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新读·批评与争鸣｜曹宝麟：陆机《平复帖》商榷

自《宣和书谱》著录陆机《平复帖》以来的近千年，除明代曾有人妄诞地将作者攀附汉代张芝外，似乎很少有人对此帖为陆机所书的定论产生怀疑。由于陆机享有盛名，所以尽管不断有年代更早却是无名之辈所书的各类书件发现，但《平复帖》的法书地位仍是至高无上的。帖后董其昌跋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流露出不胜崇拜之情。那么今天的提出异议，其煞风景是否有些迹近煮鹤焚琴呢？我想，学术并无禁脔，人人可得论之，只是才学所限，难免有失，深望识者据理直斥我的妄诞则幸甚幸甚。

《平复帖》被鉴定为晋人真迹，大概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书札前后并无晋人落款，但字体结构及纸张形制诸方面都是认定其为晋物的足以倚信的根据。我觉得陆机著权之所以值得怀疑，乃是在于书札反映的事件和涉及的人物与陆机的生平实在难相符契的缘故。为了便于论述这个问题，不妨先将启功先生的《平复帖》释文移录于下：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踌，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埶（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按，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人。生于东吴景帝永安四年（261），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享年四十三岁。他是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是个贵游子弟。吴末帝天纪四年（280），吴为晋武帝所灭。陆机因此退居故里，杜门苦读十年，曾著《辩亡论》以寄寓他的亡国之痛。太康末年，终于同兄弟陆云共赴首都洛阳加入了司马氏政权。陆机出仕伊始就深陷当时险恶的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他先由名士张华荐引投靠贾后一党，谄事贾谧，与潘岳、石崇等人混迹贾门，号为“二十四友”。后又转向赵王司马伦，因参与诛灭贾党而赐爵关内侯，继为中书郎。司马伦篡位后不久被杀，陆机差些坐死，终赖成都王司马颖济活，于是又报效在成都王麾下，拜平原内史。太安初，司马颖勾结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陆机命为都督。河桥一役败绩，受谗遭杀身之祸。陆机一生遭际大略如此。

陆机入洛后的西晋王朝尚属太平盛世。及惠帝接位，愚暗失御，贾后擅权。元康元年（291）贾后谋害太后父杨骏及其党羽，为“八王之乱”揭开了序幕。自此兵连祸结，延续一十六年。就在这兄弟阋墙、天下疲敝之际，“五胡”乘隙崛起，迅速壮大。陆机去世当年（303）賨人李特在成都称帝，国号“成”。后一年（304），匈奴刘渊据离石称汉王。继于永嘉二年（308）称帝，迁都平阳。李氏政权局处西南一隅，无力东顾，而刘氏集团与以石勒为首的羯族部落联合，挥戈南下，终在永嘉五年（311）攻克洛阳，俘虏怀帝。这就是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永嘉之乱。建兴四年（316），愍帝出降于长安，西晋至此覆亡。《平复帖》中叙及与“夏伯荣”之所以不通音问的“寇乱之际”，其实所指即是这段社稷倾覆、乘舆播越的非常时期。

陆机《平复帖》

何以见得？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习惯用语。“宁馨”“阿堵”为晋人常言，只因其独特，故给人印象深刻，而“寇乱”貌似寻常，多不为人注意。实际上，它专指故国沦丧，对当时人来说是约定俗成，无须多加诠释的。这有如今天的单说“浩劫”“内乱”，与凡亲身经历过那十年的人自然是心领神会一样，两者道理并无不同。对“寇乱”一词的认识，乃是笔者遍检清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晋文》以及《晋书》，拈出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经过反复寻绎后得出的浅见。谨抄撮于下，并适当加些按语。

（一）东晋元帝建武二年（318），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书仆射曹馥殁于寇乱，嫡孙胤不得葬尸，招魂殡葬………”

（《全晋文》录《通典·礼六三·招魂葬议》）

按考《晋书·孝怀帝纪》：“永嘉五年（311）……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丁酉，刘曜、王弥入京师。……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可见袁氏表云曹馥遇害的“寇乱”即永嘉之乱。

（二）干宝《驳招魂葬议》云：“时有招魂，考之经传则无闻焉。近太傅公既属寇乱，尸柩不反，时弈议招魂葬。东海国学官、今鲁国周生以为宜尔，盛陈其议，皆多无证。……”

（出处同上）

按，太傅公指东海王司马越。《晋书·东海王越传》：“诏越以太傅录尚书，以下邳、济阳二郡增封。……永嘉五年（311）薨于项。……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又《袁瓌传》：“时东海王越尸既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与博士傅纯议，以为招魂葬是谓埋神，不可从也。帝然之，虽许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诏禁之。”可见干宝所云也是那次御前的议论之一。东海王遭逢的“寇乱”即永嘉之乱是不言而喻的。

（三）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

（《晋书·甘卓传》）

按本传：“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晋书·地理志下·扬州》：“永兴元年（304）……分淮南之乌江、历阳二县置历阳郡。”又《职官志》：“郡皆置太守……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历阳处长江北岸，胡骑南下，阻天堑而止，历阳备受陵轹是必然的。

（四）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曰：“……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

（《晋书·王羲之传》）

按，殷浩北伐是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事，此时偏安已垂三纪。北伐所向是关中苻秦，苻氏氐人，为“五胡”之一。则羲之所谓“寇乱”，即指胡寇媒孽的永嘉之乱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四条皆晋人言文实录，从中不难窥透本朝人所谓“寇乱”的指归。《晋书》虽为唐人房玄龄所撰，但他在纪传中叙事所用的“寇乱”一词与直出晋人之手者的涵义基本上没有轩轾，试列于下：

（五）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遂忧惧成疾。永嘉五年（311）薨于项。

（《晋书·东海王越传》）

（六）群字公度，少拜广武侯世子。随父在晋阳，遭逢寇乱，数领偏军征讨。

（《晋书·刘群传》）

按，刘群是刘琨之子。《晋书·刘琨传》：“永嘉元年（307），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并州之州治即是晋阳。

（七）永嘉三年（309），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

（《晋书·山简传》）

（八）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

（《晋书·艺术传·佛图澄》）

按，洛中寇乱其时其状已见例（一）按语，不具论。

在此需要特加说明的是，房玄龄毕竟是唐人，难免有隔世之感，所以唯有一例与晋人所云略有龃龉。

（九）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仪范。

（《晋书·礼志上》）

此例可能将为持陆机说者资以口实。启功先生已有《平复帖》书于武帝初年即陆机尚未入洛时的观点，不知是沿袭陈说抑或有鉴于此？倘若房氏的这个用法在晋代也算规范的话，那也是从自认得命于天的大晋的立场而言，尚不能证实其时犹韬迹明志、对征服者抱着敌对情绪的陆机也必同样措词。相反，下面我们倒可证实《平复帖》书于此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史、诗上说，“寇”字用作名词，即蔑称外部的敌人（包括叛变者，但作逆者不在此例）；若为动词，则指外敌的入侵。外敌入侵并破坏本政体的内部结构，这才是名实相副的寇乱。陆机仕晋之世，尽管在他被杀的前六年有秦雍氐帅齐万年的反叛，临死前又有巴蜀流人李特的起事和称帝，但只祸流数州，远远达不到“乱”的程度。而真正的因寇而成的丧乱只有永嘉之乱。

既然在“寇乱”前九年陆机已作“古人”，那么《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书可谓洞若观火。

基于以上认识，那么《平复帖》中“彦先”究竟为孰的疑团也就迎刃而解了。晋代有顾荣、贺循、全某皆字彦先，而且都是陆机的朋友，这便是《平复帖》题为陆机所书而能长期不被人怀疑的真正原因。但唯因与陆攀上了瓜葛，却使“彦先”的归属成了聚讼的焦点。启功先生主张是贺循，然却回避贺死于东晋太兴二年（319）即比陆机晚死十六年的事实，只得去附和陆机此帖作于入洛之前的谬说。这个谬说的不堪一驳，只须计算一下年龄就解决了。按《陆机传》：“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又云：“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晋书七·陆机入洛年》考证出陆机是年二十九岁。贺循较陆机有一岁之长，即便《平复帖》作于入洛当年，贺循也决无可能“承使唯男”，即有一个足以胜任在病榻前侍奉汤药栉沐的偌大的儿子的。更况未满而立则身患“羸瘵”，已被挚友叹为“恐难平复”的贺循，居然缠绵到花甲才寿终正寝，不知是否有如此的奇迹发生？徐邦达先生看出了贺、陆之间有着解释不清的破绽，因而否定了启先生的观点，另觅全彦先来立论。此名仅见于《文选》卷二四所收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二首的李善注：“集云为全彦先作，今云顾彦先，误也。”然而卷二五也有陆云同题诗二首，李善注却说：“集亦云为顾彦先，然此二篇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陆氏昆仲诗题相同，当为同时所作，而李善所见文集一为全氏，一为顾氏，舛乱若是，真使人生疑是否确有一个全彦先在！退一步讲，如果陆机真有一个字彦先的朋友先他而卒，那么“寇乱之际”的话更是没有了着落。总之，只有排除了陆机为《平复帖》的作者才怡然理顺，否则难免捉襟见肘，疑窦丛生。

我是同意彦先贺循说的，这是因为他的“羸瘵”不仅于史有证，而且病情恶化到“恐难平复”的地步，正有一个“寇乱之际”的时代背景，这样才“信而有征”。考《晋书·贺循传》：“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及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杨内史。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两事分别发生在惠帝永宁元年（301）和永兴二年（305），贺循已年逾四十，虽是托病远祸，但其病状已初见端倪。此后每况愈下，南渡之后，元帝鉴于他沉疴缠身而“诏断宾客”。及至疾笃，元帝亲幸探望，恩赐章服以示殊宠，但“循虽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不久便去世了。关于贺循的“羸瘵”，本传之中记载得不厌其详，历历可按。根据《平复帖》“恐难平复”而又“此已为庆”的话推测，其时贺循的病情尚保持相对的稳定，那么结合“寇乱之际”的背景，我们完全可以作出《平复帖》大概作于西晋怀愍末叶至元帝中兴之初这段时间内的结论。

可惜的是，由于文献不足，帖中提及的其他两人皆无可考，否则将可增加一些旁证。值得探讨的是启先生释为“夏伯荣”者的姓氏，明人张丑释“闵”在先，我觉得较为可从。因为我注意到与贺循、顾荣、纪瞻、薛兼年轻时齐名且号为“五佛”的有一个闵鸿庶几相似。但只因他是东吴遗民，所以唯独他连入《晋书·隐逸传》的资格也没有，而在东吴做过尚书的闵鸿竟失载于《三国志·吴志》，遂使他的表字是否下字为“荣”都无法核准。我们只能从附见于陆云、纪瞻、薛兼三传中的零星记载知道闵鸿是广陵人，吴尚书，陆云幼时受过他的激赏，并于十六岁时由他保荐为“贤良”。吴亡后不仕，临终曾向纪瞻托付后事（按，纪瞻卒于东晋明帝时），其事迹可知者如此而已。当然，要证实《平复帖》的闵某是否即是闵鸿，或许有待于墓志出土或其他资料的发现才能做到，在此絮聒，无非是“立此存照”之意。

《平复帖》也许是在唐末被归在陆机名下的。帖后有米芾所谓“唐末鉴赏之家”的殷浩印记，相信该帖帖心前端的白绢题签也是此人所为。将无名或名气不大的人的笔墨题为名迹以欺世盗名，此等伎俩也真可谓“由来尚矣”。

王羲之《姨母帖》

《平复帖》的书法天趣横溢，结体茂朴，笔意苍茫，脱尽浮艳，但略呈衰飒之态，一目而知绝非年少能办。这也颇为符合贺循的同侪、此帖的佚名作者的年龄特征。其书风则充分体现了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时代气息，这正是羲、献变法的先河。从《平复帖》直到右军《姨母帖》，几十年演变的轨迹依稀可辨。因此笔者尽管斗胆辨正了《平复帖》为陆机所书的失误，但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笔者无意抹杀，也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