筆長題及乾隆四十年御製題詩一首，之後依次完整摹刻兩種正書《朱巨川告身》，最後部分是負責刊刻的翰林館臣小字後記，卷末有“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正月奉旨摹勒上石”篆書年款兩行。（圖5）這次刊刻的價值重大，首先在所有刻本中，這是唯一將兩種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收集在一起合爲一卷的。其次，精良的摹勒技術保留了最完整的底本面貌，包括卷中所有的題跋以及印鑒，明代兩種刻本與之相比，或多或少均存在缺失。其三，乾隆及翰林館臣的題記反映出當時已做了相當程度的研究考證工作。因此在真迹佚失的情况下，此卷拓本成爲今天研究兩件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最可靠的圖像文本依據。乾隆對兩種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的意見詳見于卷前御筆題記，全文如下：《石渠寶笈》舊藏顔真卿書《朱巨川告》已刻入《三希堂法帖》。今復得此卷，疑兩本必有一贋，亟驛致舊卷較之，文各不同。此卷爲建中元年八月巨川以朝議郎行起居舍人試知制誥，舊卷爲建中三年六月巨川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舊卷有誥詞而此卷則無，此卷有擬階申聞數行而舊卷則無，卷前書例亦異，或唐誥體式本有差别，未可知也。考舊卷後陸完跋云，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顔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王詵篤好顔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顔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并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别本耶云云。此卷前後具有宣和小璽，其爲《宣和書譜》所載無疑，惟曾經王詵收藏與否，無題跋可證，審視後隔水壓縫二印，各存十之一二，或原跋爲妄人割去作僞惑世，亦事理所必有也。又考陳繼儒《秘笈》載顔書《朱巨川告》真迹有二卷，皆絹本，所云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者，此卷是也。其云《停雲館》刻墨迹後有鄧文原、喬簣成二跋，向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今藏予家者，舊卷是也。張丑《清河書畫舫》亦云《巨川告》在陳仲醇家，絹本完好，即《停雲館》所刻者，更足爲繼儒收藏之據，獨其《秘笈》所識，乃未書于卷後，又殊不可解耳。此二卷自宋以來皆各自分藏，今乃爲延津之合，意者，真卿名迹所在，或有丁甲呵護之。然唐人告身多矣，皆不知銷沉何所，此二告賴顔書以并存天地間，庸詎非巨川之大幸乎？甲午仲秋月中澣御識。誰識告身有後前，豐城無意得珍聯，高卑品秩因文别，今古風規以字延，舟楫豈誠巨川用，龍蛇斯實灌園傳，弆藏題識率難考，何礙驪珠真者全。顔書《巨川告身》前後凡兩卷，合題此什。乙未新正御筆。另外，阮元《石渠隨筆》卷一也記載了内府收藏這兩卷的情况：顔真卿書《朱巨川告》二卷并絹本，前爲建中元年告，後爲建中三年告，後卷先入《石渠寶笈前編》，前卷乾隆甲午始得，御筆加識合題匯藏一匣，庚戌并摹上石，賜内外臣工。在著録清宫收藏書畫作品的《石渠寶笈》初編及續編中，我們亦可找到這兩卷的記載，建中三年本著録于《石渠寶笈》初編卷十三，貯藏于養心殿，列爲書畫上等；建中元年本著録于《石渠寶笈續編》卷十二，因兩卷合裝，同時也再次著録了建中三年本。據乾隆題記以及阮元的記録可知，乾隆先後得到兩卷顔書《朱巨川告身》，其中宫中原藏的絹本舊卷正是《停雲館法帖》收入有鄧文原、喬簣成題跋者，這卷原先爲明代陸完舊藏，陸另有千言長跋，後歸陳繼儒，曾著録于張丑《清河書畫舫》、陳繼儒《寶顔堂秘笈》（按，爲《寶顔堂秘笈》中的《妮古録》）中，已先刻入《三希堂法帖》，因有年款，被定爲建中三年本。乾隆三十九年他又得到了另一卷，亦爲絹本，明代原在嘉興項元汴處，是同被陳繼儒《寶顔堂秘笈》記載的兩卷之一，根據卷中年號定爲建中元年本。乾隆起初以爲兩卷必有真贋之别，但在對比後發現并非如此，鑒定結果是兩卷文字内容并無重複，均爲《宣和書譜》中記載的真迹，因此將兩卷合藏入一匣，并加題識，又在乾隆五十五年將兩卷一起摹刻上石。合卷刻本兩本前都各有隸書小字標題，按年款次序將建中元年本置于前，題曰“唐建中元年顔真卿書起居舍人朱巨川告身”，前隔水還有兩條前人正書標題“唐顔真卿書”“顔真卿真迹”，均無名款，本幅部分：“絹本，縱九寸五分，横四尺三寸五分，楷書。”共三十行，首行爲“尚書吏部”四大字，次行爲小楷結銜“起居舍人試知制誥朱巨川”，結銜下還有五行蠅頭小字“用父贈太子洗馬蔭……合正陸品上叙”爲朱巨川歷任官階的完整記録。這一部分，正是《戲鴻堂法書》所選刻的内容。（圖6）之後尚有二十八行，文字詳見拓本及《石渠寶笈續編》，不贅録。其中第八行用蠅頭小字寫“光禄大夫行吏部尚書上柱國吴郡開國公臣真卿”，這應是此卷被定爲顔真卿書的最大原因。卷後一行小字爲項元汴記“唐顔真卿正書朱巨川誥真迹明項元汴珍秘值金”，没有其他後人題跋。（圖7）卷中鑒藏印很多，除清内府印外，據《石渠寶笈續編》記云：“御書（瓢印）、宣龢、宣和、乾卦（圓印）、紹興、天曆之寶、思無邪堂、鳥篆印、梵書印、賢□堂印、陳定印、臣定、陳定家藏、元父氏、清和堂章、三槐之裔、晋府書印、晋國奎章、晋府書畫之印、子孫永保、宫保世家、子京父印、墨林秘玩、墨林山人、平生真賞、槜李、項墨林鑒賞章、項墨林父秘笈之印、子京所藏、珍秘、希世之寶、子孫寶之、槜李項氏士家寶玩、墨林山人、天籟閣、墨林、蒼岩、蕉林鑒定、蕉林梁氏書畫之印、蒼岩子、蕉林秘玩、觀其大略，又梵書印一、鳥篆印一，并不可辨。”《石渠寶笈續編》遺漏的還有“嘉禾李氏珍藏”，位于前隔水位置，本幅卷首還有一枚叠文半印也遭遺漏，審字形應當是“典禮紀察司印”，摹刻有局部錯謬，此印爲明洪武中晚期内府籍没權臣書畫用印，常見于傳世宋元書畫中。其中有争議者，一是“賢□堂印”，從缺損狀况推測應當是“賢志堂印”。此印出現于多件傳世早期書畫，如英國大英博物館藏顧愷之《女史箴圖》中即有此印，王耀庭認爲是南宋高宗吴皇后的，理由是《宋史》中有“憲聖慈烈吴皇后，開封人。……後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嘗繪《古列女圖》置座右爲鑒，又取《詩序》之義，匾其堂曰‘賢志’”。但亦有意見認爲此印系元代收藏家張晏所有。張晏（約元大德至延祐年間），字彦清，邢臺沙河人，張文謙之子，累官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靖。他是元代重要的收藏家，與趙孟頫、虞集、鮮于樞、柯九思等皆爲友朋，傳世如懷素《食魚帖》《論書帖》、顔真卿《祭侄文稿》、傳柳公權《蒙詔帖》、楊凝式《韭花帖》、傳李白《上陽臺帖》等皆曾是張氏收藏，傳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大曆三年本在元代先歸鮮于樞、張斯立，後也被張晏收藏。他的常用書畫印章據統計有九枚以上，通常不會單獨出現。然而，此《朱巨川告身》刻本中未見張晏其他用印以及題跋，且此方印章與其他書畫上的同文印章相較，不能逼真，尤其印字的末筆處理，所以不論賢志堂印屬于吴皇后還是張晏，都不能排除這是後世仿製印章的可能。另一方可能會有争議的是“三槐之裔”，此印一般均認爲是王鏊所有，王鏊也確實有使用此印的記録，然而三槐堂爲王姓家族堂號，不能排除其他王姓會使用，如清代畫家王武也有同樣一枚印章，其爲王鏊六世孫。而王鏊之前，元代道士王壽衍可能是此印最早的使用者，在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李遵道《江鄉秋晚圖》卷後的王壽衍題跋可見到同文印，排布設計相類，不能排除目前所見者乃仿自王壽衍用印的可能。此外“賢志堂印”之上還有一方印章，印文爲元代八思巴文，不詳何人所有，此印亦出現于“三希堂”之一的王獻之《中秋帖》以及唐摹王羲之《平安奉橘何如三帖》中。而《平安三帖》中同樣出現了“思無邪堂”與“三槐之裔”印，這三件書迹恰恰均曾同爲項元汴的收藏。此外卷中還有一方鳥篆印，印文不詳，此印亦出現于傳顔真卿《竹山堂連句》册以及趙孟頫《三門記》中。其中《竹山堂連句》中此印爲騎縫印，後被拆開。《竹山堂連句》爲南宋紹興内府所藏，有米友仁鑒跋，隔水騎縫除此鳥篆印外還有兩枚“紹興”連珠印、“晋府圖書”“天曆之寶”，均同見于《朱巨川告身》建中元年本，可見這兩件作品的遞藏有同步關係。由于趙孟頫《三門記》亦有此印，也有“晋府書畫之印”“晋府圖書”兩枚和晋府有關的印章，因此可排除此鳥篆印屬于南宋紹興内府，而是應當與晋府、元文宗有關。關于晋府及相關一系列收藏印，多出現于傳世碑帖書畫，主流意見認爲是屬于明初朱元璋三子晋藩朱棡，但王鐵認爲此晋府應爲元代晋王，元代有三任晋王，其中二代晋王也孫鐵木兒還即位成爲泰定帝。故究竟此印爲元印或明初印尚不能確定。僅以鑒藏印的歸屬，可以推知這件作品在進入清宫内府之前的遞藏，曾經宋徽宗（疑）、宋高宗收藏，元代時可能被也孫鐵木兒（疑）、元文宗（疑）、張晏（疑）收藏，明初被籍没後曾歸晋藩（疑），後歸王鏊（疑）、項元汴、李肇亨（疑），明末歸陳定，清代歸王時敏（疑）、梁清標。另據《珊瑚網》書録卷二十一《華氏閣帖合璧諸跋》中文彭跋：“……其所藏法書真迹，若《通天進帖》，顔書《朱巨川告》《劉中使帖》，皆世之奇寶。余每造其真賞齋，必焚香盥手，盡出以閲，終日忘倦……”可知在項元汴前，這卷也曾是無錫華氏真賞齋中的名迹。顔真卿《朱巨川告》真迹有二卷，皆絹本，其不書誥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下（誤，應爲元年八月），字如棋子稍大，中有一大“説”字，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迹，後有鄧文原、喬簣成二跋者，向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顔堂印。此本前隸書小字題曰：“唐建中三年顔真卿書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本幅部分：“絹本，縱八寸五分，横五尺二寸，楷書。”共計三十九行，卷後有鄧文原、喬簣成、陸完三人題跋，其中明正德丁丑（1517）五月陸完的千字長跋，《停雲館》《三希堂》均缺刻。陸完（1458—1526），字全卿，號水林，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明朝成化二十三年（1487）進士。因鎮壓劉六劉七起義有功，官至兵部尚書、吏部尚書。但爲人急功名，善交權勢，因交通寧王朱宸濠（寧王之亂）下獄，戍死福建靖海衛。除《朱巨川告身》外，陸完還曾藏懷素《自叙帖》。本幅出現的鑒藏印除清内府印外，同樣根據《石渠寶笈續編》記録有：“御前之印、乾卦（圓印）、紹興（半印）、奉華堂印、喬氏私印、喬臾成氏、陸友之印、嘉禾李氏珍藏、圖書（半印）、文節世家、寶藏、陳□元之父，又半印二不可辨。”可補充的是，“寶藏”印有兩種：一在卷中騎縫，方形古璽文；一在卷尾，小篆體半通印。但明人李肇亨的“嘉禾李氏珍藏”印并不在刻本的此卷中，而在建中元年本的隔水位置，或爲刊刻時挪移所致。據乾隆刻本，“御前之印”位置在喬簣成跋後，而《停雲館法帖》本中此印與“奉華堂印”均在喬跋前。陸完在題跋中認爲此印爲後梁太祖所有：“……今卷中并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顧復亦承其説：“《朱巨川告》，絹本，正書，尚書比《竹山聯句》略覺和平。壓縫有思陵‘乾卦’‘紹興’諸璽。後有‘奉華堂記’，梁太祖‘御前’一印……”按《宋史》卷一百零七記載：“……（後）周廣順中，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太祖受禪，傳此二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别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别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内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内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皆鑄以金，又以鍮石各鑄其一。雍熙三年，并改爲寶，别鑄以金，舊六印皆毁之。”“御前之印”曾作爲北宋初年皇家所用六印之一，在樞密院宣命等場合專用。宋太宗雍熙三年後，印改爲寶，并用金重鑄，舊六印皆毁。按《宋史》此印當爲北宋初年皇家用印。然此印尚見于傳虞世南臨《蘭亭序》天曆本的後隔水處，與兩枚紹興連珠印在同一綾絹上。另傳爲顔真卿的《竹山堂連句》後隔水也有“御前之印”，同樣也是紹興内府舊藏，可見南宋紹興内府尚在使用“御前之印”。與“御前之印”同在一起的還有“奉華堂印”，似爲騎縫。此印爲宋高宗寵妃劉希的鈐印。據史載劉妃居住在德壽宫配殿，名爲奉華堂。《圖繪寶鑒》：“劉夫人希，建炎年掌内翰文字。善畫人物，師古人筆法，及寫宸翰字，高宗甚愛之。畫上用奉華堂印。”周密《志雅堂雜抄》：“李伯時盧鴻草堂圖，曾收入高廟。劉娘子位者，有‘奉華’大小二印，又有‘閉關頌酒之裔’一印。此劉家事，然以婦人用之，恐不類也。”陳善《杭州府志》：“劉貴妃，臨安人，紹興十八年入宫，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除此處外，“奉華堂印”尚可見于上海博物館藏王獻之《鴨頭丸帖》中，而《鴨頭丸帖》中尚有高宗紹興印。由此推知，“御前之印”與“奉華堂印”均爲南宋紹興御府用印。“陸友之印”的所有者陸友，生卒未詳，字友仁，號研北生，吴（今江蘇蘇州）人，元代詩人、鑒藏家。據《書史會要》《吴中人物志》等記載，其人博雅好古，能鑒辨三代、漢、魏而下鐘鼎銘刻，于晋唐法書名畫，皆有精識。嘗至都下，虞集、柯九思皆善其書。言于朝，未及任用，至順二年，與柯九思一同歸里。自題齋號志雅齋，一心著述，殁時四十八歲。陸友能書，真、草、篆、隸皆有法，尤工漢隸、八分。詩作十四首收録于《草堂雅集》，著有《研史》《墨史》《印史》《杞菊軒稿》《研北雜志》。今僅存《墨史》《研北雜志》各兩卷。據汪砢玉《珊瑚網》、郁逢慶《書畫題跋記》、顧復《平生壯觀》以及《石渠寶笈續編》等著録可知，此卷進入内府時題跋已經有缺失，除鄧、喬、陸三跋外，原先尚有明人王錫爵、董其昌、陳繼儒、王衡四段題跋，以及王士騏等諸人題名。現補録于下：甲午七夕前一日，吴江沈同生同華亭諸念修、包炳如觀于金昌舟次。右爲魯公真迹，予始見模本，頗怪其神采未遒。及是與仲醇同觀，如探驪得珠，爲之一快。萬曆壬辰二月三日，錫爵書。癸巳冬孟，張仲文、陳無非、楊茂遠、楊哲卿、王閑仲、王淵季叔宗、徐穆如、張如觀同賞于萼緑花樓中。琅玡王士騄書。壬辰元旦後三日展此，計大字一百八十一，小字百四十一，通總三百二十二字，《書譜》唐神品三人，篆李陽冰，草張長史，楷平原，褚虞歐柳皆列精品中，不得與公駕，寶顔堂居士陳繼儒志。癸巳夏四月晦日，得觀于小昆山閣上雪浪。僧鴻恩、張光、吴之鯨、尤道恒、張世偉、夏廷詔同賞于醉花庵。魯公此書古奥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仲醇得此，自題其居曰“寶顔齋”。昔米襄陽得《王略帖》，遂以寶晋名齋，顔書固不减右軍王略，而仲醇鑒賞雅意，久不獨在紙墨間也。壬辰春二月董其昌題。余不知書，嘗妄論書，古人具妙莊嚴質，即疾趨僂行，神觀偉如，今人似束芻戴冠纓，能仰不能俯，古人如俊鶻博鵁鶄，瞑目納爪，盤飛虚空，今人如下劣拳師，口中叱叱，時作乙勢，古人如浩凌雲臺，雖欹斜欲墜，却自銖兩適均，今人如百納錦，采色爛然，絲理多絶。比仲醇出顔魯公《朱巨川誥》觀之，其項足懸而相抱，鬚鬣怒而不張，以斜表正，以拙布巧，以緩運遒，與前所云三法皆合。此不待陸全卿校勘，其的的爲魯公無疑。然持以示人，疑信參半，蓋字學之衰久矣，其法蓋盡壞于長洲之文氏，字取匀美圓净而止，其頓挫抑揚，用而不盡用之際，都所未講。即如此誥，一經摹勒，便塌拖如肉鴨，都無可觀，驊騮氣喪，豈不惜乎。姑爲拈出紙尾，歸仲醇藏之以待識者。辰玉王衡。夢暘有古癖而不學，不能如水村先生之辨。特一展玩間，頓悟生平所見盡可廢，王辰玉謂文氏帖出，書法古意一變，寧獨爲魯公吐氣。仲醇寶顔堂中願當留此公案。吴夢暘。這些題跋觀款集中題寫于萬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汪砢玉與郁逢慶的著録各條次序不同，内容一致，均是過訪華亭的友人爲當時收藏者陳繼儒所題，其中包括陳本人的一段題跋。但從中并未能找到陳繼儒之前的遞藏資訊。而《鈐山堂書畫記》是文嘉于明嘉靖乙丑（1565）參與清點遭官府籍没的嚴嵩所藏書畫時作的筆記，其中提到了這卷顔書《朱巨川告身》：顔真卿書《朱巨川誥》，一。一真一僞，真本乃陸氏舊物，黄絹縝密，真佳品也。但筆覺差弱，諸法皆備，亦不易得。别本云，黄紙上所書，略無毫髮動，名迹也。曾刻入《停雲館帖》。由此可知，陸完之後，文徵明得到了此卷并先刻入《停雲館帖》，後從文家轉歸嚴嵩，并在嚴嵩籍没後成爲明内府的財産。文嘉同時提到一件僞迹，是寫于黄紙上的，很可能就是王錫爵在題跋中提到的“始見模本，頗怪其神采未遒”者。明末清初時，書畫商吴其貞《書畫記》著録了此卷，但未提到收藏者：絹質，墨色尚佳，書法雄健，結構舒暢。此係刻入《停雲館》者。前後有歷代帝王御璽及鑒賞家圖書。而清初吴升《大觀録》中著録的一件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材質則爲白麻紙本，似乎就是文嘉提到的僞作，但題跋却包括了元、明諸家，直至陳繼儒，内容又與黄絹本完全一致，或疑吴升著録材質時有誤。由上可初步整理出這卷的大致流傳軌迹：北宋初已在宫中，南宋時又入高宗紹興内府，藏于劉賢妃奉華堂内，元代歸喬簣成，鄧文原、陸友皆曾寓目，明代先歸陸完，後歸文徵明、嚴嵩、明嘉靖内府，萬曆間歸陳繼儒，此後或經吴其貞、吴升、顧復等書畫商賈之手輾轉進入了清内府。1.材質。按文獻記録，兩卷皆是黄絹。唐宋告身的材質，似没有絶對標準，今天能看到的唐代實物，如顔真卿《自書告身》、傳徐浩《朱巨川告身》大曆本均是紙本，而宋代告身中既有紙本，也有寫于綾絹上的。2.手卷高度。從拓本看，每行字迹部分的高度，兩本基本接近。雖然《石渠寶笈續編》記載的建中元年本要多出一寸，但要考慮重新裝裱的留邊寬度不同（刻帖有可能存在調整字距以求同一的情况）。3.印鑒。兩卷本幅中均鈐蓋有唐代“尚書吏部告身之印”大官印，也均有南宋紹興御府的圓形乾卦印，但對比可知，乾卦印并非同一方，建中元年本中的乾卦印三横更粗。1.官職與時間。一爲建中元年八月，以朝議郎行起居舍人試知制誥，一爲建中三年六月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2.文本格式。乾隆已指出建中元年本中無誥詞，而建中三年本有。另建中元年本“有擬階申聞數行而舊卷則無，卷前書例亦異，或唐誥體式本有差别，未可知也”。唐宋時期的告身一般都有固定的格式，以我們熟知的顔真卿建中元年《自書告身》（圖8），以及另一件傳爲徐浩書寫的大曆三年《朱巨川告身》（圖9）作爲參照，可見建中三年本的行文格式是與二者相符的，即：第一段是以“敕”打頭以年月結束的誥詞，後接三行小字是中書官員包括中書令、中書侍郎、給事中。後三行大字爲“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及年款，一般爲隔日。然後是多行小字列出各級審批經手的吏部官員。之後數行是“告”授官人“奉敕如右符到奉行”，接小字數行列明主事、令史、書令史等官員，最後是年款一行。圖8 顔真卿《自書告身》 日本東臺區書道博物館藏
而建中元年本則是另外一種格式，嚴格來説接近于“制”，而非“告身”：首行爲“尚書吏部”，次行小字官職人名之下還有蠅頭小字五行詳列官階，爲“用父贈太子洗馬蔭……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及令年正月五日制”。之後不是告詞，而是“右一人擬朝議郎上陸品上行起居舍人試知制誥”，然後是蠅頭小字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吏部尚書、吏部侍郎等官員列名，後四行爲“言謹件”朱巨川等五人“擬階如右謹以申聞謹奏”，後一行爲建中元年吏部郎中王定上的年款，然後又是審閲官員的小字列名，出現單獨大字“聞”，之後接受官人朱巨川“計奏被旨如右符到奉行”，後是小字令吏、書令吏，最後一行是“建中元年八月日下”的年款。此即乾隆所謂的“擬階申聞”。值得注意的是“真卿”僅出現于建中元年本的吏部尚書的小字官名中。3.書法風格。兩件雖然都稱爲顔真卿書，皆是正書，但經比較存在着一定差異。建中元年本大字部分字徑稍小一些，字距略寬，更爲疏朗，用筆嚴謹，含蓄内收，結體趨長，有受到歐虞書風影響。建中三年本的誥詞部分字徑稍大，用筆肥重中帶流動，起收的幅度變化更大，結體方中趨扁。在處理某些重複出現的單字，如“年”字，建中元年本多個“年”字都使用的是“年”，而建中三年本均使用“秊”。“朱巨川”的“巨”，建中三年本兩處均把左竪與末横作交叉處理。書法風格的不同，反映兩卷的作者不是同一人。五、遞藏的疑問——北宋記載的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是哪一件明代陸完在《朱巨川告身》建中三年本後的長段題跋中提出了疑問：……今卷中并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别本邪？不可得而知之矣。……陸完認爲“御前之印”是後梁太祖的用印，進而提出如五代已在後梁内府，那麽就不應該還會出現在民間，如米芾《書史》所述，當時原在朱巨川後人灌園手中，除非米芾提到後歸王詵的那本與陸完手上的建中三年本不是同一件。朱關田認爲“是二告，曾入宣和内府”，不知何據，但檢《宣和書譜》，顔真卿名下《朱巨川告身》未注卷數，那麽米芾和《宣和書譜》記録的究竟是不是同一卷？如是的話，應該是建中元年本還是建中三年本呢？筆者認爲，米芾所得後歸王詵的灌園本與《宣和書譜》中的顔書本，應當都是指建中元年本。首先，前文已提到，“真卿”名款僅出現于建中元年卷中，這應是米芾以及《宣和書譜》的編纂者之所以將《朱巨川告身》書者定爲顔真卿的重要依據。同時通過書法風格的比較，可以理解爲何米芾得到這件《朱巨川告身》後似乎不是那麽寶愛，反而評價：“然如徐浩《告》，粗有徐法爾。”建中元年本儘管有“真卿”名字，但書法本身確實不類顔書，在米看來，與徐浩一路有些接近。或許正是出于這樣的懷疑，讓米芾將它跟王詵的韓馬作了交换。其次，從收藏印鑒角度分析，建中元年本卷首上有北宋徽宗朝的“宣龢”“宣和”半通印，卷尾處有“御書”葫蘆印和“宣和”半通印，似可作爲此卷曾入北宋内府的佐證，但前提是要排除作僞。而建中三年本則很可能根本未曾進入過徽宗内府，直至南宋紹興時方被皇家收藏。前文已提到“御前之印”的歸屬，不是後梁太祖的，小概率是北宋初年御用璽印，但更大幾率是南宋高宗紹興御府用印。在記載南宋内府收藏的《中興館閣儲藏》（據《佩文齋書畫譜》卷九十三輯録）中，名爲《朱巨川告身》的也確有兩件，却均列在唐無名氏之下，而不是顔真卿名下。其中之一應是建中三年本，通過乾卦印殘印，“御前之印”“奉華堂印”及“紹興”連珠殘印可證。另一件是建中元年本還是傳徐浩的大曆三年本，需要討論。今建中元年本中的南宋宫廷印記有兩處，一在卷首，有圓形乾卦印與紹興連珠印，一在靠近卷尾的“紹興”連珠印，其中的乾卦印，明顯與建中三年本不是同一方印，兩方“紹興”連珠印的真僞也尚難確定。刻本在摹刻法書印章中不可避免存在失真，不能排除後人作僞早期印鑒的可能。（近聞書畫鑒定學者趙華對項元汴作僞的歷代鑒藏印有重大突破，當可爲徹底解决此疑問提供契機）而傳徐浩本《朱巨川告身》中，未能發現明確的南宋御府收藏證據，當然，此卷早經裁切，元代鮮于樞在武林（今杭州）收到時，卷中的北宋“宣和”已衹餘殘痕，南宋收藏印如有的話被裁去的幾率也很高。因此究竟哪一本成爲南宋御藏，尚待研究。關于建中元年及三年的兩件《朱巨川告身》的書寫者是否爲顔真卿，歷來存在争議。前面提到最早記録建中元年本的是北宋米芾，他就説他得到的這件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然如徐浩《告》，粗有徐法爾。”這裏的“徐浩《告》”，指的應當是大曆三年行書本，米芾認爲楷書本和徐浩本一樣，含有些許徐氏法度。而北宋《宣和書譜》則是持肯定的態度，將其列爲顔真卿的名下。但到了南宋内府，不論三件《朱巨川告身》中的哪兩件入藏，均被列爲了唐無名書。到明代質疑者更多，但均針對建中三年本，這本被吴門書壇領袖文徵明視作顔真卿書真迹收入《停雲館法帖》後，引來了非議。如王世貞《文氏停雲館帖十評》：“《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貶此本是學習徐浩一路的書吏所爲。孫鑛跋《文氏停雲館帖十跋》：“朱巨川告身，喬跋謂‘見唐代典故之式’，良是。第不落魯公姓字，筆法又不甚似，不知何緣傳爲魯公，終屬可疑。”孫氏因未見建中元年本，不知有真卿名款，故對建中三年本定爲顔書頗覺可疑。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卷四：“顔魯公黄絹書《朱巨川告身》，文休承以爲佳品，予五次閲，乃不奕奕動人。”他從書法的角度認爲此書不够精彩，而與文嘉意見相左。持肯定意見者也爲數不少，晚明書壇的意見領袖董其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少數同時見過兩卷的人，在其《戲鴻堂法帖》中收入了建中元年本，而建中三年本的收藏者陳繼儒又是董的摯交，前引董爲陳繼儒藏本題跋中寫道：“魯公此書古奥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畫禪室隨筆》中還收録了董臨寫《朱巨川告身》後的題跋：“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顔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志，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因臨顔帖，爲之憮然。”當代研究顔真卿及唐代書法的權威學者朱關田所編《顔真卿書法全集》（新版）幾乎囊括了所有顔真卿傳世書作，却没有收入《朱巨川告身》的拓本圖像，衹在文字部分條目中保留了一段。他在簡述此作時，將其分爲前告（建中元年本）與後告（建中三年本）并指出：前告，顔真卿在吏部尚書任上；後告在太子少師任上，并充禮儀使處置元陵事務。若朱巨川藉重魯公書法有求其繕録告身事，則必在其後。惟其明年正月十七日即赴許州宣慰李希烈，其間僅間半年。新敕初下，即偕舊令，覓人抄録，似嫌不妥，且告中細書迥異于正文，爲别一人手筆，即正文書法亦不類魯公，誠如米元章所謂“粗有徐法爾”。又，前告細書有“光禄大夫行吏部尚書上柱國吴郡開國公臣真卿”一行，唐制，吏部尚書一人，題名真卿者即顔真卿，而爵稱吴郡開國公，蓋出繕寫時筆誤。若果出顔真卿或顔氏後裔手筆，亦斷不至于訛誤如此，洵爲可疑。朱關田的質疑理由非常有力，毋庸贅述。稍可補充的是前文已經論述的，兩卷告身出自不同人的手筆，可排除朱巨川在建中三年新敕下達後又偕舊令請顔真卿一同繕録的假説，而顔真卿建中年間的書迹尚有建中元年《顔氏家廟碑》，以及有争議的《自書告身》，稍前則有大曆十四年《張敬因殘碑》《顔勤禮碑》《馬璘新廟碑》，再早有大曆十二年《殷夫人顔氏碑》《茅山李玄靖碑》以及新發現的《西亭記》等，其共有特徵是用筆凝重老辣，强調“蠶頭燕尾”，字形外擴，方中偏長，趨于平正。當將這些代表顔晚年成熟時期的書迹碑刻，與兩卷《朱巨川告身》作對比，不論建中元年本抑或三年本，均找不到風格接近者。（表1）雖然書家銘石與日常書寫存在差異，但告身這類公文本身也并非一般日常書寫，具有鄭重嚴肅的特殊要求，在考慮這些因素後，反觀兩卷《朱巨川告身》，可以確定均非出自顔真卿筆下。![]()
這兩件告身，包括另一卷曾傳爲徐浩筆的行書《朱巨川告身》的書寫者，最合乎情理的推測是出自當時吏部專職書寫公文的書吏之手。古代社會各級政府機構中，凡需起草頒布公文，都會設置書吏職位，由經過培訓、書法出色的人員擔當。這種崗位歷史悠久，延綿至今，如當今知名書法家田英章先生就曾擔職國務院任命書寫員。須指出的是作爲專職技術工種，在古代官員體系中，書吏的實際地位自然并不會高，在告身的通用格式裏，各級吏部官員列名的最後有“書令史”這樣一個職位。作爲官名，書令史自漢開始設立，爲丞相、三公、尚書的低級屬員位，次于令史，負責辦理文書等事，歷代沿設，均不入流品。隋唐以下，台、省、院、部有令史、書令史，地位較低的官署僅設書令史。至元代在令史之下，改設“書寫”“書史”“典吏”等，書令史之名遂廢。可知書令史就是包括了負責書寫誥令者的職位，如開元二十三年《張九齡告身》（見《淳熙秘閣續帖》《小清秘閣法帖》），書令史署名爲“姚元”，此人應當就是負責書寫告身的書吏。但實際情况是這個職位往往都是空缺不書的，如這三件《朱巨川告身》，在吏部中下級官員“郎中”（或“判郎中”“郎”），下有“主事”“令史”“書令史”三個官銜，建中元年本僅主事有署名“意”，建中三年本有主事“怡”與令史“侯朝”，大曆三年本有主事“仙”與令史“袁琳”，其他類似還有大曆十四年《張令曉告身》（見《小清秘閣法帖》卷二），主事“意”，令史劉環，書令史空缺。（表2）![]()
這種狀况下，就有兩種可能：一是書寫告身的書令史由于官階低微，“不入流品”，故没有必須署名的硬性要求。還有一種情况，就是主事和令史中，有人承擔了書寫的職能，這樣他的名字就無需重複出現。如果後一種情况成立的話，據此推測，《朱巨川告身》建中元年本就可能出自主事“意”之手，建中三年本出自侯朝或“怡”，而大曆三年本的書寫者應該就是袁琳，或者主事“仙”。《張令曉告身》的書寫者就可能是劉環。支持這一推測的一個理由，就是在告身中一般各級别官員都會有署名，如果遇到没有署名的，通常會加一個“闕”，以表示該職位空缺之意。職位在，而無人名又無“闕”，或即代表職能被合并了。作爲實用書體，誥令使用的一般爲楷書或行楷書，其風格則代表了官方最主流的審美趣味，會隨着時代風尚的轉移而産生一些變化。回溯唐代楷書主流書風的變遷，初唐時期承襲隋代書風到歐虞盛行，稍後褚遂良的風格在永徽前後漸獲推崇，直至玄宗時期審美風向改變，徐浩圓勁肥厚的楷書一時風行，也影響到稍後突起的顔真卿，終于開創出雄渾大氣的時代新風，不論從文獻，還是他們書寫的大量碑刻實物，都可得到印證。而相對楷書，整個唐代的行書幾乎都籠罩在王羲之的影響下，直至顔真卿方取得一些突破。具體到本文討論的兩件傳顔書《朱巨川告身》以及另一件傳徐浩的《朱巨川告身》，建中元年本稍偏向歐、虞的謹嚴書風，建中三年本則偏于徐浩乃至顔真卿豐厚雄壯一路的影響，總體二者的氣質還是帶有比較典型的時代特徵。大曆三年行書本可以視作是以王羲之行書爲主，徐浩圓勁爲輔，兩種類型風格的相容調和。與此種類型接近的還有大曆十四年《張令曉告身》。除此之外，南宋《淳熙秘閣續帖》中收録的開元年間的《張九齡告身》以及會昌時期的《李紳告身》，都顯示出同樣的特點，即符合當時官方主流審美的書法風格，不會有明顯偏離，前者楷書略具初唐歐褚遺風，後者呈現明確的王羲之行書影響。另外。南宋留元剛《忠義堂法帖》中收録的六通顔氏家族告身中，大曆十二年的《顔真卿刑部尚書告身》，南宋末周密認爲這也是徐浩書，其實也是很典型的王羲之行書體，當出于書吏手。（圖10）圖10 《忠義堂法帖》刻《顔真卿刑部尚書告身》（局部） 浙江博物館藏近見有作者考證大曆三年本《朱巨川告身》及《張令曉告身》，試圖以傳世碑刻與出土墓志，來論證書者爲王維之弟盛唐名臣王縉，觀點雖新奇，立論却難穩固。暫且不論王縉有没有條件爲朱巨川寫告身，僅從書法角度出發，王縉恰是當時官方主流書風中的一員，并未能具備像顔真卿甚至徐浩那樣獨開一派的能力，缺乏足够强的個性辨識度，這也是王縉當時有一定書名，之後很快湮没無聞的根本原因。與其能力相當的書者唐代有太多，僅採用兩三件碑刻的局部圖像比較，找到所謂相似處，即確定書者歸屬，竊以爲近于緣木求魚，過于草率主觀，無法服人。《忠義堂帖》中還有其他幾通帶有明顯顔體特徵的制誥，如乾元元年《顔昭甫贈華州刺史制》、寶應元年《顔惟貞贈秘書少監制》、寶應二年《蘭陵郡太君殷氏贈蘭陵郡太夫人制》分别是顔真卿祖父、父母身後追贈封號的制書，其中《顔母殷氏制》後有“真卿書”小字；開元二年的《顔元孫滁州刺史制》是顔真卿伯父的任命書，加上傳世著名的顔真卿《自書告身》，留元剛認爲它們出自顔真卿親筆或其子顔頵、顔顒輩之手。具體到《自書告身》，朱關田以其中有通、俗二體，甚至别體字，認同留説，即顔頵輩書；曹寶麟則從文獻、歷史情境到用字習慣，一一分析，認爲絶非顔真卿親筆，而是出自吏部能學顔體的省吏筆下，極具説服力。今驗其末段的吏部官員職位欄裏從郎中到下面的四個吏部官銜人名均爲空缺，其他三省官員中出現名字的僅有中書舍人權知禮部侍郎于邵宣奉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二人，如書者非此二人之一，亦非顔真卿或子弟，則衹能如曹寶麟所言，是吏部書吏所爲。這也能説明當時顔體已被廣泛接受并學習，選擇顔體爲顔真卿寫告身，或代表朝廷對老臣的形式上的榮譽優待。歷史上有没有重要廷臣爲他人書寫告身的事例呢？曹寶麟曾引用洪邁《容齋隨筆》中的一段，而洪是轉述唐人韋述《集賢注記》的記載，開元二十三年七月，玄宗命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等十三位工書廷臣，分寫并授十三位皇子“開府儀同三司”告身。曹寶麟指出這是非常特殊的事例，不能成爲政府委任書交給當事人自己填寫的理由。同理推之，以朱巨川本人履歷來看，作爲正六品的官階，能够請到徐浩（或王縉）、顔真卿這樣的當世高官爲自己書寫任命書，必然是超出情理範圍，甚至可稱匪夷所思的。而董其昌所言“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恐怕衹能是一廂情願的猜度，最多是出自善書書吏之手。北宋時期，家中藏有先祖在前朝爲官證書（告身）者不會是少數，如果不是因爲建中元年本中出現了“真卿”名款，朱巨川後人灌園手中的這幾件先祖告身能否得到米芾、王詵等名流的重視，進而進入皇家御苑，化身爲顔真卿、徐浩名下的真迹？很可能會是截然相反的結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乾隆的題首“其人乃因書以傳”，更準確地説，不是“人因書以傳”，而是“書因人以傳”。顔真卿在其生前已經聲名隆重，死後更備受尊崇，不僅因其卓越的書法成就，也因爲忠直不阿的高尚人格，而在北宋，經過韓琦、蔡襄、歐陽修、蘇軾等爲代表的文臣集團的崇揚，顔成爲了文臣理想的化身，顔體書法達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奠定了與王羲之并駕的書史高度。《朱巨川告身》也就此脱胎换骨，藉助顔真卿的赫赫之名輾轉于皇家與民間重要的收藏大家之手，被贊頌學習，題跋著録，不斷摹勒複製，即使有識之士，對其是否出自顔真卿或徐浩發出質疑之聲，也無礙其成爲了法書經典序列中的成員。將佚名作品冠以大名頭的做法自古有之，不勝枚舉，如唐人寫經出色者動輒被冠以鍾紹京之名，本不知所出的石刻《蘭亭序》被稱爲歐陽詢臨摹，凡墨迹摹本又都是褚、虞摹本，再不濟也得是來自馮承素、湯普徹等宫廷名手。而在攀附名家方面，晚明董其昌是其中代表，今傳張金界奴本唐摹《蘭亭》，一度被視爲褚摹，在董收藏後，就改成虞世南本，并被冠名至今，他也是《朱巨川告身》出自顔真卿的堅定支持者。唐代與《朱巨川告身》藝術水準接近的同類作品，必定數量龐大，今天能傳世的總數也就幾十件而已，除了像《朱巨川告身》這樣被掛于名家名下，還有一類是由于受官者的身份就是名人，如南宋紹興内府收藏的《張九齡告身》《李紳告身》，宋代的《司馬光誥》《吕祖謙誥》等等。二者都可歸爲“書以人傳”，這似乎是無名書家作品能不被歷史長河淘汰的主要途徑。而能憑藉一件優秀的書作就留名史册的幸運兒，如《王居士轉塔銘》的敬客、《始平公造像》的朱義章等，數量似乎就要少得多。美國史學家胡克在其名著《歷史中的英雄》中，批判了傳統英雄史觀，提出衹有事變創造性人物纔能决定歷史進程。套用到書法史上，真正有革新能力，能改變書史發展軌迹的，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出現，但這樣的人物總是屈指可數，他們是書史中最耀眼的明星，也成爲了“書以人傳”的主角，在巨星光環之下，更多人選擇跟從與攀附，這是歷史的必然。而對于今日的研究者，必須以客觀的立場還原史實真相，同時也需警惕，避免再次陷入董其昌式的攀附陷阱。郵箱：shufayanjiu201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