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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启功先生在《文物》第十二期发表《论怀素<自叙>墨迹本》一文，考定存世《自叙帖》（图1）墨迹本是宋重摹本，至今学界不见异词，想来已经认可。至于《自叙》文章本身，启功先生未及深入谈到。《自叙》是否怀素所撰，颇可怀疑。今不揣谫陋，将考证所得，加以赘述，提供参考，或者可以作为启功先生意见的申述补充。《李太白全集》卷八《草书歌行》王琦注引《一统志》说：“怀素，零陵人，睹二王真迹及二张草书而学之，书漆盘三面俱穴。赠之歌者三十七人，皆当世名流，颜真卿作序。”今《全唐诗》尚存李白、王![]()
（邕）、窦冀、鲁收、朱逵（一作遥）、许瑶、戴叔伦、任华、苏涣、钱起等人诗及卢象、张谓句。还有敦煌发现的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伯二五五五卷）(见《全唐诗外编》第二编王重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颜真卿序见《文苑英华》卷七三七，题目是《怀素上人草书歌序》。颜真卿序，《自叙》作者全文转引，作为《自叙》的主要内容。文不长，特移录如下：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韦公陟，睹其笔力，勖以有成；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羁，引以游处，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赞之，动盈卷轴。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于伯英，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真卿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资质力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亟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嗟叹不足，聊书此以冠诸篇首。案：今序中“故吏部侍郎韦公陟”，《英华》并黄本骥《颜鲁公集》卷五作“吏部尚书”；“引以游处”作“引共游处”；“草稿之作”，《英华》作“草书之作”；“模楷精法详”，《英华》、集本并作“楷法精详”；“真卿”，集本作“某”；“游居”，《英华》作“游处”；“屡蒙激昂”，《英华》、集本并作“屡蒙激劝”；“教以笔法”，集本作“告以笔法”；“迄以无成”，《英华》、集本并作“迄用无成”；“亟挹规模”作“亟揖规模”；“聊书此以冠诸篇首”作“聊书以冠诸篇首”。又案：韦陟字殷卿，新旧《唐书》有传。陆羽《怀素别传》记有：“吏部韦尚书陟见而赏之，曰：‘此沙门札翰，当振宇宙大名。’怀素心悟，曰：‘夫学无师授，如不由户而出。’乃师金吾兵曹邬肜，授（受）其笔法。”此说与颜序相符。韦陟曾二次出任吏部尚书，据《旧唐书》卷九十二本传：“时朝臣立班多不整肃，至有班头相吊哭者，乃罢陟御史大夫，颜真卿代，授吏部尚书。……因宗人伐墓柏，坐不能禁，出为绛州刺史。”颜真卿在至德二年（七五七）六月任御史大夫，有《谢兼御史大夫表》。韦陟移任吏部尚书是在同时，不久就出贬绛州。又，《旧唐书》卷十《肃宗纪》“乾元三年（七六〇）”条下记，这年四月“甲辰，以礼部尚书、东京留守韦陟为吏部尚书”。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为上元，八月韦陟卒于虢州，当时有太常博士程皓议谥赠称“忠孝”，颜真卿曾写《驳吏部尚书韦陟谥忠孝议》表示反对。可知韦陟死于吏部尚书任上，任期不到半年。而吏部侍郎是韦陟天宝初年官职，见天宝四年九月所立唐玄宗《石台孝经》（图2）碑阴题名。某人曾任某职，后虽已改任他职或罢免，仍有称原先官职的，这虽然属于唐人惯例，但《文苑英华》和集本所录颜真卿此序写明是尚书，与驳程皓文一致，可知当年鲁公作序并不以韦陟初官相称。《自叙》转引为“侍郎”，显然讹误。至于“楷法精详”写为“模楷精法详”，文理不通；“激劝”和“激昂”，词义相歧，以及末句“书”字后衍“此”等等，与“侍郎”一样，是出于辗转传抄不慎而产生的错讹。![]()
张谓，字正言，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五记载：“谓，大历间为礼部侍郎，典七、八、九年贡举。”《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又记大历九年（七七四）十二月，“中书舍人常衮为礼部侍郎”。鲁公序既然称为“今礼部侍郎”，那么这序当作于张谓任礼部期间。鲁公自永泰二年（七六六）二月因权相元载相忌，出贬峡州别驾，三月移吉州司马。大历三年（七六八）四月除抚州刺史，至大历六年（七七一）闰三月罢抚州事，八月至上元，撰有《慈恩寺常住庄地碑》，十一月拜扫他的十三世祖晋西平靖侯含之墓，书撰《颜含大宗碑》。大历七年（七七二）五月到宋州，为宋州官吏书撰《八关斋功德记》。宋留元刚《颜鲁公年谱》说这一年鲁公九月到东京，改任湖州。十一月自东京出发，有《与夫人帖》。第二年八月到达任所。鲁公自大历八年八月任湖州刺史，到十二年（七七七）五月奉召征还，八月擢升为刑部尚书，滞留浙东整整五年。同时，怀素《藏真帖》（图3）记：“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注一，鲁公曾四任尚书之职，一天宝十五年为工部尚书；二至德二年（七五七）为宪部尚书；三广德二年（七六四）为检校刑部尚书；四大历十二年（七七七）为刑部尚书。这里泛称尚书，系旧职，唐人多见此例。]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法，若有所得也。”陆羽为鲁公门客，《怀素别传》所记颜真卿与怀素论书语，所谓“夏云多奇峰”“飞鸟入林，惊蛇入草”“折壁之路一一自然”“何如屋漏痕”以及邬肜所引张旭“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等等巧喻妙句，亦当同在洛下时所说。因此可知，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当作于东京待命的时候，即大历七年（七七二）九至十一月份间。当时张谓正掌执贡举，妙选时彦。而韦陟则已归道山，时逾一纪，所以颜真卿有“今礼部侍郎”“故吏部尚书”之称。《自叙》在颜序后列引当时名流诗句，并说：“其后继作不绝，溢于箱箧。”又说：“其述形似则有张礼部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案：张礼部即礼部侍郎张谓，大历七、八、九年曾主管贡举事务。唐代一般在前一年冬任命礼部侍郎，主持第二年的春试。张谓任礼部当始于大历六年冬。他在《长沙土风碑铭并序》一文中曾说：“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所谓“巨唐八叶”，系唐高祖李渊到代宗李豫的八代君王；“元圣六载”，指代宗即位六年。又常衮《授张谓太子左庶子制》说：“中散大夫、前守潭州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上柱国、河内县开国子、赠紫金鱼袋张谓……可守太子左庶子，散官勋封如故。”《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又记：大历四年二月，“辛酉，以湖南都团练观察使、衡州刺史韦之晋为潭州刺史”。从此可知张谓在大历初年曾任潭州刺史，四年入朝任左庶子。又据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
九垓。”（《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一）可知怀素入京在张谓任礼部之后。其先马云奇有《怀素师草书歌》云：“青草湖”又名“巴丘湖”，在岳州巴陵县境内，见李云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诗云：“闻到怀书西入秦，客中相送转相亲。”此歌无疑作于怀素担笈杖锡西游上国途经岳州的时候。“一昨江南投亚相”，亚相即书家徐浩，亦见苏涣《怀素上人草书歌》：“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必深知。”（《全唐诗》卷二百五十五）徐浩时为广州刺史，所以苏诗又名《赠零陵僧兼送徐广州》。据《新唐书》卷六《代宗纪》记：大历二年（七六七）四月，“以工部侍郎徐浩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怀素南走广州，投靠亚相徐浩，时在大历二年四月至三年十月间。《元和郡县志》记：广州西北溯流至连州八百九十里，连州东北度皊到郴州三百九十里，郴州西北到衡州三百七十里，衡州北到潭州四百六十里，潭州北到岳州水路五百五十里。如此水陆兼程二千余里，按当时交通情况，往返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苏涣诗历来注家大都认为是大历三年（七六八）作于潭州，若以三年为上限，马云奇与怀素岳州相遇，就应在大历四、五年间。而这时张谓早已离任潭州，入朝为左庶子了。张谓与怀素相识并赏其不羁，当在潭州任上。他的赠诗亦当在同时。若非潭州所作，则定在大历六、七年间怀素客居京师时，两者必居其一。颜序“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羁，引共游处，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赞之，动盈卷轴”，可知张谓亦是当年好事者之一。颜序又说：“聊书以冠诸篇首。”由此可见，颜序作于张谓诸篇之后，是很明显的。而《自叙》所说“其后继作不绝，溢于箱箧，其述形似则有张礼部”云云，显然与当时情况不符。其他诗句如卢象、王邕、朱遥、窦冀、许瑶、李舟、戴叔伦亦作于大历初年怀素入京前后，他们的诗句因和张谓一样，都是《怀素上人草书歌》，所以一起收录，引为正篇，自然便系于颜序之后。而《自叙》作者以为所引诸篇诗文撰于颜序之后，亦可窥见《自叙》作者抄录集本的痕迹。卢象，《自叙》前说“尚书司勋郎卢象”，后谓“卢员外”，并引其诗句“初疑轻烟澹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述其形似。案：卢象字纬卿，是当时名才士，李华《登头陁寺东楼诗序》有“侍御韦公延安，威清江汉。舅氏员外象，名高天下”的记述。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曾记：“丞相曲江公方执文衡，揣摩后进，得公深器之，擢为左补阙、河南府司录、司勋员外郎。名盛气高，少所卑下，为飞语所中，左迁齐、汾、郑三郡司马，入为膳部员外郎。时大盗起幽陵，入洛师，东夏衣冠不克归王所，为虏劫执，公堕胁从伍中。初谪果州长史，又贬永州司户，移吉州长史。天下无事，朝庭思用宿旧，征拜主客员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时为右史，方在鄂，以文志其墓……”丞相曲江公即张九龄，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五月任中书令。卢象初任左拾遗时与王维同职，事在二十二年张九龄任中书令之后。李颀有《留别卢、王拾遗》诗，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王维也有《同卢拾遗、韦给事（陟）东山别业二十韵》诗，题衔都是“拾遗”，刘禹锡写称“补阙”，是不准确的。他任司勋员外郎时在天宝初年，李颀有《寄司勋员外》诗。天宝四载（七四五）夏日卢象在齐州与李邕、杜甫、李白、高适等人相会，同游历下古城，有《追凉历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乔木》诗，一本题“同李北海”。这样，卢象在天宝四载已由司勋员外郎左迁乔州司马。乾元二年（七五九）秋日，李白因坐永王事流放夜郎，上三峡，到巫峡遇赦放还，途经零陵时曾作《赠卢司户》诗。卢司户即永州司户卢象。当时怀素尚在零陵，李白有《草书歌行》称述他。卢象与怀素相识，也许在永州任上。不久卢象移任吉州，复征拜为主客员外郎。据李华《登头陁寺东楼诗序》记：“王师雷行，北举幽朔，太尉公分麾下之旅，付帷幌之宾，与前相张洪州夹攻海寇，方收东越。”又说：“舅氏（卢象）谓华老于文德，忘其琐劣，使为诸公叙事。”太尉公即李光弼，张洪州即张镐，海寇则指袁晁。“收复东越”事在宝应元年（七六二）八月，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因此，卢象征拜主客员外郎，病困武昌，卒于道中，时间比李华作序的宝应元年也许稍后，最迟不会延至宝应二年（七六三）之后。他在永州赠诗怀素当在宝应之前，或者是在乾元二年与李白同时。若以卢象终官相称，当如刘禹锡那样称他为主客员外郎”，若以卢象赠诗时职官相称，就应当和李白称谓相同，叫“司户”。而《自叙》卢象结衔却署“司勋郎”。司勋郎即司勋郎中，隋代旧称，自唐武德初年加“中”字之后，已经不再起用。且郎中、员外纯属两职，郎中，从五品上阶；员外，从六品上阶。《自叙》以卢象初官司勋员外郎为郎中，也是错误的。《自叙》“形似”条下复引王邕诗句：“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结衔“永州”。这句诗出自《全唐诗》卷二百〇四王![]()
《怀素上人草书歌》，题下注：“一本作王邕诗。今从《统籤》另编。”案：同卷王邕条下注：“天宝进士。”徐松《登科记考》以《永乐大典》所引《苏州府志》定邕与钱起等二十七人并为天宝十载（七五一）李巨卿榜下进士。又同书卷二百七十四戴叔伦有诗《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永州即零陵郡，乾元元年（七五八）改今名。《全唐诗》“王![]()
”条下注永州太守，也许“邕”就是“![]()
”，编者不检，误从《统籤》为二人。戴叔伦，字次公，据权德舆《朝散大夫容州刺史戴公墓志铭》记：“分命于计相也，则为湖南、河内（南）留后，自秘书正字三迁至监察御史。”《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戴叔伦传》又说：“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大历元年（七六六）”条下记：是年正月“丙戌，以户部尚书刘晏充东都京畿、河南、淮南、江南东西道、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戴叔伦应辟在刘晏转运府中任职，主运湖南，当始自大历元年（七六六）正月。他以后的经历，据傅璇琮先生《唐诗人丛考》考定，大历四年，“督赋荆南，曾至夔州，逢蜀将杨子琳之乱，劝说杨子琳归顺唐朝廷。”大历七年（七七二），“或明年，在京口”，有《京口怀古》《京口送皇甫司马副端曾舒州辞满归去东都》诗。从此不复见有湖南之行。于是可以推断，戴叔伦《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诗，作于大历初年主运湖南的时侯。诗题称“王永州邕”，说明王邕在永州太守任上。王邕《怀素上人草书歌》云：此诗首句说：“衡阳双峡插天峻，青壁巉巉万余仞。”衡阳双峡即岣嵝山。《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衡山县”条下记：“衡山，南岳也，一名岣嵝山，在县西三十里。”[注二：又于“衡阳县”条下记：“岣嵝山，即衡山也，在县北七十里。”而衡州，“秦属长沙郡，汉为酃县地。吴分长沙之东部为湘东郡，晋以郡属湘州。隋开皇九年罢郡为衡州，以衡山为名”。]若是，这首诗当作于衡州。《全唐诗》同卷，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有“郡守王公同赋诗”句；朱逵《怀素上人草书歌》有“衡阳客舍来相访”句，可见与王邕并作于衡阳。王诗尾句说：“我牧此州喜相识，又见草书多慧力，怀素怀素不可得，开卷临池转相忆。”可知王邕这时以永州牧身份客居衡州。唐制州太守三年一秩，如果以大历元年戴叔伦呈诗为下限，那么王邕任永州，自始于宝应年间。《自叙》末署“大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丁巳即大历十二年（七七七），这时，王邕理当秩满改任他职。而《自叙》却仍称旧职。至于戴叔伦，陆长源《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说：“建中元年……夏五月壬辰，诏书以监察御史里行戴叔伦为东阳令。”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二引《东阳县志》称其东阳任上，“抑权豪，劝农桑，政通讼简，民以富庶，奏课为一州最，拜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定额以外委派官。建中元年（七八〇）与大历十二年相距三年，《自叙》不当署衔“御史”。即使以大历十二年始任监察御史里行，也不当同作歌行王邕署旧衔，而戴叔伦称新职。《自叙》所引窦冀诗，“兴来小豁胸襟（一作心）气”为“胸中气”；“朱逵”作“朱遥”，诗中“字成只畏盘龙去”作“盘龙走”；戴叔伦诗“驰豪聚墨剧奔驷”作“列奔驷”，“人人细（一作若）问此中妙”作“欲问此中妙”，也有互异。《自叙》叙机格引李御史舟说：“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案：李舟字公受，梁肃《处州刺史李公墓志铭》说他：“生而聪迈，十六以黄老学一举登第，十八典校宏文，二十余以金吾掾假法冠为孟侯皞湖南从事。给事中贺若察宣慰南方，请公为寮佐，其后宰东阳、宣城二县，辟宣歙、浙东二府，府主崔侯昭咨以小大之政，由监察转殿中侍御史。”据《新唐书》卷六十九《方镇表六》记：广德二年，“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治衡州，领衡、潭、邵、永、道五州。”孟皞，建中元年以尚书右丞任泾州刺史，四年以左散骑常侍任福建都团练观察使，第二年卒，梁肃有《为雷使君祭孟尚书文》，不见记有湖南的任职。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六湖南广德二年孟士源”条下注：元结《茅阁记》：“乙巳中，平昌孟公镇湖南将二岁，以威惠理戎旅，以简易肃州县。”乙巳即永泰元年。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四中说：“孟彦深字士源，天宝末为武昌令。”又说：“登天宝二年第。”这个士源名彦深与皞明是两个人，或许是梁肃所误。李舟湖南从事，当佐士源。崔昭，独孤及《大理少卿独孤玙墓志》说：“大历五年，中丞崔公昭受诏牧宣、歙、池。”《嘉泰会稽志》说崔昭自“大历十一年七月自宣州授浙东观察使”，于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因废浙东都团练观察使而罢职。李舟《为崔大夫请入奏表》说：“臣以久违阙廷，岁请朝觐，在宣州日，伏奉德音，且以河南用兵，许臣事平入奏，寻蒙宠命，移镇浙东。”又一表亦有“臣一昨初承国哀，号慕罔极，已陈哀恳，请赴山陵，伏奉批答，上遵遗旨，不许奔会。……将临元会之期，倍切朝宗之恋”云云。“国哀”即指代宗之崩，“元会”指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可知李舟“辟宣歙、浙东二府，府主崔侯昭咨以小大之政”，时在大历五年（七七〇）至建中元年（七八〇）之间。他由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也应当是同时。而李舟与怀素相识，并许以赞词，当在佐孟士源镇湖南之际，即永泰元年至大历元年（七六五——七六六）。那时李舟年“二十余以金吾掾假法冠”，为孟士源湖南从事。“假法冠”或以监察御史里行参与察巡。《自叙》既作于大历十二年，而这时李舟在崔昭越州浙东观察使府中，已由监察御史转为侍御史，不当再写“御史”旧职。李舟句，宋朱长文《续书断》引以为颜真卿，作“昔张长史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仆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孰为不可耶？”不知何故？若是，则《自叙》更误。《自叙》又以窦冀诗来形容书写的疾速：“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窦冀结衔称为“御史”。案：窦冀，《宣和书谱》作臮，一作衆。“冀”“衆”无考。臮职官见于史籍的：一，范阳功曹，《述书赋》下卷“窦臮”印记下注。案：范阳，原属涿郡。天宝元年（七四二）涿郡改名范阳郡，乾元元年（七五八）易名幽州。大历四年（七六九）复置涿州，析范阳等三县隶属之。臮任范阳功曹，当在乾元元年（七五八）改郡之前。二，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见徐浩《古迹记》：“臣从中书舍人兼尚书右丞、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改国子祭酒，寻黜庐州长史，承前伪迹臣所弃者，尽被收买，皆获官赏，不复简退，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图籍无遗，往往市廛时有真迹，代无鉴者，诈伪莫分。臣今暮年，心惛眼暗，恐先朝露，敢举所知，其书别人，谨录如左：‘前试国子司业兼太原县令窦蒙，蒙弟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窦臮，并久游翰苑，皆好图书，辨伪知真，无出其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条下注：“建中四年，徐浩侍郎自云昏耋，奏男璹、前试国子司业兼太原县令窦蒙，蒙弟检校户部员外郎、汴宋（宋汴）节度参谋臮，并皆别识，敕并用之。”《法书要录》卷三所收徐浩《古迹记》末也题“建中四年（七八三）”。案：徐浩，卒于建中三年（七八二）四月，年八十，并见《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徐浩传、张式《徐浩神道碑》，张氏所记四年是错误的。《古迹记》所说“寻黜庐州长史”，据《文苑英华》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庐州刺史（长史之讹）前尚书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时在上元初年。他举荐窦蒙兄弟，当在上元二年（七六一）之前。三，浙江东西节度判官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见陆长源《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浙江东西节度判官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扶风窦公臮，布武区中，栖心象外，与法师声同道韵，理契德原。”景昭法师卒于贞元元年（七八五）十一月，碑立于三年正月，臮书并篆额，结衔是：“朝议大夫、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国。”由此可知臮贞元初年职事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散官五品朝议大夫，爵位上柱国。四，都官郎中。见《法书要录》卷四所收卢元卿《法书录》：“贞元十一年正月，于都官郎中窦臮兴化宅见王廙书，钟会书各一卷。”《权德舆文集》卷三十一《太宗飞白记》亦说：“有都官郎中窦臮者，博古尚艺。贞元初，得其书于人间，太清宫道士卢元卿又得之于窦氏。”可见，“衆”系”臮”字误写。至于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五《述书赋》前所题前“检校刑部员外郎”，不知所据。若是，蒙于大历十年（七七五）为“检校国子司业太原县令”，见《述书赋》末题记。张氏在题“检校国子司业窦蒙注定”的同时，臮的官衔冠以“前”字，可见检校刑部员外郎当是大历十年前的旧职。臮传世有《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卷六中说：“臮尝作《述书赋》七千余言，收罗美备，阐幽发微，可谓极书家之意趣者。故宜其书之老健如是。”其兄蒙于《语例字格序》中亦称臮“翰墨厕张、王，文章凌班、马。词藻雄赡，草隶精深”。若冀即臮，他所评的“枯藤劲铁愧三舍，骤雨寒猿惊一时”，足以当峭逸二字，不愧为知音之言。窦诗云：“郡守王公同赋诗。”郡守王公即永州太守王邕，大历初年在衡阳曾作《怀素上人草书歌》。臮与怀素相认，观其草书绝艺，赠之歌行，亦当在衡阳与王邕同时。而臮结衔不当为御史。即使当时臮是御史，到大历十二年也理当别任他职，不应再署“御史”。或别有窦、冀在。《自叙》最后引钱起诗以示谦让，说：“目愚劣，则有从父司勋员外郎吴兴钱起诗云：‘远锡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歌行作者的郡望，唯此见署。案：钱起，字仲父，“大历十才子”之一。傅璇琮先生《唐诗人丛考》考定，他生于公元七一〇年左右，天宝九载（七五〇）登进士第（徐松《登科记考》为十载），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春为京畿县兰田尉，宝应二年（七六三）以后入朝任郎官之职，卒于大历末或建中初即公元七八〇年前后。他在朝历官，《全唐文》卷三一九小传记：“大历中官司勋员外郎、司封郎中，终考功郎中。”据《新唐书》卷二百三《文艺下·卢纶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载，以及后人所编钱起集题作《钱考功集》，他终于考功郎中任上是无疑的。钱起的诗，当作于大历初年司勋员外郎任上。全诗如下：诗题目是《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又说：“飞锡离乡久，宁亲喜腊初。”是知此诗作于怀素离京返里之际。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作于大历七年（七七二）十一月间，怀素返里侍奉当在其后，而钱起此诗则必作于鲁公作序的同时或稍前。怀素既为钱起外甥，外甥为姐妹之子，不当称舅氏为“从父”。《自叙》不仅如此，其引诗“远鹤无前侣”作“远锡无前侣”，与后一句“飞锡离乡久”的“锡”字意思重复，且大历十二年（七七七）钱起正在司封郎中任上，此《自叙》作者又误矣！怀素，《宣和书谱》说：“俗姓钱，长沙人，徙家京兆，玄奘三藏之门人也。初励律法，晚精意于翰墨，追仿不辍，秃笔成冢。一夕观夏云随风，顿悟笔意，自谓得草书三昧，斯亦见其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臮、钱起之徒，举皆有诗美之。壮其势以谓‘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评者谓：‘张长史为颠，怀素为狂，以狂继颠，孰为不可？’及其晚年益进，则复评其与张芝逐鹿，兹亦有加无已，故其誉之者亦若是耶？考其平日得酒发兴，要欲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是可尚者。”后之论书者大抵本于此而略加增减。案：《宣和》之说，多乖史实。众所周知，玄奘三藏卒于麟德元年（六六四），而怀素生于开元，[注三：怀素生年，詹锳《李白诗论丛》定为开元十三年（七二五），是以怀素《清静经》署款“贞元元年八月廿有三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时年六十一”为依据推算所得。而清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以为生于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根据是停云馆《千字文》署款“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今以怀素大历二、三年间南游广州，其后怀书西上，途经岳州，马云奇客中相送，时“才年三十余”计，当生于开元末期。若依詹氏之说，生于开元十三年，那么这时已有四十余岁，马诗不当称：“才年三十余。”再逆称宝应年间怀素初离零陵客次衡阳的年纪，年仅二十余，与朱逵诗于今年少当如此“句相合，上推至乾元二年，怀素年逾弱冠，李白称之为“少年上人”。因此可知，詹、瞿两氏之说，以瞿氏较为审慎。]怀素怎会跟从玄奘出家？玄奘门生号怀素的是范姓，为东塔宗始祖。宾律师《唐京师恒济寺怀素传》记：“其先南阳人也。……父强，左武卫长史，乃为京兆人。”又说：“年及十岁，忽发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亲难沮。贞观十九年（六四五）玄奘三藏方西域回，誓求为师。”他卒于嗣圣元年（六八四），年七十四，下距贞元十五年（七九九）怀素书《千字文》百余年，显然，两个怀素不是同一人。《宣和》所称“徙家京兆，玄奘三藏之门人也，初励律法”的人，与宾律师传记契合，他实是《四分开宗记》的作者，范姓怀素。而“俗姓钱，长沙人。……晚精意于翰昂”的，才是狂僧怀素字藏真。怀素是否姓钱，以钱起诗称“外甥”来看，甥、舅应异姓，不当钱姓。陆羽《怀素别传》记：“怀素伯祖，惠融禅师者也。先时学欧阳询书，世莫能辨，至是乡中呼为大钱师小钱。”后人改为“大钱师小钱师焉”，因而有俗姓钱之说。案俗人出家，法号某某，世人例呼某某师，且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云：“以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释道安传》）自东晋道安始，中国汉族僧尼俱称释某。陆羽所记“大钱师小钱者”，“钱”即指当时通行的货币，如“开元通宝”。意此语是当地俗语，以形容怀素书法学欧而酷似欧阳，如大币、小币一样，这里“师”当作动词解。且陆文前句称惠融禅师为怀素伯祖，与下句学欧阳询书文意无关。所以，将“大钱师小钱”句改为“大钱师小钱师”，以大钱师为惠融，小钱师为怀素，显然错讹。怀素籍贯零陵，见《藏真帖》“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大历初年，苏涣在潭州所作《怀素上人草书歌》也称怀素为“零陵僧”。零陵属永州，秦为长沙郡，汉为长沙国。李肇《国史补》卷中所称“长沙僧怀素”和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所谓“楚僧”，是以古郡地望的笼统说法，并不是确说为长沙人。长沙唐时隶潭州，零陵隶永州，相距千里，郡望区分，不能混二为一。根据惯例，零陵是他的乡里，长沙仅为客居。《宣和》所谓长沙人，不够审慎。由此可知，怀素大历七年冬归乡侍奉，当回故里零陵。大历十二年上距怀素宁亲，时间只隔五年，而《自叙》作“家长沙”，令人费解。若以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意，“家”作家乡解，那么就不当以长沙为乡里；若以家居长沙而言，却又不合当年怀素情况。且《自叙》例与当时行卷自传性质一样，行文务必简明详实，字迹也当清晰可以辨识。《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记席豫“性尤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注四：又《新唐书》卷一百〇二《褚亮传》记李玄道，贞观初“出为幽州长史，佐都督王君廓，专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义裁纠之。尝遗玄道婢，乃良家子为所掠，遣去不纳，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书房玄龄，玄龄本甥也。君廓发其书，不识草字，疑以谋己，遂反。（玄道）坐是流![]()
州。]由此可知，与人书信，字迹例当能使人认识，何况历引颜真卿等名士称谀的辞句作为自叙文章的内容，目的在于干谒钜公名流，借此博取声名。怀素固然是狂僧，也不当如此不明情理，笔迹肆放连绵，文句又错讹不堪，使人不能卒读，谈何“羡价齐钟、张”（苏涣诗句），投靠权贵祈求大名呢？而且《自叙》对他所引的歌行作者近况又不甚了解，或署旧衔，或称新职，或记郡望，或引爵位，标准不一。从这一点看，《自叙》的撰作，自与当事者怀素无关。当年怀素自宝应初年由零陵出发作万里之行，经衡阳，客潭州，南游广州，北上岳州，然后怀书入秦，名噪京师，江潭一路，当代名流竞作歌辞赞赏之，仅《一统志》所记，就有三十七人之多，依存世所见歌行，大都题“怀素上人草书歌”，颜真卿序文亦题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推想当时怀素已将这些“动盈卷轴”的诗汇编一集，于大历七年洛下请颜真卿作序以“冠诸篇首”。此亦合集本惯例，即正篇在后，序言冠首，序署正篇书名。且唐人集录时文，时成风气，不独怀素一人。[注五：据明胡震亨《唐音癸籤》所记：唱和集有《珠英学士集》等二十三种；饯送诗有《朝英集》等六种；题咏胜境有《九华山诗录》等十二种；一方人士诗有《丹阳集》等五种；家集有《李氏花萼集》等四种；省试诗有《前辈咏题诗集》等五种；僧诗有《五僧诗集》等四种以及道家诗《洞天集》、妇人诗《瑶池新集》。这还不包括唐人集。宋严羽称“唐诗八百家”，《怀素上人草书歌》也许就是其中的一家，只因它已散佚久远，后人无从知道了。]以颜真卿作序时间而论，怀素编集《怀素上人草书歌》时在大历七年，而《自叙》的出现则在会昌三年之后。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曾记：“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郑君符梦复连职仙署。会暇日，游大兴善寺。因问《两京新记》及《游目记》，多所遗略，乃约一旬寻两街寺。以街东兴善为首，二《记》所不具，则别录之。游及慈恩，初知官将并寺，僧众草草，及泛问一二上人及记塔下画迹，游于此遂绝。”武宗癸亥三年即会昌三年（八四三），他与张希复、郑符同游安邑坊立（一作玄）法寺时，看见寺“西北角院内有怀素书，颜真卿序，张渭（谓）侍郎、钱起郎中（一云侍郎）赞”。怀素书，颜真卿序，张谓、钱起赞，是四人遗迹。此句有人点为“怀素书颜真卿序、张谓侍郎、钱起侍郎赞”，成为怀素一人所写。无论如何点读，是一人所写还是四人所写，显然不是今天所见到的《自叙》内容，而且这些书迹早已随毁佛之风而消灭。段成式游寺后二年即会昌五年（八四五）四月，唐武宗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庙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当时勒令严峻，急如星火，御史未到，寺庙已毁坏殆尽。立法寺在长安，首当其冲，法劫难道，尽毁于一旦。寺中西北角院所有的怀素或者还有颜、张、钱诸人书迹自然难逃劫数，化为乌有。至宣宗即位，虽然下敕恢复寺庙，《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会昌六年五月”条下所记新增寺院四所，于废墟上复置十二所，但其中不见记有立法寺。《通鉴》曾引《杭州南亭记》说：“两京数倍其四五焉。”即使以五倍计，长安两街共增复十六寺，立法寺也算在内，院壁怀素等人的书迹能够复原，它也只是颜真卿序，张谓、钱起赞。而《自叙》所历引的歌行除张谓、钱起外，尚有卢象、王邕、朱遥、窦冀、许瑶、李舟，戴叔伦诸人。会昌五年（八四五）上距怀素生年一百余年，即以贞元十五年（七九九）六十三岁为卒年，也已经死了三十余年，当然不能死而复生重书院壁，于颜真卿序、张谓、钱起赞外，增补他人，敷衍成篇，演为《自叙》。即使怀素在世，已有《怀素上人草书歌集》行世，何必同时别撰《自叙》，留下种种错讹，蒙受一千余年好名的厚诬。或许当年毁寺之际，寺僧爱其书法，草草摹录，而以后好事者则在它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流传的《怀素上人草书歌》抄本，演绎成文。怀素草书，名高一代，作伪者于是托名怀素，题为《自叙》。《自叙》石刻初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著录，但欧阳修只记“怀素法帖”，而不说《自叙》，也许当时尚未称之为《自叙》。以后，赵明诚编集《金石录》，目第一千五百二十七条始记为《唐怀素自叙》。开庆年间的陈思《宝刻丛编》卷一引《诸道石刻录》记《自叙》石刻在京畿。《自叙》墨迹本后有绍兴二年（一一三二）曾纡题跋说：“藏真《自叙》，传世有三：一在蜀中石阳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者是也；一在冯当世家，后归上方；一在苏子美家，此本是也。元祐庚午苏液携至东都，与米元章观于天清寺，旧有元章及薛道祖、刘巨济诸公题识，皆不复见。苏、黄门题字乃在八年之后。遂昌邵宰疑是兴宗诸孙，则苏氏皆丹阳巷也，今归吕辨老。吕辨老父子皆喜学书，故于兵火之间能终有之。”启功先生以为：“同时出现同样的三件，无疑其中至少有两件是摹本，甚至三件全是摹本。”此说甚为中肯。这几件摹本，当年并不引人重视，北宋绍兴前所摹勒的诸丛帖如淳化三年（九九二）的《淳化阁帖》，皇祐、嘉祐（一〇四九—一〇五六）的《绛帖》，大观三年（一一〇九）的《大观法帖》《汝刻》以及绍兴初年的《博古堂帖存》都未曾收录，直至徽宗朝将其中一件收入府内，《自叙帖》始认为真本。河南美术出版社曾出版《自叙帖》石刻本，题作“蜀本”，卷末有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八月那彦成题记，说：藏真《自叙》，世传有三。此卷后有陇西李氏藏印，向在蜀中石杨（阳）休家，山谷道人以鱼笺手临数过，即此本也。唐宋以来久在秘府，前明归槜李项氏。先文成公藏弆有年，最所爱玩，后经失去。余复以重价购得，道光甲申（一八二四）曾刻于兰州公署。比来畿辅，公暇展阅，念先人手迹之遗留，惧名迹之湮没，因勒之莲池书院之南楼。此本末署“大历丙辰秋八月六日沙门怀素”，比历来所记“大历丁巳（七七七）”提早一年，且款式、笔意全异，可知与他本《自叙》非出一人一时之手。别署丙辰，当作于大历十一年（七七六），这时颜真卿任湖州刺史，不当称“颜刑部”。颜真卿三任刑部，一是上元二年（七六一）二月任刑部侍郎，一是广德二年（七六四）任检校刑部尚书，一是大历十二年（七七七）任刑部尚书。这里写作“刑部”，当指上元、广德刑部旧职。即使以广德年间旧职相称，也当与《藏真帖》一致，称为“尚书”。《藏真帖》作于大历七年（七七二），当时颜真卿待命于东京，也许还不知后任何职，署以高官以示尊重，这也是情理中事。但是，大历十一年，颜真卿已任湖州刺史，人称“使君”，怀素固然不明，也不当浑称旧职“刑部”，何况大历七年下距丙辰只有四年。这种纰漏，若出自明清作伪者，水平实在低劣不堪。既然作伪，何苦别署丙辰，给人话柄。或别有依据，出自当时流传的孤本，因与他本不同而署作蜀本。或即黄鲁直所临写者，因署年已经后来摹写者纠补，“刑部”成为颜真卿乙巳年十一月刑部尚书现职简称，而演为他本。至于苏子美藏本是否就是宣和内府真本，限于史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论出于蜀本，还是他本，文字内容既非出自怀素所作，那么种种摹写不言而喻全属传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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