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賓｜衛恒書風考略——從“媚”的含義轉變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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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9 18:46
上海
内容提要：
“插花美女，舞笑鏡臺”是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對衛恒書風的評述，此後唐李嗣真《後書品》將衛恒書風與“媚”相聯繫。隨着時代的發展，歷代對“媚”的理解多有差異，致使對衛恒書風的理解存在一定偏頗。今檢索相關文獻，結合時代背景、“媚”的含義與衛恒書風的關係、衛恒對“勢”“象”的追求及後世對其書作的評析，略加考釋，以期蠡測衛恒書風。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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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張彦遠《法書要録》中收録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稱衛恒書作云：“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同書收録唐李嗣真《後書品》，其中涉及衛恒的記載稱：“至于衛、杜之筆，流傳多矣，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非有餘，便媚少儔匹。”魏晋南北朝時期注重人物品藻，藝術層面表現爲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書法的品評觀念也隨之發生轉變，袁昂“以人喻書”開創了新的品評方法，能够更爲直觀、感性地認知書法作品的生動形象。袁昂官高爵顯，深受梁武帝寵遇，常與談論書藝，《古今書評》一定程度上是在遍賞御府所藏歷代書作真迹後的有感而發。唐張彦遠《歷代名畫記》中曾記載，元和十三年（818）時張弘靖（760—824）所獻真迹包括“鍾、張、衛、索真迹各一卷”和“魏、晋、宋、齊、梁、陳、隋雜迹各一卷”，時間晚于它的《宣和書譜》中載有衛恒《往來帖》，張弘靖所獻書迹中或許包含衛恒真迹。李嗣真生活的時期早于元和十三年（818）百餘年，其官拜弘文館學士、司禮丞等職，是很有可能接觸到衛恒真迹的。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李嗣真對衛恒書風的評價是可信的。“媚”多與女性相聯繫，往往給人以嬌艷柔美的印象，致使後世多認爲衛恒書作有“柔美”之嫌。作爲書法品評的常用概念，唐後以“媚”評述書家或書作時往往帶有一定的貶義，如黄庭堅《與宜春朱和叔論書》云：“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明清以後，“媚”往往與書家人格相聯繫，傅山有“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近細視之，亦無可厚非，熟媚綽約自是賤態，潤秀圓轉，尚屬正脉，蓋自蘭亭内稍變而至此”的論斷，有感于此而進一步提出“寜醜毋媚”之説。今檢索相關文獻，發現“媚”之原意并非僅側重于柔美一面，衛恒在其著述中也并未有任何對柔美書風的溢美之詞，後世僅以“柔美”概括衛恒書風或有失偏頗。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評判王獻之書法“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骨勢”多指作品中反映出的力度與莊重感，“媚趣”往往指作品的靈動姿態與流暢節奏。身爲王獻之書風的追隨者，古人有“買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記述，王獻之的“媚趣”自然也是羊欣所追求的。羊欣作爲南朝書壇的佼佼者，對“媚”的追求，勢必對南朝書風趨向産生一定的影響，加之“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媚”在當時的書法品評中已較爲常見，如王僧虔《論書》稱郗超草書“緊媚過其父”、蕭思話書“風流媚好”、謝綜書“恨少媚好”、鍾繇書“婉媚玩好”，蕭衍在《草書狀》中稱贊草書“百體千形，巧媚争呈”。在評述王氏一脉書家或書作時，唐宋有些書家承接了南朝的評書概念，多以王羲之或《蘭亭序》（圖1）爲中心，認爲其中藴含“媚”的特質。張懷瓘《書斷》評價褚遂良“真書甚得其（王羲之）媚趣”，認爲王羲之的書風中是包含“媚趣”的，褚遂良的楷書在這一方面繼承得更爲突出。清錢泳在《書學》裏説：“古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横生……”相較于張懷瓘，錢泳直接將“姿媚”書風的開創者定義成了王羲之。何延之《蘭亭記》中評述《蘭亭序》“遒媚勁健，絶代特出”，何延之認爲《蘭亭序》之所以能够成爲天下第一行書與其“遒媚勁健”是分不開的。黄庭堅《題唐本蘭亭》云：“紹聖元年（1094）六月乙未，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相較于定州石刻本《蘭亭》，唐本的“勝處”或許就在于它的“姿媚”。韓愈“羲之俗書趁姿媚”雖是站在推崇《石鼓文》的角度對王羲之的輕視，但也從側面説明了王羲之的“姿媚”。![]()
圖1 王羲之《蘭亭序》（局部）東漢許慎《説文解字》釋“媚”爲“説也”，清段玉裁注云：“説，今悦字也。《大雅》毛傳曰：媚，愛也。”宋姜夔云：“媚者如美女。”清李漁《閑情偶寄》中云：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爲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爲美色，烏知顔色雖美，是一物也，烏足移人？加之以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即是尤物，即可移人，則今時絹做之美女，畫上之姣娥，其顔色較之生人豈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知“媚態”二字，必不可少。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于顔色，猶不止一倍當兩倍也。姜夔所説的“美女”似乎是包含“絹做之美女”“畫上之姣娥”和真實存在的女性的，李漁則進一步加以説明，如果單從“顔色”上相比較，畫中的美女幾乎可以滿足人的各種預設，但却難以讓人“害相思成鬱病”，因而必然是鮮活而具有一定“態”的纔是真正的美女，纔稱得上“媚”。如此“媚”的美女理應能够展現某種姿態，而展現某種姿態時是藴含某種力量或速度的。將“媚”運用于書法批評中是對上述概念的借鑒，“媚”所藴含的姿態不言而喻，而其中“力量”的展現往往被人忽視。清李祖年《翰墨叢譚》一文中説：“韓文公謂‘弱書逞姿媚’，蒙意‘姿媚’二字論書，亦無可厚非，但先有筆力，其姿媚自然流出乃佳。”他認爲“姿媚自然流出”要以一定的“筆力”爲支撑。周汝昌在談及“遒媚”一詞時説：“遒”是控制、駕馭“氣”（運行着的力）而達到恰好的“火候”的一種境界；至于“媚”，魅力即媚力，也就是使人入聖、入迷的藝術力量，而且也有書法的“骨力剛健”。依周汝昌所言，書法“遒媚”特質的外化是“媚”的主導作用，而“媚”又藴含着“骨力剛健”的特性，這也意味着“媚”的表現要有一定的“力”作支撑。唐張懷瓘《書斷》“衛瓘”與“衛恒”條皆有衛瓘“常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的記述，明確了三人在師法張芝時所得之不同，雖未明言父子之間的優劣，但從當時對“筋”“骨”“肉”的側重來看，相較于索靖，衛氏父子更能學得張芝書法的精髓。傳衛夫人《筆陣圖》稱“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骨”的呈現是以一定的“筆力”作支撑的，一旦筆力羸弱恐難以呈現書作的精神氣韵。劉熙載《藝概·書概》説：“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依此而論，“果敢之力”的表現形式即爲“骨”，而“善筆力者”也“多骨”，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明衛恒是注重力的學習與表現的。同時，王僧虔稱：“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并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也可以説明衛氏一門是有善“筆力”的傳統的。《後書品》承續庾肩吾“天然”“工夫”（法則）的書法批評標準，將書家列爲十個等級。其言曰：“右四賢之迹……神合契匠，冥運天矩，皆可稱曠代絶作也。而鍾張則筋骨有餘，膂肉未贍。逸少則加减太過，朱粉無設。”“神合契匠，冥運天矩”意謂鍾張羲獻的作品既合乎法則，又如同或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然。李嗣真認爲鍾繇與張芝“筋骨有餘，膂肉未贍”。王羲之則能兼顧“工夫”與“天然”得中和之美。《後書品》評王獻之草書“逸氣過父”，“逸氣”有得之自然，而又超然物外的品質。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稱王獻之“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媚趣”與“自然”又有着本質的聯繫。故而，“媚趣”“逸氣”與“自然”一定意義上可等同視之。由此可見，《後書品》中評述衛恒時稱其“流轉風媚”“便媚”當指其藴含“自然”的品質，即稱述其靈動的姿態與流暢的節奏，而非單一的柔美。衛恒在《四體書勢》中涉及了書法的兩個核心概念，即“勢”與“象”，究其義理與“媚”皆存在一定聯繫。相關學者已考訂崔瑗《草書勢》的篇名可能是衛恒爲統一書名而加以改定，同時認爲東漢蔡邕仿《草書勢》而作《篆勢》。以“勢”爲名且輯録文章圍繞此概念展開，足見對“勢”的重視。《四體書勢》中未提及“媚”，但通過分析不難發現“勢”的屬性與運用與“媚”似乎有某些相同之處。《四體書勢》中關于“勢”的討論大致可分爲整體之“字勢”與“筆勢”兩類。“字勢”稱“勢和體均”，如果説“體均”是就古文字結體而言，那麽“勢和”則可能表達的是古文字技法與天地之“道”的謀和。正如李健在《“睹物象以致思”：衛恒的書法美學》一文中所説：“所謂‘勢和體均’，就是説，書法創作所運用的技法要和諧，衹有技法和諧了，書體也就美了。‘勢和’是技法和諧，‘均’通‘韵’，‘體均’就是書體有韵味，美。”此外，尚有“勢似凌雲”“盡其勢矣”“異體同勢”的叙述，皆是從整體觀念出發，闡述“勢”的意象。《四體書勢》中關于“勢”的另外一個側重點即“筆勢”“收勢”。《古文字勢》《篆勢》《隸勢》中從“勢”的整體觀念着眼，討論書法的相關問題，《草書勢》中進一步討論了書寫中的筆畫、結構問題。“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書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爲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西晋及其以前的書法品評中“工”“巧”“工巧”是判斷優劣的核心，指的是無論結字、章法均書寫得整齊而有秩序。衛恒認爲張芝“下筆必爲楷則”是因爲他能够“轉精其巧”，崔氏雖稍遜于結字，在當時不被歸類于主導潮流，但“甚得筆勢”造就其書作更爲自然，在南朝時爲世人稱頌。衛恒“絶筆收勢，餘綖糾結”，給人以草書筆畫雖然已經結束，但其“勢”仍使人産生意味無窮的想象。張岱年在《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中説：“勢的基本含義是事物由于相互之間的位置而引起的變化趨向。這裏包含兩層意義，一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相對位置，二是由此等相對位置而引起的變化趨向。前一意義即今日所謂形勢，後一意義即今日所謂趨勢。”甘中流在《中國書法批評史》中則將“勢”放到書法的環境中去定義，他認爲：“‘勢’本質上體現爲一種力，是常帶有一定方向的運動，或是在静態的形中體現動態的趨向。”這樣的“勢”是由力、運動、形勢、趨勢幾個要素共同構成的，這些構成要素與前文中“媚”要求有力量、姿態、速度相類似。由此亦可見，以“媚”評述衛恒書作與其對“勢”的追求相一致。唐以後雖多有文章討論書法之“勢”，但其含義與衛恒之“勢”已大不相同，正如陳一梅所言：“後世書論出現的‘勢’，更多接近‘勢如破竹’‘因勢利導’之‘勢’，也有審美意味，但與隋唐以前之‘勢’涵義有些區别，甚至可以説衛恒當時之‘勢’，包含的審美意味更豐富，因爲當時用來評論書法的語彙還很少，往往一字之中包涵多種意思，反而隋唐之後涵義更明確，指向更單一，此時的書論語彙也更豐富。”衛恒《四體書勢》中“象”的涵義也十分豐富，既包含對事物形象的師法，如“象形”“象龜文”“法象”，又包含對事物一切態勢的模擬，如“古人之象”“天垂其象”“物象”“體象有度”，兩者之間又難以厘清，相較于事物的外在“實象”，對事物態勢的模擬更能體現書法的藝術性，表現層面也更豐富。通過筆畫、字形類比事物看不到的“虚象”，展現事物的神、氣、韵、力等，甘中流認爲：“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六書’有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説，我們也可以説書法美的形成是象勢、象力、象神、象韵、象意、象氣的結果。”同理，衛恒書風的形成也可歸結于“象媚”“象勢”。《宣和書譜》所載衛恒《往來帖》已遺失，北宋初年摹刻的《淳化閣帖》中收録有衛恒《一日帖》（圖2），學者也多認爲不可靠，故而現今保留于書論中的隻言片語成爲了蠡測其書風的重要依據。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迹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爲晋太保。采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稿，草稿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衛氏書法有文獻記載的即從衛覬開始，其後世代擅長“古文”，衛恒恪守“家法”，《四體書勢》中稱祖父衛覬的古文深得邯鄲淳法，幾可亂真，當時的正始石經中的古文因有時風的加持而未能得到他的認可，當看到魏襄王墓中的簡策時甚爲歡喜，因爲他們的法度與其“家法”仿佛。衛恒不僅僅是爲了傳承“家法”，更多的可能是自己家族所傳承的古文展現的文字姿態之美遠遠超過了正始石經中被改進後的。雖然正始石經中的古文相較更具對稱之美，但却失去了古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媚態。《晋書·衛恒傳》云：“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草隸”一詞在魏晋南北朝典籍中廣泛出現，如《魏書·崔玄伯傳》：“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其中“草隸”與“行狎”并列，則“草隸”一詞應指當時的草書和隸書。王贏在《魏晋官學視域下的衛門書風》一文中關于衛恒書法認爲：“在西晋設立書博士時，衛覬已經去世。衛瓘時年五十四歲，其與鍾會同代，且同朝爲官，雖未直接受到官方書法教育的影響，但應借鑒過鍾繇書風。衛瓘之子衛恒此時應已入仕，據《晋書》所記曾任職于秘書丞，應受到官學教育的影響。并且其曾與荀勖共同整理汲塚竹書，二人應有一定交往，可見衛恒亦當受過鍾繇書風的影響。”衛恒出仕前受官學教育影響，書風一定程度上與鍾繇相仿佛也是情理之中的。鍾繇因“胡書肥，鍾書瘦”而爲世所重，且衛氏一門以善“筆力”名世，故而我們有理由相信衛恒的隸書在當時是能够展現一定姿態同時又相對趨“瘦”的。張懷瓘《書斷》稱衛瓘草書“時議放手流便過于索，而法則不如之”，將“放手流便”與“法”相并列，結合當時的環境與書作間的對比不難發現，衛恒較索靖書寫更爲流暢自然，相較于索靖的“法”更爲“媚”。此外，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記載：“（瓘）采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稿，草稿是相聞書也。”關于“草稿”後人已有論斷，認爲是具有一定“縱勢”且“放手流便”的行草書，《頓首州民帖》與同時期作品的比較也驗證了這一説法。《宣和書譜》將衛恒草書定義爲“是其便娟有餘，而剛健非其所長也”，明顯是在其父“放手流便”基礎上進一步注重在書寫力度與速度加持下的自然書寫與字勢變化。關于“散隸”的注解各有不同，其一，釋其迹同飛白，張懷瓘《書斷上·飛白》：“衛恒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于飛白，蕭灑于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韋續《五十六種書》：“散隸書，衛恒所作，迹同飛白。”冉令江、楊樹國《論衛門“古法”傳統在北朝初期的傳承——以崔、江士族書家爲例》一文承此説，認爲：“衛恒所造‘散隸’應該是介于八分與飛白書寫樣式之間的一種隸書。大量具此面貌的樓蘭漢魏簡牘殘紙書迹，亦可爲之佐證。”其二，釋其爲“雲書”，劉濤依據夢英《十八體書》：“垂雲篆者，衛恒之所作……衛氏即垂雲之祖。”推測“雲書”或許是“散隸”的别稱。其三，釋其爲“早期行書”，何學森《論行書的形成與風格演變》認爲：“衛恒的‘散隸’就是早期行書，與行楷近似。衛恒的草、章草、隸、散隸四體書應該就是相當于今天所説的今草、章草、隸書、行書。”綜其大略，無論是飛白、雲書，抑或是早期行書，在當時皆可統稱爲“雜體”。陳志平《〈四體書勢〉中的“體”“勢”與晋唐書法藝術觀念之生成》一文認爲“散隸”是衛氏家族所創的諸多雜體之一。虞龢《論書表》中有衛恒撰《諸雜勢》一卷的記録，亦可爲之證。袁昂以“插花美女，舞笑鏡臺”評述衛恒書風，李嗣真以“媚”爲其注解。“媚”原形容女子面容姣好，具有一定的姿態，借以評述書作時往往藴含力量、姿勢、速度等因素，展現其自然風采。《四體書勢》中衛恒所追求之“勢”“象”又與“媚”一定意義上存在某種内在聯繫，可見以“媚”評其書作與其審美追求是相一致的。文獻記載衛恒善古文、隸、草、散隸，其中對古文自然“媚”態的崇尚，在隸、草的學習上既恪守家族對“筆力”的重視，又能吸收“瘦”的營養，注重字形姿態的自然表達，也印證了“媚”非單一的“柔美”。本文爲2022年度内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盟市專項”“嘎仙洞石室祝文與北魏初期民族文化融合研究”（項目編號：2022M08）的階段性成果。郵箱：shufayanjiu201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