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王蒙《柳橋漁唱圖卷》後有宇文公諒、楊維楨、韓性、王冕等八位元人題咏。王蒙畫僞，致使此卷長期被束之高閣，但卷後諸元人題咏均可驗證爲真迹。尤其是楊維楨、王冕《柳橋漁唱題咏》，無論内容、書風和鈐印皆無可懷疑，且都是他們存世最早書迹，意義重大。這卷墨迹的發現延長了楊、王二人的書風鏈條，顯示其早期書法面貌，證明了楊維楨書法也曾深受趙孟頫的影響。
關鍵詞：
在藝術史研究中，名家早期作品具有重要的價值，因爲它能够展現其師承路徑和風格起點。但是，這些早期作品産生于作者未成名之時，往往不被收藏者重視而逐漸消逝于歷史長河中，難尋其蹤影。筆者多年關注元代書法史，對于元末重要的書法家楊維楨（1297—1370），很多人都會困擾于這樣的問題：楊維楨跌宕奇崛、迥異時流的書風從何而來？他的書法與元代書壇盟主趙孟頫有無關聯？
楊維楨存世墨迹數量不多，早期墨迹僅知有至正初年所作《題馬琬〈春水樓船圖軸〉》（美國賽克勒博物館藏）、《煮字窩銘》（故宫博物院藏），此時他年近五十，個性書風初步呈現。除此之外，世間是否還有楊維楨更早的墨迹呢？
在搜尋楊維楨書迹圖版的過程中，筆者十多年前在日本鈴木敬主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録》第三卷見王蒙《柳橋漁唱圖卷》黑白小圖，拖尾題跋中似有楊維楨題字，但看不清楚。隨後聯繫了收藏單位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得知這件作品數十年前就被該館研究員定爲僞作，館中衹有當年拍攝的黑白底片。所幸該館應允筆者請求，專門拍攝了全卷高清彩色照片以供研究。
元王蒙(款)《柳桥渔唱图卷》(左，局部)
與王蒙《溪山風雨圖册》(右，局部)對比
筆者2013年完成博士論文《楊維楨藝術活動研究》，首次提及這件楊維楨最早墨迹。2014年筆者在全國第十届書學討論會上發表《鐵笛奇聲絶人世——楊維楨獨特書風的生成邏輯》一文，首次公開了楊維楨《題柳橋漁唱圖卷》圖像。隨後，該文本被孫小力收入《楊維禎全集校箋》“佚文編”，稱爲《題柳橋漁唱圖卷》，但筆者認爲楊維楨題咏與《柳橋漁唱圖》無直接關聯，題咏時間可能更在作畫之前。
這件王蒙（款）《柳橋漁唱圖卷》，畫心縱24.5厘米，横159.1厘米，紙本淡設色。拖尾有宇文公諒、楊維楨、韓性、葉恒、孫鼎、王冕等八人題咏。著録于原田謹次郎《日本所在中國繪畫目録（博物館編）》、鈴木敬主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録》和周積寅《中國歷代畫目大典（遼至元代卷）》。
王蒙（約1308—1385）是趙孟頫外孫、元末四大畫家之一，生平記載模糊不清。至正初年隱居杭州北郊的黄鶴山，至正後期受聘在蘇州張士誠麾下任職，明初出任泰安知府，受胡惟庸案牽連死于獄中。這幅《柳橋漁唱圖卷》右側畫柳堤長橋，中部是茅屋高士、漁船作業，左側是水岸遠山，篆書題款“至正三年癸未三月寫柳橋漁唱圖，似中立先生清玩，黄鶴山樵王蒙”。畫面布局疏朗，著色淡雅，多用淡墨渴筆勾勒山石樹木屋舍，林木、人物特徵接近王蒙早期畫法，但筆力孱弱，與公認的王蒙早期作品《溪山風雨圖册》（故宫博物院藏）、《丹山瀛海圖卷》（上海博物館藏）完全不可比擬，顯然并非真迹。畫中所鈐“王蒙”“叔明”二印也非已知的王蒙用印。另外，王蒙早期作品署款都用楷書，尚未用篆書。所以，《柳橋漁唱圖卷》是僞造的王蒙早期畫作，但是署款却用了後期常見的别號和書體。
《柳橋漁唱圖》中“兩峰烟水間”印
《柳橋漁唱圖》中 “□蓮花□水”印
同心而離居 明吴迥刻
《柳橋漁唱圖》中“幻庵社”印
明李士達用印
《柳橋漁唱圖》中
“冰蘖齋”印
從鑒藏印章來看，在《柳橋漁唱圖卷》的前端鈐有“兩峰烟水間”“□蓮花□水”“疏狂客”三印，後端鈐有“幻庵社”印，均非王蒙印章，且印泥較薄。宋元以來鈐蓋鑒藏印的位置，首選畫心的右下角、左下角，以减小對畫面的影響。此四印的鈐蓋位置和印風都屬較早的時代。其中“兩峰烟水間”和“□蓮花□水”五字印，印面分爲六格，中間一格均留空；“幻庵社”印左下一格留空。就篆刻史資料所見，這種笨拙且俗套的章法具有時代性，是明代印人嘗試的印面章法形式之一，後來印人遇到這種情况，總會把字形拉長以填滿空間，不再機械地留出空地。據此推測此四印的時間下限爲明末清初，這也是僞造王蒙《柳橋漁唱圖》的時間下限。
然而在畫心後面，贉尾第三、四紙接縫處鈐蓋的“柳橋漁者”白文方印，筆者認爲這可能是元代印章。原因有三：一，此印内容與畫卷題咏主旨相關，“柳橋漁者”當指畫卷主人黄中立；二，此印鈐蓋于接紙處，目的是保證元人題咏的完整性和前後銜接；三，此印風格是元代白文印常見的仿漢印風格，鈐蓋效果逼似銅印。除此之外，騎縫印章還有“冰蘖齋”朱文長方印，使用了兩次，雖然明初詩人丁鶴年有此齋號，但此印風恐怕到不了明初，是清代風格。清代鑒藏印還有伍元蕙的“伍氏澄觀閣書畫之印”“伍元蕙儷荃甫評書讀畫之印”，潘仕成的“德畬”“子韶過眼”，潘延齡的“潘延齡印”“潘健盦圖書印”“臣潘延齡”“曾藏潘健盦處”，孔廣陶的“少唐審定”等，他們都是廣東人，説明這個卷子曾經長時間在廣東藏家手中傳遞。後隔水還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廣州進士羅天池觀款。
《柳橋漁唱圖卷》是如何傳入日本的呢？據王國維《丙辰日記》，1916年春節（2月3日）王國維在日本即將回國，做客京都羅振玉寓所，“韞公（即羅振玉）出郭河陽《寒山行旅》、黄子久《江山幽興》、王叔明《柳橋漁唱》三卷相賞”，可知《柳橋漁唱圖卷》當時是羅振玉篋中物。辛亥革命後，羅振玉懼禍東渡日本，携去大量圖書和書畫文物，運輸逾月乃竟。《柳橋漁唱圖卷》也在其中，然該卷未載于羅振玉《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録》《雪堂書畫隅録》，可能是羅氏覺得此卷在其收藏中并不重要，抑或許旋即售出。後由文物收藏家上野精一捐贈給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
一、柳橋漁唱主題與題咏者的地域關聯
《柳橋漁唱圖卷》拖尾有元賢題咏四紙，紙張皆淺黄色，質地相近。第一紙爲宇文公諒《柳橋漁唱詩叙》，第二紙爲楊維楨題咏和宇文公諒題詩，第三紙爲韓性、葉恒、孫鼎題詩，第四紙爲陳眉壽、王冕、楊淵題詩。這八人都是浙籍，且生平互有交集。
宇文公諒（湖州人）、楊維楨（紹興諸暨人）、韓性（紹興人）、王冕（紹興諸暨人）都是元代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另四人，葉恒，字敬常，鄞縣人，曾任餘姚州判官、國子助教；孫鼎，字正父，齋名玉鉉齋；陳眉壽，字子長，天台人，曾任紹興路教諭；楊淵，字澂原，號本齋，紹興人。查阮元編《兩浙金石志》卷十七載《元（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趙叔遜去思碑》，碑後有至正八年（1348）陳眉壽、孫鼎、楊淵等數十人題名，可知他們均活躍于紹興文化圈。
贉尾第一段《柳橋漁唱詩叙》的作者宇文公諒（1292—？），字子貞，元代文學家。其先成都人，父徙湖州，遂爲湖州人。元統元年（1333）二甲進士，官至江浙儒學提舉、嶺南廉訪司僉事，以疾請歸。著作《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越中行稿》等皆佚。我們來看這篇文章，以瞭解“柳橋漁唱”之主題：
元宇文公諒行書《柳橋漁唱詩叙》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越城之東南隅，挹稽山鑒水之秀，晴光澄鮮，烟景浮動。夾岸官柳如雲，石橋横亘，宋名士陸放翁之題猶在也。友人黄中立所居，相去而近。讀書之暇，游目騁懷，于焉相羊。舟人漁子，清唱間發，聞之欣然，有得于心。若能遺外聲利，而樂其樂也。于是圖之以寓意焉，鄉先生及同志從而咏歌之，俾序其首。
……
雖然，中立年富志强，要當以丈夫功業自期，毋徒羡于彼爲也。誠能以道德爲綸竿、仁義爲鈎餌，投之天地，放諸湖海，則萬物之理孰非我有？如是而用行舍藏，隨所寓而得之者，皆吾樂也，又何羡于彼哉！揆予拙疏，無宜于用，且謀歸買扁舟具蓑笠，以自放于苕水弁峰之外，與漁童樵青相爾汝。他日中立幸于此訪我，有延緣葦間扣舷一曲而歌《欸乃》者，皆吾徒也。中立信以爲能樂其樂也夫！
至正三年龍集癸未九月廿又五日，京兆宇文公諒序。
由文章可知，柳橋爲越城紹興東南之名勝，畫卷主人黄中立在此讀書閑居，時聞漁唱。作者論漁人之樂、漁德之彰，并希望黄中立“當以丈夫功業自期，毋徒羡于彼爲也”。黄中立生平不詳，所與游者多爲名士。曾寓居紹興的劉基（字伯温，青田人。與宇文公諒同年進士，後成爲朱元璋的重要謀臣）不但爲他作《柳橋漁唱》詩，還撰《尚節亭記》：“會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又見浙籍著名詩人李孝光有《柳橋漁唱》詩云：“楊柳橋頭楊柳青，西邊即是越王城。城中大官聽艷曲，半是美人腸斷聲。”稱柳橋在“越王城”之東，與宇文公諒《柳橋漁唱詩叙》所言“越城之東南隅”基本一致，可知此詩亦是贈黄中立。
“柳橋”的具體位置，在今紹興沈園南側、“柳橋下”道路北端，橋已不存。《（乾隆）紹興府志》卷八“建置志二”載：“柳橋，在府東南三里，明王毓蓍殉節處，有碑。”舊時，此處有一條東西向河道，兩岸柳樹成蔭，河上架有一座石橋，爲古人折柳贈别之地，故稱“柳橋”。南宋詩人陸游寫過多首有關“柳橋”的詩，如《柳橋》詩云：“村路初晴雪作泥，經旬不到小橋西。出門頓覺春來早，柳染輕黄已蘸溪。”明代紹興文人徐渭也在詩中描述：“六樹梨花打百毬，昔年曾記柳橋頭……”説明“柳橋”在紹興是歷史悠久的景點。楊維楨、王冕作爲紹興諸暨人，多次往來，對柳橋不會陌生。
楊維楨《柳橋漁唱題咏》在明代被録入《（弘治）嘉興府志》卷十，附于劉基《柳橋漁唱》詩後，文字與墨迹本相同，只是删除了末句“鐵崖楊維楨書于錢清之優學堂”。紹興與嘉興南北相距二百里，中間還隔着一條寬闊的錢塘江，爲何《嘉興府志》要收録該詩呢？清沈季友編《槜李詩繫》卷三十九亦載劉基《柳橋漁唱》詩，并解釋道：“附考：柳橋在郡城東八里白蓮寺旁，俗名常豐橋，元季劉基嘗館于此，作《漁唱》詩。楊鐵崖題其卷云……”顯而易見，《（弘治）嘉興府志》和《槜李詩繫》編者没有看到這個詩畫合卷，孤立地根據詩稿認爲劉基所咏柳橋在嘉興，故有此失誤。
二、宇文公諒與楊維楨墨迹在同一張紙上
卷中有宇文公諒兩段墨迹：《六言絶句二首》和《柳橋漁唱詩叙》。楊維楨《柳橋漁唱題咏》與宇文公諒《六言絶句二首》寫在同一張紙上，兩者一真俱真，一僞俱僞，可相互印證。
宇文公諒與楊維楨同爲浙籍進士，年紀稍長而中進士稍晚。楊維楨早年在京參加會試後，曾與三位閩籍進士論詩，因被譏兩浙無詩，深以爲恨。後來楊維楨對浙籍詩人頗爲留心，至正初年他在杭州發起的《西湖竹枝詞》唱和，就邀請了很多浙籍詩人參與，其中也包括宇文公諒。至正八年（1348）刊印的楊維楨編《西湖竹枝集》收宇文公諒詩一首。
宇文公諒的生平經歷没有詳細記載。《元史·儒學傳》稱宇文公諒“至順四年（1333）登進士第，授徽州同知婺源州事。丁内艱，改同知餘姚州事……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我們試着把他婺源、餘姚、會稽、高郵這幾段任職經歷梳理一下：據阮元編《兩浙金石志》卷十七收録《元湖州路重修府治碑》，至正六年三月刻石，“前進士、承務郎、高郵府推官京兆宇文公諒記”，知宇文公諒至正六年（1346）在高郵做官。由《元史》“未幾”二字可判斷他任職高郵的時間不長。則他“攝會稽縣”約在至正四年至至正五年（1344—1345），而任餘姚州同知當再向前推數年。
約在至正十年（1350）之後，宇文公諒在國子監助教任上，“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國史院編修官是很多文人夢想的清華之職，謝絶這一任職，實非常人能够做到，故王冕有詩《送宇文子貞》：“郊居暫輟簿書勞，尚植忠良翊聖朝。風月一壇光灧灧，天人三策錦飄飄。清聲足重江湖望，直筆寧辭館閣招。洛下諸郎競才俊，豈能無意説漁樵。”病休後，宇文公諒再次受召，出任國子監丞，具體時間可從周伯琦《説文字原》書中得知——該書有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宇文公諒序，自署職務爲“奉直大夫、國子監丞”。他後來又任江浙儒學提舉，改嶺南廉訪司僉事，以疾告歸。可見在宇文公諒一生中，先後兩次稱病告歸，與官場是時常疏離的。而宇文公諒這篇《柳橋漁唱詩叙》，早在至正三年（1343）就説“揆予拙疏，無宜于用，且謀歸買扁舟具蓑笠，以自放于苕水弁峰之外”，距他考中進士僅十年。元代文人隱逸風氣盛行，與艱難兇險的官場生態有着莫大的關係。
《柳橋漁唱詩叙》中“于是圖之以寓意焉，鄉先生及同志從而咏歌之，俾序其首”這句話，揭示了畫、詩和詩叙誰先誰後的問題。畫卷中現存八人題咏，除了宇文公諒是湖州人，其他都是紹興及紹興附近人，與“鄉先生及同志從而咏歌之”記載吻合。但是畫的作者是誰，宇文公諒并未言明，或許是年紀尚輕的王蒙，或許另有其人亦未可知。由于諸元人題咏未署歲月，宇文氏撰序的至正三年（1343）九月可以作爲時間參考節點，即原配繪畫和諸家詩咏的時間大致不晚于該年（不排除個别題詩是後來增補的）。
元宇文公諒行書《六言絶句二首》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元宇文公諒行書跋司馬光《資治 通鑒殘稿》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卷中另一件宇文公諒墨迹是《六言絶句二首》：“橋外波光澹澹，城南柳色沈沈。一曲滄浪妙唱，前年韶濩遺音。黄子宅前柳暗，賀公湖上春多。安得扁舟載酒，扣舷同唱吴歌。蜀宇文公諒。”這兩首六言絶句緊扣柳橋漁唱之主題，結合寫景、咏史和抒情，甚有韵味。或問，兩件宇文公諒墨迹，署名前面爲何一稱“京兆”一稱“蜀”呢？這是因爲宇文公諒祖上是成都雙流人，其父徙湖州，占籍歸安，而宇文氏的郡望是京兆（今西安），故他自稱蜀人或京兆人都是符合古人習慣的。
《六言絶句二首》和《柳橋漁唱詩叙》的書法，近似于元代流行的趙孟頫風格，但同中有異，應屬宇文公諒不同時期的作品，前者筆力稍嫌稚嫩。宇文公諒傳世墨迹甚少，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鑒殘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後面有宇文公諒題跋六行，字迹可供比對。因宇文公諒跋文前面是至正元年（1341）四月黄溍跋，後面是至正三年（1343）十月朱德潤跋，故宇文題跋時間應在1341年至1343年間，大致與《柳橋漁唱詩叙》時間相仿。《柳橋漁唱詩叙》與《跋資治通鑒殘稿》兩件墨迹的書風極爲接近，很多字如出一轍。簽名四字中“文”字最大而“公”字最小，這一特點完全相同。兩件墨迹後面都鈐蓋了“京兆宇文公諒子貞章”朱文長方印，經過比對，完全重合，也可證明《柳橋漁唱詩叙》墨迹的真實性。
宇文公諒一生中僅有兩段在浙東任職，即餘姚州同知、攝會稽縣尹。他認識紹興黄中立并爲之題詩、撰序可能就在此時。《柳橋漁唱詩叙》作于至正三年（1343）九月，大致對應宇文公諒“攝會稽縣”時期；《六言絶句二首》書風稚嫩，時間當更早幾年，大致對應“同知餘姚州”時期，兩者書風差異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三、紹興名士韓性、王冕書法與印章比對
《柳橋漁唱圖卷》題咏八人中，以理學名家韓性年資最高。韓性（1266—1341），字明善，紹興人，祖籍安陽。黄溍爲韓性撰《安陽韓先生墓志銘》稱其自幼聰敏，日記萬言，“既弱冠，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近世儒先性理之説，尤深造其閫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韓性在當時浙東地區有很大影響，弟子衆多。他一生未仕，薦爲慈湖書院山長，亦不就。
韓性有書論傳世，他爲趙䶵彙編《書則》撰序：“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爲則矣……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盡書之理者，惟鍾元常、王逸少數人而已……下至黄太史、米南宫，書體縱肆而法度極森嚴……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爲天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于今人也。”可見，韓性的書法觀是把理、法置于性情之上的，總體上與元代文壇的復古思潮相一致。
韓性是楊維楨的前輩。據吴復輯《鐵崖先生古樂府》卷六載陳敢《楊佛子行》詩小注，韓性曾爲楊維楨的曾祖楊文修撰《楊佛子傳》。明弘治刊本《鐵崖文集》卷三所載《楊佛子傳》，孫小力懷疑此文作者即韓性。楊文修乃南宋名醫，好善嗜義，人稱楊佛子，壽至九十九。《楊佛子傳》及楊維楨《夢游海棠城詩》均提到楊佛子刲股醫母、移瘤在背的傳奇故事。陳敢《楊佛子行》詩小注説楊佛子生于宋淳熙、光宗朝，即公元1190年前後。壽至九十九，則其去世在1290年前後。楊佛子去世時，韓性年僅二十五歲左右，未必能有直接交往。韓性撰《楊佛子傳》，更大可能是因爲楊維楨的請托。
韓性品題書畫不少，在南宋龔開《中山出游圖》（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元趙孟頫《竹石幽蘭圖》（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趙孟頫《浴馬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後面都有韓性題跋，可與《柳橋漁唱圖卷》韓性題詩比對。作爲理學大儒，韓性書法不追求個性張揚，字形結構長期保持穩定，常用字如 “畫”“意”“萬”“可”“安”以及簽名寫法都高度一致。當然也有年齡造成的筆迹差異：《竹石幽蘭圖》題字瀟灑俊逸，有趙孟頫筆意，時間估計較早；而《中山出游圖》《浴馬圖》與《柳橋漁唱圖》題字敦厚沉穩、筆意遲緩，應屬晚年之筆，真迹可信。
元韓性行書題趙孟頫 《竹石幽蘭圖》 美國 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元韓性行書題龔開《中山出游 圖》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元韓性行書題趙孟頫《飲馬圖》 遼寧省博物館藏
王冕（1310—1359）是韓性最著名的弟子。他字元章，紹興諸暨人。自幼好讀書，才氣縱横，又擅畫梅，能刻印，著《竹齋詩集》。屢應進士舉，不中，乃游歷淮楚、燕都，于元末戰亂前返回紹興隱居。元秘書卿泰不華和農民軍首領朱元璋先後邀請他出來做官，王冕都拒絶了。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開篇即以近七千字的篇幅寫了王冕的傳奇故事，這部小説使王冕的儒生形象深入人心。
王冕一生中有四次遠行。最後一次是在至正七年（1347），由金陵北上燕薊，次年返越途中，經停吴門，與楊維楨相會。二人都是諸暨楓橋人，一個鄉鎮能同時産生兩位名垂青史的文藝大家，着實難得；明代大畫家陳洪綬也誕生于此。元人記載：“（王冕）東游吴，吴人雅聞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争走館下。縑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蕊成于俄頃。每畫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現存王冕的梅花圖中，并没有看到與楊維楨的合作，但在文獻中有多首楊維楨題王冕墨梅圖詩，如：“君家萬樹玉差差，只愛華光落筆時。坐見半窗明月上，香痕一幅印横枝。”又如：“山陰老王腹似蟆，時吐墨汁寫梅花。夜半月明眠不得，一支顛影上窗紗。”還有：“舊時月色有誰歌，拔劍王郎鬢已皤。惆悵東風舊詞筆，南枝香少北枝多。”由“拔劍王郎鬢已皤”之句説明當時王冕已近中年，鬢髮花白。
儘管王冕比楊維楨小十幾歲，楊維楨對他甚爲看重。其《命説贈夫容子》文中向他人推薦：“子游東州，金華有鹿皮子（指陳樵），武夷有清碧君（指杜本），會稽有梅梁道人（指王冕），皆窶而有隱德……子往見之。”而王冕有《穎語次楊廉夫進士古聲韵》五言長詩，以物喻人，借毛筆（即“穎”）來感慨楊維楨的不遇：“窮年豈無爲？棄置如敝帚。玉杯漸消磨，含默甘老醜……空餘五色夢，幻入歌奴手。世乏昌黎才，誰能傳其後……”二人惺惺相惜之意，表露無遺。
性格孤高的王冕，在元末亂世并没有找到施展身手的舞臺。他拒絶了一些出仕機會，在殘酷的社會現實之下主動選擇退避。儘管如此，王冕仍然英年早逝，死因撲朔迷離。除了文學才華，王冕是元代少有的書畫印兼擅的藝術家。他在畫史上以畫梅著稱，在印史上以花藥石刻印開風氣之先，至于書法，沙孟海先生曾經評價：“元代真行草書，有能擺脱趙孟頫的樊籬而自闢蹊徑者，主要有楊維楨之恣肆，倪瓚、王冕之古拙。”
總體來説，王冕的文藝觀念受到韓性、趙孟頫等人影響，“尚古”是大致基調。其書法以楷行書爲主，結構方正，棱角分明，有唐人歐陽詢遺意。然筆勢之精巧回環，似得之右軍；横向取勢求寬博古拙之意，又有鍾繇的影響。不過，由于王冕書法存世不多，尤其是帶有年款的書迹極少，給深入研究造成了難度。
《柳橋漁唱圖卷》中王冕題詩墨迹，紙墨如新，保存狀况極好，點畫細節清晰可辨，經與王冕其他存世墨迹比對，可以確信爲真迹。以下着重談談王冕鈐蓋的四方印章：“王元章”“竹齋圖書”“文王子孫”“會稽佳山水”。
古代没有照相製版技術，無法對印章做到高度精准的複製。如果仿刻名家印章，手工描摹和鎸刻不可能與原印完全一致。但是對于没有印章資料庫的古代鑒藏家，他們腦海裏即便對前代名家用印有一些印象，也無法分辨細微的差異。其實，就同一方印章而言，無論鈐蓋手法、印泥厚薄造成綫條粗細多麽不同，也無論印章在使用過程中殘損造成哪些局部被破壞，它每一根綫條的相對位置是固定的。根據這個原理，衹要印迹較爲清晰、不變形，都可以利用電腦技術來比對相似印蜕之間的綫條位置差異，僞印是容易辨别的。
《柳橋漁唱圖卷》諸家題咏均爲紙本，鈐印非常清晰。其中王冕題詩所鈐印迹，比王冕其他存世作品中的印迹更加清晰，是十分珍貴的樣本。經對比，王冕《柳橋漁唱詩》鈐印均爲真印。（見下表）
印章在長期使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磨損和撞擊，根據印蜕痕迹差異可以區分印章的不同使用階段，以及書畫作品年份的早晚。王冕的存世書畫大多未署年款，然根據印蜕形態，可以爲王冕部分作品進行繫年，以便研究其書風的變化軌迹。例如，“王元章”白文印：初期“王”字首横上面有兩處很小破損（《柳橋漁唱詩》），然後變成兩段明顯破損（題鄭思肖《墨蘭圖》），再後來“王”字首横上面幾乎全部殘缺（《洗硯池墨梅圖》）。再如，“會稽佳山水”白文印：印面劃痕明顯，如果蘸印泥較厚，則掩蓋劃痕，印蜕綫條也變細。此印右邊緣不規則，最上部原有一段直綫（《柳橋漁唱詩》），後來殘缺爲斜綫（題鄭思肖《墨蘭圖》和《瑪瑙坡墨梅圖》）。
竹齋圖書（王冕用印）
本齋圖書（楊淵用印）
篆刻史上一般把王冕視作文人刻印的鼻祖。王冕印章是否都是自己刻的呢？不一定。古代印章的主流材質是銅，經久耐用，而王冕嘗試以石材刻印。明初紹興人鎦績《霏雪録》記載：“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即王冕）始也。山農用漢制刻圖書，印甚古。”花藥石可能是産于浙東的某種硬度較低的石材，但没有量産，後世也罕有人用之。
王冕所用印章，有朱文，有白文，大致呈現兩種風格類型：一類是精工的，一類是粗率的。鑒于銅印製作技術在秦漢時代就已高度成熟，而文人如果親自刻印，技術手段恐難一蹴而就。倘若不經過大量練習，即便找到易于受刀的石材，也很難刻出精美的印章。按照常理推測，文人初步涉獵篆刻，刻白文比朱文容易，刻古拙比精工容易，“山農用漢制刻圖書，印甚古”這一記載也能傳達出相應的資訊。在王冕《柳橋漁唱詩》鈐蓋四印中，刻製粗率、邊緣殘破的印章如“會稽佳山水”可能是王冕的石印作品，而相對嚴整的“竹齋圖書”可能是印工製作的銅印。無獨有偶，《柳橋漁唱圖卷》有紹興人楊淵題詩，鈐蓋了“本齋圖書”朱文印，其印面長寬、文字布局與王冕所用“竹齋圖書”如出一轍。才子王冕會這樣“抄襲”自己的作品嗎？筆者相信這兩方朱文印同出一位印工之手，但作者絶不是王冕。
依據上述王冕印章在不同時期的鈐蓋效果，筆者嘗試給存世的部分王冕書畫作品排列先後，并歸納不同時期的筆迹特點。王冕書法早期取法唐人歐陽詢父子，字形縱長，轉折方峻，撇捺舒展；後來上溯鍾繇，字形漸寬，求古拙之意，對轉折和撇捺、竪彎鈎都不再刻意强調。而《柳橋漁唱詩》無論從書風還是鈐印來看，與鄭思肖《墨蘭圖》（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後面的王冕題跋相當接近，在王冕所有存世書法裏面屬于最早期，體現出王冕青年時期的書風。這兩件墨迹可并列于王冕書法軌迹的最前端，顯示了歐體書法對王冕的深刻影響。
王冕《柳橋漁唱詩》所鈐蓋的四方印章十分清晰，爲研究元代文人篆刻提供了重要資訊。比如説，王冕什麽時候開始用花藥石刻印？是年輕時候，還是兵亂隱居時期？這個從未有人提及。根據宇文公諒《柳橋漁唱詩叙》撰書于至正三年（1343）九月，已有“鄉先生及同志從而咏歌之”，則王冕作《柳橋漁唱詩》當在此之前。該墨迹鈐蓋“會稽佳山水”白文印屬王冕自刻印章，時間必也在至正三年之前，王冕時年三十出頭。從王冕一生留下的畫作來看，他的常用印章數量并不多，“會稽佳山水”“方外司馬”等印章一直伴隨到老。這些情况似可説明，王冕刻印數量也不會太多，他僅僅是才氣外溢、偶一爲之，并没有把它作爲長期興趣。然而，王冕無意中的一小步，却是篆刻史的一大步，其後蔚然成風的明清文人篆刻，實濫觴于此。
四、楊維楨早期書風之來源
楊維楨與畫卷主人黄中立都是紹興人，正合宇文公諒所謂“鄉先生及同志從而咏歌之”。楊維楨《柳橋漁唱題咏》内容如下：
渭水、莊灘，此周、漢第一流漁父也，而未聞漁唱。江上丈人誦《滄浪曲》，已落第二義。矧又淫其《欸乃》，以爲韶鈞乎？《欸乃》淫而漁德始衰矣。嘻，直鈎來歸，天下不以爲釣貪；披裘終往，天下不以爲釣廉。圖柳橋者爲我問之，其來爲渭水乎，將終往爲莊灘乎？鐵崖楊維楨書于錢清之優學堂。
在這段題咏中，楊維楨表述了三層意思。第一層，他用“渭水”代指幫助西周開國的姜尚（垂釣于渭水之濱，西伯侯姬昌拜爲太師），用“莊灘”代指東漢初年謝絶徵召的隱士嚴光（嚴光本姓莊，垂釣于桐廬七里灘）。他認爲歷史上第一流漁父應該是這樣的傑出人物，而不是以漁爲業的江上漁父。第二層，“直鈎來歸”，天下不以爲貪，“披裘終往”，天下不以爲廉，成就功過并不在釣魚這件事。第三層是一個設問，“其來爲渭水乎，將終往爲莊灘乎？”你能像姜子牙那樣爲國建功，再像嚴光那樣歸隱山林嗎？顯然，這纔是楊維楨推崇的人生境界。短短百字，表述層層遞進，文學功力着實了得。
前文説到，宇文公諒《柳橋漁唱詩叙》書于至正三年（1343）“攝會稽縣”時期，《六言絶句二首》可能書于後至元年間（1335—1340）任餘姚州同知期間。而楊維楨題咏與宇文公諒《六言絶句二首》寫在同一紙上且位置靠前，則時間應當更早。迄今爲止，尚未發現楊維楨書于1340年以前的作品。
元楊維楨行書《柳橋漁唱題咏》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元楊維楨行草書跋張雨《自書詩册》 吉林省博物院藏
落款稱“鐵崖楊維楨書于錢清之優學堂”，這是判斷該作品書寫時間的關鍵綫索。錢清（今紹興柯橋區錢清鎮）在紹興山陰縣西北、杭州灣南岸，宋初在此開設鹽場，受杭州鹽司管轄。楊維楨曾于元統三年（1335）貶官錢清場鹽司令，“領職五年，以父憂去”，時在後至元五年（1339）七月，此後行蹤再未至錢清。故《柳橋漁唱題咏》應當是楊維楨在錢清任職期間所作，即書于1335年至1339年間，爲楊維楨現存最早墨迹！
《柳橋漁唱題咏》鈐蓋“楊氏維楨”“水南山丘”兩方朱文印，細邊細文，典型的銅鑄印風格，在他後來的書迹中再未出現。更换印章不足爲怪，但是印文内容值得注意。楊維楨又寫作楊維禎，他本人長期并用這兩種寫法，但何爲本名，一直争議不斷。孫小力、黄仁生主張以“維禎”爲本名，主要依據就是楊氏姓名印章皆作“維禎”。但是這件鐵崖最早墨迹，印章赫然是“楊氏維楨”！所以“維楨”也有可能就是鐵崖本名。
楊維楨《柳橋漁唱題咏》的書法面目，或許有人看了將信將疑。其用筆、結體與常見的鐵崖成熟期書風（如楊維楨跋張雨《自書詩册》）差異很大，而與元代流行的趙孟頫書風頗爲接近。筆者認爲，歷代書法家的風格有一以貫之者，也有中晚年變法者，未能一概而論。不過，一個人的字迹如同他的相貌，從少年到老年無論生活經歷如何，必有相似貫通之處。衹要有較多數量的樣本，一定可以體現出不同時期風格的内在聯繫和承續關係。《柳橋漁唱題咏》書寫自然生動，無拖沓猶豫之態，運筆、字形雖然與晚年楊維楨書迹差異較大，但是與其中年作品有一脉相承的關係，絶非作僞者所能臆造。八位元人題咏無論書風、鈐印均無破綻，紙張相互關聯，皆屬真迹；至于字形結構和書風上的差異，是不同年齡所導致，對研究者來説具有重要的價值。
下面以楊維楨《柳橋漁唱題咏》中十二個字爲例，與趙孟頫、楊維楨字迹對比，就可以看出《柳橋漁唱題咏》的字形恰好介于趙孟頫書法與楊維楨中年作品之間。儘管楊維楨從未言及他的書法師承，但這件早年墨迹，足可彌補楊維楨書風鏈條前端的缺失，揭示楊維楨早期書風深受趙孟頫影響的事實。
幾百年來，楊維楨被視爲元代獨具個性的詩人和書法家。不過，他個性鮮明的書風并非與生俱來，必有一個從學習前人到表現自我的過程。《柳橋漁唱題咏》揭示了楊維楨的早期書風來源，這正是它彌足珍貴之處。楊仁愷曾説：“元代的許多書法家間或有少數人如倪瓚、楊維楨之流，表面上似與趙氏、鮮于兩家有别，實則都没有擺脱二人的影響。”《柳橋漁唱題咏》墨迹提供了極好的例證，也讓我們欽佩楊仁愷的洞見。它再次説明趙孟頫在元代書壇的巨大影響力，年輕時期的楊維楨也不能出其籠罩。但是後來，楊維楨的坎坷經歷、桀驁個性改造了他的書法，破繭化蝶，最終建立起深入古典又特立獨行的書法語言，豐富和深化了元代書法史的内涵，其藝術才華令人驚嘆。
這件《柳橋漁唱圖卷》，爲何王蒙畫僞而元季八人九段題咏俱真？筆者推測，可能是明初王蒙捲入胡惟庸案而死于獄中，藏家爲避禍而將其畫作裁下，使畫、跋分離。到了明代後期王蒙被推崇爲“元四家”之後，有人根據元代諸家題咏“還原”了這件王蒙畫作，年款定在宇文公諒撰寫《柳橋漁唱詩叙》的至正三年（1343）而月份稍早，并與題跋重新裱爲一卷。
王蒙畫作遭到割裂的命運不是孤例。現存王蒙作品如《青卞隱居圖》（上海博物館藏）、《秋山草堂圖》（臺北故宫博物院藏）、《西郊草堂圖》（故宫博物院藏）都被挖去受畫人名款，顯然也是爲了避禍。更奇的是，王蒙《惠麓小隱圖卷》（美國印第安那州波利斯美術館藏）後面原有楊維楨、吴克恭、倪瓚、柳貫、柯九思、錢良右等十餘位元人題咏，畫、跋不幸被裁割分離。至明末，張丑《清河書畫舫》記載：
王叔明《惠麓小隱圖卷》，是晚歲筆。後人中分爲兩，其前半圖上有叔明字款及重題詩，畫法極古。惜後名人題咏并一手隸古，録附于後。其名人原寫詩篇，却在後半圖卷。二本雖屬真筆，而各有缺陷……今前半圖卷尚藏太原王氏，予曾再閲。第後半圖卷，不知流落何所。
此圖之割裂當在明初，或係藏家孟氏子孫所爲，方能以隸書從容謄録諸元人題咏。如今，王蒙《惠麓小隱圖卷》保存下來，而後半卷即楊維楨等元人題咏早已失傳。這件王蒙畫與跋的命運，與《柳橋漁唱圖卷》恰好相反，足堪唏嘘。
顧工：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