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新读·书法史论|沙孟海: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

文摘   文化   2024-07-11 20:14   上海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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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论

                             

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


沙孟海


刊于《书法研究》19



两晋书法史上有两大特点:第一,西晋禁止立碑比较严格,尽管王公大臣还有私自造作,毕竟数量大减。第二,以前各时代的朱墨书迹,都不知作者是谁,现今故宫博物院所藏西晋陆机《平复帖》,是传世第一件名家墨迹,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世西晋碑,有《三临辟雍碑》(图1)《吕望表》,此是公立的碑;《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此是私立的墓碑。《刘韬》《荀岳》《张朗》等墓石,则是墓内潜藏的小石。以上大小石刻皆是隶书,书风接近曹魏。
图 1:《三临辟雍碑》
西晋书法大家推索靖与卫瓘,世称“一台二妙”。索靖(239—303)有《出师颂》《月仪帖》(图 2)《皋陶帖》,卫瓘(220—291)有《顿州帖》。二人皆北方人,并无墨迹流传。以上诸帖都是章草,《顿州帖》与《平复帖》体势相近,证明《顿州帖》是可信的。索靖刻帖流传较多,给予后世影响较大。西晋时代书法墨迹,除上述有姓名可查者外,还有敦煌《泰始简》、吐鲁番《泰始简》、鄯善《永嘉简》、《元康经卷》。柔毫点染,还带滞拙之气,这是时代使然。但东晋流美之风,就是脱胎于此。
图 2:索靖《月仪帖》(局部)

东晋书法艺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流美之风一直影响到今天。
魏、晋之交遗存的墨迹中,有几件字体接近南帖。1909年楼兰发现前凉纸本《李柏文书》完整者两件,已是纯粹的行书了。1974年发掘南昌吴应墓所出木牍,真书二百余字,已脱尽隶法。考古学者综合全墓出土文物察看,定为接近西晋的遗物。今天有人说东晋时代不可能有像“二王”那样的真行书,这话似太简单。不过,那一时期寻常简牍,未脱隶意,捺笔重滞,还沿西晋旧俗,这是事实。正唯如此,江左流美之风便在书法界显得突出,当时号为“新体”,过江诸名士,很多讲究书法,成为风气。王氏、谢氏、郗氏、庾氏、桓氏……见于《淳化阁帖》(图 3)者人数不少,就中数“二王”造诣最高。所以唐太宗笃爱王羲之,“心摹手追”,推崇备至。一千年来,书法界奉其为圭臬,决不是偶然的。

图 3:《淳化阁帖》(局部)

《阁帖》传摹江左新体,一眼望去,好似笔意情调,少所区别。细细玩索,就大不然。世言“大王内擫,小王外拓”,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间,风格已有不同。王羲之个人作品中,也尽有若干种不同风格。不但各帖之间有不同风格,《姨母帖》前两行与后四行风格亦截然两样。王献之《中秋帖》,或说是米芾临摹本,即使是米临,他亦必有所本,证明小王此帖有异于他帖。王珣《伯远帖》,未闻有人怀疑。王珣是王羲之的堂侄,这种风格,在他父祖辈中也不曾有过。王氏后人书风,正多演变。王僧虔、王慈、王志等人生在南北朝,不属本章范围,这里不谈。
传世“二王”书迹,不论墨迹与刻帖,多是行草书,也有小真书,未见中字真书,更谈不上大字(《绛帖》传摹《桓山颂》残字,非王献之书)。东晋碑禁还未松弛,长江以南未见一块正式的碑表。偶出墓石,写刻亦多粗拙。著名的《爨宝子碑》《广武将军碑》,都是边疆作品。这些遗物,都不足以代表那一时期的书风。有此情况,就引起有些人的疑虑,说传世“二王”各帖不可信。我们的意见,《阁帖》所收各帖或有可以非议,但不致全是伪迹。今天遗存的《万岁通天帖》出于唐摹,不容置疑,《兰亭八柱》中间,唐人临摹本流传有绪,也不能说是向壁伪造。在《兰亭》之前既然发现有接近《兰亭》的字体,在《兰亭》之后更有不少学习《兰亭》风格的作品不断出现,那《兰亭》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后世刻帖翻本层见叠出,或多或少失去真面,那是另一回事。

南北朝也是书法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北朝,出现了大量的真书刻石,光怪陆离,品目繁多,世称“北魏体”。北魏刻石,过去少有人过问。欧阳修《集古录》著录的只有十几件,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的较多,但近世风行的《郑羲》《张猛龙》(图 4)诸碑,宋代还少有人知道。与《张猛龙》笔迹相同的《贾思伯碑》,石延年(即石曼卿)酷爱之,但欧、赵两录都未收。黄庭坚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证明字大到四十厘米的《泰山金刚经》他也不曾见过。宋人眼界狭隘如此。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由于金石学大盛,访碑者多,北碑才引起学者的重视与摹习。阮元首倡“北碑南帖”之说,把碑与帖分成南北两派,并且把两者对立起来,影响到全国书法界厌弃法帖,竞习北碑。康有为最突出。他所著《广艺舟双楫》,风行一时,中有《尊碑》《备魏》等篇,尽力推崇北碑,这是有偏见的。

图4:《张猛龙碑》(局部)

南碑数量不多,但不是绝无。阮元《南北书派论》认为,真、行、草书自钟繇、卫瓘而下可分两派,传给“二王”、智永、虞世南等人是南派,传给索靖、崔悦、欧阳询、褚遂良等人是北派。他又说,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康有为对此已不同意,我们也不以为然。北方碑版特别多,固然是事实;后世汇帖多收有南方书迹,也是事实。今天看到南齐《吕超静墓志》、梁《萧憺碑》《萧敷夫妇两墓志》,书体与北方几无区别。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小楷接近钟、王。而《爨龙颜碑》在云南,《大代华岳庙碑》在陕西,《嵩高灵庙碑》在河南,书体近似,地隔南北。以上都说明南北书体是不能分派的。
碑版文字,一般先写后刻。历来论书者都未将写与刻分别对待。我们认为写手有优劣,刻手也有优劣。就北碑论,《张猛龙》《根法师》《张玄》《高归彦》写手好,刻手也好。《嵩高灵庙》《爨龙颜》《李谋》《李超》写手好,刻手不好。《郑长猷》《广武将军》《贺屯植》写、刻都不好。康有为将《郑长猷》提得很高,就有偏见。北魏、北齐造像最多,其中一部分乱写乱凿,甚至不写而凿,字迹拙劣,我们不能一律认为佳作。不过这些字迹多有天趣,可以取法,那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们要指出一件事:我们学习书法必须注意刻手优劣问题。新疆出土高昌国《画承夫妇砖志》(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前五行记画承本人,书丹后已加刻,后三行记妻张氏,只书丹,未加刻。时间相隔三年,是否同一人书写不可知。但后三行书丹运笔与我们今天所写相同,前五行经过刀刻,便成笔笔方饬,失去运笔迹象,这是很好的实例。我们用毛笔临摹北碑,当然不可能全似。知道这个道理,就不会上当。
北碑结体大致可分“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过去也少人注意。《张猛龙》《根法师》和龙门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刚经》《唐邕写经颂》是后者的代表。后者是继承隶法,保留隶意,前者由于写字用右手执笔关系,自然形成。这样分系,一直影响到唐、宋以后。褚遂良、颜真卿属于后者,欧阳询、黄庭坚属于前者,南北朝是其起点。
这一时代书法家比较著名者,南方数王羲之的后代王僧虔、王慈、王志,以及羊欣、薄绍之、萧子云等,皆有刻帖或墨迹摹本传世。碑版方面,北方有王远、郑道昭、朱义章、萧显庆、梁恭之、王长儒,郑述祖、赵文渊等,南方有陶弘景、贝义渊等。其余名望较次者不具列。欧、赵两录所列有书人姓名而碑版失传者更不必说。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生在陈、隋之间,现在列入隋代。

隋代只有短短三十七年,但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诡奇百变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间,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大关键,值得做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
隋代真书,主要有四种面貌:
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
第二,峻严方饬一路。从北魏出来,以《董美人》(图5)《苏慈》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
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隽敬碑阴》出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
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由于运笔细挺,另成一种境界,以《龙藏寺》为代表,下开褚遂良、“二薛”。
以上四种,第一、二种属于“斜画紧结”的类型,第三、四种属于“平画宽结”的类型,承前启后,迹象显明。

图5:《董美人墓志》(局部)

另外,隋代书法家常有参杂多体,综合变化,奇正相生,别开新面者,如:《青州默曹残碑》隶中参篆,《曹植庙碑》真中参篆隶……此法在南北朝有东魏《李仲璇修孔庙碑》,在唐代有贞观四年《祎墓志》,皆是真中参篆隶。颜真卿《裴将军诗》真中参杂行草,亦其遗意。
隋碑还是很少有书人姓名。隋代书家,除上面说到的智永、丁道护,智果也比较著名。欧阳询早年碑版有作于隋代者,他主要活动在唐代,这里不列入。其他有姓名可考者,如隋文帝杨坚《慧则法师帖》、孟弼隶书《青州舍利塔下铭》,对后世影响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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