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爍｜燕國陶器文字材料略述——燕陶文的考藏歷史、主要類别及書法藝術風格探賾

文摘文化 2024-06-13 17:00 上海

内容提要：

論文首先對燕國陶器文字材料的發現、考藏歷史進行了梳理，并且着重對清末民國時期陳介祺、吴大澂、潘祖蔭及羅振玉四位學者在燕陶文材料的發現、考藏細節上進行了梳理與分析。其次，論文對目前所能見到的燕陶文材料按照具體格式内容進行了簡單的分類與介紹。最後，論文結合具體的燕陶文拓本材料，從字體形態及整體面貌出發，對不同類别燕陶文材料的書體風格及藝術價值進行了歸納、分析與總結。

關鍵詞：

燕陶文鑒藏類别字體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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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指在陶器上通过鈐印、刻劃、模範、書寫等幾種方式完成的文字。我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已經有非常明顯的表意性刻劃符號，多數學者同意這些符號與文字的起源有密切的關係。由于陶器製品使用的廣泛性與連續性，使得陶文成爲延續時間較長的一類文字材料。關于“古陶文”的定義，徐在國指出：“‘古陶文’專指商至秦朝滅亡之前這段時期的陶文。”由于社會思潮的改變、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手工業生産的空前繁榮，戰國時期成爲古陶文發展過程中的鼎盛時期。東方六國的陶器文字，從總體規模與具體内容的豐富性來看，燕陶文僅次于齊陶文。燕陶文專指戰國時期陶器載體上具有燕系文字特點的文字材料。目前絶大部分燕陶文材料出土于戰國時期燕國故地，其中又以今河北易縣縣城東南2.5公里處的“燕下都遺址”出土數量最多。今“燕下都遺址”即戰國時期燕國“武陽”城邑故址。“燕下都”概念出現較晚，最早見于酈道元《水經注·易水》。《水經注·易水》又曾引高誘云：“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李學勤對此認爲：“應當説明，戰國晚期燕共有兩都，而不是遷都到下都武陽……這裏不像薊城那樣爲後世建都之地，因而保存較好，考古工作開始得也比較早。”從戰國時期武陽城的興修與廢弃時間來看，可以確定目前發現的絶大部分燕陶文爲戰國中晚期至秦滅燕這一時段的産物，其字體屬于篆書書體中的“大篆”，更確切地説屬于王國維所謂“六國古文”的範疇。

目前發現的燕陶文材料數量可觀，種類多樣，格式内容豐富，其既是先秦時期文獻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書法、篆刻藝術的重要載體。本文在對燕陶文實物資料及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研究的基礎上，擬對燕陶文的發現與考藏歷史、主要格式分類以及不同種類燕陶文的書法面貌及藝術價值進行分析與總結。

一、燕陶文材料的藏考歷史

（一）清末民國時期燕陶文的發現與研究情况

1.學者陳介祺、吴大澂對燕陶文的收藏情况

古陶文的收藏、傳拓、著録與考釋研究工作始于清末民國時期。乾嘉以降，金石之學漸興，先前并不爲學人重視的陶文、墓磚、瓦當等出土文字材料開始進入當時金石學家與文字學家的視野。王恩田在其編著的《陶文圖録》自序中就古陶文的發現情况指出：“陶文的發現，可以追溯到清道光時期，成書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馬星翼撰《鄒縣金石志》中已有關于鄒縣出土陶文的記載。王懿榮的一則題跋中曾談到，道光十四年（1834）進士、卒于咸豐六年（1856）的吴式芬，收藏過一件傳爲長安出土的有銘文的陶鼎。由此可見，陶文的發現當不晚于清道光時期。”李學勤在其《山東陶文的發現和著録》一文中最先指出開始鑒藏與研究戰國時期齊陶文的學者是清代的陳介祺，并根據《吉金零拾》拓本册中的陳氏手跋推定陳氏最早發現戰國時期古陶文的時間應爲清同治十一年（1872），所藏陶文内容爲“陳悍”，具體國别屬齊。王襄也曾指出：“有文字之陶現于人間，列入金石學，陳氏爲其創者。”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齊東陶父。山東濰縣（今山東濰城）人，官至翰林院編修，精鑒賞，富收藏，著有《簠齋傳古别録》《簠齋吉金録》《簠齋藏鏡全目鈔本》等。其曾自篆聯句“陶文齊魯三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以自况其所藏陶文古璽材料之宏富。從目前業已出版的《陳介祺舊藏古陶文拓本——簠齋藏古陶文選》、《吴大澂考釋簠斋藏古陶文字》、《簠齋論陶》等材料來看，陳氏所藏古陶文材料既多且精，聯句相關内容是真實可信的。毋庸置疑，陳氏對古陶文尤其是戰國陶文的發現與研究具有開山之功。在陳氏的帶動與影響下，收藏古陶文一時間蔚然成風，潘祖蔭、吴大澂、王懿榮、劉鶚、端方、李山農、王念亭、周霖等金石學者均收藏有數量可觀的古陶文實物。

對于陳介祺是否收藏有燕國陶文實物或拓本資料，學界一直存在較大的争議。陸明君曾撰《陳介祺與陶文的發現、收藏與研究》一文對陳氏收藏古陶文的經過與陳氏所藏陶文的數量、國别、品種及遞藏情况進行詳細的考證。文中針對陳氏所藏古陶文的來源情况指出：

簠齋所藏陶器陶片，以齊地所出最多，臨淄爲最。魯、邾、滕次之。也有來自關中者，可能爲西安古董商蘇氏兄弟代覓。而在此前後也出土了燕國陶文，然簠齋藏品中却没有燕國陶文，則爲憾事。

孫敬明、吉樹春、黄可共同主編的《陳介祺研究》一書在介紹陳氏古陶文收藏情况時也支持陳氏未能藏有燕陶文材料之説。但高明在其所著《古陶文彙編》中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陳介祺所輯《簠齋瓦器拓本》原拓本四函二十四册，其中就收録了一定數量的燕陶文拓本，其所著《古陶文彙編》9·12所録内容爲“絶書”的燕陶文拓本即據此本複製而成。王恩田在其編著《陶文圖録》中則認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簠齋瓦器拓本》輯藏者并非陳介祺，應係托名之作，并指出其册數當爲六函三十册。陸明君撰《陳介祺與陶文的發現、收藏與研究》則指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簠齋瓦器拓本》應爲六函三十册，并同意此拓本册爲陳介祺所輯，然其未提及此拓本册中是否存在簠齋所藏燕陶文拓本資料，從其文中否定陳氏收藏有燕陶文這一觀點來看，可能其并未得閲此拓本資料。從北京大學圖書館“秘籍琳琅”數據庫所正式公布的《簠齋瓦器拓本》函册數據來看，其確爲六函三十册。但目前《簠齋瓦器拓本》尚未影印出版，且學者對于其輯録者是否爲陳介祺存在較大争議，尚無法作爲陳介祺收藏到燕陶文的直接證據。

圖1　《三代古陶文字》録簠齋舊藏燕陶文“右宫怇”拓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三代古陶文字》原拓五册本，共收録陳介祺所藏陶文拓本四百二十八枚，拓本由陳介祺、吴大澂（1835—1902）二人先後題跋。陳氏題跋内容較爲簡短，且僅存于第一册中的前十二枚陶文拓本中（这十二枚拓本紙張大小相同，其中第七枚、十一枚未跋），推知當係陳氏在寄贈給吴氏同一批拓本前信手所題。吴氏題跋從第一册第一枚拓本開始，止于第五册第四十五枚拓本，均用細篆小字考跋，有不少陶文拓本的題跋内容較多，從字體風格來看係吴氏在一定時間段内集中題跋而成，但不知何故，吴氏未能完全完成對《三代古陶文字》的題跋。由于陳氏及吴氏題跋内容中均未寫明題跋的具體時間信息，因此尚無法得知此拓本册中吴氏題跋的大致起始時間。整體來看，《三代古陶文字》是迄今所見吴大澂跋古陶文本最爲豐富的善本，也是傳世的古陶文拓本中，學者題跋考釋最爲豐富的善本之一。2023年11月，此拓本册由唐存才整理完成，重新命名爲《吴大澂考釋簠斋藏古陶文字》，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按照原拓本順序編號并原色影印完成，且將每枚拓本中的陶文釋文、題跋、鈐印整理爲文字内容附于拓本一側，極大地便利了讀者的使用與研究。此外，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整理者唐存才已經敏鋭地注意到《三代古陶文字》第五册的第八十一枚陶文係陳介祺舊藏燕陶文拓本。（圖1）唐存才在其《吴大澂考釋簠斋藏古陶文字》一書中注曰：

據傳世資料記載，陳介祺未曾收藏到燕陶。此爲燕陶文，足可推翻往論。

後唐存才在其《三代古陶，人文臻萃》一文中繼續對此補充道：“現在可以確鑿地肯定這枚‘右宫怇’是迄今傳世最早的燕陶文拓本，同時陳介祺也是先秦齊、燕陶文最早的發現與收藏者。”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三代古陶文字》原拓本中第五册的第八十一枚陶文確爲非常典型的戰國時期“宫某類”燕陶文，同文陶文又見著于王恩田《陶文圖録》4·29·4，王恩田也釋文爲“右宫怇”。由于吴大澂對《三代古陶文字》的題跋僅止于第五册第四十五枚拓本，因此我們也就無從得知吴氏對第五册中第八十一枚所録這枚燕陶文的釋文與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資料表明吴大澂在其生前也已經收藏到“宫某類燕陶文”的實物。2021年嘉德春拍拍品中存有一部《陳子清舊藏手拓金石册》，爲五册原拓本，其中四册封面分題“匋”“金一”“金二”“金，漢以來”，另有一册封面未具題字，扉頁内由拓本册藏者陳子清自題“吴氏十六金符齋藏金，子清集存”。“匋”册内收録有一百九十八枚大小不一的古陶文拓本，其第一頁即收録有兩枚内容分别爲“左宫發”“左宫”的“宫某類燕陶文”拓本。（圖2）

圖2　《陳子清舊藏手拓金石册》匋册第一頁

陳子清在此頁上題跋道：

吴愙齋藏古匋。丁丑之劫，散爲瓦礫。此全份拓本僅存三套，一藏潘景鄭所，一爲湖帆所留也。己卯六月，白齋記，時寓網師園中之殿春簃。

“匋”册第137枚陶文拓本之後，又有吴大澂嗣孫吴湖帆的題跋：

右古登古匋文字及漢六朝殘瓦拓片，都一百卅七種，拓奉子清我兄清賞。弟吴湖帆。丙子春日。

據吴湖帆題跋内容，“匋”册前137枚拓本原物係來源可信、傳承有緒的吴大澂舊藏，足證吴大澂在生前同陳介祺一樣，也已經收藏到燕陶文的實物。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吴大澂撰寫于光緒七年（1881），成書于光緒九年（1883）的著作《説文古籀補》收録了不少當時其所見古陶文文字形體，但未見其中包含任何來源于燕陶文材料的文字形體，推測此時其或許還未見到或收藏有燕陶文材料。此外，目前所能見到的陳介祺、吴大澂書信、拓本、手稿資料甚夥，其中二人關于古陶文收藏、品鑒與考證的觀點與資料非常豐富。但截至目前，我們尚未發現任何兩者提及自身收藏到易州所出燕陶文的内容或記載。我們懷疑這極有可能是由于當時二人的燕陶文藏品來源信息不明或藏品數量較少，使他們對自身所藏燕陶文的認識并不深入，可能尚處于藏而未識或藏而未研的狀態。

由于相關材料的缺失，我們目前尚無法得知吴大澂入藏燕陶文的確切時間，也無法知曉其與陳介祺在入藏燕陶文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因此尚不能據此判定陳介祺也是燕陶文最早的發現者與收藏者。

2.學者潘祖蔭、羅振玉對燕陶文的收藏及考述情况

潘祖蔭（1830—1890），江蘇吴縣（今屬江蘇蘇州）人。清代書法家、藏書家，字東鏞，號伯寅，亦號少棠、鄭盦。清光緒間官至工部尚書。藏金石甚富，有《攀古樓彝器款識》《滂喜齋藏書記》傳世，輯刻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

潘祖蔭對古陶文的收藏直接來源于陳介祺的影響，陳介祺曾于清光緒七年（1881）“祀灶後一日”記道：

自余得三代古陶後，都中潘伯寅司寇、濟東道李山農、東武王念庭争收之。近伯寅漸不收，山農歸粵，念亭需次保陽，又將漸漸歸余。

孫敬明曾指出：“潘祖蔭收藏陶文數量較多，其所獲山東古陶文字至數千品，但拓本很少流傳。”

從目前已經整理出版的一些潘祖蔭日記資料來看，潘氏對古陶文尤其是戰國古陶文的購買與收藏極爲傾心，且其常將所藏古陶文實物或拓本資料寄贈給王懿榮、吴大澂、陳介祺等同僚兼同好。如潘祖蔭于光緒七年（1881）二月初八日，庚子（3月7日）日記中記道：

殘陶六十，直十金。

同年三月二十一日，癸未（4月19日）日記中記有：

寄壽卿匋拓八百九紙。

同年閏七月二十一日，辛亥（9月14日）記：

收古陶七件。

光緒九年（1883）二月十一日，壬戌（3月19日）日記後書有：

匋卅九件、瓶罐十九件、磬一件。

同年三月十六日，丙申（4月22日）日記中記載：

古匋廿七匣六百七十件交廉，又三筐一匣三百九十件交廉生。

後一日又記：

以匋器卅九件、瓶罐十九件、磬一件、磚十一件、有匣者四又三匣，又無字小銅器廿件一匣，又破銅無底器一件交廉生。

光緒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八日，辛卯（5月31日）日記書有：

送廉生古匋三百紙。

從潘氏日記中所記載的其對古陶文的收藏、拓贈、轉送情况來看，其古陶文實物的收藏數量確已達到相當的規模。

羅振玉（1866—1940）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所著《俑廬日札》中存有《齊魯與燕趙陶器文字之異》一文，文中記載了其所知見的潘祖蔭藏燕陶文實物材料：

潘文勤公所藏有四片字多至十六七。其二片有“廿一年八月”字，尤奇品也。此亦直隸所出，文字獨醇而不肆。

這是目前我們所能看到關于燕陶文材料最早的記載與論述，文中所論潘氏所藏燕陶文，即燕陶文品類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紀年類三級監造燕陶文”，此類陶文目前僅出土于河北易縣的燕下都遺址。

羅振玉于1922年四月初一日在爲日人太田孝太郎所著《夢庵藏陶》所作序言中曾論及此類燕陶文的出土時間與具體内容：

光緒初元，近畿之易州亦出古陶，有三代文字者與齊器頗相似。然其文齊器多記“某某里”，易州所出則多記“匋攻（即工）某”。齊器不記年月，易州所出則有“八年”“十年”“十四年”者，此其大别也。

過去，有不少學者據此序誤將羅振玉定爲光緒初年發現與收藏到易州燕陶文材料的學者。如顧廷龍在其著作《古陶文孴録》自序中就曾指出：

至燕趙所出，易州爲多，僅羅氏叔言振玉謂其在光緒初年發見，知其與齊魯年代不相遠，他則無可考矣。

高明在其所著《古陶文彙編》自序中也認爲：

光緒間（1875—1908），羅振玉獲易州出土陶文，撰文指出易州古陶多記陶工某并著年月，異于東齊。

圖3　潘祖蔭舊藏“廿二年正月”燕陶文陶罐

其實，光緒初年，羅氏尚且年輕（光緒元年，羅振玉時年僅九歲），家境也較爲艱難，其活動範圍尚主要集中于南方家鄉一帶，其收藏到易州所出燕陶文實物的可能性極低。而據潘祖蔭日記内容，潘氏在光緒元年（1875）前後曾多次奉清廷命前往易州（今河北易縣）督辦清西陵的修繕和管理事務。清西陵陵區距離燕下都遺址較近，潘氏身居高位且嗜好金石古物，在此前後收藏徵集到易州燕下都遺址出土的燕陶文當在情理之中。羅氏于《夢庵藏陶》序言中所論燕陶文的紀年“八年”“十年”“十四年”，雖然均不符目前所見此類陶文紀年内容的實際情况，但顯然應有所本，紀年錯誤很可能是由于其誤記或誤釋所知見潘氏藏品導致（此類燕陶文紀年多見“十七年”“十八年”，且其中“十”僅爲一小圓點，較亦忽略，又“七”字與“十”字字形極近，也極易混同）。

我们認爲，羅氏在《夢庵藏陶》序言中所論燕陶文原器物仍應是其所見潘氏藏品而非其自藏。雖然目前潘祖蔭所藏古陶文的拓本資料較少見到，但被羅振玉論及的潘祖蔭舊藏燕陶文的實物及拓本資料却時有發現與著録。王恩田就曾直接指出：“比齊鄒陶文略晚，于清光緒初年河北易縣燕下都發現燕國陶文。《藝術叢編》和《周漢遺寶》等書著録的第一件完整器‘二十二年正月’陶罐是潘祖蔭舊藏。”此器經輾轉收藏，後流失日本，目前收藏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這是潘氏收藏的燕陶文完整器的實物證據（圖3），殊爲難得。1919年鄒安主編，上海倉聖明智大學刊行，羅振玉支持并參與編稿的《藝術叢編》雜志總20期《類陶》一文公布了包括此器拓本在内的三枚潘氏舊藏“三級監造類燕陶文”的拓本，這也是最早著録燕陶文拓本的著作，所録拓本相關信息整理如下。

圖4　《類陶》第一枚拓本

《類陶》第一枚拓本（圖4），又著録于《古陶文彙編》4·7。《陶文圖録》4·8·1則著録有一枚同銘異拓本，鈐有潘氏“攀古樓藏古匋”印章。

圖5　《類陶》第二枚拓本

《類陶》第二枚拓本（圖5），拓本後著録于《古陶文彙編》4·1。《陶文圖録》4·7·1則著録一枚同銘異拓本，鈐有潘氏“攀古樓藏古匋”印章。此拓原器物即上文所提及的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所藏潘氏舊藏“廿二年正月”完整陶罐。

圖6　《類陶》第三枚拓本

《類陶》第三枚拓本（圖6），拓本上鈐有四枚潘氏印章，即：“丁亥”“攀古樓藏古匋”“潘押（元押）”“紅蝠書堂”。《古陶文彙編》4·2、《陶文圖録》4·5·1在收録此枚拓本時均删掉了鑒藏印章部分。羅振玉《齊魯與燕趙陶器文字之異》一文中所論潘祖蔭舊藏“廿一年八月”燕陶文者應本于此，從拓本看，原器物應相對完整。

圖7　羅振玉舊藏燕陶文拓本

2017年，在搜集、整理燕陶文資料的過程中，沈陽羅翁先生向我們提供了一件其收藏的羅振玉舊藏燕陶文拓本資料（圖7）。此拓本上鈐印章兩枚，其一内容爲紀年印“丁亥”，另一枚爲“攀古樓藏古匋”，由印章内容可知此燕陶文原物亦爲潘氏舊藏。《陶文圖録》4·11·1與此拓本同器異拓，但無鈐印。此拓與《類陶》所録第三枚拓本均鈐有同一枚紀年印“丁亥”，以潘氏年譜推知即光緒十三年（1887），潘氏在兩枚其所藏燕陶文拓本上鈐蓋“丁亥”紀年印，無外乎兩種可能：一是潘氏于此年入藏到了相關原器；二是拓本原物爲其更早之前入藏的藏品，“丁亥”紀年僅代表拓本製作的年份。此拓片爲羅振玉舊藏，推知很可能是在光緒十三年或之後爲羅氏所得（光緒十三年羅氏時年二十一歲），羅氏在當時雖較難收藏到此類燕陶文的原物，但很可能得到了一些潘氏所藏此類燕陶文實物的拓本，此拓本不排除就是當時潘氏貽贈晚學羅氏之物，這也就合理地解釋了羅氏比較清楚地知曉此類燕陶文的國别、出土時間及出土地的原因。

因此，潘祖蔭收藏到燕陶文的確切時間絶不會晚于此年，收藏到的“三級監造類燕陶文”實物不會少于四枚（如果羅振玉在《齊魯與燕趙陶器文字之異》一文中記載潘祖蔭所藏“廿一年八月”燕陶文實物有兩件之事可信的話，則潘氏所藏“三級監造類燕陶文”的總數不會少于五枚），且其中至少包括一件完整器。20世紀50年代，在蘇州潘家舊宅發現的潘氏日記資料中，光緒十三年（1887）日記保存完整，且潘氏另有光緒年間刊行的《西陵日記》傳世，均可明證潘氏于此年二月初至二月中旬曾留住易州。但在此期間潘氏多記公事，未記自己是否收獲易州所出古陶之事。且在此年日記中，潘氏雖然頻繁記載收藏到陶文實物、寄贈友人陶文拓本之事，但均十分簡略與含糊。如此年三月二十四日壬子（1887年4月17日）記：

蘇來，寄清卿瓦缶拓九紙交誼卿。

四月戊午朔，戊午（1887年4月23日）記：

送廉生瓦缶拓九紙。

四月初五日壬戌（1887年4月27日）記：

送又古陶拓、洗拓一、瓦拓六。

十月初二日乙酉（1887年11月16日）記：

子英來，付百。瓦罐二，四十，裝潢直六十。

潘氏所藏“三級監造類燕陶文”實物確爲瓦缶或瓦罐，較爲符合此年日記中所記相關内容，但尚不能以此爲證據確定兩者的對應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潘氏于此年四月二十三日庚辰（1887年5月15日）記録了其收藏到《類陶》第三枚拓本上所鈐“潘押”一印的細節：

王念庭來送瓦一、鉛人一、潘押一、拓一包，送以《譜》一本。

這説明，《類陶》所録第三枚燕陶文拓本應是在此之後製作完成的，陶文原器物也很可能是在此年前後入藏潘氏攀古樓的。

總之，與陳介祺、吴大澂相較，潘祖蔭曾因公前往易州多次，享有地利或信息之便，其在光緒初年（光緒十三年之前）已經收藏到了來源明確、内容豐富、原器物相對完整的燕陶文實物，羅振玉也是在此前後，開始記述介紹其所見到的潘氏燕陶文藏品。

3.清末民國時期其他學者對燕陶文的考藏情况

總體來看，清末民國時期金石學家對于燕陶文的收藏與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博雅好古的階段。大部分古陶文資料以古陶文原拓本或影印本的形式流傳，且其中大部分原拓本没有記録編輯的具體年代與所收陶文的考釋内容。除上文已經指出的著録燕陶文的原拓本以外，清末民國時期明確知曉輯藏者且收録有燕陶文的原拓本計有孫壯《三代秦漢六朝古陶》、楊昭儁《三代秦漢文字集拓》、張培澍《古陶瑣萃》、王孝禹《瘦雲樓古陶拓本》、王孝禹《臨淄古陶文拓本》、邵章《古陶器文》、陳紫蓬《燕陶館藏陶》、潘博山《潘博山先生所藏古陶文字拓片》以及方德九《雲水山人陶文萃》《雲水山人古陶存》《德九存陶》等。輯録有燕陶文的正式影印出版物有1922年日本學者太田孝太郎編著的影印版《夢庵藏陶》，1935年方濬益著、涵芬樓影印版《綴遺齋彝器考釋》，1943年周進集藏，孫潯、孫鼎編著的《季木藏陶》等。摹寫影印本有王襄所著的1947年的《古陶今醳》二卷和1949年的《古陶今醳續編》三卷等。

這一時期學者對于燕陶文的認識與研究總體來説略顯滯後，如1928年《藝林旬刊》第17期刊載《秦始皇殘陶文字》一文（圖8），文中介紹所録燕陶文信息爲：

此秦陶遺文一片，出易縣郎井村，童子許坤拾得，旋歸毓清臣君。此其拓贈。文字清勁與詔版權量略同，定爲始皇時物，而淶陽之所造也，可謂近獲刻字最古最確者。

圖8　《藝林旬刊》第17期所刊《秦始皇殘陶文字》一文書影

在知曉陶文具體出土地的情况下，此文作者將其誤識爲秦陶文字材料，且誤認爲文字是刻製而成。

1930年刊載于《藝林月刊》第9期的《秦陶》一文，編者也將所録燕陶文拓本誤識爲是秦陶文字材料。

王孝禹（1847—1914）輯拓自藏陶文的《臨淄古陶文拓本》（上海嘉樹堂藏本）也將其中内容爲“（翏）杸”的燕陶文誤定爲臨淄所出齊國陶文，并誤將其拓本倒置。同樣的誤置情况在清末民國時期的古陶文原拓本中極爲常見。究其原因，均是由于此時學者對燕陶文材料的認識與研究不够深入導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顧廷龍撰寫出版《古陶文孴録》一書，這是第一部專門以古陶文爲研究對象的字編類著作。書中收録了不少燕陶文文字字形，大部分考釋精準，一些考釋成果至今仍然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燕陶文材料的藏考情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燕陶文的著録與考藏情况呈現出以下特點。

1.公私所藏燕陶文材料的數量不斷增多，品種内容極爲豐富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科學考古活動的日益增多，燕陶文材料不斷出土，著録燕陶文的考古發掘報告不斷發表與出版。這些燕陶文材料大多有明確的出土年代、出土地和出土地層信息。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後，藏有燕陶文的私人藏家日益增多，且藏品數量多，内容與種類豐富。這一時期輯録私人所藏燕陶文資料的原拓本與影印本數量不斷增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先後有1998年梁章凱編輯、藝友齋出品、文雅堂製作的《燕下都新出土文物集拓》一函兩册，共收録燕陶文材料五十五枚。1999年文雅堂出品的《中國古代陶文集拓》一函四册，其中第二册、第三册全部爲燕陶文，第四册也收録有部分燕陶文。2001年尚彝軒藏陶、文雅堂出品、董珊釋文的《戰國燕齊陶文》出品，係原拓影印本一函一册。2018年唐存才出品了《步黟堂古陶文集存》一函六册，其中第四册爲燕陶文拓本。2020年孔祥宇編輯的《二介山房藏燕陶文五十品》一函一册，共收録新見燕陶文五十枚，其中鈐印燕陶文四十八枚，刻劃燕陶文兩枚。這些輯録私人藏燕陶文材料的原拓本與影印本在輯録形式上已與清末民國時期有所不同，大部分有明確的收藏者、編集者、出土地及釋文信息。其中有些拓本的釋文與分類是古文字學家直接參與的，釋文大多精準正確。其内容涉及職官、紀年、曆法、人名用字、地名、機構名稱、吉語、成語等諸多方面，是出土戰國時期文獻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完成方式方面來説，燕陶文材料涵蓋了古陶文的所有完成方式，則鈐印、刻劃、模範、書寫兼而有之。完成方式的不同，也直接導致不同類别燕陶文的字體形態與書法特徵有所差異，豐富了其面貌。

2.對燕陶文字材料的認識不斷深入，相關論著衆多

隨着燕陶文字材料内容數量的不斷增多以及古文字學學科的發展，學者對燕陶文字材料中存在的問題開始進行具體化、深入化的研究與討論，且不乏新知新見。與燕陶文内容與字體風格、藝術特點研究相關的單篇論文、學術著作及學位論文也在不斷發表。

二、燕陶文材料的主要類别

目前我們知見的燕陶文實物及拓本資料的總數量約在兩千枚左右，雖然其中多數陶文的内容字數較少，但積少成多，其總體仍較爲豐富可觀。由于多數燕陶文材料是戰國時期燕國手工業監造制度的産物，因此不少陶文（尤其是璽印所鈐陶文）的格式内容較爲固定，具有重複性與模式化的特點。鑒于此，我們可以不必從完成方式來對其進行籠統的分類，而可以從具體的格式、内容及表現形式來對其進行更爲細緻的分類。目前所見燕陶文材料可分爲“三級監造類”“宫某類”“鉨鍴類及相關陶銘類”“‘陶攻某’及相關類”“記容類”“其他類”六大類進行研究，每一大類又包含若干小類。下面我們通過具體材料對各類燕陶文材料的格式及内容略作介紹，以期描述其概貌。

（一）三級監造類燕陶文

前文已經指出，最早被收藏與研究的燕陶文即是三級監造類，最早的收藏者爲清末金石學家潘祖蔭。此類燕陶文多由三枚長條形陽文璽連鈐而成，其格式内容在戰國各類銘文材料中獨具特色，因此也成爲最具代表性的燕陶文字材料。這類燕陶文的命名，目前以李零的“三級監造説”影響最大，李零指出此類燕陶文與戰國兵器上的“三級監造”類銘文非常相似，也由省（監造）者、主（主辦）者、造（製造）者三級組成。

圖9　唐存才《步黟堂古陶文集存》燕國卷所録“典型紀年三級監造類燕陶文”拓本

圖10 木葉堂藏“特殊型紀年三級監造類燕陶文”拓本

根據具體内容格式的不同，“三級監造類燕陶文”又可細分爲“典型紀年三級監造類”（參看圖5、圖6、圖8、圖9）、“典型非紀年三級監造類”（參看圖4、圖7）、“特殊型紀年三級監造類”（參看圖10）三小類，其中前兩類目前僅出土于河北易縣的燕下都遺址，第三類則出土于河北易縣、北京、天津等戰國時期燕國故地的遺址中。三類“三級監造類燕陶文”均有一定格式規律可循，前兩類内容中發生變化的爲紀年日期、職官系統、任職者人名、職官名稱等信息。第三類格式内容比較特殊，但也有規律可循。

（二）宫某類燕陶文

前文已經指出，清末民國時期金石學家潘祖蔭與吴大澂生前均收藏有“宫某類燕陶文”的實物（參看圖1、圖2）。“宫某類燕陶文”的内容與格式非常固定，按其格式内容可分爲“左宫某”與“右宫某”兩式，兩式内容中發生變化的僅爲印面一側的人名内容。“宫某類燕陶文”多由邊長2.5厘米或3厘米見方的正方形璽印鈐成，陶文絶大部分爲陰文，推知原璽印多爲陽文。燕陶文中出現的“左（右）宫”應專指燕王宫室所隸屬的製造機構。“宫某類燕陶文”中所見人名的身份當爲隸屬于燕國官營製陶機構的“工師”或“陶工”。

（三）鉨鍴類及相關陶銘類燕陶文

此類燕陶文可與燕系長條形或正方形官璽格式内容相聯繫，内容中多包含地名、職官與璽印自名等信息，是研究戰國時期燕國監造制度、歷史地理及職官制度的重要資料。我們籠統地將這些燕陶文歸爲一類，并按照陶銘内容中出現的常見自名將其定名爲“鉨鍴類及相關陶銘類燕陶文”，這些陶文在原器物上大部分是單獨鈐蓋，也有一些是作爲某類陶銘的一部分出現，如前文“特殊型紀年三級監造類”中的第一枚印記。我們所指的主要是獨立鈐蓋的一類，其形制或長或方，内容多呈陰文。

圖11 遼寧喀左小灣戰國遺址出土“白（伯）庚都

王卪（節）鍴（瑞）”燕陶文拓本

圖12　《中國古代陶文集拓》2.1 所録燕下都遺址出土“河榑（浦）五魚鉨”燕陶文拓本

按照形狀（長方形、正方形）可將此類燕陶文再細分爲長方形含“鍴”“卪”及相關自名類燕陶文（圖11）、正方形自名“鉨”類燕陶文（圖12）兩類。兩類燕陶文均爲燕系官璽鈐蓋。我們發現，在燕國璽印與陶文材料中，凡自名爲“鍴”“卪”者，其印面均呈長方形。凡自名爲“鉨”者，其印面均呈正方形。這大概是由于戰國時期燕國璽印的自名與形制之間也存在某種聯繫。

此類燕陶文材料内容中多見燕國地名（如“昜（陽）安”，《陶文圖録》4·21·2）、機構（如“左葸（司）”，燕陶山房藏品）、璽印自名（如“卪（節）鍴（瑞）”，參看圖11）、官市名稱（如“左市”，天齊齋藏品）、軍隊組織（如“左軍”，《陶文圖録》4·139·1）等。

（四）“陶攻某”及相關類燕陶文

此類燕陶文均是戰國時期燕國官辦製陶業“物勒工名”制度的産物。此類陶文格式内容變化較多，具體包含“缶（陶）攻（工）某、缶（陶）工某”“缶（陶）某”“左缶（陶）攻（工）某”“缶（陶）工”“士缶（陶）攻（工）某”（圖13）、“士攻（工）某、士工某”“士缶（陶）某”“士某”“左、右缶（陶）某”“左、右某”“右工某”“左市攻（工）某”“左市某”“攻（工）人某”“缶（陶）人某、窑（陶）人某”“攻（工）某、工某”十六小類，均爲鈐印而成，格式内容具有程式化的特點，變化不居的通常是工匠人名用字。此類陶文因是陶工所製作或使用，原璽印的材質應爲木或陶，因此整體布局隨意，面貌較爲粗放，陶文文字形體中存在的省簡、增繁、替换、訛變、特殊構形現象較多。

圖13　《陶文圖録》4·37·4“士陶攻上”

（五）記容類燕陶文

“記容類燕陶文”的格式内容多爲數詞加上容量單位，目前已出現的容量單位計有“掬”“觳”“鼓”三種，有時也在一些容量單位後加“反”字表“半”。與前四類燕陶文多爲璽印所鈐蓋不同，“記容類燕陶文”按照完成方式可分爲鈐印與刻劃兩種，刻劃類又可細分爲濕刻劃與乾刻劃兩小類。總體來看，記容類燕陶文鈐印者多而刻劃者少。鈐印與濕刻劃類均是在柔軟的器坯上完成，一般來説是陶器製作者或監造者所爲。而乾刻劃類則是在堅硬的陶器成品上完成，完成者有製作者、監造者和使用者三種可能。“記容類燕陶文”有時也與“‘陶攻某’及相關類燕陶文”組合出現，是其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當時刻劃記容陶文内容的工匠，也會在陶瓦等介質上練習刻製相關記容内容，這具有某種“習書”的性質。如在木葉堂收藏的一件井圈殘器上，有工匠練習刻劃的“七觳”“四觳”等内容。此井圈殘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具有某種燕國陶器手工業製作者“習字版”的作用。（圖14）

圖14　木葉堂藏刻劃“記容類燕陶文”拓本

（六）其他類燕陶文

我們把按照内容、格式不能歸入前五類的燕陶文暫時歸爲“其他類”。目前來看，歸入此類的燕陶文無論内容還是格式均無規律可循。這些陶文完成方式也比較豐富。有鈐印而成的，如用“成語璽”“私璽”“工匠人名印”鈐蓋者。有用硃砂書寫者（目前僅見一例，介堂藏品）。有刻劃而成者，内容多爲人名、數字或其他内容。（圖15）有模範而成者，如燕六博棋所用陶骰上的數字。此類燕陶文因無格式規律可循，内容最爲多樣，面貌也最爲豐富。

圖15　木葉堂藏“倝（韓）生（甥）”乾刻劃燕陶文拓本

三、不同類别燕陶文材料的字體特點與藝術風格

中國書法的載體多樣，其中就包括在陶質載體上通過刻劃、鈐印、書寫、模範等方式完成的陶文材料。載體的不同也造就了書法面貌的豐富性。王恩田在談到我國陶文材料時就曾指出：“（陶器文字）又往往隨書體的演變而演變，真草隸篆，一應俱全。因此，陶文可以説是一部書法篆刻藝術史。”

黄賓虹也很早就已經認識到古陶文字材料的書法藝術價值，其在討論古陶文與古璽印關係的論著《陶璽文字合證》中指出：

古匋拓片文字，即可實證鉨印之用，書體中有雄渾、秀勁約分兩種，皆足爲書法源流之參考。又刻筆畫極細者，尤恣肆有奇致。

顧廷龍在其《古陶文孴録》自序中也指出：

當今古文字學稱盛之日，殷有卜辭，周有銘刻，秦漢有小篆，皆可表其一代之制，尋其變遷之蹤，而七國陶文實爲樞紐，尤爲可貴。

燕國陶文作爲戰國陶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重要實物參考資料。研究其字體面貌、書法風格及藝術價值，對當今的書法篆刻創作有較大的參考價值。過去，由于對燕陶文材料認識上的不足以及研究側重點等原因，學者對燕陶文材料的字體面貌、書法風格及藝術價值探討較少，本文擬結合具體的燕陶文拓本資料進行簡單的探討。

前文指出，羅振玉在談到“三級監造燕陶文”字體面貌時曾提出“文字獨醇而不肆”的主張，即醇厚而不張揚。我們認爲這種直觀印象是由于其所論此類陶文的監造等級與字體形態導致的。可以説，不同類别的燕國陶文因其完成方式的不同、完成者身份的不同而在藝術風格上有較大的差異。下面我們對六類燕國陶文的字體面貌、書法風格略做分析。

燕陶文之所以出現不同的藝術面貌，我們認爲主要是由于完成方式的不同、完成者身份的不同造成的。從字體面貌、藝術風格來看，“三級監造類”“宫某類”“鉨鍴類及相關陶銘類”三大類燕陶文字體整體呈現出古穆、醇厚的藝術特點。三類燕陶文均爲燕國官璽所鈐，雖形制内容不一，但字體的筆畫綫條多規整瘦勁，字體在印面中的排布舒朗，顯然都是經過具有一定文字水平的製作者精心設計後的結果，文字形體也極少出現省簡、缺筆、增繁等現象。其字體形態與西周金文材料多有相合者，如“宫某類”燕陶文中的“右”字多作“”，右側筆畫末端呈現肥筆，這與大盂鼎中“又”字形體作“”可謂一脉相承。

而“‘陶攻某’及相關類燕陶文”、鈐印完成的“記容類燕陶文”“其他類燕陶文”中“工匠人名印”則多呈現出古拙、生動且粗放的藝術特點，這與其鈐蓋原印的材質多爲木陶質地且鈐蓋原印的製作者多爲製陶工匠有很大的關係。製作者多需要在有限的空間内設計安排規定内容，因此往往隨形就勢進行創作，整體布局隨意且巧妙，字體綫條較粗笨。如圖13所示“士陶攻上”燕陶文，四個文字形體相互揖讓、錯落。陶文文字形體中存在的省簡、增繁、替换、訛變、特殊構形現象也較多。如“陶攻某”及相關類燕陶文中的“得”字的“又”旁可整體省减爲一竪畫作（《陶文圖録》4·51·2），竪畫進一步消失作（《陶文圖録》4·147·3）。古璽“昌”字本作（《古璽彙編》4978），此類燕陶文中“昌”字或省作（《陶文圖録》4·78·2），所從“日”旁形體中間横筆濃縮爲一點，進而消失作，又上下省减横筆作“”（《陶文圖録》4·78·2）、“”（《陶文圖録》4·193·1），上部“日”旁整體又進一步省减爲一點作（《陶文圖録》4·72·1）。

圖16　《陶文圖録》4·177·1濕畫燕陶文拓本

圖17　《陶文圖録》4·179·2濕畫“（翏）杸”燕陶文拓本

“記容類燕陶文”與“其他類燕陶文”中刻劃完成的燕陶文多爲製陶工匠或器物使用者信手所爲，書法面貌因“濕畫”與“乾刻”兩種完成方式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綫質與藝術特點。濕畫是在陶器泥坯未干或者半干时，用硬物畫寫文字内容，此时由于泥坯未干尚软，因此衹需用稍硬的工具即可進行畫寫。以这种方式製作完成的燕陶文字，每個字體的單個筆畫兩側往往泛起泥痕、筆畫筆筆叠加，其綫質有“如錐畫沙”之感，整體面貌也呈現一種流畅率真、生動自然的效果。（圖16、圖17）而乾刻完成的燕陶文則多用較硬的金屬工具“以刀代筆”刻製而成，筆畫多爲硬朗的直綫，字口邊緣往往出現“毛刺”或“崩痕”。其整體面貌呈現出一種爽利不羈的美感。（參看圖14、圖18）

圖18　《二介山房藏燕陶文五十品》所録乾刻劃“（庖）酉（酒）”燕陶文拓本

總之，燕陶文字材料作爲戰國時期書法篆刻藝術的重要載體，從“書外求書”“印外求印”的角度來説，值得書法篆刻創作者對其進行取法與借鑒。此外，目前一些書法篆刻創作者在吸收借鑒戰國陶文原始材料的過程中，往往對各系材料不加識别與區分，雜糅使用，從而忽視了戰國時期各系陶器文字的字形特點、排列布局與用字區别，導致缺少“古意”，這是不足取的。

綜上所述，本文對燕國陶器文字材料進行了概述，并對其發現、考藏歷史進行了梳理與考證。同時將目前所能見到的燕陶文材料按照格式内容進行了簡單的分類與介紹。本文還結合具體的燕陶文拓本材料，從字體形態及整體面貌出發，對不同類别燕陶文材料的書法藝術風格進行了簡單的歸納、分析與總結。

補記

關于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三代古陶文字》吴大澂題跋完成的大致時間，或可以根據其第一册中吴氏爲陳介祺所作的篆書頌文内容略作推測。吴氏在頌中就當時陳介祺的藏陶規模指出：“簠齋得三代古匋八百餘種，寄示拓本真古所未有，足補許氏《説文》之缺，與尊彝并重。”唐存才經過研究已經指出，這裏所記陳氏藏八百餘種古陶文當理解爲總的數量而非種類。根據陳氏最終藏陶保守估計的數量爲五千枚左右來看，此時當是陳氏藏陶過程中的初始階段。據黄賓虹《虹廬筆乘》中《古陶器文字》一文所記，黄氏于1914年10月得觀友人所藏《古陶文拓本》五册，據册中鮑康（子年）題跋，拓本册爲鮑氏製作而成。且其中的三代古陶拓本七十餘紙爲陳介祺贈送，陶文原物也爲陳氏藏品。册中還存有陳介祺寄鮑康信札，内容爲：“弟所獲三代古陶，爲前人所未有，竭力搜訪，竟得八九百種，惟多複者，分瓦登、瓦器兩種。……時丁丑八月也。”由此可知唐存才認爲《三代古陶拓本》中吴大澂頌文所記陳氏所藏八百餘種古陶文當爲總數量而非種類的觀點是正確的。兩種材料合觀，《三代古陶文字》中吴大澂的大致題跋時間也可能在丁丑前後，丁丑爲清光緒三年（1877），此時距清同治十一年（1872）陳氏開始收藏古陶文剛好過去六年。據陳氏其他信札内容，此年前後，陳介祺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搜藏、鑒定、考釋及傳拓自藏古陶文的事情上。自光緒五年（1879）開始，陳氏對古陶文的收藏就比較少了。光緒六年（1880）陳氏的古陶文收藏幾已絶矣。因此，吴大澂集中題跋《三代古陶文字》以及陳介祺收藏到册中燕陶文“右宫怇”原物的時間很可能都在光緒三年（1877）前後。

此外，本文初稿完成後，山東大學劉海宇告知，目前其正在參與整理青島博物館藏陳介祺舊藏古陶文實物及相關資料，其中就有少量疑爲陳氏舊藏燕陶文實物。由于相關材料尚未公布，我們無法得知更多的相關信息，衹能期待這批材料的發表與公布。

楊爍：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平臺

原載《書法研究》二〇二四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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