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我国学,塑我国魂——人大成立国学院之我见

文摘   2024-10-01 16:37   北京  

【案:西历2005年,母校成立国学院,一时惊起千层浪,赞同批评中庸意见纷纭踏至。某是坚定的国学派,当年即连连发文力挺母校之举,其中《兴我国学、塑我国魂》写于2005614日,删改后发表于《读书时报》等报纸,一时成为风口浪尖的名文——据说还得到校方关注并作为学界支持是举的代表观点。之后,某一直关注国学问题,先后为之陈情和建言文章达数十篇之多,如《给国学上户口名正言顺》等,并对国学、汉学关系做了系统辩证,如《莫把汉学国学《国学为体,汉学为用等。美中不足的是,年青时的激情,多囿于国家、国族的视角看待国学,而天下世界宇宙的视角不足。现将《兴我国学、塑我国魂》予以刊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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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院:三个问题,三个派别

2002年人大树立孔子像、成立孔子研究院,当时之知识界和传媒界并无太大反映,盖传统文化失语久矣,国人于传统文化麻木久矣。如今,人大又宣布成立国学院和国际儒学院,则突然招来纷纷议论——哓哓之言,不绝于耳;高危之论,耸人听闻,真可谓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围绕国学院之成立,集中争论的问题有三个,参与者也有三派。三个问题,即国学院有无必要成立?何谓国学?国学院院长人选是否合适?三个派别,即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陈明、王瑞昌等;西***派,其代表人物有AB等;知识派,其代表人物有人大校长纪宝成等——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人意见,因为他们只敢表明自己的知识态度。三派对三个问题的侧重与回答大相径庭。

西***派并不关注国学院院长人选是否合适的问题,盖他们从根本即反对成立国学院,故谈不上什么院长人选合适与否的问题。保守派和知识派虽然赞成和支持成立国学院,但就院长人选问题则存有分歧。保守派认为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非合适之人选,而知识派则力挺先生。

保守派与知识派就院长人选发生的分歧,实际上涉及到对国学的理解问题。保守派认为,国学非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学,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信仰的学问之载体,即经史子集,尤其是经学和史学。知识派则倾向于把国学看成是一学科,要对之进行知识化、对象化、国故化的界定和处理。至于西***派,则毫不在乎何谓国学的问题。

西***派坚决反对和批评国学院的成立,认为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故对该举措冷嘲热讽,大加鞭挞。保守派和知识派则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高度肯定和支持成立国学院。然此二派,初衷亦有所不同。盖保守派认为有国学院总是比没有好,而知识派则认为所成立的国学院,其办学方向和宗旨,中正得体,少有缝隙。

西***派:没心没脑,可悲可怜

国学院问题之讨论,是继二零零五年读经问题大讨论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次中国文化问题大讨论。西***当仁不让,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内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需要注意的是,在读经问题大讨论过程中,西***派又曾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秋风、刘海波为代表的中道自由论者,对读经基本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一派是以AB为代表的极端***论者,对读经基本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但这次讨论,中道自由论者尚未发出声音,或是国学之含义等问题已超出他们的驾御能力。而极端***”论者AB则再度跳将出来大发牢骚。我给二氏贴上极端自由论者的标签,固是出于方便的需要。但从他们的价值预设和问题思路来看,该标签并无不当。

我对西***派的评价是:没心没脑,可悲可怜。所谓没心没脑,就是情商智商低下。情商低下,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没有任何的了解之同情温情与敬意,只知道一味地、盲目地、坚决地、一股脑地反对,而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精神母体。谁能先天选择自己的母亲?谁有权利要求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漂亮的?谁会侮辱糟蹋自己的母亲?只有那些没有情商的人才会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

智商低下,是说他们盲目地相信只有西学、西***才能给中国带来福祉,只知道用洋八股疯狂地拥抱和歌唱西学、西***,而不知道文化乃是一民族之意志和利益的表达与诉求,不知道能表达中华民族意志和利益的只能是中国文化,不是什么所谓的普世文化,更不是什么西方文化。在洋人提文明的冲突之际,也就只有这些没有智商的人才兴奋冲动个不已,抱着洋经叨叨个不停,误人误己,误国误民。

先看看B的话:我们常常说借鉴西方。为什么不说采用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0604B模糊其辞,故作玄虚,说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世界文化就是西洋文化;我们对西洋文化不但要吸收借鉴,更要全盘照收。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世界文化就不是或不包括中国文化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是吸收借鉴和全盘照收西洋文化,而自己就连做点研究宣传和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工作就不行了呢?

A是个很有激情和精力的写手,举凡文化问题没有他不插上一杠子的。但看他的东西多了后也就明白了——就那点玩意儿,只不过是反复陈说,干点体力活而已。他在《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新京报》20050609一文中,发挥自己学历史的优势,幸灾乐祸地给纪宝成校长指出了所谓的三个史实错误和一个文字失误,并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要说脊梁的话,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坚强的脊梁。他告诫国人,要力戒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喧嚣,要力戒极力煽动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

暂且不说A给纪宝成校长订正的三个史实错误也是A的一家之言,但新文化运动绝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残酷割裂与生硬抛弃——欧洲的文艺复兴绝对不是打烂传统重头再来,而是复活传统并把当时人的理念和诉求寓于其中。A动辄就祭起他那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作为诊治中国问题的药方,但制度为什么必然和文化发生冲突?传统为什么和必然和现代发生冲突?似乎A的高论,还没有走出汤因比意义上挑战/回应与费正清意义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此外,为什么中国人办个国学院,研究和弘扬点传统文化,就成了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如果说研究和光大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民族主义,我敢肯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世界上最差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有哪个国家民族比中国割裂和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厉害吗?

A坚持:文化更新的正常规律是:自由讨论,自由探索,自由采纳,自然更替,生者该生,死者该死。他以此来反对成立国学院。我不明白的是,既然A先生对自由独有情钟,为什么不从自己先做起来,也给别人点自由呢?民间读经,他反对;学界搞甲申文化宣言,他反对;学校建国学院,他反对。为什么就不给人们读经的自由呢?为什么就不给学界表达自己文化立场的自由呢?为什么就不给学校办国学院的自由呢?难道只有读耶经、主西学、办洋学院才是自由A已经是成了为反对而反对的人,纯粹是挥舞着自由大棒到处打人。

然而可悲可怜的是,AB二氏又颇把自己当回事儿,把自己的无知当聪明,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忧国忧民,才是民族脊梁,才担当着道义与责任,而全以不同他们意见的人为非。孰不知自己已经患了精神上的失忆症(B)或分裂症(A)。前者唯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

我的意见:兴我国学,塑我国魂

冯其庸先生确实非最合适人选。盖国学虽然可包括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在内一涵养人之性情,要之却应以经学和史学为主。清华国学四大师中,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学家。从对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力来看,他远不及其他三先生。但问题是,中国有国学大师吗?谁又是国学大师呢?有人提议让蒋庆来做国学院院长,让陈明、康晓光等人都进国学院。这可能吗?不要说人大这样性质特殊的学校,即使北大、清华,能让这些人进入讲堂去宣传和光大国学吗?因此,先生虽非最合适之人选,但可看作是一时之迫不得已的人选——而我所担心的仅仅是,先生年高体弱,怎么能担纲这个大手笔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合适的人选,还有待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有勇气、有魄力的大学成立的国学院去培养!故继续纠缠人选问题,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不识大体。

中国的大学中没有国学院,是中国人的百年失误和文化耻辱。根本不存在国学院该不该建的问题,而是应建多少的问题。建多少呢?一百个不多吧?******有人反对建国学院,为什么就不反对设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呢?只因为它们是进行纯学术研究吗?那退一步讲,成立国学院进行综合性、学术性的传统文化研究,这总可以吧?实际上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目的和操作方案来看,它也正是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为什么还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并致使他们疯狂反对呢?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反对建立国学院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反对把国学看成是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或实验室里的实验品,如同汉学家或洋汉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而是反对国学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所承担的传统文化复兴与中国文化重建的功能。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我看出了这些反对者的无知、偏执、幼稚。

他们无知,是因为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只知些皮毛就乱发议论——B无论是在读经问题大讨论过程中还是在此次讨论中,都回避了对经书国学之内涵的讨论。这些人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比他们的先辈,比如胡适、殷海光,何止差十万八千里!说他们偏执,是因为他们脑袋里仅有的一点传统文化的知识也全是负面的、消极的东西——A动辄就祭出专制集权来否定传统文化,而不知道文化是文化,现实是现实,也不知道儒家、道家、墨家之精义都是反集权的——谁说复兴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专制集权来?说他们幼稚,是因为不但总是站在普世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西方文化,认为惟有它才是中国的救世主,而且久假而不归,变成把实现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其最高理想,而不知文化也是一种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他们的先辈,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实际上并不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谈中国问题的,而是站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来谈论和借鉴西方文化的。

为什么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价值和意义何在?第一,实现信仰重建以应对中国目前信仰之混乱与危机;第二,实现道德重塑以应对中国目前道德之滑坡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第三,实现儒教重建以安顿中国人之身心性命;第四,实现文化认同以应对西方文化之侵迫与挑战;第五,实现民族认同以应对全球化场景下激烈的民族国家之竞争;第六,不研究透、传承好国学,就无法或不能给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进言之,传统文化之复兴,其要在于为中华民族之复兴提供必要的信仰支撑和文化论证。中华民族之复兴,未必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必然的、根本的前提,但却必然要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最终标志,即要使中华民族之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一贯,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故此,国学院国学,应承担此一功能,要建成中国的神学院,为重塑中国人精神家园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建国学院,可谓气魄大矣。然仅仅把国学院成立之目的界定为培养国学研究人才,又可谓气魄小矣。

值得玩味的是,在讨论何谓国学的过程中,无论是保守派还是知识派,乃至西***派的一些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到历史中寻找和梳耙国学的含义。吾以为此大可不必,盖国学既不应对应新学而成旧学,也不应对应西学而成中学,更不是什么国故之学国学就是国学,就是中国之学,它应把承继和续接中国之历史文化传统以为本,应把回应和解决中国现实发展之遭遇与困境以为急,应把论证和引导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以为任;进言之,国学就是继承和光大中国之国魂的学问。兴我国学,即塑我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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