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星鳳樓帖》係南宋曹士冕刻于南康軍，“宋趙彦約刻于南康”一説係明代文獻誤傳。現存十二卷本《星鳳樓帖》均爲明代後所拓，其内容係以《淳化閣帖》爲藍本加减他帖而成，但其假用北宋年號、卷首卷尾與正文帖紙不一、濫用“王正月”典故、鈐僞藏印、翻僞《絳帖》、不采宋本等皆係作僞的明證。日本藏十二卷本《星鳳樓帖》均係用明以後拓本作僞的同源僞帖。
關鍵詞：
《星鳳樓帖》董其昌時已不得見，相關文獻記載舛誤頗多，清代以來時有辨析者。程文榮《南村帖考》認爲刊刻者是南宋曹彦約、曹士冕父子，非趙彦約；張伯英持相同意見，且認爲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爲清代作僞之帖；徐森玉認爲原帖是曹士冕在嘉熙、淳祐年間所刻；啓功認爲《星鳳樓帖》原刻共十卷，故十二卷本必僞；水賚佑認爲十二卷本《星鳳樓帖》是僞《絳帖》《譚帖》《戲魚堂帖》及部分宋、明刻帖雜糅而成的本子；施安昌認爲原刻共十卷，刻者爲曹彦約，南宋時曹士冕重刻并增爲十二卷。關于刻帖的地點亦有二説，一説刻于南康，一説刻于南康軍。諸家意見并不相同，故需進一步考證。本文在前賢的基礎上，在星鳳樓和《星鳳樓帖》的由來、《星鳳樓帖》的刊刻地、北宋趙彦約刻説的來源、《星鳳樓帖》與僞《絳帖》的關聯、十二卷本作僞的時間等方面均有新的見解，并討論了日本藏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的真僞問題。
曹彦約（1157—1229），字簡甫，號昌谷。曾從朱熹講學，淳熙八年（1181）進士，官至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謚文簡。《宋史》有傳，《南宋館閣續録》《臨安志》《常德府志》《南康府志》《都昌縣志》等載有其事迹。《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公墓志銘》云：“公慶元間（1195—1200）由龜山徙居南康城下，既又得覓數十畝于城東三里外爲圃曰湖莊，築室讀書，罕至城市。時宰語人曰，人言曹長沙與人争功，二年無一字至朝堂，此豈競進者耶！”曹彦約曾在長沙爲官，他也是朱子學派的首批弟子之一。慶元間朱子學派被列爲僞學，曹此時隱居讀書，是有意躲避慶元黨禁，明哲保身的做法。其《湖莊述懷》詩云：“昌谷喧聲漸屏除，湖莊新意亦空疏。遠栽夏木來鳴鳥，短截寒谼縱小魚。架有空簽聊貯藥，樓無它用衹儲書。病來得惰因成趣，此外于人百不如。”從此詩和曹家刻帖進程來看，“湖莊”係其藏書地，也是星鳳樓的前身。《都昌縣志》載：“星鳳樓，宋尚書曹文簡公建，以貯圖書，上有《星鳳樓帖》。”《曹氏大成宗譜》載：“星鳳樓，宋理宗敕建。”宋理宗（1205—1264）于1224年繼位，曹彦約曾爲之侍讀侍講三年。星鳳樓始建于寶慶三年（1227）曹彦約告老還鄉時，至其去世時仍未完成。曹之格《寶晋齋法帖》卷二《定武蘭亭》後有陳畤跋云：“端可得定武古本禊帖，世間尤物也。乃丁亥（1227）上巳修故事于湖莊，酒間展玩，强令題贊。”跋中仍稱“湖莊”，説明當時還没有星鳳樓。以慶元黨禁開始來算，到星鳳樓始建之時，曹彦約隱居的“湖莊”也已三十餘年，修建新樓可謂恰逢其時。宋理宗敕建并御書“星鳳樓”牌匾，相當于給了曹彦約一個極高的定性評價。關于《星鳳樓帖》的内容，文獻記載相對統一，兹僅列舉幾例：宋趙希鵠云：“曹尚書彦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精善不苟，并無今人書。”明王圻云：“自宋太宗《淳化閣帖》後，有潘師旦《絳帖》、寶月大師《潭帖》、蔡京《大觀帖》、劉濤《太清樓續閣帖》《紹興監帖》、劉次莊《戲魚堂帖》、曹士冕《星鳳樓帖》、吴琚《玉麟堂帖》、曹之格《寶晋齋帖》……皆本于《淳化》而模刻之者也。”明孫鑛云：“宋時尚有《星鳳樓帖》甚佳，皆摘取二王佳帖，刻手亦工……”整體而言，以上文獻旨在説明《星鳳樓帖》是在《淳化閣帖》的基礎上，取“二王”其他佳帖加减集成的叢帖。經核對，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中的帖子半數以上《淳化閣帖》中都有，但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爲明以後拓本，并非原刻原拓。自明天順六年（1462）徐氏善得書堂刻本《新增格古要論》起，關于《星鳳樓帖》刊刻者、刊刻時間和刊刻地點的文獻大都因襲其誤記。如明隆慶二年（1568）李荷永和堂本《墨池編》云：“宋《星鳳樓帖》，趙彦約刻于南康。”明屠隆《考槃餘事》云：“宋趙彦約刻于南康。”明潘之淙《書法離鈎》云：“《星鳳樓帖》，尚書趙彦約刻于南康。”清陳元龍《格致鏡原》云：“《星鳳樓帖》宋趙彦約刻于南康。”下文先辯其刊刻地，再論其刊刻者。宋代的南康與南康軍相隔有百里之遥，并非同一地點。“贛州，古亦稱南康郡、虔州、章貢……紹興二十三年（1153）改虔州爲贛州。”《宋史·地理志考異》云：“南康軍，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建爲軍縣。”“南康軍，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分洪、江等州置，治星子縣，屬江南西路。南宋紹興初改屬江南東路，轄境相當今江西星子、都昌、永修、安義等縣地。”南康郡（贛州）在江西省最南部，星子縣、都昌縣皆在江西省北部，星鳳樓係皇家敕建于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而非南康或南康郡（今贛州市）。現存《墨池編》有明隆慶、明萬曆、清康熙、清乾隆幾個版本，其中最早的是明隆慶二年（1568）李荷永和堂本，他本實皆據此而來。諸版本皆赫然載有“宋《星鳳樓帖》，趙彦約刻于南康”一句，且都載有被譽爲“星鳳之子”的《寶晋齋法帖》：“紹興六年（1136）曹之格摹刻于無爲州學。”南宋刻帖出現在北宋成書的《墨池編》中，説明《墨池編》經歷了錯誤的修訂，非北宋朱長文原版著作。明隆慶二年（1568）李荷永和堂本《墨池編》係薛晨校注，李荷刻行的。關于此書的版本源流問題，陳志平曾做過詳細考證。他説：“明人刻書，素爲學界詬病，薛本亦不免此弊。如書前喬懋敬序，言‘朱晦庵嘗與簡札資問’。朱長文和朱熹分屬北、南宋，風馬牛不相及，豈可‘簡札資問’？此處可見薛本荒謬之一端。”關于《墨池編》中混入後世的文獻，陳志平説：“薛晨增入的宋、元、明碑刻，後來爲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悉數删除，但經過薛晨‘次’的‘宋以前碑刻考’及隨意增加的一些文字，在明刻本系統的李本、淵本（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中得到保留，從而讓《墨池編》失去了本來面目。”李本《墨池編》卷十八後有跋語云：“宋以前碑刻考，朱伯原采録，間多脱誤，晨爲之訂次。宋以後碑刻考并法帖，晨竊增入，僅補闕簡。”趙彦約事迹歷史無載，僅見人名。這至多説明確有趙彦約其人，不能説明與法帖相干。同樣道理，“趙刻曹翻”説也無法成立。薛晨妄改文獻，甚至增加僞帖，導致後人辨識變得更加困難。明王佐《新增格古要論》是現存文獻中最早持趙彦約刻説者，此外還有屠隆（1543—1605）《考槃餘事》云：“宋趙彦約刻于南康，曹士冕重摹于南宋。趙刻精善不苟，曹刻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帖》。”明高濂《遵生八箋》：“《星鳳樓帖》，趙彦約刻于南康，曹士冕重摹于南宋。趙刻精善不苟，曹刻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帖》。”明來濬《金石備考》也説：“《星鳳樓帖》，趙彦約刻于南康，曹士冕重模于南宋。”關于這些謬説張伯英云：“通行本《星鳳樓帖》十二卷……元陳繹曾則云：‘曹士冕刻，帖成于曹氏父子之手，在南宋時。’此本乃北宋年號，其爲妄人僞造無疑矣。自明王佐《格古要論》誤爲趙彦約，後之論帖者遂有趙刻曹翻之謬説。程文榮《帖考》辨之詳矣。其書大都采自《閣帖》及其他宋刻，平原《鹿脯》乃不用宋本而取《戲鴻》《快雪》之僞墨迹，即此一端，足證紹聖年月毫無影響，與僞《絳》、僞《戲魚堂》同屬清代僞造之帖。原本董香光于明時已不得見，蓋失傳甚久，而今帖肆多有之，其故可知。謬人藏此自矜爲北宋拓，語以僞造，彼亦不之信也。”張伯英指出《星鳳樓帖》係南宋曹氏父子所刻，還闡明了謬説來源、僞刻不采宋本、僞造年月諸問題。《格古要論》爲明代曹昭撰，被王佐增補後名曰《新增格古要論》，現存最早版本爲天順六年（1462）徐氏善得書堂刻本，早于明隆慶二年（1568）李荷永和堂本《墨池編》。該書中《星鳳樓帖》一條明確標爲新增：“《星鳳樓帖》，宋趙彦约刻于南康，雖衆刻重摹，而精善不苟。陳繹曾云：‘此帖南宋曹士冕摹刻，工而有餘，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續帖》。’”考之陳繹曾《翰林要訣》云：“《星鳳樓帖》，曹士冕摹刻，工致有餘，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續帖》也。”陳繹曾云“摹”，指的是“衆刻重摹”，即《星鳳樓帖》係摹刻于《淳化閣帖》和他帖的史實，而非《星鳳樓帖》重摹。且并未言及趙彦約，所謂的“趙刻曹翻”是從王佐誤解陳繹曾而來。曹彦約刻、曹士冕刻，或是父子二人刻本質上是時間先後問題。如是曹彦約刻，時間稍早，但如若曹家不斷有新帖入藏，或刊刻在曹彦約時并未完成，那曹士冕子承父志繼續刻帖是理所當然的。無論父子誰人所刻，都足以否定趙刻説或趙刻曹翻説。宋趙希鵠《洞天清録》云：“曹尚書彦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宋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星鳳樓帖》，右曹文簡公家所刻也。”元陳繹曾《翰林要訣》云：“《星鳳樓帖》，曹士冕模刻。”明慎懋官《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云：“《星鳳樓帖》，曹士冕模刻。”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云：“曹士冕《星鳳樓帖》……皆本于《淳化》而模刻之者也。”以上文獻中的刻帖者皆已鎖定在曹家，而非趙彦約。董其昌《容臺集》云：“《絳帖》《鼎帖》《星鳳樓》……世皆無傳。”《星鳳樓帖》原帖已無緣得見，倒是現存的宋拓《絳帖》《寶晋齋法帖》兩者可以提供一定的有效資訊。元陳繹曾云：“《寶晋齋帖》，曹之格模刻，《星鳳》之子，至諸帖爲最下。”曹之格爲曹士冕的侄子，《寶晋齋帖》即曹之格摹刻。該帖卷二中有兩段曹士冕跋：“重慶兄作《定蘭審定訣》，未及脱稿，親戚間遽持去。鄭重訪求，僅得臨本，亟請重書，因循弗暇，今已矣。恐此文久而失傳， 乃以臨本附于卷末，且鑱之星鳳樓下，與同志共之。兄字魯可， 魯庵蓋其自號云。嘉熙戊戌（1238）中元日，士冕敬書。”其二云：“《樂毅論》……首尾完好， 其間千載一遇字重複一句， 每字各加一點。獨此與秣陵古文則然。近世重刻海字本已不復有此疊句， 蓋轉相傳拓未必親見古本也。余頃得秣陵本刻石久矣， 今復見此， 因并刻之， 而識其後。嘉熙庚子日（1240）南至匯澤， 曹士冕書。”曹之格將家藏帖子刻入《寶晋齋法帖》，曹士冕跋中的“鑱之星鳳樓下”和“因并刻之， 而識其後”都説明曹士冕纔是《星鳳樓帖》刻帖的主要執行者，也正是基于此，徐森玉認定法帖係曹士冕于嘉熙、淳祐年間所刻，這也是目前關于刻帖者最可靠的結論。現存十二卷本《星鳳樓帖》每卷皆以篆書標題，以十二地支分卷，每卷尾刻有篆書“紹聖三年（1096）春王正月摹勒上石”。“紹聖”爲北宋年號，但曹彦約是徹頭徹尾的南宋人，曹士冕就更晚了。他們在北宋年間刊刻《星鳳樓帖》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星鳳樓帖》上不該有“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這十二個字。啓功主編的《中國法帖全集》説：“今通行所謂《星鳳樓帖》十二卷爲僞本。此本尾題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曹彦約爲南宋人，而此北宋年號，爲妄人所僞造無疑。”從現存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來看，幾乎每卷收尾的十二個字前後都有明顯的割裱痕迹，接裱處的墨色完全不一致，顯係後人僞造。《淳化閣帖》每卷末刻有“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十九字，十二卷本《絳帖》每卷卷尾有“淳化五年歲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師旦奉聖旨摹勒上石”二十二字。十二卷本《絳帖》即已畫蛇添足，現存《星鳳樓帖》顯然又參考了這兩者，其卷尾的“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的篆書係參考了《淳化閣帖》的制式，而所謂“春王正月”的内容又參考了十二卷本《絳帖》，于是就造成了今天不倫不類的局面。沙孟海謂“標題與正帖多不同紙，顯有拼割迹象……此一帖必非《星鳳》原刻”，説的是卷首，而卷首、卷尾帖紙墨色均不一致，衹能説明現存《星鳳樓帖》係割裱拼貼作僞。“春王正月”出自《春秋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正月”在《春秋公羊傳》中指周文王“大一統”元年的第一個月。《星鳳樓帖》卷尾的“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既非紹聖元年，又與周文王無關，更不是刊刻者名字，爲生搬硬套無疑。關于此帖，啓功提及一件僞本《急就篇》時曾説：“今世流傳僞本套帖，吾嘗見《絳帖》《星鳳樓》《戲魚堂》等數種，内容略同，首題及尾款各異。《星鳳樓》帖後有此十二字篆書之款。《星鳳》刻于南宋，則此款又别有來源，爲僞中之僞，蓋乾嘉時帖估所造以欺人者。”仲威認爲：“曹之格是宋代帖學權威《法帖譜系》作者曹士冕的子侄輩，曹士冕在嘉熙、淳祐間（1237—1241）曾刊刻了《星鳳樓帖》，曹之格刊刻《寶晋齋法帖》多從家刻《星鳳樓帖》摹出，確在情理之中。《星鳳樓帖》原刻久佚，世間流傳的十二卷本，尾題‘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係後人僞刻。”刻帖的時間、“王正月”的訓詁、卷尾十二字帖紙的不同墨色和接裱痕迹都可作爲作僞的直接證據，而啓功與仲威的論述無疑爲通行的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的辨僞增加了砝碼。（三）十二卷本《星鳳樓帖》與十二卷本《絳帖》淵源甚深1.《東方朔畫像贊》説明十二卷本《絳帖》係現存《星鳳樓帖》重要來源之一從現存的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來看，其與十二卷本《絳帖》有明顯的淵源關係。以其中王羲之書《東方朔畫像贊》一帖爲例，從石花、石紋、文字的損泐來看，兩帖幾乎無異。“諱”字左側言字旁粘連的損泐、“朔”字“月”部上面的損泐、“大”字左上角的石花、貫穿“平”字的石面横擦紋都説明了兩者的淵源關係。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紙色更新，且“平”字上多一條斜擦紋，顯係晚出，十二卷本《絳帖》係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的重要源頭不言自明。（圖1）圖1 十二卷本《絳帖》中的《東方朔畫像贊》（左）與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中的
《東方朔畫像贊》（右）2.十二卷本《星鳳樓帖》所據之十二卷本《絳帖》係僞帖《絳帖》係北宋尚書郎潘師旦在絳州時以《淳化閣帖》爲基礎雜入其他法帖所摹，共二十卷。潘氏二子分家後，各得十卷。長子因債務將前十卷刻石充絳州官府，絳州太守補刻後十卷合爲二十卷，以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詩》二十字内容定其次第，史稱東庫本或公庫本。次子持後十卷，亦補刻前十卷合成二十卷，史稱私本。金崇慶初（1212），高汝礪據東庫本翻刻《絳帖》。此後又出現兩種《絳帖》，一爲亮字不全本，一爲新絳本，皆從翻刻東庫本而來。曹士冕《法帖譜系》提及亮字不全本云：“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衹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又提及新絳本云：“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型大小并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希元皆有之。”此時《絳帖》已經有原石本、東庫本、私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五種，而依據新絳本翻刻的《絳帖》還有五種之多。關于當時《絳帖》版本的新舊與可信程度，曹士冕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煒家”指的是單煒，曹士冕這段文字主要來源于單煒的著作《絳帖辯證》，文中所説的《絳帖》舊本即原石本，在南宋已罕見，如今已無全本存世。今故宫博物院藏宋拓《絳帖》爲馮銓舊藏本，雖二十卷齊全，但依據吴榮光在故宫博物院藏宋拓《絳帖》上的眉批，故宫博物院藏本《絳帖》實際上是由潘師旦原石本、東庫本、私本拼成的。故宫藏本《絳帖》第九卷卷首有翁方綱跋云：“單炳文所云舊本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單炳文此段孫退谷亦録于《消夏記》，即是此前帖第九卷大令書也。其第一帖《白承舍帖》三行，故稱其第二帖之首句爲第四行，其實當云第九卷大令《復面帖》之一行則明白矣。‘面’下一字是‘悲’字，五行第七字是‘散’字。此拓本皆摹失，誠如單所云全不成字矣，又不知‘止’何由誤作‘心’也。可見南宋之末不得見《絳》刻原石已非一日……”故宫博物院藏《絳帖》第九卷爲東庫本，符合曹士冕所説的南宋時“今本”的特徵。（圖2）所以曹士冕所説的舊本指的是原石本，而東庫本、私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皆屬新本，依據新絳本所翻刻的就更新了。可靠的《絳帖》體系皆是二十卷，其中亮字不全本係金人避金帝完顔亮諱，曹士冕時也無法準確判斷該本是否與東庫本同石，但從“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一句可知其全本亦應有二十卷，而非十二卷。![]()
故宫博物院藏《絳帖》第九卷整卷爲王獻之書，而十二卷本《絳帖》第九卷爲南朝人書，後者整套帖中根本不存在單煒和翁方綱等人所説的王獻之的這個帖子，也不見庾亮帖。這説明十二卷本《絳帖》既非據原本翻刻，又非據東庫本、私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體係中的任何一本刊刻的。曹士冕感嘆《絳帖》泯滅，自云獲見真本後在自家曾摹刻此帖：“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于王晏之變。慮其遂至泯絶，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曹士冕明確提及《絳帖》總二十卷，所以十二卷本《絳帖》絶非宋拓本，係後人作僞的産物。十二卷本僞《絳帖》是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的重要來源之一，這正是水賚佑論文所説的“以僞《絳帖》爲主，摻雜他帖僞造”的緣由。水賚佑另一篇文章指出了十二卷本《絳帖》爲僞的原因：“第一，没有王獻之的《復面帖》，那肯定是不對的。第二，與姜夔《絳帖平》前六卷内容也不一樣，都是亂七八糟的，可以證明這個《絳帖》也不對。第三，‘日月光天德’這些編號都没有，所以實際上就是《履園叢話》所説的僞《絳帖》。”3. 僞《地黄湯帖》可證十二卷本《絳帖》和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俱僞《地黄湯帖》在宋拓國子監本《淳化閣帖》中第五行爲“未還聞爾”（圖3）。在宋拓本《寶晋齋法帖》中第五行仍是“未還聞爾”（圖4）。在宋拓本《絳帖》中，仍是清晰的“聞”字，衹是剛好轉折處被蟲蛀。（圖5）到了《大觀帖》中“聞”字已不清晰，始類“可”字，因爲徽宗時重新排版，原帖章法也發生了改變。（圖6）到了十二卷本《絳帖》中，《地黄湯帖》的全文内容都已經改變，原文從“新婦服地黄湯，來似减，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君等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聞爾，進近不可解，吾嘗書問也”變成了“獻之吾鄱陽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黄湯來，眠食尚未復，常憂懸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所論事想必及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之。”（圖7）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中《地黄湯帖》的内容和章法皆與十二卷本《絳帖》中的完全一致，獨損泐更爲嚴重，這也是《星鳳樓帖》來源于十二卷本《絳帖》的又一個有力證據。（圖8）關于《地黄湯帖》的這種現象，清人王澍云：“《絳本》所云乃是後人集大令。‘鄱陽東歸’集《鄱陽歸鄉帖》；‘阿姨所患得差否’集《阿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皆集十卷大令書，當是僞帖。”曹之格翻刻的《寶晋齋法帖》中也收有《地黄湯帖》，其内容與寫法與《淳化閣帖》一致，而十二卷本《絳帖》和今存十二卷本《星鳳樓帖》與之皆不相同。被稱爲“《星鳳》之子”的《寶晋齋法帖》比現存《星鳳樓帖》更靠近《淳化閣帖》宋拓，這衹能説明現存的十二卷本《星鳳樓帖》與其所依據的十二卷本《絳帖》二帖俱僞。![]()
圖3 宋拓《淳化閣帖》中的《地黄湯帖》![]()
（四）宋拓《寶晋齋法帖》可證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不采宋本《寶晋齋法帖》爲“《星鳳》之子”，根據《寶晋齋法帖》卷二上的題跋“嘉定戊辰五月中澣，閲所得定武故物于漢陽郡齋，昌谷曹彦約”可知曹彦約係1208年收到的瘦本《定武蘭亭》。根據其中的兩本《定武蘭亭》題跋可知紹定庚寅（1230），曹士衮爲肥本《定武蘭亭》題跋。又嘉熙戊戌（1238），曹士冕爲《定武蘭亭》題跋并刊刻了《定蘭審定訣》和肥、瘦兩本《定武蘭亭》，跋中明確提及了“鎸之星鳳樓下，與同志共之”。由卷五題跋可知嘉熙庚子（1240）曹士冕刻了《樂毅論》，由卷八題跋可知淳祐乙巳（1245）曹士冕刻了《鶻等帖》。1253年，曹士冕離世。寶祐二年（1254）至咸淳五年（1269）曹之格翻刻了《寶晋齋法帖》。米芾原刻的《寶晋齋法帖》和葛祐之的翻刻都衹有三帖，即王羲之《破羌帖》、謝安《八月五日帖》、王獻之《十二月割帖》。曹之格翻刻《寶晋齋法帖》爲十卷。卷一爲米芾和葛祐之的刻本，卷二至卷五爲王羲之書，卷六、卷七爲王獻之書。卷八爲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涣之書。卷九、卷十爲米芾書。宋拓《寶晋齋法帖》孤本今存上海圖書館，從帖目來看，十二卷本《星鳳樓帖》子集中的帖子除張芝名下的《冠軍帖》在《寶晋齋法帖》卷七王獻之名下可找到外，皆不見于後者。十二卷本《星鳳樓帖》寅集、卯集的王羲之法帖均不見于《寶晋齋法帖》。十二卷本《星鳳樓帖》所載其他名家法帖除王徽之《新月帖》外，皆未見于《寶晋齋法帖》，兩者僅有十餘帖帖目相同。從刻帖版本來看，前者所刊相同内容皆遠遜于晚出的後者，這是十二卷本《星鳳樓帖》不采宋本的另一有力證據。《格古要論》爲現存最早的文物鑒定著作，明洪武年間曹昭著。前文已述，明景泰七年（1456）至天順三年（1459），王佐據曹氏原著考校增補成《新增格古要論》，此時《星鳳樓帖》已被著録成北宋趙彦約所刻的叢帖，薛晨校注的《墨池編》因襲之。王佐、薛晨以及李子藎等人都没有對内容進行嚴謹的核對，抑或就是有意爲之，這給造假者留下了充分的空間。十二卷本僞《絳帖》也出現在《新增格古要論》中：“《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倉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晋、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晋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晋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卷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爲節度使，又補充之，增入顔魯公諸帖，且題于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晋王府，不易得矣。”關于這一内容，明代閻調鼎《絳帖叙》記載更爲詳細：“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并不存，或曰州官惡石之厲也，碎而瘞之。後金人重摹爲十二卷，歲久，石本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爲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魯公諸帖以壯忠義之氣。有明宣德間石入晋府，不復可觀矣。其初摹刻傳世者有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别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别本，昔人所謂有别本無贋本是矣。然余頃見上党周氏所得于金華十二卷不過竊取《停雲》之半，于《絳》何曾夢見？而絳人得之猶博善價，甚矣！世人好贋而失真也！”《絳帖》共二十卷，金人重摹的十二卷本《絳帖》本身卷數就不對，且明代既已不完整，又出現了僞本係竊取《停雲館帖》之半而來的。《停雲館帖》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閻調鼎所見的十二卷本《星鳳樓帖》必是此後作僞。景泰年間至隆慶年間（1456—1568），《星鳳樓帖》已經被有意或無意地塑造成北宋刻帖，這與帖肆僞造十二卷本《絳帖》和十二卷本《星鳳樓帖》宋拓本的時間大抵同時。（二）《絳帖》《星鳳樓帖》皆是明、清吴中地區常見僞帖明代中期，江南經濟繁榮，吴門書派崛起，刻帖大肆流行。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宋時《淳化閣帖》尚且有諸多舛誤，宋拓被一翻再翻，至明時已面目全非。屠隆云：“吴中近有高手贋爲舊帖，以竪簾厚粗竹紙，皆特抄也，作夾紗拓法，以烟草末香烟薰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糊若古帖臭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不能破，其智巧精彩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南宋曹士冕時《淳化閣帖》原刻原拓已罕見，《絳帖》原拓也已難尋。明時董其昌已云《星鳳樓帖》無傳但常見售賣者，其所見皆明代作僞，故張伯英云：“原本董香光于明時已不得見，蓋失傳甚久，而今帖肆多有之，其故可知。謬人藏此自矜爲北宋拓，語以僞造，彼亦不之信也。”錢泳説吴中地區常見僞法帖有五種，《絳帖》《星鳳樓帖》赫然在列：“吴中既有僞書畫， 又造僞法帖，謂之充頭貨…… 更有奇者，買得翻板《絳帖》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 以新紙染色拓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絳帖》， 即原刻也。二曰《星鳳樓帖》。三曰《戲魚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買者紛紛，其價甚賤，不過每部千文而已。遂取舊錦裝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圖章，如項墨林、高江村之類印于帖上，以爲真宋拓。”明代的法帖作僞手段已經包括割裱移花接木、僞藏印、染色和烟熏做舊、擬味做舊、翻刻、張冠李戴等若干種辦法，可以説達到了古代刻帖造假的巔峰。到了清代，僞《星鳳樓帖》既已傳播到日本，甚至也騙過了沈曾植。（一）沈曾植、葉遐修所藏的《星鳳樓帖》與日藏本屬同源僞本沈曾植（1850—1922）海日樓曾收《星鳳樓帖》并數次題跋。沈氏自題“星鳳樓祖本《黄庭經》”云：“此《星鳳》祖本也。畫中圓滿，非宋刻不及此。以筆法論，尚在越州石氏本上。吾甚願學者以此與《禪静寺》同參，因以水牛山，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貫也。”又自題“《星鳳樓卯集》初拓舊本” 云：“越州《秘閣續帖》殘石，明代轉入吴門，世間所行《太清樓秘閣帖》《絳帖》《潭帖》，皆一刻而易其標題耳。亦各有異同，有宋、元舊刻，有明世補刻，辨别至難。若霖過信，覃溪過疑，均未盡其真際也。此《星鳳樓卯集》初拓舊本，庶幾所謂用工精緻，清而不穠者。白文公作歐體，尤可愛，風味乃不减裴休。”所謂“《星鳳樓卯集》初拓舊本”現藏于浙江省博物館，上有 “巽齋”“遜齋居士”等沈氏藏印和題跋。觀其拓本裝裱、成色，應止于明，有做舊褪色痕迹，絶非南宋拓本。且標簽與帖文不在一紙，爲拼接裱成，故非原拓。沙孟海（1900—1992）曾見過沈曾植藏品，他在葉遐修藏本《星鳳樓帖》上跋云：“傳世《星鳳樓帖》未聞有完帙，沈氏海日樓舊藏兩種，其一標題下無集次，其二標題下以地支編集，存子、丑、寅、卯、巳、午、酉、戌、亥九集，中多闕葉，而子戌合一集、丑寅合一集，實衹七集。標題與正帖多不同紙，顯有拼割迹象。丑、寅合集猶近理，子、戌合集則不可解。遐修同志出示此本，殘存九開，皆大令書，標題下亦無集次。據《鳴野草堂匯刻帖目》應是辰集，但海日樓第二種大令書在丑、寅合集，亦復不同，殘存諸帖，與沈本校看，毫髮不爽，知是同石所拓，紙墨成色亦舊，元、明間拓本也。惟其中《洛神賦十三行》帖尾單刻柳璨續題，璨字已訛爲‘㻮’，帖前標‘晋中書令憲候王獻之書’十字，亦與卷首重複，此一帖必非《星鳳》原刻。《星鳳樓帖》南宋曹彦約刻，帖尾題‘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篆書十二字。翁覃溪所見已如此，海日樓第二種有幾集亦如此，此帖亦有之。紹聖哲宗年號，不應曹刻用之，必由後人妄補，但察其與正帖不同紙便知。此帖卷首有‘黄美之圖書印’六字朱文印，‘之’字，‘印’字爲别一印掩蓋，尚可辨識。黄美之，明黄琳也，此印最佳。卷首又有‘經筳講官太子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圖章’十六字朱文印、‘横雲山人’四字白文印、‘金粟道人’四字白文印。卷尾有‘潞藩鑒賞’四字朱文印，潞藩，明神宗弟潞王翊鏐也。横雲山人，清初王鴻緒也。建極殿大學士，明官，嘉靖間始改謹身殿爲建極殿，金粟道人之號亦夥，兩印屬誰難遽定。”從沙孟海的題跋來看，沈曾植收藏了兩種《星鳳樓帖》，都不全。葉遐修藏本除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更假以外，與沈曾植收藏的本子是同一種，都屬于通行的《星鳳樓帖》十二卷本，整體上爲元、明之際所拓，不是沈曾植所説的宋拓或初拓。實際上沈曾植和葉遐修藏本皆是作僞的明拓，日本高野辰之的著作中亦著録有類似的一本。關于僞法帖流入日本，清代錢泳的《履園叢話》中有記載：“嘉慶初年（1796），有旌德姚東樵者，目不識丁，而開清華齋法帖店，輒摘取舊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題跋，半石半木彙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雲居米帖》十卷，皆僞造年月姓名拆來拆去，充舊法帖，遍行海内，且有行日本、琉球者。”清人所云的舊碑帖，指的是明拓本。張伯英所説的《星鳳樓帖》與僞《絳帖》、僞《戲魚堂》同屬清代僞造之帖，雖是清人僞造，用的也應是明拓。大庭修在《江户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一書中説：“《星鳳樓帖》，一部十二帖。《商舶載來書目》冠以‘宋紹聖’。天明二年（1782）又有《星鳳樓帖》一部二套在録。或稱爲宋曹彦約所刻，或稱其子曹士冕所刻，還有稱彦約刻、士冕續刻的。其中僞刻甚多，如《楷行薈編》注明爲僞本。天明二年寅十番船攜來本帖十二帖，大意書記‘相同（稍有蟲眼），宋紹聖三年摹勒’。文化元年（1804）子四番船（大田南畝《百舌之草莖》）上所收《改濟書籍目録》中亦有一部二套十帖在録，原價五十五匁，足本價格更高。《御書籍目録》亦著録此帖。”據此可知錢泳所説的清人的造假時間與大庭修所説的《星鳳樓帖》流入日本的時間大抵同時。日本東京國立圖書館所藏《星鳳樓帖》午集上鈐有“明治十年（1877）付納”的條形印記，則屬僞帖更晚流入日本的又一例證。高野辰之（1876—1947）曾提及自己的藏品，現轉譯如下：潞爲潞安，今山西省東南部的長治。當時的府、藩相當于王侯一樣，有吉府、唐府、蜀府、代府、崇府、肅府、寧藩、周藩、徽藩、沈藩、德藩等很多。依據“丁志”，潞藩在明崇禎九年（寬永十三年）翻刻了宋版的《述古書法纂》十卷，可知潞藩矚目于宋元法書，且他將北京督察院的宋元至明代的法書收集起來，分給府、藩。卷尾有“路藩鑒賞”印，有此印即可説是善本碑帖。首先討論卷首藏書印，最底部的“黄美之圖書印”長方印應是最古者，不知其主。其上方的“金粟道人”或爲元人顧德輝印。德輝是崑山生人，號金粟道人，别業建在茜涇以西，稱爲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不之官，以書爲興，著有《玉山璞稿》《亭館篇咏》《草堂名勝集》等。此印與其他藏印比起來顔色略新，且邦人岩谷一六也號金粟道人，或爲其印也未可知。因覺印色略新，故記于此；另有明人“錢福”，字與謙，孝宗弘治三年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詩文敏捷，一時知名，有書論《鶴灘六卷》行于世。即我后土御門天皇延德明應時代之人；其上又有“横雲山人”是清代王鴻緒的印章。另有同名人字季友，號横雲，係文恭公瑣齡的弟弟，康熙十二年進士，官至户部尚書，曾奉命修纂《省方盛典》，著有《横雲山人集》；上還有“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圖章”同樣不知是清代誰的印。建極殿是入清時建的，總之印越往上蓋時間就應該更晚。我認爲《星鳳樓帖》渡來日本是元禄前後，不得不説是流傳已久了。《星鳳樓帖》所收歷代法帖如下。子集：後漢—崔瑗；漢—鄧騭、張芝、諸葛亮、周紇；魏—曹子建、鍾繇、崔浩；晋—衛夫人。丑集：蘭亭序、黄庭經、東方先生畫贊、曹娥碑、樂毅論。寅集：晋—王羲之。卯集：晋—王羲之。辰集：晋—王獻之。巳集：晋—王廙、王凝之、王薈、王操之、王廞、王徽之、王衍。晋—索靖月儀章。午集：晋—卞壺、郗恢、張華、王導、王珣、王珉、王戎、王濛、王洽、王邃、王坦之、王循、王敦、王恬、阮咸、劉懷之、張翼、向秀、陸雲、阮籍。未集：宋—孔琳之、王弘、王曇首。齊—樊退、王僧虔、温子升。梁—王彬、蕭思話、沈約、王志、阮研、蕭確。申集：唐—褚遂良、孫思邈、黄庭經（褚遂良仿王右軍）、蘭亭序、薛稷、李懷琳、狄仁傑。酉集：唐—虞世南、歐陽詢、林藻、李商隱。戌集：唐—顔真卿、李邕、白居易、李德裕、韓愈。亥集：唐—懷素、張旭、李白、畢誠、陸柬之、韓擇木。其中晋人書多，唐代則收有韓愈、白居易、李白等文人書法。《星鳳樓帖》曾經菱湖米庵寓目，我收藏的帖子就是菱湖批點的，適意的地方都用〇在欄外做了標記。幸運的是裝裱非常好，舊裱似乎反映着它被收藏過的經歷。淺野梅堂的《寒檠璅綴》中提到的《星鳳樓法帖》有“梅川陳陽晋之”“宛丘陳氏”“明董學士汾用均”等藏印，題簽十分精美，我收藏的這本没有這些。根據沙孟海的題跋可知，高野辰之藏本上的“黄美之圖書印”屬于明代藏家黄琳的印章，此印最古，那麽顔色偏新的“金粟道人”印必晚于黄琳。號“金粟道人”者較多，除高野辰之所説的兩位以外，還有清代的張燕昌、屈復、蒯光典等人。如果屬此印于元代顧瑛，拓本將被推至元代顧瑛以前，否則拓本將被定位在明代。衹要確定顧瑛的“金粟道人”印的形制與拓本是否相同，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金粟道人”印除葉遐修藏《星鳳樓帖》上有以外，所見尚有三者。一爲朱珪爲顧瑛所刻真印，白文，漢印風格。此印黄惇《中國古代印論史》、蕭高洪《篆刻史話》、王廷洽《中國古代印章史》等皆有著録。二爲元朱文印。清人陸心源曾見《黄山谷書唐賢詩卷》後有顧瑛題跋，跋後鈐有金粟道人朱文印。傳趙大年《水村圖》“大年”款的下方有“金粟道人”朱文印，因陸文所云印已不得見，不詳兩印是否相同。三爲日本籍西泠印社社員河井仙郎所製之印，時間更晚。傳趙大年《水村圖》上和河井仙郎所製的“金粟道人”皆朱文印，而《星鳳樓帖》上係白文印，對比意義不大。僅需對比“金粟道人”真印與《星鳳樓帖》上的“金粟道人”印即可得知真相。兩印印面皆略縱長，後者更甚，“金”“粟”“人”三者除“粟”字前兩畫不同外，字法完全一致，兩印章法完全相同。“道”字中的“首”字來源于人首的象形，上部爲三根毛髮，真印上有三點交代清晰，而《星鳳樓帖》藏印“首”字衹有兩點，走之旁寫法也與真印不同。真印綫條較粗但靈動，《星鳳樓帖》藏印綫條較細且呆板無神。（圖9）明代著名篆刻家朱珪給顧瑛刻印後，由顧瑛題寫了跋文，這些都被朱珪收入了《名迹録》中：“伯盛朱隱君……伯盛爲刻‘金粟道人’私印，因驚其篆文與製作甚似漢印”。《星鳳樓帖》上的“金粟道人”印過于瘦硬呆板，爲後仿無疑。圖9 “金粟道人”真印（左）與《星鳳樓帖》
葉遐修藏本鈐印（中）、《水村圖》鈐印（右）
葉遐修藏本與諸多日本藏本一樣，“金粟道人”印皆如高野辰之所説的色彩過新，且其印章有明顯模仿顧瑛“金粟道人”印的痕迹。日本收藏或回流的一系列《星鳳樓帖》中，多有“金粟道人”“潞藩鑒賞”“錢福”“横雲山人”“經筳講官太子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圖章”“黄美之圖書印”“有明文靖世家圖書”“士奇”等印章，帶有這些印章的多是明清生産出來的僞物。這就是錢泳所説的“取收藏家圖章，如項墨林、高江村之類印于帖上，以爲真宋拓”的表現。宇野雪村（1912—1995）《法帖事典》提及《星鳳樓帖》云：“這是與僞《絳帖》相類的僞帖……與和原石不同的僞《絳帖》第三卷同系，應爲明初吴中帖估作僞，墨色是明初的味道。與巷間通行本《星鳳樓帖》也是同源關係。”從現存資料來看，十二卷本《星鳳樓帖》的作僞的確始于明代，但要證明是明代初期開始的，恐怕還需要更多論據。綜上，如今所見的十二卷本《星鳳樓帖》必僞，且其僞本明代已十分常見。郵箱：shufayanjiu201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